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9节
有的现状。但欧洲现在却是一片混乱，这主要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
俄罗斯不打算与它镇压波兰革命时未介入的普奥为敌。英国对普奥进
攻丹麦虽感到不安，但必须与欧陆国家结盟始可插手，但唯一可行的
结盟对象法国又令人不敢信任。
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至上”原则应已足以警告拿破仑三世，
此种局势发展下去不久就会失控。但他却在要维持法国传统的外交原
则使德国继续分裂，或奉行他年轻时所笃信的民族主义原则之间摇摆
不定。法国外长路威( Drouynde Lhuys)写给驻英大使杜维涅(La
Tour d'Auvergne)的信中说：
“一方涉及我长期同情之友国之权利，一方涉及德意志
人民之愿望，两者均须虑及，吾国势必较英国更为审慎其
事。”
然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
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
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
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
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
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
临。
俾斯麦并不打算与他国分享德国的领导权。于是他把为石勒苏益
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打的战争，变作又是奥地利所犯的一大错误。十年
来奥国仿佛大错不断，使其大国的地位江河日下。奥地利犯下这些错
误的原因都一样，每每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以讨好所谓的敌手。但讨好
策略对普鲁士的效用，与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法国时的结果差
不多。对丹麦的胜利不但未能使奥地利摆脱普鲁士的压力，反而提供
了新的而且是对奥国不利的角力场所。它现在必须与普鲁士共同治理
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决心要利用这个机
会，在距奥国千百英里外却接近普鲁士主要地区的土地上，挑起一场
他等待已久的摊牌行动。
紧张情势升高，拿破仑三世进退维谷的态势也越加明朗。他害怕
德国统一，但又同情德国的民族主义，对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畏惧不
已。他认为普鲁士是最道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60年曾写道：
“普鲁士为德意志民族、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
政之表率，乃正统德意志王国中最大者；其自由良知，思想
开明，人民之参政权，均优于其余诸多德意志邦国。”
俾斯麦对这番话必定举双手赞成，但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肯定
普鲁士的独特地位，正是他如何定夺的关键。拿破仑公开表示对普鲁
士的推崇，最后又成为他坐而言不起而行的一个借口。他把犹豫不决
当做是英明权谋，并实际上鼓励普奥开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士
必败。1865年12月他告诉前任外长瓦留斯基( Alexandre Walewski)：
“卿可信朕所言不虚，奥普之战必有意外结果，对我之利将不止一
端。”很奇怪，在鼓动两方作战时，他似乎从未自问，若普鲁士胜算
如此之小，那俾斯麦为何执意要上战场。
普奥战争爆发前四月，拿破仑三世已毫不避讳，明白敦促双方兵
戎相见。1866年2月他告诉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兹伯爵(Count von
der Goltz)：
“请代致贵国王陛下，彼我友好和睦永不生变。普奥若
起战事，朕必保持绝对中立。朕愿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
公国与普合一。设若情势出人意表，朕深信必可与普取得谅
解，因贵我双方多有所见略同，然朕与奥则无协议之可能。”
拿破仑三世究竟想要如何？难道他相信战争会出现僵局使他的谈
判筹码增加？他显然是希望普鲁士肯做些让步以换取他的中立。俾斯
麦知道他用意何在，便提议，若拿破仑肯保持中立，他对法国占领比
利时将采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有让英国涉入与法纷争的好处。拿
破仑可能对这个提议不太在意，因为他认定普鲁士会战败；他的行动
着眼于让普鲁士继续走向战争的成分大于为法国争取利益。数年后法
国外长首席助理阿曼德伯爵（Count Armand）承认：
“外务部唯一之顾虑为普国遭击溃羞辱太过严重，对此
吾国誓以及时介入予以防范。皇上陛下欲待普国战败，既而
干预，并依其想象建造德意志。”
他所想的是黎塞留式谋略的更新版。它假定普鲁士会因战败而愿
献出西部土地作为对法国的补偿，威尼西亚给意大利，德国境内的新
安排则是，设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邦联及由法、奥支持的南德意志
集团。这个计划唯一的问题是，黎塞留知道该如何判断各股势力之间
的关系，且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而战，拿破仑却两方面都不行。
他一再拖延，盼望出现转机，好让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便可实现他
最大的愿望。他用的是一贯的策略，提议召开欧洲会议化解战争危
机。各国的反应到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拿破仑的图谋深怀
戒心，均拒绝参加。不论他转向哪一边，都是两难的抉择：他可以放
弃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决定维持现状；要不然就是鼓励革命及民族主
义，而危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逃避的做法是向普鲁士暗示要有
“补偿”，却不明讲是什么补偿，这令俾斯麦相信法国的中立是代价问
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戈尔兹致俾斯麦的信中说：
“以法皇视之，普、意、法于会议采共同立场唯一之难
处为法未获补偿。吾国之所求，众所皆知；意国之所求，亦
众所皆知；然法皇于法国之所求语焉不详，就此我等无从予
其任何意见。”
英国提出参加欧洲会议的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对于
法国一手促成且对其安全关系重大的德境情势，拿破仑却未能善用确
立此一情势的机会，反而临阵退缩，坚称：“为维护和平须衡酌国民
情绪与要求。”换言之，他情愿冒普奥不免一战及德国统一的风险，
只为取得在意大利对法国实质国家利益无关痛痒的不明确战利品，及
俄罗斯不打算与它镇压波兰革命时未介入的普奥为敌。英国对普奥进
攻丹麦虽感到不安，但必须与欧陆国家结盟始可插手，但唯一可行的
结盟对象法国又令人不敢信任。
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至上”原则应已足以警告拿破仑三世，
此种局势发展下去不久就会失控。但他却在要维持法国传统的外交原
则使德国继续分裂，或奉行他年轻时所笃信的民族主义原则之间摇摆
不定。法国外长路威( Drouynde Lhuys)写给驻英大使杜维涅(La
Tour d'Auvergne)的信中说：
“一方涉及我长期同情之友国之权利，一方涉及德意志
人民之愿望，两者均须虑及，吾国势必较英国更为审慎其
事。”
然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
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
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
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
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
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
临。
俾斯麦并不打算与他国分享德国的领导权。于是他把为石勒苏益
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打的战争，变作又是奥地利所犯的一大错误。十年
来奥国仿佛大错不断，使其大国的地位江河日下。奥地利犯下这些错
误的原因都一样，每每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以讨好所谓的敌手。但讨好
策略对普鲁士的效用，与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法国时的结果差
不多。对丹麦的胜利不但未能使奥地利摆脱普鲁士的压力，反而提供
了新的而且是对奥国不利的角力场所。它现在必须与普鲁士共同治理
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决心要利用这个机
会，在距奥国千百英里外却接近普鲁士主要地区的土地上，挑起一场
他等待已久的摊牌行动。
紧张情势升高，拿破仑三世进退维谷的态势也越加明朗。他害怕
德国统一，但又同情德国的民族主义，对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畏惧不
已。他认为普鲁士是最道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60年曾写道：
“普鲁士为德意志民族、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
政之表率，乃正统德意志王国中最大者；其自由良知，思想
开明，人民之参政权，均优于其余诸多德意志邦国。”
俾斯麦对这番话必定举双手赞成，但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肯定
普鲁士的独特地位，正是他如何定夺的关键。拿破仑公开表示对普鲁
士的推崇，最后又成为他坐而言不起而行的一个借口。他把犹豫不决
当做是英明权谋，并实际上鼓励普奥开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士
必败。1865年12月他告诉前任外长瓦留斯基( Alexandre Walewski)：
“卿可信朕所言不虚，奥普之战必有意外结果，对我之利将不止一
端。”很奇怪，在鼓动两方作战时，他似乎从未自问，若普鲁士胜算
如此之小，那俾斯麦为何执意要上战场。
普奥战争爆发前四月，拿破仑三世已毫不避讳，明白敦促双方兵
戎相见。1866年2月他告诉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兹伯爵(Count von
der Goltz)：
“请代致贵国王陛下，彼我友好和睦永不生变。普奥若
起战事，朕必保持绝对中立。朕愿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
公国与普合一。设若情势出人意表，朕深信必可与普取得谅
解，因贵我双方多有所见略同，然朕与奥则无协议之可能。”
拿破仑三世究竟想要如何？难道他相信战争会出现僵局使他的谈
判筹码增加？他显然是希望普鲁士肯做些让步以换取他的中立。俾斯
麦知道他用意何在，便提议，若拿破仑肯保持中立，他对法国占领比
利时将采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有让英国涉入与法纷争的好处。拿
破仑可能对这个提议不太在意，因为他认定普鲁士会战败；他的行动
着眼于让普鲁士继续走向战争的成分大于为法国争取利益。数年后法
国外长首席助理阿曼德伯爵（Count Armand）承认：
“外务部唯一之顾虑为普国遭击溃羞辱太过严重，对此
吾国誓以及时介入予以防范。皇上陛下欲待普国战败，既而
干预，并依其想象建造德意志。”
他所想的是黎塞留式谋略的更新版。它假定普鲁士会因战败而愿
献出西部土地作为对法国的补偿，威尼西亚给意大利，德国境内的新
安排则是，设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邦联及由法、奥支持的南德意志
集团。这个计划唯一的问题是，黎塞留知道该如何判断各股势力之间
的关系，且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而战，拿破仑却两方面都不行。
他一再拖延，盼望出现转机，好让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便可实现他
最大的愿望。他用的是一贯的策略，提议召开欧洲会议化解战争危
机。各国的反应到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拿破仑的图谋深怀
戒心，均拒绝参加。不论他转向哪一边，都是两难的抉择：他可以放
弃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决定维持现状；要不然就是鼓励革命及民族主
义，而危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逃避的做法是向普鲁士暗示要有
“补偿”，却不明讲是什么补偿，这令俾斯麦相信法国的中立是代价问
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戈尔兹致俾斯麦的信中说：
“以法皇视之，普、意、法于会议采共同立场唯一之难
处为法未获补偿。吾国之所求，众所皆知；意国之所求，亦
众所皆知；然法皇于法国之所求语焉不详，就此我等无从予
其任何意见。”
英国提出参加欧洲会议的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对于
法国一手促成且对其安全关系重大的德境情势，拿破仑却未能善用确
立此一情势的机会，反而临阵退缩，坚称：“为维护和平须衡酌国民
情绪与要求。”换言之，他情愿冒普奥不免一战及德国统一的风险，
只为取得在意大利对法国实质国家利益无关痛痒的不明确战利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