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17节
当然，除了减少大西洋两岸伙伴之间的下意识地不能相互信任之外，还有更深层复杂的原因——新武器有机地把欧洲的战略防务和美国的战略防务结合在一起。这种论证说：苏联在动用传统兵力攻击之前，一定会先设法摧毁欧洲的中程导弹。因为这些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距离近、准确性好，首击便可以破坏苏联的指挥中心，让美国的战略兵力可以发挥最大效果。换言之，只攻击美国的中程导弹，而昕任美国的报复力量完好无损，太危险。中程导弹可能有相当数量未被摧毁，足可对苏方制造严重损害，这时美国未受到伤害的报复力量就会出现，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中程导弹可以把威慑的漏洞补起来。以当时的技术语言来说，欧洲和美国的防务因而“连接”起来。苏联倘若进攻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掀起全面核战争此一难以承受的危险。
欧洲其余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越来越担忧德国中立主义兴起。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又逐渐回到国家主义和中立主义——甚至在1986年选举时，社民党一位领袖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还呼吁德国退出北约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西德亦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导弹部署。
苏联方面认为削弱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的良机出现了，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人安德罗波夫遂以反对部署中程导弹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1983年初，葛罗米柯访问波恩时提出警告，一旦潘兴导弹进入西德，苏联必定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这一来大大掀起西德异议人士的声势。1983年7月，科尔访问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对这位西德总理提出警告，如果他接受潘兴二号导弹迸驻，“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会增加许多倍。贵我两国关系也必将遭遇若干复杂情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民，恐怕必须如若干人（《真理报》）最近所说的，得要透过导弹的高崖壁垒互相对看”。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发动大宣传。各种和平团体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裁军为先，不要部署新导弹；同时应立刻实施核冻结。
德国每受到中立主义煽动，法国人就认为这又是国家主义作祟。法国历任总统都企图让波恩接受欧洲的方案或大西洋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坚定支持德国对柏林问题的观点。1983年，密特朗出人意料地出头，成为最支持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领袖。密特朗为导弹部署在德国奔走呼吁。密特朗在西德国会演讲时说：“任何人以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离散赌博，在我个人观点看来，将破坏势力均衡，进而破坏和平之维持。”很显然，这位法国总统认为，法国国家利益要求中程导弹部署在德国境内，胜过他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密关系。
里根有自己一套钝化苏联外交攻势的做法，表示愿以美国中程导弹换苏联的SS20型导弹。由于SS20型导弹只是美国用以部署中程导弹的借口，而非原因，这个方案引起西方国家严正关切——美国是否要把欧洲防务与美国防务“解除连接”。可是，“连接”的论据虽然奥妙难解，废除整个武器系统的方案则易于明白。加之由于苏联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拒绝讨论里根的方案，所谓的零和选择，使得欧洲国家依然进行导弹部署。这是里根，以及坚定支持美国计划的西德总理科尔的大胜利。这也显示苏联领导人已失去挑衅西欧的能力。
部署中程导弹增强了威慑策略，但是当里根1983年3月23日宣布，有意针对苏联导弹发展一套战略防务计划，他却威胁到战略上的突破：
“我号召曾经给予我们核武器的科学界，今日起投注才智在人类世界和平大业上，再给予我们使这些核武器变成无能与过时的方法。”
“无能与过时”(impotent and obsolete)这些字眼必定令克里姆林官胆寒。苏联核武力是苏联整个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石。勃列日涅夫当家的20年里，在战略兵力上与美国势均力敌，一直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现在里根却在技术上出一招，提议要消除苏联耗竭国家财力才勉强获致的一切成就！
里根声称的百分之百有效防务，只要接近实现，美国就必然实现战略优势。这时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就可能成功，因为防卫体系或许能够抵御住苏联储存下来的相当小、又乱了组织的导弹兵力。最低程度，里根宣布的“战略防务计划”使得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在60年代不顾一切开始的武器竞赛，将耗竭其资源，否则就导致美国战略上大突破。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触到美国国防政策辩论的痛处。核时代之前，一个国家的国防以其人民的脆弱性为基础，会被认为实在荒谬。核时代来临之后，战略辩论有了新奇的特点，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的讨论已经换上一批全新的人士参与。核时代以前，军事战略是在参谋本部里研究制订的，或者是在军事参谋学院里加上几位外聘的七嘴八舌的人士——大部分类似哈特(B.H．Liddell Hart)这类的军事史专家——去讨论研拟的。核武器惊人庞大的杀伤力却使得传统的军事专才派不上大用场；任何了解新技术的人都能参与其事，这些人大都是科学家，以及一小部分学术界人士。
受到核武器庞大的破坏力之惊吓，绝大多数技术专家相信，政客十分不负责任，如果政客只要发觉有极小机会让核战争尚可容忍，他们可能就会被诱发动核战争。因此，科学家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大浩劫的理论，来吓唬最鲁莽的决策者。这个方式矛盾之处在于，自认为最关切文明的未来（的确也是如此）的人士，却支持杀戮平民的虚无主义军事战略。
国防科学家乃是逐步演进才得到此一观点的。核时代的头十年里，许多专家还呼吁针对大体上尚不存在的苏联空中威胁，做好防务准备。这些科学家深信必须防止核战争爆发，毫无疑问地要把资源从攻击性武器的开发上调开，借此减少关于美国能先发制人攻击的诱惑。但是苏联核能力日强，甚至已有能力摧毁美国之后，科学界主流的建议又很矛盾地变了。此后，大部分科学家热切支持“确保相互毁灭”理论，威慑的基础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平民伤亡人数高得不得了，就不会有任何一方会发动核战争。
确保相互毁灭的理论，代表着放弃战略理论中的理性，把国防置于自杀威胁的基础上。从操作上来说，它使得有力量胁迫的一方，心理上得到极大利益，逼得对方要么全面核大战，要么退却。20世纪60~ 70年代，咄咄逼人的一方明显就是苏联，人们都认为她的传统军事力量远比西方国家占优势。在此同时，类似战略使人相信核战争肯定会摧毁人类文明。因此，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特别受到寻求避免在投降与善恶大决斗此一难以容忍的抉择中选择之人士的支持。
然而，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和国防学者，坚持一般接受的观念，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种种保留意见，最好、最公平的摘要可以详见布朗（Harold Brown）所编的一本书。布朗先后在约翰逊、卡特两位总统的政府里，担任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布朗赞同研究战略防御计划，但认为它还不够成熟可以付诸实施。与布朗合编此书的贝兹( Richard Betts)则认为，不论部署到何种程度，苏联都会找到方法使此一国防系统饱和，而且其代价成本低于美国之部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斯卡( Gee Liska)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假设战略防御计划或许会成功，但是一旦美国得到保护，本身安全无虞，美国就没有激励诱因去保卫欧洲盟国。奥斯古德( Robert Osgood)综合上述批评，担心战略防御计划会伤害到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协定，也使得新的武器管制谈判更加复杂。英国外相豪( Geoffrey Howe)代表许多西方盟国的观点，警告美国不宜试图“在太空中建立一道马其诺防线”，“这件事要涉及许多年的部署。多年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不能是我们的目标。全体盟国必须在每一阶段都有共识，北约组织领土的安全不可划分，否则此一同盟的两大支柱可能开始倾覆”。
这是一个怪异的观念，就长期而言也是令士气沮丧的观念，维持同盟关系竞须付出令每个盟国的百姓完全软弱无助的代价。这也是逻辑上荒谬的观念。美国甘冒核战争之险，保护欧洲盟国的意愿，当然会随着美国保护民众的能力之增加，以近乎正比增加。
专家的技术论据都可以头头是道，但是里根却把握住一条最基本的政治真理：在核武器充斥的世界，不能保护其人民不受意外、疯狂的敌国、核扩散以及许许多多可以预见的危险之侵扰的领袖，一旦灾难发生，必定招致千古骂名。战略防御计划如此复杂的研究方案不可能一开始就展示出它的最大效用，这是问题复杂万端中的必然性；如果武器开发从一开始就得接受如此完美主义的标准，就不会有任何武器开发出来。
最流行的论证是：任何防御都可因饱和而被击败；这却忽视了饱和绝非直线发展的事实。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完全如里根所描述的，发挥功效至相当程度；然后，其效力就会逐渐递减。但是，如果发动核战争的代价太高，尤其是由于攻击者不知道哪一颗弹头能够穿透，或命中哪个目标之时，威慑的效力就增加。最后，能够拦截苏联大量导弹的防卫体系，在对付新兴核国家较小规模的攻击时，也必定更加有效。
里根对于多数技术性的批评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他根本不是从战略观点出发去主张战略防御计划。他是以“自由派”观点提出它，希望能达成放弃核战争的目标。这位战后以来最强力主张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包含核力量在内）的总统，同时亦反映着摒弃一切核武器的和平观点。里根经常爱说的警句“核战争绝对没有赢家，根本不能打”，与他的激进派批评者所揭示的目标，难以区别。可是，正如他软硬兼施地对付苏联时的态度一样，里根对于增强军力与绥靖和平的主张，是严肃认真的。里根在其回忆录中形容他对核武器的态度是：“没有人能‘赢’得核战争。可是，只要核武器存在，就永远有被人使用的危险；一旦发出第一颗核武器，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此，我的梦想就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里根个人的憎恶核战争，更因为他高度虔信圣经里善恶大决斗的故事而被强化。我听到他本人详细解说这些观念，与其传记作者所描述者几乎一模一样：仿佛在描述电影里的一幕场景，他述说善恶大决斗的故事里可怕的一段经过：来自东方的两亿大军的入侵，却被一场瘟疫摧毁。里根相信此处的“瘟疫”就是预言核战争的出现，在这场瘟疫中，“眼睛烧得由头颅里突出来、毛发脱离人体等等”。他相信这段话特别就是预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相。
没有一位和平运动的成员在谴责动用核武器时，比里根更能雄辩。1983年5月16日，他一方面宣布美国将部署洲际导弹，同时又表示热切希望某一天能够逆转此一过程，废除所有的核武器：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够继续这样世代相传下去；双方都以这种武器对着另一方，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现一个愚笨或疯狂的人，甚至只是意外，就触动一场我们全体同归于尽的战争。”
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构想时，即使已被官僚体系过滤，其言词依然炽烈、背离正统。如果武器管制谈判拖太久，美国将会部署战略防御计划，单方面终结核危机。里根相信，美国的科学能力可以令核武器过时。
苏联领导人不为里根的道德言辞所动，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看待美国的技术实力，以及即使未臻完美的防御计划之战略影响力。情势发展与十四年前尼克松提出反弹道导弹方案时一模一样，苏联的反应与主张武器管制者的预期恰恰相反：战略防御计划竟然打开通往武器管制的大门。苏联早先为中程导弹问题之争退出谈判，现在又回到武器管制谈判桌上。
批评者指称里根心口不一，他大谈消除所有核武器，是要掩饰他大搞武器竞赛的真实用心。里根绝对不是心口不一，他一方面表示对美国人民有最大的信心，也认为目标必可达成。的确，他对消除核武器最雄辩有力的谈话，都是即兴地冒出来，没有经过刻意雕琢。
如此一来就出现矛盾现象：奋力推动美国战略武器现代化的里根总统，也是努力让它失去合法性的总统。敌国或盟友照单接受里根公开对核武器的言论，以及私下对善恶大决斗迫在眉睫的评论之后，结论是：他们面对的这位美国总统绝对不可能动用美国国防所建构的此一武器。
里根总统一再重审“核战争绝对不能打”。要说多少次，才使得核威胁的确实有效性大受破坏？核武器要减少到什么地步，灵活反应的战略在技术上才会不再有可行性？幸好，苏联在此时已太弱，无力测试这个潜在的弱点；美国忧心忡忡的盟国也因苏联迅速衰败，而接受了美国的做法和主张。
里根绝非心口不一的最明显例证是，每当他觉得有机会实现非核世界之梦，都努力去做。他深信废除核战争客观上至为重要，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有同感，因此他预备与苏联共同推进这件最基本的事情，甚至不和那些国家利益亦牵涉其中的盟国商量。1986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进行高峰会谈时，就有最戏剧化的情节。经过48小时的争吵和情绪起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在五年内把全部战略武器减少二半，并于十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里根差一点还同意接受苏联的提议，把核武器全部销毁。
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因而完成了盟国和中立国都担心多时的美苏共识。如果其他核国家不肯追随美苏协议，就会受到公开非难，被超级大国施压或孤立；如果他们同意，英国、法国和中国实质上就是迫于美、苏压力放弃他们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这是撒切尔夫人、密特朗以及中国领导人根本不情愿做的事。
雷克雅未克协议在最后关头失败，有两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在他上台不久之际，操之过切，他试图把消除战略导弹和停止试验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为期至少十年，但是却对交涉的对手以及本身的交涉筹码估计错误。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出发，聪明的办法应是提议把双方同意的部分（即消除核兵力）公开，并且把试验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交给在日内瓦会谈武器管制的代表们去讨论。这一来可以把已经有协议的部分先冻结，也必然可以在大西洋同盟内以及中美关系上制造一个重大危机。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更多，不顾里根在高峰会谈之前就声明的“决不把战略防御计划拿出来当谈判筹码”立场，提出进一步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进逼，里根的反应却是任何一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都不会建议的动作：他立刻站起身，步出会议室。若干年之后，我问一位曾出席雷克雅未克会谈的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理，为什么苏联不肯接受美国业已答应的条件，还要得寸进尺？他回答说：“我们预想到一切可能的状况，但就是没料到里根会离席而去。”
不久之后，舒尔茨在演讲里描述为什么里根认为消除核武器真正有利于西方国家。但是他的措词谨慎，技巧地表示支持“较少核武器的世界”，显示出国务院痛苦地体会到盟国的关切，尚未全然接受里根全部销毁核武器的构想。
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之后，里根政府立刻推动可以做到的部分，减少五成的战略军力，这是全面协议取消所有导弹的第一阶段。双方达成协议，销毁欧洲境内的美、苏洲际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由于这项协议并不影响英、法两国核力量，25年前盟国之间的争端并未再次出现。同时，解除德国核部署的过程也开始，因此德国渐有可能脱离大西洋同盟关系。德国只有采取不先动用核武器的政策——与北约组织的战略以及美国的部署相当不一致的政策——才能自刚开始的解除核武力获得全盘利益。如果冷战持续下去，西德或许就会出现多从国家立场出发，少由盟国需求考虑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武器管制谈判中出现的趋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里根把原本一场马拉松竞赛变成短跑。他的对抗作风结合肯冒险的外交，在冷战初起时，在东西方阵营势力范围巩固之前和斯大林逝世不久时，或许都有效。这种外交也正是丘吉尔1951年重掌政权时所提议者。一旦欧洲分治已告冻结，苏联亦一直信心饱满时，企图强力迫使解决几乎必定产生重大冲突，也会使得大西洋同盟陷入紧张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同盟成员并不想要紧张局势。80年代，苏联终于陷入停滞状况，使得西方适合再度提出前瞻策略。里根是察觉苏联意志力的瓦解，或者是他的自我意志与机会凑巧碰在一起？
到最后，里根究竟是凭本能或依据分析而作为，已经没有差别。冷战未再继续下去，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对苏联制度施加的压力极大。在里根即将卸职前，东西方交涉议程已回复到缓和时期的模式。武器管制再度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中心问题，只是比较强调削减武器，也有更大意愿销毁全部的核武器罢了。在区域性的冲突方面，苏联现在已居于守势，失去制造事端的大部分能力。安全顾虑渐轻，盟国虽然继续宣称要团结，大西洋两岸盟国都有国家主义滋长的现象。美国越来越倚重部署在自己领土上或海上的武器，另一方面欧洲也对东方阵营增多政治选择方案。最后，这些负面的趋势却被苏联阵营覆亡所取代。
变化最甚者莫过于东西政策向美国人民呈现时的方法。里根本能地把强硬的冷战之地缘战略政策，置于意识形态十字军和乌托邦式的和平号召之间，这可以对美国国际事务观两大主流意识（即传教理念与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精神病学），同时具有吸引力。
实际上，里根比尼克松更接近经典的美国思维模式。尼克松不会用“邪恶帝国”这种字眼去称呼苏联，他也不会建议双方放弃全部的核武器，或期待只靠一场高峰会谈，就能与苏联领导人确定大缓和而结束冷战。每当里根吐露丝毫姑息的意思，若是一位自由派的总统必遭围剿，可是里根的意识形态鲜明，却保护了他。他坚持要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决心（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中），加上他的成功，使得针对他的敌对言辞不再那么犀利。如果苏联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里根是否可以长久保持这个走钢索的大动作，就相当值得怀疑。但是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凑巧发生苏联阵营瓦解——此一过程正是里根政府之政策所催化而开始的。第七任领袖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他生长在苏联权力、声望空前鼎盛的时代里。可是他命中注定要替这个帝国送终，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他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袖，可是其经济与社会状况已败象显著。1991年他黯然下台时，苏联军队宣布支持其政敌叶利钦，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自从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血腥征服组建的帝国已四分五裂。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共总书记时，若有人谈到苏联崩溃，一定被视为荒诞想法。戈尔巴乔夫和他之前历任苏联首脑一样，令人惊惧，也给人希望。惊惧，是因为他是一个谜样的超级大国的领袖；希望，是期待这位新任总书记或许引导大家走向期待已久的和平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每句话都被拿来分析，检验是否有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情感上，民主国家期待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发现新时代的曙光，也正如他们对斯大林之后历任苏联领导人的期待一样。
这一次，西方国家的希望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是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世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两难困境。
外界几乎松了一口气。期待已久的、难以捉摸的苏联意识形态之转型，似乎终于到来。直到1991年以前，华府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不可缺少的伙伴——布什总统甚至选择乌克兰国会这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地点，发表演说，称颂这位苏联领袖，并且倡言维持苏联完整不分裂的重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位，成为西方决策领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换了别人当家，都不好打交道。1991年8月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政变，所有民主国家领袖都站在“法统”这一边，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拥立出来的共产主义宪法。
但是，高层政治绝对不能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戈尔巴乔夫以一个意识形态上敌对、核武力强大的苏联领袖，却带着修睦心态出现时，其魅力达到顶峰。当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开始下滑。政变失败后过了五个月，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由叶利钦通过五个月以前西方国家大为不满的“非法”程序，取得政权。这次，民主国家迅速表态支持叶利钦，其论据与早先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大体相同。戈尔巴乔夫在外界由声名显赫沦为无人理睬，只得壮志未酬地含悲隐退。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苏联共产党组织起来，只有一个特定目标——夺权、抓权，事实上它已经掌控了苏联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戈尔巴乔夫却摧毁了共产党。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苏联帝国瓦解后的各个独立共和国却担心俄罗斯仍缅怀昔日帝国大梦；她们又变成不安定的新因素，因为她们不仅受到昔日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时更因为俄罗斯人主宰她们百年，已在境内迁入许多不同种族族群——通常以俄罗斯人势力最盛——而备受威胁。这些结果绝非戈尔巴乔夫本身所规划。他要促成现代化，不是自由；他想要苏联共产党与外在世界接触，不要故步自封；可是，他却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进而享有历史声望。
苏联人民怪罪他在任期内肇致重大灾难，民主国家遗忘了他，而且他无法保持住权力宝座也让他十分难堪。其实，戈尔巴乔夫不该受到如此的盛赞与贬抑。因为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得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苏联只剩下东欧附庸卫星国家做盟友，而他们是因忌惮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主义代表着苏联资源的流失，而非积累）隐含的苏联军力威胁而不敢有二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行动，不但耗费巨资，且没有结果。苏联在阿富汗重蹈美国在越南的覆辙，只有一项大差别：阿富汗是苏联广袤的帝国紧邻的一个邻国，越南则与美国相距千里。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
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戈尔巴乔夫肯面对苏联的困境则值得嘉许。起先，他似乎相信借由整肃共产党，引进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灌输人中央计划，他可以使苏联社会恢复活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他的作为在国内的冲击力会那么大，他却知道他必须争取到一段国际间平静的时间才能施行其内政作为。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的结论与斯大林死后所有历任苏联领袖，并无多大不同。但是，赫鲁晓夫在50年代依然认为苏联经济即将赶上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则明白，苏联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竞争的工业生产水平。
为了争取此一喘息空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起重大评估。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遭到摒弃。过去和平共处的时期被认定是暂时休止，以便重新安排势力均衡，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改革》(Perestroika) 书中，描写他的新做法是：
“确切地说，区别仍然存在。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它们而决斗吗？更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跨越使我们同全体人类利益分离的事物？同全球生灵分离的事物？我们已经做了抉择，坚持借由有约束力的声明及明确的言行举动而重申新的政治前景。人类已厌倦紧张与对峙。他们宁可追求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生活方式。”
戈尔巴乔夫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85年与里根进行第一次高峰会议后，在记者会中已暗示过这些观点：
“今天的国际局势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来区分，我们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考虑此一特征。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说的不只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对峙，而是在生存和相互歼灭之间的抉择。”
无可避免地，对冷战经验丰富的人很难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比起从前的和平共处时期，会走得有多么更远？1987年初，我和已转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约略相当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部大楼会面。多勃雷宁对于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许多轻蔑评语，我遂问他，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生效吗？多勃雷宁却吼起来：“为什么认为喀布尔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
我向华府报告，指出多勃雷宁这句话似乎暗示，苏联可以随时抛弃克里姆林宫的阿富汗傀儡。一般的反应是，多勃雷宁为了想讨好老朋友而失言——我在将近十年里与这位“秘密渠道”的苏方代表来往时，却从来不知道他有此一特质。虽然如此，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的教义上之转变，尚未立刻化为政策上明显的转变。苏联领导人只是反复学舌，形容他们的新教义是“剥掉西方是敌人的印象”之方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宣布的此一“新思维”，“开始为世界事务开辟新途径，摧毁掉反苏的定型观念，以及对我们言行建议的疑忌”。苏联在武器管制谈判上的战术，似乎是重演他们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战术——全面取消防御系统，却把更要紧的攻击系统搁置不谈。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
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
“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
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
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效。
戈尔巴乔夫迅速终止武器竞赛，或至少是扩大盟国不合间隙的最后良机，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中错失掉。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陷入国内鹰、鸽派之间，犹如赫鲁晓夫二十五年前为柏林问题一样而举棋不定。他或许了解美国谈判地位的脆弱，也几乎必然了解苏联本身非得谈判不可的紧迫性。但是，他的军事顾问可能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毁掉全部的导弹，又容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自由发展，未来美国某一位总统或许会毁约，对于兵力大减（甚至最极端的情况下，业已销毁）的苏联导弹实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技术上而言，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根据在雷克雅未克议定的武器管制协定，销毁了全部导弹，美国国会也几乎铁定不肯拨经费去发展战略防御计划。而且，这个说法也忽略了苏联的利益，因为雷克雅未克计划无可避免地会在美国及其他所有核国家之间产生争论。
后人一向把失败归咎给个人，而非环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武器管制政策——精细地反映了战后苏联之策略。并且它顺利走向让德国放弃核化的道路，也提供了下述两种理由使德国更趋国家本位政策：美国不太可能甘冒核战争之险，替一个退缩的、不肯为其国防冒核战略风险的国家出头，并且德国或许日渐被诱导，以某种德国特殊地位来支撑其放弃核子化。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演讲时，提出一个弱化大西洋同盟的机制，倡导“欧洲共同家庭”( mon European Home)的观念——这是由温哥华直至海参崴的含糊架构，各国都彼此结盟，把同盟的意义稀释到不具任何意义。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欠缺者就是时间——他的政策要成熟，时间是主要先决条件。只有突发的变动才会使他重新调整其优先秩序。但是，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之后，他被迫退回到非常耗费时间的削减50%的战略兵力之外交程序，以及中程导弹之零和选择，这一来要花许多年去完成，而且已经远离他的基本问题了——武器竞赛已使苏联国库虚空！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几乎已到手的长期收获，退回到单方面削减苏联武装力量。12月7日在联合国一项演说中，他宣布苏联单方面削减50万名士兵以及一万辆坦克车，面对北约组织布防的半数坦克全都包含在内。驻扎在中欧的其余兵力，将重新组训，纯为防御任务而存在。为了安抚中国，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外蒙境内苏军“大部分”要撤退回国。苏联公开表示这是“单方面”削减兵力，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白表示：“我们的确希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若干措施。”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说明其理论根据：“我们终于排除苏联威胁、华沙公约威胁和行将进攻欧洲等等无休无止的一再重演的神话。”但是单方面削减如此多的军力，象征着自信过人，至于格外衰弱也不无可能。当时的演变状况，苏联不可能是自信十足。这种姿态在过去50年的任何时刻都不可思议，它也等于是最后证明凯南遏制政策最原始版本的主张有道理；美国已建立实力地位，可是苏联却开始从内部瓦解。
政治家需要良好的判断，也需要运气。可是幸运之神偏偏就不肯眷顾戈尔巴乔夫。就在他在联合国发表大胆演说的同一天，就必须中止在美国的行程，兼程赶回苏联——亚美尼亚发生灾情惨重的大地震，把他戏剧化放弃武器竞赛的宣布，全都压下锋芒。
在中国这方面而言，根本没有进行武器管制谈判这回事，北京对此也毫无兴趣。中国进行的是旧式外交，把缓和紧张关系认为是某种政治解决。戈尔巴乔夫提议中苏就改变关系进行交涉，向北京示好。1986年6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谈话说：“我要再次表述，苏联预备不拘任何时间、级别，与中国讨论再增加措施以创造友好邻邦的气氛的事宜。我希望分隔——我宁愿称之为连接——我们的边界，不久即可变成一道和平、友好的界线。”
但是，北京的外交人物没有“精神病学”这一派，可以接受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共领袖提出改善关系的三大条件：制止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苏军撤离中苏边界。这些要求都无法迅速做到。它们首先需要得到苏联领导阶层接受，然后还得经过冗长的谈判才能实施。戈尔巴乔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在中方这三个条件上略有进展，让北京领导人肯邀请他到北京商量全面改善关系事宜。
戈尔巴乔夫却又碰上厄运，他在1989年5月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事件即将失控；欢迎他的仪式被示威群众打断。稍后，在人民大会堂谈判的地点还能听到群众抗议声阵阵传来。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事态，而不是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如何改善。事件发展再度剥夺掉戈尔巴乔夫受到款待接纳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碰到同样的两难之局。他一上台，就碰上波兰的动荡不安。从1980年起，波兰团结工会势力就日渐壮大。波兰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弹压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复起，连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敢轻忽它。在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受到不同政见的团体以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人权条款”为根据的挑战，要求享有更多自由。欧洲安全会议定期检讨会议也使得此一问题不断受到关切。
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发现他们陷入无法克服的进退两难窘境。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他们必须走比较有国家立场的政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他们向莫斯科坚持独立立场。由于老百姓心目中已认定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即使走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足以安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发觉，为了弥补其信用度差距，必须考虑把国内结构民主化。情势立刻就显示出来，即使依旧掌控着新闻媒体的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夺取政权、保住政权的工具，不是设计来从事民主竞争。共产党深谙借助秘密警察来统治的诀窍，却不知如何对付秘密投票。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具国家本位色彩，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越是民主化，要求他们下台的压力就越大。
苏联的困境更难。根据勃列日涅夫主义，卫星附庸国家一出现革命，苏联就应该派兵敉平它。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不仅不足以担负此一角色，这也会破坏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因为，镇压东欧就会使得北约组织团结，也会使中、美加强其实质结盟关系，并且加剧武器竞赛，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得不面对抉择：是政治自杀？还是听任政治权力缓慢坍塌？
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加速自由化。十年前，这或许有效；但是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已追不上权力曲线，因此他的统治逐渐自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退。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取得政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获得允许与波兰团结工会协商。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欧洲议会演说时，似乎不仅放弃了苏联自认为有权干预东欧事务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因放弃“势力范围”而放弃了其卫星附庸国家：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时，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对新闻界开玩笑地说，莫斯科在东欧已推行“辛纳屈主义”： “你记得法兰克·辛纳屈唱的歌‘随心所欲’ (I Did It My Way)吧？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可随心所欲了。”
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
戈尔巴乔夫也在1989年10月访问柏林，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并且在此次行程中，敦促东德斯大林派首脑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执行改革为重的政策。如果他知道此次庆典将成为绝唱，他一定不会出席东德国庆。他在这个场合演讲：
“我们一再被吁求清除或此或彼的畛域划分。我们经常必须听：‘让苏联拆了柏林墙，我们就会相信她有和平的真心’。我们没有把欧洲现行体制理想化。但是，事实上，直至目前为止，承认战后现实确保了此一大陆的和平，每次西方国家试图重划欧洲战后地图，就表示国际局势又要恶化。”
仅仅过了四星期，柏林墙倒了；十个月之内，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并留在北约组织中。到这个时候，前卫星附庸国家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被推翻，华沙条约也垮了。雅尔塔的局势完全逆转。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吹嘘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苏联在过去四十年来借威胁与压力，寻求破坏西方的团结，却搞得国库耗空，现在由于觊觎西方援助，只得争取西方的善意。1989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七大工业国家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吁请：
“我们的改革，与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之政策，无法分开。大到像苏联这样规模的市场若是开放，对世界有利而无害。”
戈尔巴乔夫把全部家当押注在两项假设前提上：自由化将使苏联现代化，因而苏联能够在国际上保有大国地位。这两项期待都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基础，也和其附庸卫星国家一样坍塌。
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可以搬动地球。”革命往往吞噬掉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坚信，改造后的共产党可以把苏联社会提升入现代世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共产党是问题所在、而非答案的见解。苏联共产党经历两个世代去镇压独立思想，破坏个人主动。到了1990年，中央计划管制已经僵化，旨在制衡每一生活层面而成立的各种组织，也与他们应加以监督的团体，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纪律已变成例行习惯，而戈尔巴乔夫企图释放主动创意，却种下紊乱的苦果。
戈尔巴乔夫的困难始于企图改善生产力、引入若干市场经济因素这个最简单的层面。几乎从一开始就情势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机制，因此有效率的经济之最基本前提完全付之阙如。斯大林派的假设是中央计划主宰一切，事实则大谬不然。所谓“计划”实质上乃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集体串谋，以至于搞出大规模的信心之游戏，而误导了中央当局。负责生产的经理人、负责分配的部门，以及应该发布指令的计划当局都很盲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需求何在，一旦制订方案就没办法调整。因此，体系内每个单位只选择最小的目标，私下与其他单位躲在官样的中央体制下打交道，掩饰缺失。所有的激励因素都不利于创新改革，并且由于所谓的领导几乎无法了解社会的真正状况，这种情况根本无从改善。苏联已经倒退回到早年俄罗斯的混乱状况。
改革的企图在根深蒂固的现状之重压下失败了，这种情况与早先赫鲁晓夫、柯西金的际遇并无不同。由于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花在补贴物价上，因此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评估效率或测度经济需求。货品乃是分配，而非购买；贪污遂成为市场常见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体察到此一普遍的停滞现象，但是缺乏创意与技巧去打破此一根深蒂固的僵硬局面。此一制度的各个监督机构，随着时间进展，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过去是革命工具的共产党，在此一繁复的共产主义体制里没有功能，只能监督它也不了解的事务——它只好与它应该掌控者去串通勾结。共产党官员变成了特权阶级；理论上掌握着国家正统，实际上却是汲汲营营保持特权。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计有两大基础：改革( perestroika)以争取新技术官僚的支持；以及开放（glasnost），以政治自由化争取长久受到欺凌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没有发挥自由表达、促使真正公开辩论的体制组织，开放反而害了他自己。由于除了保留给军方者以外，并无自由的资源，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无从改善。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未获得民众更广泛的支持，可又逐渐脱离体制组织方面的支持。开放日益和改革发生冲突，甚至抨击过去的领导人也有反效果。1989年，奉派陪我到克里姆林官的一位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幕僚，对我说：“这一切只代表，年纪长于25岁的每个苏联公民，都虚耗一生光阴。”
唯一了解苏联亟待改革，可又不预备支持改革的团体，乃是安全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透过其情报网络明白苏联在与西方国家技术竞赛上，落后甚远。军方在评估主要对手的能力时，往往会考虑到自己本身专业上的利害关系。然而，了解问题后未必就有解决方案。安全单位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爱恶交织。要是开放——政治自由化——不破坏民间的纪律制度，就会支持开放；军方则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不会削减军方资源以便实行现代化计划，也可以接受改革——经济结构重整。
欧洲其余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越来越担忧德国中立主义兴起。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又逐渐回到国家主义和中立主义——甚至在1986年选举时，社民党一位领袖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还呼吁德国退出北约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西德亦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导弹部署。
苏联方面认为削弱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的良机出现了，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人安德罗波夫遂以反对部署中程导弹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1983年初，葛罗米柯访问波恩时提出警告，一旦潘兴导弹进入西德，苏联必定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这一来大大掀起西德异议人士的声势。1983年7月，科尔访问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对这位西德总理提出警告，如果他接受潘兴二号导弹迸驻，“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会增加许多倍。贵我两国关系也必将遭遇若干复杂情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民，恐怕必须如若干人（《真理报》）最近所说的，得要透过导弹的高崖壁垒互相对看”。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发动大宣传。各种和平团体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裁军为先，不要部署新导弹；同时应立刻实施核冻结。
德国每受到中立主义煽动，法国人就认为这又是国家主义作祟。法国历任总统都企图让波恩接受欧洲的方案或大西洋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坚定支持德国对柏林问题的观点。1983年，密特朗出人意料地出头，成为最支持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领袖。密特朗为导弹部署在德国奔走呼吁。密特朗在西德国会演讲时说：“任何人以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离散赌博，在我个人观点看来，将破坏势力均衡，进而破坏和平之维持。”很显然，这位法国总统认为，法国国家利益要求中程导弹部署在德国境内，胜过他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密关系。
里根有自己一套钝化苏联外交攻势的做法，表示愿以美国中程导弹换苏联的SS20型导弹。由于SS20型导弹只是美国用以部署中程导弹的借口，而非原因，这个方案引起西方国家严正关切——美国是否要把欧洲防务与美国防务“解除连接”。可是，“连接”的论据虽然奥妙难解，废除整个武器系统的方案则易于明白。加之由于苏联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拒绝讨论里根的方案，所谓的零和选择，使得欧洲国家依然进行导弹部署。这是里根，以及坚定支持美国计划的西德总理科尔的大胜利。这也显示苏联领导人已失去挑衅西欧的能力。
部署中程导弹增强了威慑策略，但是当里根1983年3月23日宣布，有意针对苏联导弹发展一套战略防务计划，他却威胁到战略上的突破：
“我号召曾经给予我们核武器的科学界，今日起投注才智在人类世界和平大业上，再给予我们使这些核武器变成无能与过时的方法。”
“无能与过时”(impotent and obsolete)这些字眼必定令克里姆林官胆寒。苏联核武力是苏联整个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石。勃列日涅夫当家的20年里，在战略兵力上与美国势均力敌，一直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现在里根却在技术上出一招，提议要消除苏联耗竭国家财力才勉强获致的一切成就！
里根声称的百分之百有效防务，只要接近实现，美国就必然实现战略优势。这时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就可能成功，因为防卫体系或许能够抵御住苏联储存下来的相当小、又乱了组织的导弹兵力。最低程度，里根宣布的“战略防务计划”使得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在60年代不顾一切开始的武器竞赛，将耗竭其资源，否则就导致美国战略上大突破。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触到美国国防政策辩论的痛处。核时代之前，一个国家的国防以其人民的脆弱性为基础，会被认为实在荒谬。核时代来临之后，战略辩论有了新奇的特点，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的讨论已经换上一批全新的人士参与。核时代以前，军事战略是在参谋本部里研究制订的，或者是在军事参谋学院里加上几位外聘的七嘴八舌的人士——大部分类似哈特(B.H．Liddell Hart)这类的军事史专家——去讨论研拟的。核武器惊人庞大的杀伤力却使得传统的军事专才派不上大用场；任何了解新技术的人都能参与其事，这些人大都是科学家，以及一小部分学术界人士。
受到核武器庞大的破坏力之惊吓，绝大多数技术专家相信，政客十分不负责任，如果政客只要发觉有极小机会让核战争尚可容忍，他们可能就会被诱发动核战争。因此，科学家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大浩劫的理论，来吓唬最鲁莽的决策者。这个方式矛盾之处在于，自认为最关切文明的未来（的确也是如此）的人士，却支持杀戮平民的虚无主义军事战略。
国防科学家乃是逐步演进才得到此一观点的。核时代的头十年里，许多专家还呼吁针对大体上尚不存在的苏联空中威胁，做好防务准备。这些科学家深信必须防止核战争爆发，毫无疑问地要把资源从攻击性武器的开发上调开，借此减少关于美国能先发制人攻击的诱惑。但是苏联核能力日强，甚至已有能力摧毁美国之后，科学界主流的建议又很矛盾地变了。此后，大部分科学家热切支持“确保相互毁灭”理论，威慑的基础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平民伤亡人数高得不得了，就不会有任何一方会发动核战争。
确保相互毁灭的理论，代表着放弃战略理论中的理性，把国防置于自杀威胁的基础上。从操作上来说，它使得有力量胁迫的一方，心理上得到极大利益，逼得对方要么全面核大战，要么退却。20世纪60~ 70年代，咄咄逼人的一方明显就是苏联，人们都认为她的传统军事力量远比西方国家占优势。在此同时，类似战略使人相信核战争肯定会摧毁人类文明。因此，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特别受到寻求避免在投降与善恶大决斗此一难以容忍的抉择中选择之人士的支持。
然而，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和国防学者，坚持一般接受的观念，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种种保留意见，最好、最公平的摘要可以详见布朗（Harold Brown）所编的一本书。布朗先后在约翰逊、卡特两位总统的政府里，担任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布朗赞同研究战略防御计划，但认为它还不够成熟可以付诸实施。与布朗合编此书的贝兹( Richard Betts)则认为，不论部署到何种程度，苏联都会找到方法使此一国防系统饱和，而且其代价成本低于美国之部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斯卡( Gee Liska)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假设战略防御计划或许会成功，但是一旦美国得到保护，本身安全无虞，美国就没有激励诱因去保卫欧洲盟国。奥斯古德( Robert Osgood)综合上述批评，担心战略防御计划会伤害到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协定，也使得新的武器管制谈判更加复杂。英国外相豪( Geoffrey Howe)代表许多西方盟国的观点，警告美国不宜试图“在太空中建立一道马其诺防线”，“这件事要涉及许多年的部署。多年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不能是我们的目标。全体盟国必须在每一阶段都有共识，北约组织领土的安全不可划分，否则此一同盟的两大支柱可能开始倾覆”。
这是一个怪异的观念，就长期而言也是令士气沮丧的观念，维持同盟关系竞须付出令每个盟国的百姓完全软弱无助的代价。这也是逻辑上荒谬的观念。美国甘冒核战争之险，保护欧洲盟国的意愿，当然会随着美国保护民众的能力之增加，以近乎正比增加。
专家的技术论据都可以头头是道，但是里根却把握住一条最基本的政治真理：在核武器充斥的世界，不能保护其人民不受意外、疯狂的敌国、核扩散以及许许多多可以预见的危险之侵扰的领袖，一旦灾难发生，必定招致千古骂名。战略防御计划如此复杂的研究方案不可能一开始就展示出它的最大效用，这是问题复杂万端中的必然性；如果武器开发从一开始就得接受如此完美主义的标准，就不会有任何武器开发出来。
最流行的论证是：任何防御都可因饱和而被击败；这却忽视了饱和绝非直线发展的事实。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完全如里根所描述的，发挥功效至相当程度；然后，其效力就会逐渐递减。但是，如果发动核战争的代价太高，尤其是由于攻击者不知道哪一颗弹头能够穿透，或命中哪个目标之时，威慑的效力就增加。最后，能够拦截苏联大量导弹的防卫体系，在对付新兴核国家较小规模的攻击时，也必定更加有效。
里根对于多数技术性的批评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他根本不是从战略观点出发去主张战略防御计划。他是以“自由派”观点提出它，希望能达成放弃核战争的目标。这位战后以来最强力主张增强美国军事力量（包含核力量在内）的总统，同时亦反映着摒弃一切核武器的和平观点。里根经常爱说的警句“核战争绝对没有赢家，根本不能打”，与他的激进派批评者所揭示的目标，难以区别。可是，正如他软硬兼施地对付苏联时的态度一样，里根对于增强军力与绥靖和平的主张，是严肃认真的。里根在其回忆录中形容他对核武器的态度是：“没有人能‘赢’得核战争。可是，只要核武器存在，就永远有被人使用的危险；一旦发出第一颗核武器，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此，我的梦想就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里根个人的憎恶核战争，更因为他高度虔信圣经里善恶大决斗的故事而被强化。我听到他本人详细解说这些观念，与其传记作者所描述者几乎一模一样：仿佛在描述电影里的一幕场景，他述说善恶大决斗的故事里可怕的一段经过：来自东方的两亿大军的入侵，却被一场瘟疫摧毁。里根相信此处的“瘟疫”就是预言核战争的出现，在这场瘟疫中，“眼睛烧得由头颅里突出来、毛发脱离人体等等”。他相信这段话特别就是预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相。
没有一位和平运动的成员在谴责动用核武器时，比里根更能雄辩。1983年5月16日，他一方面宣布美国将部署洲际导弹，同时又表示热切希望某一天能够逆转此一过程，废除所有的核武器：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够继续这样世代相传下去；双方都以这种武器对着另一方，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现一个愚笨或疯狂的人，甚至只是意外，就触动一场我们全体同归于尽的战争。”
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构想时，即使已被官僚体系过滤，其言词依然炽烈、背离正统。如果武器管制谈判拖太久，美国将会部署战略防御计划，单方面终结核危机。里根相信，美国的科学能力可以令核武器过时。
苏联领导人不为里根的道德言辞所动，但是他们必须认真看待美国的技术实力，以及即使未臻完美的防御计划之战略影响力。情势发展与十四年前尼克松提出反弹道导弹方案时一模一样，苏联的反应与主张武器管制者的预期恰恰相反：战略防御计划竟然打开通往武器管制的大门。苏联早先为中程导弹问题之争退出谈判，现在又回到武器管制谈判桌上。
批评者指称里根心口不一，他大谈消除所有核武器，是要掩饰他大搞武器竞赛的真实用心。里根绝对不是心口不一，他一方面表示对美国人民有最大的信心，也认为目标必可达成。的确，他对消除核武器最雄辩有力的谈话，都是即兴地冒出来，没有经过刻意雕琢。
如此一来就出现矛盾现象：奋力推动美国战略武器现代化的里根总统，也是努力让它失去合法性的总统。敌国或盟友照单接受里根公开对核武器的言论，以及私下对善恶大决斗迫在眉睫的评论之后，结论是：他们面对的这位美国总统绝对不可能动用美国国防所建构的此一武器。
里根总统一再重审“核战争绝对不能打”。要说多少次，才使得核威胁的确实有效性大受破坏？核武器要减少到什么地步，灵活反应的战略在技术上才会不再有可行性？幸好，苏联在此时已太弱，无力测试这个潜在的弱点；美国忧心忡忡的盟国也因苏联迅速衰败，而接受了美国的做法和主张。
里根绝非心口不一的最明显例证是，每当他觉得有机会实现非核世界之梦，都努力去做。他深信废除核战争客观上至为重要，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有同感，因此他预备与苏联共同推进这件最基本的事情，甚至不和那些国家利益亦牵涉其中的盟国商量。1986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进行高峰会谈时，就有最戏剧化的情节。经过48小时的争吵和情绪起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在五年内把全部战略武器减少二半，并于十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里根差一点还同意接受苏联的提议，把核武器全部销毁。
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因而完成了盟国和中立国都担心多时的美苏共识。如果其他核国家不肯追随美苏协议，就会受到公开非难，被超级大国施压或孤立；如果他们同意，英国、法国和中国实质上就是迫于美、苏压力放弃他们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这是撒切尔夫人、密特朗以及中国领导人根本不情愿做的事。
雷克雅未克协议在最后关头失败，有两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在他上台不久之际，操之过切，他试图把消除战略导弹和停止试验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为期至少十年，但是却对交涉的对手以及本身的交涉筹码估计错误。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出发，聪明的办法应是提议把双方同意的部分（即消除核兵力）公开，并且把试验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交给在日内瓦会谈武器管制的代表们去讨论。这一来可以把已经有协议的部分先冻结，也必然可以在大西洋同盟内以及中美关系上制造一个重大危机。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更多，不顾里根在高峰会谈之前就声明的“决不把战略防御计划拿出来当谈判筹码”立场，提出进一步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进逼，里根的反应却是任何一位外交政策专业人士都不会建议的动作：他立刻站起身，步出会议室。若干年之后，我问一位曾出席雷克雅未克会谈的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理，为什么苏联不肯接受美国业已答应的条件，还要得寸进尺？他回答说：“我们预想到一切可能的状况，但就是没料到里根会离席而去。”
不久之后，舒尔茨在演讲里描述为什么里根认为消除核武器真正有利于西方国家。但是他的措词谨慎，技巧地表示支持“较少核武器的世界”，显示出国务院痛苦地体会到盟国的关切，尚未全然接受里根全部销毁核武器的构想。
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之后，里根政府立刻推动可以做到的部分，减少五成的战略军力，这是全面协议取消所有导弹的第一阶段。双方达成协议，销毁欧洲境内的美、苏洲际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由于这项协议并不影响英、法两国核力量，25年前盟国之间的争端并未再次出现。同时，解除德国核部署的过程也开始，因此德国渐有可能脱离大西洋同盟关系。德国只有采取不先动用核武器的政策——与北约组织的战略以及美国的部署相当不一致的政策——才能自刚开始的解除核武力获得全盘利益。如果冷战持续下去，西德或许就会出现多从国家立场出发，少由盟国需求考虑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武器管制谈判中出现的趋势忧心忡忡的原因。
里根把原本一场马拉松竞赛变成短跑。他的对抗作风结合肯冒险的外交，在冷战初起时，在东西方阵营势力范围巩固之前和斯大林逝世不久时，或许都有效。这种外交也正是丘吉尔1951年重掌政权时所提议者。一旦欧洲分治已告冻结，苏联亦一直信心饱满时，企图强力迫使解决几乎必定产生重大冲突，也会使得大西洋同盟陷入紧张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同盟成员并不想要紧张局势。80年代，苏联终于陷入停滞状况，使得西方适合再度提出前瞻策略。里根是察觉苏联意志力的瓦解，或者是他的自我意志与机会凑巧碰在一起？
到最后，里根究竟是凭本能或依据分析而作为，已经没有差别。冷战未再继续下去，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对苏联制度施加的压力极大。在里根即将卸职前，东西方交涉议程已回复到缓和时期的模式。武器管制再度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中心问题，只是比较强调削减武器，也有更大意愿销毁全部的核武器罢了。在区域性的冲突方面，苏联现在已居于守势，失去制造事端的大部分能力。安全顾虑渐轻，盟国虽然继续宣称要团结，大西洋两岸盟国都有国家主义滋长的现象。美国越来越倚重部署在自己领土上或海上的武器，另一方面欧洲也对东方阵营增多政治选择方案。最后，这些负面的趋势却被苏联阵营覆亡所取代。
变化最甚者莫过于东西政策向美国人民呈现时的方法。里根本能地把强硬的冷战之地缘战略政策，置于意识形态十字军和乌托邦式的和平号召之间，这可以对美国国际事务观两大主流意识（即传教理念与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精神病学），同时具有吸引力。
实际上，里根比尼克松更接近经典的美国思维模式。尼克松不会用“邪恶帝国”这种字眼去称呼苏联，他也不会建议双方放弃全部的核武器，或期待只靠一场高峰会谈，就能与苏联领导人确定大缓和而结束冷战。每当里根吐露丝毫姑息的意思，若是一位自由派的总统必遭围剿，可是里根的意识形态鲜明，却保护了他。他坚持要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决心（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中），加上他的成功，使得针对他的敌对言辞不再那么犀利。如果苏联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竞争者，里根是否可以长久保持这个走钢索的大动作，就相当值得怀疑。但是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凑巧发生苏联阵营瓦解——此一过程正是里根政府之政策所催化而开始的。第七任领袖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他生长在苏联权力、声望空前鼎盛的时代里。可是他命中注定要替这个帝国送终，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他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袖，可是其经济与社会状况已败象显著。1991年他黯然下台时，苏联军队宣布支持其政敌叶利钦，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自从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血腥征服组建的帝国已四分五裂。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苏共总书记时，若有人谈到苏联崩溃，一定被视为荒诞想法。戈尔巴乔夫和他之前历任苏联首脑一样，令人惊惧，也给人希望。惊惧，是因为他是一个谜样的超级大国的领袖；希望，是期待这位新任总书记或许引导大家走向期待已久的和平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每句话都被拿来分析，检验是否有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情感上，民主国家期待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发现新时代的曙光，也正如他们对斯大林之后历任苏联领导人的期待一样。
这一次，西方国家的希望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是19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世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两难困境。
外界几乎松了一口气。期待已久的、难以捉摸的苏联意识形态之转型，似乎终于到来。直到1991年以前，华府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不可缺少的伙伴——布什总统甚至选择乌克兰国会这一个让人料想不到的地点，发表演说，称颂这位苏联领袖，并且倡言维持苏联完整不分裂的重要。支持戈尔巴乔夫在位，成为西方决策领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换了别人当家，都不好打交道。1991年8月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政变，所有民主国家领袖都站在“法统”这一边，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拥立出来的共产主义宪法。
但是，高层政治绝对不能容许有软弱的情形——即使失败者本身不是软弱的主因。戈尔巴乔夫以一个意识形态上敌对、核武力强大的苏联领袖，却带着修睦心态出现时，其魅力达到顶峰。当他的政策反映出混淆而非目标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开始下滑。政变失败后过了五个月，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由叶利钦通过五个月以前西方国家大为不满的“非法”程序，取得政权。这次，民主国家迅速表态支持叶利钦，其论据与早先支持戈尔巴乔夫者大体相同。戈尔巴乔夫在外界由声名显赫沦为无人理睬，只得壮志未酬地含悲隐退。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苏联共产党组织起来，只有一个特定目标——夺权、抓权，事实上它已经掌控了苏联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戈尔巴乔夫却摧毁了共产党。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苏联帝国瓦解后的各个独立共和国却担心俄罗斯仍缅怀昔日帝国大梦；她们又变成不安定的新因素，因为她们不仅受到昔日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时更因为俄罗斯人主宰她们百年，已在境内迁入许多不同种族族群——通常以俄罗斯人势力最盛——而备受威胁。这些结果绝非戈尔巴乔夫本身所规划。他要促成现代化，不是自由；他想要苏联共产党与外在世界接触，不要故步自封；可是，他却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进而享有历史声望。
苏联人民怪罪他在任期内肇致重大灾难，民主国家遗忘了他，而且他无法保持住权力宝座也让他十分难堪。其实，戈尔巴乔夫不该受到如此的盛赞与贬抑。因为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得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苏联只剩下东欧附庸卫星国家做盟友，而他们是因忌惮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主义代表着苏联资源的流失，而非积累）隐含的苏联军力威胁而不敢有二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行动，不但耗费巨资，且没有结果。苏联在阿富汗重蹈美国在越南的覆辙，只有一项大差别：阿富汗是苏联广袤的帝国紧邻的一个邻国，越南则与美国相距千里。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
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戈尔巴乔夫肯面对苏联的困境则值得嘉许。起先，他似乎相信借由整肃共产党，引进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灌输人中央计划，他可以使苏联社会恢复活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他的作为在国内的冲击力会那么大，他却知道他必须争取到一段国际间平静的时间才能施行其内政作为。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的结论与斯大林死后所有历任苏联领袖，并无多大不同。但是，赫鲁晓夫在50年代依然认为苏联经济即将赶上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则明白，苏联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竞争的工业生产水平。
为了争取此一喘息空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起重大评估。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遭到摒弃。过去和平共处的时期被认定是暂时休止，以便重新安排势力均衡，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改革》(Perestroika) 书中，描写他的新做法是：
“确切地说，区别仍然存在。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它们而决斗吗？更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跨越使我们同全体人类利益分离的事物？同全球生灵分离的事物？我们已经做了抉择，坚持借由有约束力的声明及明确的言行举动而重申新的政治前景。人类已厌倦紧张与对峙。他们宁可追求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生活方式。”
戈尔巴乔夫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85年与里根进行第一次高峰会议后，在记者会中已暗示过这些观点：
“今天的国际局势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来区分，我们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考虑此一特征。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说的不只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对峙，而是在生存和相互歼灭之间的抉择。”
无可避免地，对冷战经验丰富的人很难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比起从前的和平共处时期，会走得有多么更远？1987年初，我和已转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约略相当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部大楼会面。多勃雷宁对于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许多轻蔑评语，我遂问他，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生效吗？多勃雷宁却吼起来：“为什么认为喀布尔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
我向华府报告，指出多勃雷宁这句话似乎暗示，苏联可以随时抛弃克里姆林宫的阿富汗傀儡。一般的反应是，多勃雷宁为了想讨好老朋友而失言——我在将近十年里与这位“秘密渠道”的苏方代表来往时，却从来不知道他有此一特质。虽然如此，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的教义上之转变，尚未立刻化为政策上明显的转变。苏联领导人只是反复学舌，形容他们的新教义是“剥掉西方是敌人的印象”之方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宣布的此一“新思维”，“开始为世界事务开辟新途径，摧毁掉反苏的定型观念，以及对我们言行建议的疑忌”。苏联在武器管制谈判上的战术，似乎是重演他们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战术——全面取消防御系统，却把更要紧的攻击系统搁置不谈。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
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
“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
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
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效。
戈尔巴乔夫迅速终止武器竞赛，或至少是扩大盟国不合间隙的最后良机，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中错失掉。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陷入国内鹰、鸽派之间，犹如赫鲁晓夫二十五年前为柏林问题一样而举棋不定。他或许了解美国谈判地位的脆弱，也几乎必然了解苏联本身非得谈判不可的紧迫性。但是，他的军事顾问可能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毁掉全部的导弹，又容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自由发展，未来美国某一位总统或许会毁约，对于兵力大减（甚至最极端的情况下，业已销毁）的苏联导弹实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技术上而言，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根据在雷克雅未克议定的武器管制协定，销毁了全部导弹，美国国会也几乎铁定不肯拨经费去发展战略防御计划。而且，这个说法也忽略了苏联的利益，因为雷克雅未克计划无可避免地会在美国及其他所有核国家之间产生争论。
后人一向把失败归咎给个人，而非环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武器管制政策——精细地反映了战后苏联之策略。并且它顺利走向让德国放弃核化的道路，也提供了下述两种理由使德国更趋国家本位政策：美国不太可能甘冒核战争之险，替一个退缩的、不肯为其国防冒核战略风险的国家出头，并且德国或许日渐被诱导，以某种德国特殊地位来支撑其放弃核子化。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演讲时，提出一个弱化大西洋同盟的机制，倡导“欧洲共同家庭”( mon European Home)的观念——这是由温哥华直至海参崴的含糊架构，各国都彼此结盟，把同盟的意义稀释到不具任何意义。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欠缺者就是时间——他的政策要成熟，时间是主要先决条件。只有突发的变动才会使他重新调整其优先秩序。但是，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之后，他被迫退回到非常耗费时间的削减50%的战略兵力之外交程序，以及中程导弹之零和选择，这一来要花许多年去完成，而且已经远离他的基本问题了——武器竞赛已使苏联国库虚空！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几乎已到手的长期收获，退回到单方面削减苏联武装力量。12月7日在联合国一项演说中，他宣布苏联单方面削减50万名士兵以及一万辆坦克车，面对北约组织布防的半数坦克全都包含在内。驻扎在中欧的其余兵力，将重新组训，纯为防御任务而存在。为了安抚中国，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外蒙境内苏军“大部分”要撤退回国。苏联公开表示这是“单方面”削减兵力，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白表示：“我们的确希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若干措施。”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说明其理论根据：“我们终于排除苏联威胁、华沙公约威胁和行将进攻欧洲等等无休无止的一再重演的神话。”但是单方面削减如此多的军力，象征着自信过人，至于格外衰弱也不无可能。当时的演变状况，苏联不可能是自信十足。这种姿态在过去50年的任何时刻都不可思议，它也等于是最后证明凯南遏制政策最原始版本的主张有道理；美国已建立实力地位，可是苏联却开始从内部瓦解。
政治家需要良好的判断，也需要运气。可是幸运之神偏偏就不肯眷顾戈尔巴乔夫。就在他在联合国发表大胆演说的同一天，就必须中止在美国的行程，兼程赶回苏联——亚美尼亚发生灾情惨重的大地震，把他戏剧化放弃武器竞赛的宣布，全都压下锋芒。
在中国这方面而言，根本没有进行武器管制谈判这回事，北京对此也毫无兴趣。中国进行的是旧式外交，把缓和紧张关系认为是某种政治解决。戈尔巴乔夫提议中苏就改变关系进行交涉，向北京示好。1986年6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谈话说：“我要再次表述，苏联预备不拘任何时间、级别，与中国讨论再增加措施以创造友好邻邦的气氛的事宜。我希望分隔——我宁愿称之为连接——我们的边界，不久即可变成一道和平、友好的界线。”
但是，北京的外交人物没有“精神病学”这一派，可以接受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共领袖提出改善关系的三大条件：制止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苏军撤离中苏边界。这些要求都无法迅速做到。它们首先需要得到苏联领导阶层接受，然后还得经过冗长的谈判才能实施。戈尔巴乔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在中方这三个条件上略有进展，让北京领导人肯邀请他到北京商量全面改善关系事宜。
戈尔巴乔夫却又碰上厄运，他在1989年5月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事件即将失控；欢迎他的仪式被示威群众打断。稍后，在人民大会堂谈判的地点还能听到群众抗议声阵阵传来。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事态，而不是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如何改善。事件发展再度剥夺掉戈尔巴乔夫受到款待接纳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碰到同样的两难之局。他一上台，就碰上波兰的动荡不安。从1980年起，波兰团结工会势力就日渐壮大。波兰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弹压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复起，连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敢轻忽它。在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受到不同政见的团体以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人权条款”为根据的挑战，要求享有更多自由。欧洲安全会议定期检讨会议也使得此一问题不断受到关切。
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发现他们陷入无法克服的进退两难窘境。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他们必须走比较有国家立场的政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他们向莫斯科坚持独立立场。由于老百姓心目中已认定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即使走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足以安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发觉，为了弥补其信用度差距，必须考虑把国内结构民主化。情势立刻就显示出来，即使依旧掌控着新闻媒体的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夺取政权、保住政权的工具，不是设计来从事民主竞争。共产党深谙借助秘密警察来统治的诀窍，却不知如何对付秘密投票。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具国家本位色彩，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越是民主化，要求他们下台的压力就越大。
苏联的困境更难。根据勃列日涅夫主义，卫星附庸国家一出现革命，苏联就应该派兵敉平它。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不仅不足以担负此一角色，这也会破坏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因为，镇压东欧就会使得北约组织团结，也会使中、美加强其实质结盟关系，并且加剧武器竞赛，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得不面对抉择：是政治自杀？还是听任政治权力缓慢坍塌？
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加速自由化。十年前，这或许有效；但是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已追不上权力曲线，因此他的统治逐渐自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退。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取得政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获得允许与波兰团结工会协商。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欧洲议会演说时，似乎不仅放弃了苏联自认为有权干预东欧事务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因放弃“势力范围”而放弃了其卫星附庸国家：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时，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对新闻界开玩笑地说，莫斯科在东欧已推行“辛纳屈主义”： “你记得法兰克·辛纳屈唱的歌‘随心所欲’ (I Did It My Way)吧？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可随心所欲了。”
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
戈尔巴乔夫也在1989年10月访问柏林，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并且在此次行程中，敦促东德斯大林派首脑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执行改革为重的政策。如果他知道此次庆典将成为绝唱，他一定不会出席东德国庆。他在这个场合演讲：
“我们一再被吁求清除或此或彼的畛域划分。我们经常必须听：‘让苏联拆了柏林墙，我们就会相信她有和平的真心’。我们没有把欧洲现行体制理想化。但是，事实上，直至目前为止，承认战后现实确保了此一大陆的和平，每次西方国家试图重划欧洲战后地图，就表示国际局势又要恶化。”
仅仅过了四星期，柏林墙倒了；十个月之内，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并留在北约组织中。到这个时候，前卫星附庸国家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被推翻，华沙条约也垮了。雅尔塔的局势完全逆转。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吹嘘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苏联在过去四十年来借威胁与压力，寻求破坏西方的团结，却搞得国库耗空，现在由于觊觎西方援助，只得争取西方的善意。1989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七大工业国家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吁请：
“我们的改革，与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之政策，无法分开。大到像苏联这样规模的市场若是开放，对世界有利而无害。”
戈尔巴乔夫把全部家当押注在两项假设前提上：自由化将使苏联现代化，因而苏联能够在国际上保有大国地位。这两项期待都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基础，也和其附庸卫星国家一样坍塌。
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可以搬动地球。”革命往往吞噬掉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坚信，改造后的共产党可以把苏联社会提升入现代世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共产党是问题所在、而非答案的见解。苏联共产党经历两个世代去镇压独立思想，破坏个人主动。到了1990年，中央计划管制已经僵化，旨在制衡每一生活层面而成立的各种组织，也与他们应加以监督的团体，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纪律已变成例行习惯，而戈尔巴乔夫企图释放主动创意，却种下紊乱的苦果。
戈尔巴乔夫的困难始于企图改善生产力、引入若干市场经济因素这个最简单的层面。几乎从一开始就情势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机制，因此有效率的经济之最基本前提完全付之阙如。斯大林派的假设是中央计划主宰一切，事实则大谬不然。所谓“计划”实质上乃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集体串谋，以至于搞出大规模的信心之游戏，而误导了中央当局。负责生产的经理人、负责分配的部门，以及应该发布指令的计划当局都很盲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需求何在，一旦制订方案就没办法调整。因此，体系内每个单位只选择最小的目标，私下与其他单位躲在官样的中央体制下打交道，掩饰缺失。所有的激励因素都不利于创新改革，并且由于所谓的领导几乎无法了解社会的真正状况，这种情况根本无从改善。苏联已经倒退回到早年俄罗斯的混乱状况。
改革的企图在根深蒂固的现状之重压下失败了，这种情况与早先赫鲁晓夫、柯西金的际遇并无不同。由于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花在补贴物价上，因此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评估效率或测度经济需求。货品乃是分配，而非购买；贪污遂成为市场常见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体察到此一普遍的停滞现象，但是缺乏创意与技巧去打破此一根深蒂固的僵硬局面。此一制度的各个监督机构，随着时间进展，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过去是革命工具的共产党，在此一繁复的共产主义体制里没有功能，只能监督它也不了解的事务——它只好与它应该掌控者去串通勾结。共产党官员变成了特权阶级；理论上掌握着国家正统，实际上却是汲汲营营保持特权。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计有两大基础：改革( perestroika)以争取新技术官僚的支持；以及开放（glasnost），以政治自由化争取长久受到欺凌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没有发挥自由表达、促使真正公开辩论的体制组织，开放反而害了他自己。由于除了保留给军方者以外，并无自由的资源，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无从改善。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未获得民众更广泛的支持，可又逐渐脱离体制组织方面的支持。开放日益和改革发生冲突，甚至抨击过去的领导人也有反效果。1989年，奉派陪我到克里姆林官的一位戈尔巴乔夫的年轻幕僚，对我说：“这一切只代表，年纪长于25岁的每个苏联公民，都虚耗一生光阴。”
唯一了解苏联亟待改革，可又不预备支持改革的团体，乃是安全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透过其情报网络明白苏联在与西方国家技术竞赛上，落后甚远。军方在评估主要对手的能力时，往往会考虑到自己本身专业上的利害关系。然而，了解问题后未必就有解决方案。安全单位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爱恶交织。要是开放——政治自由化——不破坏民间的纪律制度，就会支持开放；军方则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不会削减军方资源以便实行现代化计划，也可以接受改革——经济结构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