大外交 第26节
刚统一的德国并未实现前两代德国人的理想，建立民主宪政的政
府。事实上这个德国不代表过去任何重要的德国思潮，它是由各邦君
主间的外交协定所缔造的，不是民意的表现。其合法地位来自普鲁士
的实力，并非民族自决原则。俾斯麦虽成功地达到目标，但正因为他
有如此大的成就，使德国的未来，更应该说是整个欧洲国际秩序的未
来，都有了保障。他在为达到目标的准备阶段固然冷酷无情，但赢得
胜利后的温和作风也不遑多让。一等到德国的边界到达他认为国家安
全所必要的范围，他便开始采取审慎的具有安定作用的外交政策。二
十年内，他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以极高明的手法，为欧洲和平的利
益，而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及利益。
一旦决心战力向前，这种气概的力量就不会为任何欺诈行为所
乘，不管这种虚假行为多绚丽唬人或多么保守谦抑。德国已经统一，
这是外交上采取无限制适应力为先决条件的结果，而这种外交上的辉
煌成就也使得国际体系更无弹性。因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因此更
少，成员国减少之下，调整的能力就消失了。新的国际体系涵盖为数
更少、但分量更重的成员国，以至于很难妥协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均
势状态，或不是经过连番国力测试而维持均势。
这种均势结构中的问题，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获胜于此种和平
状态的不良本质而加剧。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引发法国无法平
复的恨意，导致德国对法国外交政策毫无选择余地。
在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极度重视对法外交的可选择方案。为
了推动对法关系，他甚至牺牲了与格拉克的友谊。在兼并阿尔萨斯与
洛林之后，法国的恨意滋长到成为“德国人天性中与生俱来无法弥补
的缺憾”，俾斯麦疾言厉色地提出上述警告。
这也是他在“经典电文”中主张的政策，即静观其变待其他列强
已决定立场后再与出价最高者结盟。
德意志邦联只有在强敌压境时，各邦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对立，
团结抵御外侮；但联手发动攻势是根本无此可能。这个组织的薄弱的
确是俾斯麦坚持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领导来完成的原因之一。但
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当德国由弱势的被侵略对象转变为可威胁到欧洲
的均势时，原本不太可能的由其他欧洲国家结合起来对付德国的情
况，如今却极有可能发生。而这种恐惧影响到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
个不久便使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
欧洲政治家中最能掌握德国统一对欧洲的影响的，当属不久后出
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 Benjanmin Disraeli)。他在1871年即对普法
战争有如下的看法：
“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
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其打破，新天下
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
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
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迪斯累里不幸言
中。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
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
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
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
使德国被迫落人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
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
俾斯麦在内政上也无法提供后继者可依循的蓝图。在世时独来独
往的俾斯麦，在辞世并成为传奇人物后更没有人能了解他了。德国人
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
备，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
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观察清楚。
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虽然德
国的议会建立在欧洲第一个男性普遍参政权的基础上，国会还是无法
控制政府，政府由国王指派，只有国王能解散。首相和国王、国会的
关系，比国王和国会之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可以玩弄国内的政治
机构，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国家一样。俾
斯麦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
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
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俾斯麦的毕生精华，可
能以这位铁血首相自己在给未来妻子的一封信中最能表达：
“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
漂亮，却不意味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欲不表
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
走向则是权力分析。
拿破仑有革命的理念，但是壮志未酬。他的年轻岁月都花在我们
所谓的异议活动上头，从未能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
他对自己所倡议的言论于自身的正统性缺乏信心，于是很依赖公共意
见来跨越鸿沟。拿破仑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的行
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映来衡量。拿破仑也像现代
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
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把
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
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
领导人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
而看不到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
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危机便会
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是表示领导人已无法掌控情势。现在看来，
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
众之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
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
府。事实上这个德国不代表过去任何重要的德国思潮，它是由各邦君
主间的外交协定所缔造的，不是民意的表现。其合法地位来自普鲁士
的实力，并非民族自决原则。俾斯麦虽成功地达到目标，但正因为他
有如此大的成就，使德国的未来，更应该说是整个欧洲国际秩序的未
来，都有了保障。他在为达到目标的准备阶段固然冷酷无情，但赢得
胜利后的温和作风也不遑多让。一等到德国的边界到达他认为国家安
全所必要的范围，他便开始采取审慎的具有安定作用的外交政策。二
十年内，他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以极高明的手法，为欧洲和平的利
益，而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及利益。
一旦决心战力向前，这种气概的力量就不会为任何欺诈行为所
乘，不管这种虚假行为多绚丽唬人或多么保守谦抑。德国已经统一，
这是外交上采取无限制适应力为先决条件的结果，而这种外交上的辉
煌成就也使得国际体系更无弹性。因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因此更
少，成员国减少之下，调整的能力就消失了。新的国际体系涵盖为数
更少、但分量更重的成员国，以至于很难妥协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均
势状态，或不是经过连番国力测试而维持均势。
这种均势结构中的问题，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获胜于此种和平
状态的不良本质而加剧。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引发法国无法平
复的恨意，导致德国对法国外交政策毫无选择余地。
在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极度重视对法外交的可选择方案。为
了推动对法关系，他甚至牺牲了与格拉克的友谊。在兼并阿尔萨斯与
洛林之后，法国的恨意滋长到成为“德国人天性中与生俱来无法弥补
的缺憾”，俾斯麦疾言厉色地提出上述警告。
这也是他在“经典电文”中主张的政策，即静观其变待其他列强
已决定立场后再与出价最高者结盟。
德意志邦联只有在强敌压境时，各邦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对立，
团结抵御外侮；但联手发动攻势是根本无此可能。这个组织的薄弱的
确是俾斯麦坚持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领导来完成的原因之一。但
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当德国由弱势的被侵略对象转变为可威胁到欧洲
的均势时，原本不太可能的由其他欧洲国家结合起来对付德国的情
况，如今却极有可能发生。而这种恐惧影响到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
个不久便使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
欧洲政治家中最能掌握德国统一对欧洲的影响的，当属不久后出
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 Benjanmin Disraeli)。他在1871年即对普法
战争有如下的看法：
“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
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其打破，新天下
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
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
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迪斯累里不幸言
中。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
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
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
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
使德国被迫落人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
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
俾斯麦在内政上也无法提供后继者可依循的蓝图。在世时独来独
往的俾斯麦，在辞世并成为传奇人物后更没有人能了解他了。德国人
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
备，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
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观察清楚。
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体制，正包含了他个人的种种癖性。虽然德
国的议会建立在欧洲第一个男性普遍参政权的基础上，国会还是无法
控制政府，政府由国王指派，只有国王能解散。首相和国王、国会的
关系，比国王和国会之间更亲密，因此，俾斯麦可以玩弄国内的政治
机构，使二者彼此抗衡，就像他在外交策略中玩弄其他国家一样。俾
斯麦的继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这种技巧，更别提有胆量这么做
了。结果，德国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国家主义，逐渐变得好战排外；
同时，不能担负责任的民主成为无效的体制。俾斯麦的毕生精华，可
能以这位铁血首相自己在给未来妻子的一封信中最能表达：
“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
漂亮，却不意味和平；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欲不表
示成功；骄傲，同时也孤独。”
走向则是权力分析。
拿破仑有革命的理念，但是壮志未酬。他的年轻岁月都花在我们
所谓的异议活动上头，从未能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
他对自己所倡议的言论于自身的正统性缺乏信心，于是很依赖公共意
见来跨越鸿沟。拿破仑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如同现代政治领袖的行
事风格，成功与否就靠电视晚间新闻的反映来衡量。拿破仑也像现代
的政客一样，让自己成为纯战术、只注重短期目标和立即成效手段的
囚徒，只想以施压的方式来加深群众印象。在这种过程中，拿破仑把
外交政策和巫师念咒行为搞混了。事情到了最终，决定一个领袖人物
是否有不同作为的，是事实，而不是宣传。
领导人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
而看不到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
右这一发展做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危机便会
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是表示领导人已无法掌控情势。现在看来，
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
众之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
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