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5节
杜勒斯自认为心理上已有准备，埃及的反应必定十分强烈。他告诉《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说：这项决定是“美国外交活动长久以来未曾有的重大棋步”。他认为，纳赛尔“这下子势成骑虎，不论他怎么做，都对美国有利。如果他转向俄国人，而俄国人说‘不’，就会戳穿了苏联最近在全世界各地以经济交易四处示惠的谎言。如果苏联同意援助纳赛尔建水坝，我们也有对策，可以向苏联卫星国家宣导，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环境悲惨，苏联还要掏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给埃及。”杜勒斯的观察明显欠缺一项重要因素：支持“重大棋步”，不惜冒险的意愿。这是杜勒斯天性倾向于高估宣传的重要（尤其是铁幕之后）之又一例证。
对苏伊士运河采取动作
姑不论水坝兴建案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多薄弱，美国撤回援助案的方式就必然会激起重大危机。法国驻华府大使狄穆维( MauriceCouve de Murville，日后出任戴高乐总统的外交部长)，就正确地预测到后果：“他们将会对苏伊士采取动作。这是他们制得住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当着无数群众之面对杜勒斯作答，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驳斥说：
“公民们，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役。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它知道道路，它知道实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纳赛尔故意挑衅法国，对群众宣称：“我们决不能自外于阿尔及利亚之战。”演讲进行中，纳赛尔举出兴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李希普( Ferdinand de Lesseps)的名字，这是示意埃及部队占领运河的暗号。这使得纳赛尔能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把群众激情带到最高潮，宣布：
“就在我此刻向你们说话时，你们的埃及弟兄已经开始接管运河公司及其财产，并且控制了运河的航行。运河位于埃及领土之内，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埃及所有。”
民主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之前见解分歧，现在危机又破坏了他们的反应。一年前才坐上英国首相位子的艾登，脾气上不合适在压力境况下做决定。紧接在丘吉尔之后担任首相，殊非易事。艾登更因心理、体力盛衰而时高时低的情绪很出名。几个月之前，他刚动过大手术，经常需要服药。最重要的是，艾登脱不开自己过去经历和环境的桎梏。他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成长在英国独霸中东的时代，而且矢志不惜奋力一战阻止纳赛尔得逞。
法国对纳赛尔更加仇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利益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者过去是法国保护国，后者是法国一个省份，有100万名法国居民。这两个北非国家当时都在争取独立，而纳赛尔的政策提供给他们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军火卖给埃及，埃及说不定会成为中继站，把苏联武器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法国新任总理摩勒( Grey Mollet)宣称：
“这一切都写在纳赛尔的作品里，就好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阐明他的政策一般。纳赛尔有野心要再造伊斯兰大国。”
拿纳赛尔与希特勒比拟，并不恰当。指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心征服外国，等于是说中东国家的边界有效力，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它。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上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
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
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
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
“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
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
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
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
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
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
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
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
“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
虽然杜勒斯代表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但是二次战后的这一代英国领袖却厌恶他的正义凛然，道貌岸然，认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不幸的是，杜勒斯的说教意义往往大于他表达对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他对苏联制度的深刻分析。丘吉尔形容杜勒斯是个“顽固的清教徒”。艾登则自始就对杜勒斯没有信心。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之前，艾登就表露希望他人出任该职，他说：“我不认为我将能和他共事。”
杜勒斯有许多特质，使他极具影响力。他的工作精神和坚持原则，令艾森豪威尔折服。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生平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
然而，杜勒斯在伦敦吁求道德，却凸显出伦敦和华府观点越来越不相吻合之势。从头到尾，杜勒斯大声喧嚷支持英、法揭示的目标，可是也不断抗拒以武力来践行。他非常有创意地提出克服危机的主张，但是仔细再加检验，这些点子却化为旷日费时的迟疑不决，阻止了英法贸然动武，如果杜勒斯曾预备坚持其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苏伊士危机的务实之解决方案——或许未必是英、法最爱的方案，却是他们能勉强接受者。
杜勒斯刚回到美国就表示排除使用武力，他提出的召开航运会议之方案，也被纳赛尔谢绝。杜勒斯在8月3日说：“我们不要以暴制暴。首先，我们要找出许多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包括埃及在内的全体有关国家，将会尊重1888年国际化条约当事国，或依据其条文之受益国之清醒意见。”道德论调改变不了杜勒斯拒用武力等于指出盟国外交步向死巷的事实。能够诱导纳赛尔接受杜勒斯提出的运河解决方案之唯一方法，是以如果再不识相，英、法将有军事干预的打算去威胁他。可是杜勒斯提出国际共管运河之议，也一再声明不用武力，这简直就是邀请纳赛尔一定要拒绝接受其提议。
杜勒斯与英、法合作号召举行苏伊士运河主要的24个使用国之国际会议，其中有8国曾在1888年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组成纳赛尔目前试图废除的体制。美国等18国以多数票，提议新的运河管理体制，接受埃及的主权，也让埃及人员参与，但亦确立以国际会议与会国家为运河的实质管理人。尽管点子良多，杜勒斯却不愿运用舆论以外的方式去推动执行它们。杜勒斯否认在他的方案以及执行方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坚称到了最后道德说服可以促使纳赛尔退让。他认为，多数人“相当尊重人类的意见。由于我相信它，我深信在这项会议会出现道德力量的裁判，我们可以有信心苏伊士运河将一如过去100年，在未来的年代里为人类和平服务”。事实证明，道德压力并没有物质压力同样的威力。9月10日，纳赛尔回绝了伦敦航运会议的提案。
三天之后，杜勒斯又提出另一个精巧的方案。这次他提议以使用人协会来营运运河，并在运河两端的塞得港和苏伊士，即埃及领水之外设立管制站收取通行费。如果纳赛尔不让步，使用人协会就要径自运作，不要他参加；如果他同意参加，就得把运河收入的管制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如果不是杜勒斯本人对自己的方案另有意见，这个复杂的方案或许就可付诸实行。10月2日，杜勒斯在一个记者会上又再次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他在同一个场合也大放厥词，批评艾登主张以北约组织来处理苏伊士运河类似的危机，乃是不恰当的提议：
“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与若干基本事项有关。在某些领域上，（美、英、法）三国因条约，如大西洋公约，而同进共退。……其他问题涉及其他地区，和触及所谓殖民主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扮演较为独立的角色。”
杜勒斯从法理解释，固然有理，不过他日美国却尝到异地而处的滋味。当美国在越南亟需盟国伸出援手时，美国盟国却以同样道理婉拒声援。1973年中东战争时，美国空运物资援助以色列，欧洲盟国却拒绝让美机飞越其领空，等于是苏伊士危机的反面回应。换言之，美国的盟国拒绝在严格界定的条约范围之外，承担北约组织之义务。1956年，英、法最生气的倒不是杜勒斯依法理解释其立场，而是强烈暗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对所谓重大利益的界定与欧洲盟国大大不同。
因为，英国最恼怒的是，就在杜勒斯开记者会的前一天，艾登已经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声明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纳赛尔，而是苏联：
“我们心目中毫不置疑，相信纳赛尔现在实质上已在俄国人掌握中，就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操控一般。现在向纳赛尔示弱以求安抚他，不会有效，就和当年向墨索里尼示弱一样。”
艾登认为，杜勒斯的声明等于是说，美国不认同他的说法，不以为在埃及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他想以遏制政策来架构埃及问题，可是杜勒斯却似乎把整个事件视为一桩殖民主义闹剧，美国决心保持道德清白的形象，不肯插手。
我们很难相信杜勒斯不清楚他玩的把戏有多么危险。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坚信美国大众会对崇高、正义、道德的号召乐于从命，杜勒势也有极丰富的现实经验。他对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然而，他似乎受到两种矛盾的脉动所拉扯。以他对共产主义历来的态度而言，他必然完完全全同意艾登和摩勒对苏联渗透中东危险之分析。这正可以说明为何他对纳赛尔动机的解读，与艾登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以及何以他突然决定不支持阿斯旺水坝兴建，让英国内阁（他们本来就一直挺有戒心）也吓了一跳。
此时，杜勒斯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兵连祸结的可怕，极力反对动武。艾森豪威尔对玩弄势力均衡这一套毫无兴趣；即使中东局势的确对全球均势存有长远危险，他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到可以稍后再来抵抗它，等到实际生存受到威胁再行动也不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伊士危机还未构成大碍，用不着使用武力。他的微笑常在脸上，他具有极坚毅的性格，一旦冒犯他可就不好玩了。
诚如艾奇逊曾说过的，国务卿能有何表现，要看他是否知道总统的脾气和个性而定。杜勒斯当然明白，但是艾登和摩勒却不明白，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他们忽视了艾森豪威尔在9月2日致艾登的一封信的意义，艾森豪威尔此信谈论国际航运会议，他再次警告反对运用武力：
“近东和北非的人民，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西方，我恐怕花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无法加以克服，尤其是思及俄国人居中挑拨离间的能力，说不定一个世纪都无法克服。”
杜勒斯可说是夹在强硬难折的艾森豪威尔和一群暴怒难抑的欧洲盟国之间，进退两难。艾登和摩勒已经骑上虎背，无法后退；也对杜勒斯宣示的目标口头姿态强硬，可又一再不肯以务实手段去做，大为生气。他们从来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反对动武的心意有多强，或者他的观点如何主导政策走向。以杜勒斯而言，盟国与纳赛尔之间的差距问题，小于他的上司总统和总统在欧洲的密友之间的歧义。他只好押赌，拟以灵活手腕来弥补间隙，期盼时间能使他们或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转变，或导致纳赛尔犯下错误，让大家都能摆脱僵局。不料，事与愿违，杜勒斯却使得法国和英国孤注一掷。
有位记者9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问，道尽杜勒斯两难之境，他问：“国务卿先生，美国事先宣布将不动武，苏联又以舆论为埃及撑腰，这岂非让王牌尽在纳赛尔手中？”虽然杜勒斯含糊地答称道德力量必胜，这个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民主国家之间歧见加深，鼓舞了克里姆林官加大赌注。华府讶然获悉，苏联愿意解囊协助阿斯旺大水坝兴建案，取代了西方的援助，并且要增加对中东运送军火。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大使嚷道：
“别忘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倾全力支持埃及。如果我儿子向我请缨志愿参战，协助埃及，我会鼓励他前往。”
杜勒斯10月2日在记者会中第二度摒除以武力解决的战术之后，英、法失望之余，决定自行解决，英、法的军事干预现在已箭在弦上，只待少数战术行动履行完程序。其一就是再向始终角色尴尬的联合国做最后的陈情申告。起初，英、法在美国支持下，刻意回避联合国，担心不结盟国家和埃及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他们外交手段已黔驴技穷之际，他们也向联合国申告，敷衍一下，以示由于这个世界组织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力行动，因此，联合国竟然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联合国在心理上毫无准备，只得起而回应。埃及、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私下协商，得出“六点原则”之协议，与航运会议上的多数观点非常接近。它要成立一个埃及人掌握的营运委员会，以及一个监理性质的使用人委员会。两委员会如有争议，则交付仲裁。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在10月12日发表电视演说称：
“我想今晚对美国人民宣布一项上好消息。今天下午在联合国就苏伊士危机如何解决获致的进展，极为可喜可贺。埃及、英国和法国透过其外交部长会商，同意一套开始谈判的原则，看来大危机已经成为过去。”
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确切说出“和平在望”，但他的声明激起了欣喜之情，可是事态发展却证明高兴为时太早。就在第二天，10月13日夜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为六点原则背书，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意外。分为两次的投票中，六点原则无异议地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如何执行的方案却遭到苏联否决。
六点原则是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机会。美国对埃及施压力，可能会使她去要求苏联撤回否决——当然这是假设否绝不是出于埃、苏两国事先串谋。美国若是以警告的方式对苏联施压，正告她一旦摊牌，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边，也可能使苏联不致投下否决票。但是美国决定，除了与盟国维持友谊之外，也要对不结盟国家示好。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使得战争无可避免。
艾登和摩勒已经顺从各项方案，避免战争，如航运会议、使用者协会和六点原则，无不接受。每一次，开头颇有希望，最后却搁浅；每一次，美国都没有运用其外交影响力替杜勒斯本身设计或支持的方案出面争取助力。但是，英国和法国虽然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动武，她们却给自身弄个致命的重担，最终用一个笨拙的策略做借口。法国筹划出来的这套办法是，怂恿以色列进袭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兵，然后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义，要求埃及和以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明白。这项计划预定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日的一个星期之前发动。
这一套拐弯抹角的策略，搞得人人都是输家。首先，它跟纳赛尔夺占苏伊士运河以来的种种外交作为不符，因为盟国原本一直尝试在运河的营运上面建立国际共管体制，既然国际间各种保障自由通航的办法，全都无疾而终，合理的下一步就是由英、法径自用武力成立国际共管机构，虽然他们单方面行动，一定会惹来强大反弹，但是在先前种种外交交涉失败后，这么做还可理解。相形之下，法国和英国实际搞出来的手法未免太矫揉造作，一下就被人看穿底蕴。
每位合伙人如果单独行动，效果可能更好。英、法竟然还得动用以色列协助来修理埃及，可谓自己坏了身为大国的身份。以色列则自甘担任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丧失了因邻国拒绝议和而获得的道德优势。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据点的地位也衰弱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选在大选前一周，怂恿以色列出兵，吃定他不敢得罪犹太裔选民，大为光火。要找到一项政策能够把每一步行动的不利集中起来，或者是建构一个组合却又让每个伙伴统统都受伤，也着实不容易，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臭皮匠却做到了！
表面上仿佛根本不知道国际间将爆发极大不满，英、法又采取一种军事策略，故意使人觉得她们迟疑延宕，不料反倒使得政治问题益发复杂。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月30日，英国和法国就要求以、埃双方撤离运河，而以军根本还未推进到这里。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她们将在陆地上介入。不过，要到四天之后，英、法部队才在埃及登陆，也没能在数天之内完成任务，占领运河。
谁也没料到美国的正义感被激惹起来。10月30日，距以色列发起攻击才24小时，美国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刻撤退到已订下的停火线之后”。但是没有要求谴责埃及支持的恐怖活动，或是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行为。英国和法国10月31日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上电视演讲，向她们表态：“固然这些国家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和行动，同样地我们也有权表示异议。我们相信这些行动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运用武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举动和适当工具。”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主张绝对不用武力的原则——譬如，两年之前，它就安排危地马拉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亦命令美军进入黎巴嫩。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美国在投票上与苏联同一立场，反对其最亲密的盟国。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宣布，鉴于英、法必然会在安全理事会上投下否决票，他预备到联合国大会之上去力争，因为英、法无法在大会上运用否决权。
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性票数，要求当事国中止交战行为。11月3日—4日，大会通宵开会，通过一项更强硬的决议案，开始讨论由联合国组织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这是要加速英、法撤军的象征动作，因为联合国部队从来未抵触某一主权国家的意愿，进驻其领土，而纳赛尔且也必然会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
11月5日，联合国组成维持和平部队。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宣布：只要联合国部队到达驻地，英、法部队将立刻退出——说不定心目中还盘算，他们的部队可以纳入联合国特遣部队中。在美国与苏联联手羞辱其最亲密盟国的创伤之上，又被加上一把盐：苏联军队就在这同一天，在联合国象征性的反对之下，出兵粉碎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活动。
11月5日晚上，也就是英、法发出最后通牒的一个星期以后，距苏联坦克开始弹压匈牙利起义只有24小时，苏联终于发言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意见明显分歧，莫斯科可以在最没风险之条件下，以埃及保护人姿态出现，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函电文件。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理布尔加宁亲自与艾登、摩勒、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通信。这五封信函的内容主题都一样：针对埃及的“掠夺性质”侵略，必须停止；联合国必须组织起联合行动加以制止，苏联愿意提供海空军参加联合国部队。
仿佛这些言词还不够狠，布尔加宁针对不同对象还附加警告。例如，艾登是第一个被苏联提醒设想被火箭攻击的西方盟国领袖，虽然布尔加宁是以问句型式提出威胁：如果英国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拥有各种现代化摧毁性质武器之进攻，它会是何种情况？在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不必派出海空军进袭英国海岸，只用火箭武器等方法就可以。为避免这个问句被误解，布尔加宁又加上一句更有恫吓味道的话：“我们已决心以武力粉碎侵略者，并且恢复东方的和平。”摩勒也收到同样的警告。给本·古里安的信虽然没有太明确指陈，却更具威胁意味，因为它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已经置以色列国家之存在于危疑地位”。
最后，布尔加宁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里，建议苏、美联合出兵，以中止中东的敌对。他甚至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无可能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不予遏阻，它充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可能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段话出自一个也具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以说真是风雨满楼，不祥之至。
苏联的威胁充满着虚词恫吓的声势，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外交术的特征。就在苏联部队残暴镇压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之同时，苏联竟然还敢声言替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人命运出头1 1956年苏联无疑比美国弱，尤其在核领域上望尘莫及，也只有蛮横不讲理的赫鲁晓夫才会叫嚣威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不仅没有分量去谈摊牌，而且一旦非得要摊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屈辱地后退，一如六年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愤怒地拒斥与苏联联手出兵之议，并且警告称：美国将抗拒苏联的任何片面行动。同时，苏联的警告也使得华府加重对英、法的压力。11月6日，英镑在国际市场上暴跌，美国一反过去的做法，按兵不动，拒绝介入去稳定市场。
艾登在国会下议院里惨遭抨击，在英联邦中又找不到太多的支持，而且遭到美国抛弃，只有黯然罢手。11月6日，他同意在翌日开始停火，这时距离英、法部队登陆运河区还不到48小时。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美国绝不会支持如此破绽百出的作为，但是问题是，美国与其盟国划分界限的做法有必要这么决绝吗？美国真的是在支持英、法冒险，以及断然反对它们之间做选择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吗？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在清楚界定的北约组织地域之外，对英国和法国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可言。但是，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层面的议题。美国是否一定需要用这么绝情的方式，向它最重要的两个盟国表达，它们已经再也不能自力救济吗？这么做就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
美国没有必要促使联合国以极其迅速的步调来讨论本案，也没有必要支持不谈挑衅起自何方的决议而单单针对当前议题下结论。美国大可以吁请世界各国正视各种国际折中方案以免在运河区发生事端，也可以呼吁大家注意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事实，也更可以促请各方谴责纳赛尔鼓动恐怖分子侵袭以色列的行动。甚至，美国可以，也应该在谴责英、法行动之同时，也一同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美国不此之图，却认为苏伊士问题纯粹属于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与地缘政治毫无干系，不去正视以下的事实——埃及并未就运河的营运做任何保证，等于是纳赛尔无条件获得胜利，这也等于是苏联军火所鼓舞、苏联威胁所撑腰的激进政策获得胜利。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观念层面。美国领袖在苏伊士危机时提出三个原则，它们全都反映长久的真理：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与义务受到明确的法律文件之限制；除非是严格界定的自卫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动用武力；最重要的一项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演讲中强调了第一项原则，他以全力反对英、法的作为。他说：
“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反对我们的人士动用一套国际行为准则，对我们的友人又用另一套，也就谈不上法律了！”
国际关系可以由国际法巨细无遗地加以界定这种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假定美国应该在国际行为上扮演不偏不倚的道德仲裁人，不受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结盟关系所左右，也是这种古老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外交至少有部分涉及有能力区别各个个案，以及分辨敌友。
严格推论自卫才是战争的唯一合法原因的主张，出现在杜勒斯1956年12月的一篇谈话中，他在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时说：
“关键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也将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因为它要求所有缔约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的抱怨是：公约被违背了，而不是事先未经过咨商程序。”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么和平绥靖的方式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此后也没有人这么做。军事同盟的条文竟然有一条款，拘束缔约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可谓惊人之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美国政策的第三个前提——暗自盼望能崛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却不可能实现。美国战后领袖中对国家利益最有研究的尼克松，11月2日，也就是总统大选投票前四天，把美国置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前锋的位置，他宣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展示出不同于英、法在亚洲及非洲维持殖民传统的政策之作为，这项独立自主的宣示在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日后尼克松的种种言行，让我们很难相信他这番话不是奉指示出来发言。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发展。纳赛尔对美国或对其阿拉伯盟国的政策并未转为温和。即使他有心做，他的激进派追随者也不容许他承认，他是因美国对英、法施压而得逞。甚至，为了向这批追随者有个交代，他还得提高对中东亲西方、温和派政府的攻讦。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之后两年内，伊拉克亲西方政府遭推翻，出现阿拉伯世界最激进的一个政府，后来更产生萨达姆掌权。叙利亚也逐渐转向激进。五年之内，埃及部队开入也门，企图推翻原有政府却无功而退。最后，由于美国继承了英国退出而放弃的战略地位，纳赛尔的激进主义全都发作在美国身上，而以1967年对美断交达到最高潮。
美国在其他不结盟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在苏伊士危机后数个月内，美国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比起英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因为多数不结盟国家突然对美国翻脸，而是因为他们突然了解到对美国有了施压的窍门。这些国家对苏伊士危机印象深刻难忘的一页，不是美国暗助纳赛尔，而是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让他们互相对抗而渔翁得利。苏伊士危机事件也使得不结盟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冷战中的另一课：对美国施压一般会引来它真心的抗辩，然后它会对被抱怨的事项去设法解决；至于对苏联施压就有风险，它可能会激烈反弹，翻脸不认人。
苏伊土危机后数十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谴责美国政策变成每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例行公事。每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结束发表的宣言则极罕批评苏联的行动，即使有，语气也十分慎重。从统计上来看，美国不可能永远都错，错到一无是处，因此不结盟国家的偏倚必然是基于利益衡量，而非道德判断。
苏伊士危机最深刻的影响出现在中欧两大阵营。当时担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在11月19日写下：
“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美国的最后通牒使得英国和法国归于适当定位，既非大国，亦非强国。”
美国的盟国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苏伊士危机让他们彻底明白，大西洋同盟的一项前提——欧洲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最多只是部分正确。从此以后，所谓欧洲不需要核武器、因为美国会支持欧洲的论点，一直会被人拿苏伊士事件作为对比。当然，英国一向有独立的威慑力量。至于法国方面，《人道报》1956年11月9日发表一篇文章，表达出法国人日后的态度：
对苏伊士运河采取动作
姑不论水坝兴建案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多薄弱，美国撤回援助案的方式就必然会激起重大危机。法国驻华府大使狄穆维( MauriceCouve de Murville，日后出任戴高乐总统的外交部长)，就正确地预测到后果：“他们将会对苏伊士采取动作。这是他们制得住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当着无数群众之面对杜勒斯作答，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驳斥说：
“公民们，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役。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它知道道路，它知道实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纳赛尔故意挑衅法国，对群众宣称：“我们决不能自外于阿尔及利亚之战。”演讲进行中，纳赛尔举出兴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李希普( Ferdinand de Lesseps)的名字，这是示意埃及部队占领运河的暗号。这使得纳赛尔能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把群众激情带到最高潮，宣布：
“就在我此刻向你们说话时，你们的埃及弟兄已经开始接管运河公司及其财产，并且控制了运河的航行。运河位于埃及领土之内，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埃及所有。”
民主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之前见解分歧，现在危机又破坏了他们的反应。一年前才坐上英国首相位子的艾登，脾气上不合适在压力境况下做决定。紧接在丘吉尔之后担任首相，殊非易事。艾登更因心理、体力盛衰而时高时低的情绪很出名。几个月之前，他刚动过大手术，经常需要服药。最重要的是，艾登脱不开自己过去经历和环境的桎梏。他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成长在英国独霸中东的时代，而且矢志不惜奋力一战阻止纳赛尔得逞。
法国对纳赛尔更加仇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利益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者过去是法国保护国，后者是法国一个省份，有100万名法国居民。这两个北非国家当时都在争取独立，而纳赛尔的政策提供给他们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军火卖给埃及，埃及说不定会成为中继站，把苏联武器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法国新任总理摩勒( Grey Mollet)宣称：
“这一切都写在纳赛尔的作品里，就好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阐明他的政策一般。纳赛尔有野心要再造伊斯兰大国。”
拿纳赛尔与希特勒比拟，并不恰当。指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心征服外国，等于是说中东国家的边界有效力，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它。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上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
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
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
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
“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
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
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
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
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
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
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
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
“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
虽然杜勒斯代表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但是二次战后的这一代英国领袖却厌恶他的正义凛然，道貌岸然，认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不幸的是，杜勒斯的说教意义往往大于他表达对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他对苏联制度的深刻分析。丘吉尔形容杜勒斯是个“顽固的清教徒”。艾登则自始就对杜勒斯没有信心。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之前，艾登就表露希望他人出任该职，他说：“我不认为我将能和他共事。”
杜勒斯有许多特质，使他极具影响力。他的工作精神和坚持原则，令艾森豪威尔折服。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生平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
然而，杜勒斯在伦敦吁求道德，却凸显出伦敦和华府观点越来越不相吻合之势。从头到尾，杜勒斯大声喧嚷支持英、法揭示的目标，可是也不断抗拒以武力来践行。他非常有创意地提出克服危机的主张，但是仔细再加检验，这些点子却化为旷日费时的迟疑不决，阻止了英法贸然动武，如果杜勒斯曾预备坚持其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苏伊士危机的务实之解决方案——或许未必是英、法最爱的方案，却是他们能勉强接受者。
杜勒斯刚回到美国就表示排除使用武力，他提出的召开航运会议之方案，也被纳赛尔谢绝。杜勒斯在8月3日说：“我们不要以暴制暴。首先，我们要找出许多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包括埃及在内的全体有关国家，将会尊重1888年国际化条约当事国，或依据其条文之受益国之清醒意见。”道德论调改变不了杜勒斯拒用武力等于指出盟国外交步向死巷的事实。能够诱导纳赛尔接受杜勒斯提出的运河解决方案之唯一方法，是以如果再不识相，英、法将有军事干预的打算去威胁他。可是杜勒斯提出国际共管运河之议，也一再声明不用武力，这简直就是邀请纳赛尔一定要拒绝接受其提议。
杜勒斯与英、法合作号召举行苏伊士运河主要的24个使用国之国际会议，其中有8国曾在1888年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组成纳赛尔目前试图废除的体制。美国等18国以多数票，提议新的运河管理体制，接受埃及的主权，也让埃及人员参与，但亦确立以国际会议与会国家为运河的实质管理人。尽管点子良多，杜勒斯却不愿运用舆论以外的方式去推动执行它们。杜勒斯否认在他的方案以及执行方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坚称到了最后道德说服可以促使纳赛尔退让。他认为，多数人“相当尊重人类的意见。由于我相信它，我深信在这项会议会出现道德力量的裁判，我们可以有信心苏伊士运河将一如过去100年，在未来的年代里为人类和平服务”。事实证明，道德压力并没有物质压力同样的威力。9月10日，纳赛尔回绝了伦敦航运会议的提案。
三天之后，杜勒斯又提出另一个精巧的方案。这次他提议以使用人协会来营运运河，并在运河两端的塞得港和苏伊士，即埃及领水之外设立管制站收取通行费。如果纳赛尔不让步，使用人协会就要径自运作，不要他参加；如果他同意参加，就得把运河收入的管制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如果不是杜勒斯本人对自己的方案另有意见，这个复杂的方案或许就可付诸实行。10月2日，杜勒斯在一个记者会上又再次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他在同一个场合也大放厥词，批评艾登主张以北约组织来处理苏伊士运河类似的危机，乃是不恰当的提议：
“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与若干基本事项有关。在某些领域上，（美、英、法）三国因条约，如大西洋公约，而同进共退。……其他问题涉及其他地区，和触及所谓殖民主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扮演较为独立的角色。”
杜勒斯从法理解释，固然有理，不过他日美国却尝到异地而处的滋味。当美国在越南亟需盟国伸出援手时，美国盟国却以同样道理婉拒声援。1973年中东战争时，美国空运物资援助以色列，欧洲盟国却拒绝让美机飞越其领空，等于是苏伊士危机的反面回应。换言之，美国的盟国拒绝在严格界定的条约范围之外，承担北约组织之义务。1956年，英、法最生气的倒不是杜勒斯依法理解释其立场，而是强烈暗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对所谓重大利益的界定与欧洲盟国大大不同。
因为，英国最恼怒的是，就在杜勒斯开记者会的前一天，艾登已经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声明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纳赛尔，而是苏联：
“我们心目中毫不置疑，相信纳赛尔现在实质上已在俄国人掌握中，就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操控一般。现在向纳赛尔示弱以求安抚他，不会有效，就和当年向墨索里尼示弱一样。”
艾登认为，杜勒斯的声明等于是说，美国不认同他的说法，不以为在埃及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他想以遏制政策来架构埃及问题，可是杜勒斯却似乎把整个事件视为一桩殖民主义闹剧，美国决心保持道德清白的形象，不肯插手。
我们很难相信杜勒斯不清楚他玩的把戏有多么危险。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坚信美国大众会对崇高、正义、道德的号召乐于从命，杜勒势也有极丰富的现实经验。他对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然而，他似乎受到两种矛盾的脉动所拉扯。以他对共产主义历来的态度而言，他必然完完全全同意艾登和摩勒对苏联渗透中东危险之分析。这正可以说明为何他对纳赛尔动机的解读，与艾登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以及何以他突然决定不支持阿斯旺水坝兴建，让英国内阁（他们本来就一直挺有戒心）也吓了一跳。
此时，杜勒斯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兵连祸结的可怕，极力反对动武。艾森豪威尔对玩弄势力均衡这一套毫无兴趣；即使中东局势的确对全球均势存有长远危险，他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到可以稍后再来抵抗它，等到实际生存受到威胁再行动也不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伊士危机还未构成大碍，用不着使用武力。他的微笑常在脸上，他具有极坚毅的性格，一旦冒犯他可就不好玩了。
诚如艾奇逊曾说过的，国务卿能有何表现，要看他是否知道总统的脾气和个性而定。杜勒斯当然明白，但是艾登和摩勒却不明白，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他们忽视了艾森豪威尔在9月2日致艾登的一封信的意义，艾森豪威尔此信谈论国际航运会议，他再次警告反对运用武力：
“近东和北非的人民，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西方，我恐怕花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无法加以克服，尤其是思及俄国人居中挑拨离间的能力，说不定一个世纪都无法克服。”
杜勒斯可说是夹在强硬难折的艾森豪威尔和一群暴怒难抑的欧洲盟国之间，进退两难。艾登和摩勒已经骑上虎背，无法后退；也对杜勒斯宣示的目标口头姿态强硬，可又一再不肯以务实手段去做，大为生气。他们从来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反对动武的心意有多强，或者他的观点如何主导政策走向。以杜勒斯而言，盟国与纳赛尔之间的差距问题，小于他的上司总统和总统在欧洲的密友之间的歧义。他只好押赌，拟以灵活手腕来弥补间隙，期盼时间能使他们或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转变，或导致纳赛尔犯下错误，让大家都能摆脱僵局。不料，事与愿违，杜勒斯却使得法国和英国孤注一掷。
有位记者9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问，道尽杜勒斯两难之境，他问：“国务卿先生，美国事先宣布将不动武，苏联又以舆论为埃及撑腰，这岂非让王牌尽在纳赛尔手中？”虽然杜勒斯含糊地答称道德力量必胜，这个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民主国家之间歧见加深，鼓舞了克里姆林官加大赌注。华府讶然获悉，苏联愿意解囊协助阿斯旺大水坝兴建案，取代了西方的援助，并且要增加对中东运送军火。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大使嚷道：
“别忘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倾全力支持埃及。如果我儿子向我请缨志愿参战，协助埃及，我会鼓励他前往。”
杜勒斯10月2日在记者会中第二度摒除以武力解决的战术之后，英、法失望之余，决定自行解决，英、法的军事干预现在已箭在弦上，只待少数战术行动履行完程序。其一就是再向始终角色尴尬的联合国做最后的陈情申告。起初，英、法在美国支持下，刻意回避联合国，担心不结盟国家和埃及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他们外交手段已黔驴技穷之际，他们也向联合国申告，敷衍一下，以示由于这个世界组织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力行动，因此，联合国竟然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联合国在心理上毫无准备，只得起而回应。埃及、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私下协商，得出“六点原则”之协议，与航运会议上的多数观点非常接近。它要成立一个埃及人掌握的营运委员会，以及一个监理性质的使用人委员会。两委员会如有争议，则交付仲裁。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在10月12日发表电视演说称：
“我想今晚对美国人民宣布一项上好消息。今天下午在联合国就苏伊士危机如何解决获致的进展，极为可喜可贺。埃及、英国和法国透过其外交部长会商，同意一套开始谈判的原则，看来大危机已经成为过去。”
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确切说出“和平在望”，但他的声明激起了欣喜之情，可是事态发展却证明高兴为时太早。就在第二天，10月13日夜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为六点原则背书，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意外。分为两次的投票中，六点原则无异议地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如何执行的方案却遭到苏联否决。
六点原则是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机会。美国对埃及施压力，可能会使她去要求苏联撤回否决——当然这是假设否绝不是出于埃、苏两国事先串谋。美国若是以警告的方式对苏联施压，正告她一旦摊牌，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边，也可能使苏联不致投下否决票。但是美国决定，除了与盟国维持友谊之外，也要对不结盟国家示好。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使得战争无可避免。
艾登和摩勒已经顺从各项方案，避免战争，如航运会议、使用者协会和六点原则，无不接受。每一次，开头颇有希望，最后却搁浅；每一次，美国都没有运用其外交影响力替杜勒斯本身设计或支持的方案出面争取助力。但是，英国和法国虽然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动武，她们却给自身弄个致命的重担，最终用一个笨拙的策略做借口。法国筹划出来的这套办法是，怂恿以色列进袭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兵，然后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义，要求埃及和以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明白。这项计划预定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日的一个星期之前发动。
这一套拐弯抹角的策略，搞得人人都是输家。首先，它跟纳赛尔夺占苏伊士运河以来的种种外交作为不符，因为盟国原本一直尝试在运河的营运上面建立国际共管体制，既然国际间各种保障自由通航的办法，全都无疾而终，合理的下一步就是由英、法径自用武力成立国际共管机构，虽然他们单方面行动，一定会惹来强大反弹，但是在先前种种外交交涉失败后，这么做还可理解。相形之下，法国和英国实际搞出来的手法未免太矫揉造作，一下就被人看穿底蕴。
每位合伙人如果单独行动，效果可能更好。英、法竟然还得动用以色列协助来修理埃及，可谓自己坏了身为大国的身份。以色列则自甘担任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丧失了因邻国拒绝议和而获得的道德优势。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据点的地位也衰弱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选在大选前一周，怂恿以色列出兵，吃定他不敢得罪犹太裔选民，大为光火。要找到一项政策能够把每一步行动的不利集中起来，或者是建构一个组合却又让每个伙伴统统都受伤，也着实不容易，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臭皮匠却做到了！
表面上仿佛根本不知道国际间将爆发极大不满，英、法又采取一种军事策略，故意使人觉得她们迟疑延宕，不料反倒使得政治问题益发复杂。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月30日，英国和法国就要求以、埃双方撤离运河，而以军根本还未推进到这里。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她们将在陆地上介入。不过，要到四天之后，英、法部队才在埃及登陆，也没能在数天之内完成任务，占领运河。
谁也没料到美国的正义感被激惹起来。10月30日，距以色列发起攻击才24小时，美国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刻撤退到已订下的停火线之后”。但是没有要求谴责埃及支持的恐怖活动，或是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行为。英国和法国10月31日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上电视演讲，向她们表态：“固然这些国家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和行动，同样地我们也有权表示异议。我们相信这些行动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运用武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举动和适当工具。”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主张绝对不用武力的原则——譬如，两年之前，它就安排危地马拉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亦命令美军进入黎巴嫩。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美国在投票上与苏联同一立场，反对其最亲密的盟国。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宣布，鉴于英、法必然会在安全理事会上投下否决票，他预备到联合国大会之上去力争，因为英、法无法在大会上运用否决权。
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性票数，要求当事国中止交战行为。11月3日—4日，大会通宵开会，通过一项更强硬的决议案，开始讨论由联合国组织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这是要加速英、法撤军的象征动作，因为联合国部队从来未抵触某一主权国家的意愿，进驻其领土，而纳赛尔且也必然会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
11月5日，联合国组成维持和平部队。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宣布：只要联合国部队到达驻地，英、法部队将立刻退出——说不定心目中还盘算，他们的部队可以纳入联合国特遣部队中。在美国与苏联联手羞辱其最亲密盟国的创伤之上，又被加上一把盐：苏联军队就在这同一天，在联合国象征性的反对之下，出兵粉碎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活动。
11月5日晚上，也就是英、法发出最后通牒的一个星期以后，距苏联坦克开始弹压匈牙利起义只有24小时，苏联终于发言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意见明显分歧，莫斯科可以在最没风险之条件下，以埃及保护人姿态出现，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函电文件。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理布尔加宁亲自与艾登、摩勒、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通信。这五封信函的内容主题都一样：针对埃及的“掠夺性质”侵略，必须停止；联合国必须组织起联合行动加以制止，苏联愿意提供海空军参加联合国部队。
仿佛这些言词还不够狠，布尔加宁针对不同对象还附加警告。例如，艾登是第一个被苏联提醒设想被火箭攻击的西方盟国领袖，虽然布尔加宁是以问句型式提出威胁：如果英国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拥有各种现代化摧毁性质武器之进攻，它会是何种情况？在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不必派出海空军进袭英国海岸，只用火箭武器等方法就可以。为避免这个问句被误解，布尔加宁又加上一句更有恫吓味道的话：“我们已决心以武力粉碎侵略者，并且恢复东方的和平。”摩勒也收到同样的警告。给本·古里安的信虽然没有太明确指陈，却更具威胁意味，因为它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已经置以色列国家之存在于危疑地位”。
最后，布尔加宁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里，建议苏、美联合出兵，以中止中东的敌对。他甚至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无可能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不予遏阻，它充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可能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段话出自一个也具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以说真是风雨满楼，不祥之至。
苏联的威胁充满着虚词恫吓的声势，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外交术的特征。就在苏联部队残暴镇压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之同时，苏联竟然还敢声言替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人命运出头1 1956年苏联无疑比美国弱，尤其在核领域上望尘莫及，也只有蛮横不讲理的赫鲁晓夫才会叫嚣威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不仅没有分量去谈摊牌，而且一旦非得要摊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屈辱地后退，一如六年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愤怒地拒斥与苏联联手出兵之议，并且警告称：美国将抗拒苏联的任何片面行动。同时，苏联的警告也使得华府加重对英、法的压力。11月6日，英镑在国际市场上暴跌，美国一反过去的做法，按兵不动，拒绝介入去稳定市场。
艾登在国会下议院里惨遭抨击，在英联邦中又找不到太多的支持，而且遭到美国抛弃，只有黯然罢手。11月6日，他同意在翌日开始停火，这时距离英、法部队登陆运河区还不到48小时。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美国绝不会支持如此破绽百出的作为，但是问题是，美国与其盟国划分界限的做法有必要这么决绝吗？美国真的是在支持英、法冒险，以及断然反对它们之间做选择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吗？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在清楚界定的北约组织地域之外，对英国和法国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可言。但是，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层面的议题。美国是否一定需要用这么绝情的方式，向它最重要的两个盟国表达，它们已经再也不能自力救济吗？这么做就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
美国没有必要促使联合国以极其迅速的步调来讨论本案，也没有必要支持不谈挑衅起自何方的决议而单单针对当前议题下结论。美国大可以吁请世界各国正视各种国际折中方案以免在运河区发生事端，也可以呼吁大家注意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事实，也更可以促请各方谴责纳赛尔鼓动恐怖分子侵袭以色列的行动。甚至，美国可以，也应该在谴责英、法行动之同时，也一同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美国不此之图，却认为苏伊士问题纯粹属于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与地缘政治毫无干系，不去正视以下的事实——埃及并未就运河的营运做任何保证，等于是纳赛尔无条件获得胜利，这也等于是苏联军火所鼓舞、苏联威胁所撑腰的激进政策获得胜利。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观念层面。美国领袖在苏伊士危机时提出三个原则，它们全都反映长久的真理：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与义务受到明确的法律文件之限制；除非是严格界定的自卫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动用武力；最重要的一项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演讲中强调了第一项原则，他以全力反对英、法的作为。他说：
“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反对我们的人士动用一套国际行为准则，对我们的友人又用另一套，也就谈不上法律了！”
国际关系可以由国际法巨细无遗地加以界定这种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假定美国应该在国际行为上扮演不偏不倚的道德仲裁人，不受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结盟关系所左右，也是这种古老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外交至少有部分涉及有能力区别各个个案，以及分辨敌友。
严格推论自卫才是战争的唯一合法原因的主张，出现在杜勒斯1956年12月的一篇谈话中，他在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时说：
“关键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也将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因为它要求所有缔约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的抱怨是：公约被违背了，而不是事先未经过咨商程序。”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么和平绥靖的方式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此后也没有人这么做。军事同盟的条文竟然有一条款，拘束缔约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可谓惊人之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美国政策的第三个前提——暗自盼望能崛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却不可能实现。美国战后领袖中对国家利益最有研究的尼克松，11月2日，也就是总统大选投票前四天，把美国置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前锋的位置，他宣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展示出不同于英、法在亚洲及非洲维持殖民传统的政策之作为，这项独立自主的宣示在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日后尼克松的种种言行，让我们很难相信他这番话不是奉指示出来发言。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发展。纳赛尔对美国或对其阿拉伯盟国的政策并未转为温和。即使他有心做，他的激进派追随者也不容许他承认，他是因美国对英、法施压而得逞。甚至，为了向这批追随者有个交代，他还得提高对中东亲西方、温和派政府的攻讦。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之后两年内，伊拉克亲西方政府遭推翻，出现阿拉伯世界最激进的一个政府，后来更产生萨达姆掌权。叙利亚也逐渐转向激进。五年之内，埃及部队开入也门，企图推翻原有政府却无功而退。最后，由于美国继承了英国退出而放弃的战略地位，纳赛尔的激进主义全都发作在美国身上，而以1967年对美断交达到最高潮。
美国在其他不结盟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在苏伊士危机后数个月内，美国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比起英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因为多数不结盟国家突然对美国翻脸，而是因为他们突然了解到对美国有了施压的窍门。这些国家对苏伊士危机印象深刻难忘的一页，不是美国暗助纳赛尔，而是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让他们互相对抗而渔翁得利。苏伊士危机事件也使得不结盟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冷战中的另一课：对美国施压一般会引来它真心的抗辩，然后它会对被抱怨的事项去设法解决；至于对苏联施压就有风险，它可能会激烈反弹，翻脸不认人。
苏伊土危机后数十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谴责美国政策变成每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例行公事。每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结束发表的宣言则极罕批评苏联的行动，即使有，语气也十分慎重。从统计上来看，美国不可能永远都错，错到一无是处，因此不结盟国家的偏倚必然是基于利益衡量，而非道德判断。
苏伊士危机最深刻的影响出现在中欧两大阵营。当时担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在11月19日写下：
“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美国的最后通牒使得英国和法国归于适当定位，既非大国，亦非强国。”
美国的盟国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苏伊士危机让他们彻底明白，大西洋同盟的一项前提——欧洲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最多只是部分正确。从此以后，所谓欧洲不需要核武器、因为美国会支持欧洲的论点，一直会被人拿苏伊士事件作为对比。当然，英国一向有独立的威慑力量。至于法国方面，《人道报》1956年11月9日发表一篇文章，表达出法国人日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