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第104节
假如大西洋同盟是一个能够执行统合政策的单一国家，它可能就会按照丘吉尔的构想采取全面和解的外交做法。问题是1952年的大西洋同盟太脆弱，经不起这样的豪赌。美国两大政党产生的总统都没有选择，只好痛苦地静待苏联回心转意。
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
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
“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
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
“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
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尔告诉柯维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他将“有另一机会借由三巨头会议来争取和平”。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我们会比较安全，因为他若去世，继承人势必开始争夺继承权，会有不稳迹象。
斯大林在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去世，丘吉尔主张和苏联新领袖谈判。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比他的前任更能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与苏联重开谈判的构想。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7日有了表示，丘吉尔立刻在4月5日敦促艾森豪威尔，不要错失良机“试探马林科夫为了缓和世局紧张，愿意做到何种地步”。艾森豪威尔答复，请丘吉尔等候他预定4月16日在美国报纸编辑人学会上将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演说。可是，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等于不同意丘吉尔的假设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世局紧张如何缓和，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战争停火，对奥地利合约，以及“终止对中南半岛和马来亚安全的直接、间接攻击”。因此，他把中共和苏联视为一体，提出明显无法达致的条件，因为马来亚和中南半岛的情形大体上都不在苏联控制之下。（事后发展亦证明，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关系的评估不确定）。艾森豪威尔说：没有必要再谈判，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不必空口多话。
丘吉尔有机会先读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深为忧心春蕾因之霜冻而死。丘吉尔仍然不死心，建议波茨坦会议三大国，美、英、苏举行会谈，不过可由丘吉尔和刚刚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先举行预备会议。丘吉尔诉诸他在战时与莫洛托夫建立的旧谊，并附上他致艾森豪威尔信函中所附的邀请函草稿，对莫洛托夫说：
“我们可以重叙战时旧谊，而且可以和马林科夫先生及贵国其他领袖会晤。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解决攸关世局现实的任何严重议题。我也应当表明，我不预期在这个非正式会谈中能有何重大决定，只不过盼望能恢复我们之间轻松、友善的基础。”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认定，召开高峰会议等于是对苏联做了危险的让步。多少有点试探意味，他重申要求苏联先符合若干先决条件：
“我在4月25日致阁下函件中表达，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不应让我们国内认为，国家、政府首脑的会谈迫使我们仓促做出主动行动。”
丘吉尔虽然不以为然，但他认识到英国对美国依赖太深，使得他不能在华府有这么强烈看法的问题上，任性地做出主动提议。在没有跟马林科夫直接沟通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试探，向英国众议院透露他愿意在私下晤谈时，对这位苏联新任总理表达什么意见和主张。1953年5月11日，他说明他的分析为何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同：美国领袖害怕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以及德国的再武装，丘吉尔却更不欲伤害到苏联境内一项更有利的演变：
“如果想要达成国际政策整体解决的自然欲望，会伤害到俄国境内可能发生的自发、健全的演进，则未免太可惜了。我认为俄国国内若干声明和明显气氛改变，比外在出现的迹象重要多了。我很焦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的外交政策丝毫未触及到俄国人情感上的深刻发展。”
丘吉尔在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前力促谈判，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最能履行承诺的苏联领袖。现在丘吉尔主张召开高峰会议，以便维持住斯大林死后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换言之，不论苏联内部发生何种事故，或者谁掌控苏联权力结构，都有必要谈判。丘吉尔认为，召开最高阶层的会议，可以替未来的谈判定下原则和方向：
“这项会议不应受制于笨拙、僵硬的议程，或陷入技术上细枝末节的迷宫中，也不应受到一群专家和官员激烈争斗的大场面的影响。这项会议应该尽可能限于最少数的国家和人员参与。它或许不会获致式的协定，但或许与会人士有一种共同感觉，他们可能不必撕破脸乱斗，而能有些较好的表现。”
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
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
“如果我们迷失于这些苏联的建议，会有一些真正的危险。显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压力加身，我不知道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压力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在这样的声明下，杜勒斯达到遏制政策的极致。民主社会除了忍耐自制，还得有主旨目标，才能相信冷战有理。虽然表面上的政治方案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互不相容，中欧和平演进这样替代性的政治观念却有需要——一种强调让德国留在西方体制之内、并配合以措施、沿着欧洲东西阵营分界线缓和紧张的方案，杜勒斯避而不谈这个需要，宁可以旧立场阻滞外长会议，以争取时间巩固大西洋同盟和德国重新武装。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避免盟国龃龉不合；斯大林的继承人则避免了必须痛苦做决定的压力。
一旦苏联领袖发觉民主国家不会在中欧议题上施加压力，他们将集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界定为考验信念的项目上，例如韩国、中南半岛和对奥地利和约等，追求非常需要的与西方暂停抗争。丘吉尔在1953年争取就欧洲问题谈判，这些协定没有用来作为欧洲问题谈判的入场券，却用来作为谈判的替代品。1954年1月，为德国问题召开外长会议的构想迅速停顿下来。杜勒斯和莫洛托夫事实上得到一模一样的结论。两人都不喜欢搞不会有结果的外交，两人都宁愿就更大胆的外交政策强化自身的势力范围。
然而，双方的立场并不对称。僵持符合莫斯科眼前的战术和内部目的，它却更吻合美国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即使美国所有的领袖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必然会赢得武器竞赛，而且他们的势力范围具有极大的经济实力，适当规划的苏联长远目标实际上需要真正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务实地解决中欧议题。莫洛托夫避免做出让步，可是让步虽痛苦，却可能挽救苏联，避免战略上过分伸张终致覆亡的命运。杜勒斯避免采取弹性措施，却付出不必要的国内纷争纠葛的代价，也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的假象无力抗拒，不过也因而为美国最后的战略胜利奠定了基础。
杜勒斯利用这段休兵空档期，追求把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如何把联邦共和国纳入西方军事架构的问题，相当棘手。法国一点儿也不热切于见到德国全面再武装，也不愿牺牲自身的国防，去换取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整体防卫系统。因为这么做不啻代表着把法国防务部分交到十年前凌辱法国的那些人手中，而且这也会拘束住法国从事殖民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因为法国反对而胎死腹中的原因。杜勒斯和艾登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入北约组织。法国勉强同意，但坚持英国承诺英军永久长驻德国领土，艾登同意这个方案，法国等于获得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坚持不肯承诺的具体军事保证。此后，英、法、美部队以联邦共和国盟军的身份长驻德国。斯大林首先倡议中止德国分裂（一度得到丘吉尔大力的支持），最后却成了承认欧洲分裂。讽刺意味十足的是，拥护势力范围最力的丘吉尔，最后却寻求软化其冲击，甚而彻底消除它们；而杜勒斯身为一贯抨击势力范围的美国之国务卿，却变成冻结势力范围在原地不动的政策之发言人！
对其阵营的团结有了信心之后，美国觉得现在与俄国和谈将安全无虞。然而，事实上，美、苏阵营在欧洲都已巩固下来，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以一谈。双方都觉得可以召开高峰会议，不是为了解决冷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回避所有的基本议题。丘吉尔已经告老退休，联邦共和国稳坐在北约组织内，苏联也认定，维持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试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来得安全。
因此，1955年7月的日内瓦高峰会谈就与丘吉尔原先所提议的，大异其趣。与会的领袖不仅没有检讨紧张的起因，根本就没谈到有关造成冷战的种种议题。议程在宣传造势和放弃解决东西问题之间摇摆。艾森豪威尔主张“开放天空”，准许彼此对对方领土进行空中侦察，这对美方没有太大风险；因为苏联从他们的情报侦探和公共来源经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空中侦察增加不了多少作用，可是这一来苏联的谜团可就得公开给美国侦察了。我由个人经验知道，如果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艾森豪威尔麾下设计这套构想的规划人员（大部分都受当时担任总统顾问的尼尔逊·洛克菲勒节制督导）都会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若是谢绝它，也不会有什么不利。中欧未来的议题就这样毫无政策指示地丢给外交部长们去讨论。
日内瓦高峰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展示民主国家经过十年的对抗之后，心理上需要歇息下来。原先对斯大林的明确方案立场坚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对苏联的改变口气屈从接受，他们就好比那马拉松长跑选手，眼睁睁看到终点线，却累得一屁股坐下来，听任竞争者后来居上。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技巧地、坚定不移地去除掉斯大林和平通告，以及丘吉尔召开高峰会谈的影响，坚持对若干明确的问题要有明确的解决。不过，后来他们也认为坚持苏联内部先有转变才肯谈判，有点强人所难，另外规划替代性的会谈立场则又可能太立场分歧，未能取得国内共识。遏制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让美国老百姓认为冷战的终结有希望达成。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却落人他们一向担心的地步：倾向于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较不具挑衅味的作风，解释为这是苏联态度基本上起了变化的迹象。单是成功地召开一个不剑拔弩张的会谈（不论其实质内容有多么肤浅），就能燃起民主国家的希望，认为翘首以待良久的苏联的改变，总算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在会谈召开前，就替这次高峰会谈定下了基调。放弃了他的政府原先坚持要有具体、详尽进展的立场，艾森豪威尔大体上从心理方面来描绘他对东西外交的看法：
“战后我们许多会议都太强调注重细节，竭力求取特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建立一种求取解决的精神和态度。”
媒体的反应热切兴奋，集中在高峰会谈上已有了基本进展这一点上，只不过当时尚不清楚其具体内涵而已。《纽约时报》社论说：
“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建树远比十年前他在战场上力挫强敌还要大，他已经防阻战争的发生。其他人可能会以实力相制衡，艾森豪威尔先生却能够睿智地把其他人拉进他的善意的圈子里，即令不能让来自易北河另一岸的访客改变政策，至少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
甚至杜勒斯也大受日内瓦“精神”感动。他在两个月之后对英国外相麦克米伦说：
“直到日内瓦会谈之前，苏联政策以不宽容为基础，这是苏联理论的主要精神。苏联政策现在则以宽容为基础，包括与人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高峰会谈以及其周遭气氛本身就是一项成就。麦克米伦体会到这种精神，认为日内瓦高峰会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获致任何明确的协定，而是在各国领袖之间建立了交谊。即使在均势外交大本营的英国，气氛也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为何这次会谈让全世界都有了希望和期待？并非因为讨论特别精彩。最震撼世人想象力的是，世界对立的两大集团之元首能够友好地会谈。肩负重责大任的这些人能够像凡夫俗子一样聚在一起交谈、开玩笑。我不禁怀疑，夏天在日内瓦那一幕田园景致是不是幻象。”
仿佛历史极宽容似的，美国领袖早先的评估认为，冷战是苏联行动的结果，并非苏联夸夸其词或个人行为所致，这乃是正确的。双方领袖拒绝去探究紧张的起因，必然会使他们永得骂名。如果单单只是一次会谈就对西方舆论有这么大冲击，还能有何诱因能吸引苏联做出具体的让步？的确，在此后15年内在任何政治议题上，苏联都不再有让步的姿态。
以德国为分界线的双方势力范围自此冻结凝固。在北约组织成立，以及民主国家与苏联重开谈判以致日后于1975年缔结赫尔辛基协定这期间，唯一一次政治谈判就是因为苏联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告而进行的会谈。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即使日内瓦高峰会谈在西方被赞誉为冷战解冻的开始，它却预示着冷战最危险阶段的来临。因为苏联领袖由它得到的结论与民主国家领袖的结论十分不同。斯大林的继承人在混乱局势中脱颖而出，不能确定民主国家是否可能利用这场乱局扭转苏联在战后的征服成果。1953年6月，距斯大林亡故仅有三个月，他们设法平定四国共管的柏林东区发生的一起动乱，而西方国家毫无反应。他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延宕推托，却没有遭到抵抗，共产党在中欧东欧的政治控制，也只遭到口头言词的挑战而已。最后，他们在日内瓦高峰会谈上得到一张行为良好的奖状，没有受到关于冷战何以发生的认真的质疑。
身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得到吻合其意识形态的唯一结论：势力的相对关系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个信念毫无疑问亦因苏联核武器增加（虽然数量依然相当小），以及发展氢弹而加强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高峰会谈的综合观点是：
“我们的敌人察觉到，我们能够抗拒他们的压力和看穿他们的诡计。”
1956年2月，也就是日内瓦高峰会谈七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同一个苏共党代表大会上，以批判民主国家的态度评估国际大环境：
“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继续加深，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局发展的影响力日增，帝国主义势力的地位日趋式微……。”
民主国家与苏联领袖之间误解的基本起因，是因为前者坚持把他们得自国内经验的标准加之于苏联。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观念。第二代的苏联领袖成长在一个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历史背景下。追随斯大林，受其调教，导致心理发展不健康，唯有野心无穷大的奴仆才会忍受略犯小错就遭处死或终身流放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邪恶，或者只因独裁者本身政策转变并遭受横逆欺压，而敢怒不敢言。
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若干材料谈斯大林，它透露出斯大林的部属明白这些暴行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做的。然而他们为了缓和本身良心的谴责（良心实在是不大），却把斯大林主义归咎于斯大林神经错乱、暴戾孤傲，而不认为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且，他们也很少有机会有系统地反省，因为斯大林一向把他的高层领导人任意调迁摆布。在斯大林政权下丢了官职，并不会回到民间，恢复正常生活；少数存活下来没被斗死的下台人物，要公开受到羞辱、也被昔日同僚彻底孤立隔离。
苏联社会里病态的疑忌心已经深入人民生活，在斯大林刚死不久的时候依然十分强烈。他的继承人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争权：1953年，贝利亚被处死；1955年，马林科夫被黜罢官；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和马林科夫这一伙人的所谓反党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罢黜朱可夫之后取得绝对大权。这种动荡不安使得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亟需与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局势，不过它并没有使得苏联不出售武器给埃及，也没有阻挡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
苏联领袖变了调子，并不是就变成能接纳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理念。1954年马林科夫畅论核战争的危险时，他可能第一次表达出苏联认识到核时代的现实了！同时，他也同样可能企图破坏民主国家对其安全战略所持的核武器的信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可能传达出共产主义在软化，但是他也用它为对付斯大林老助手（他的主要政敌）的武器，也用来作为控制共产党的手段。
不错，赫鲁晓夫有勇气整肃了贝利亚；或者至少可说，他认识到基于本身生存的安全，非于掉贝利亚不可；他又断断续续地试验在东欧对知识分子解冻和开展非斯大林化。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由于共产主义彻底土崩瓦解，以致一般人常忘掉赫鲁晓夫对国际社会的挑衅有多么嚣张。他具有农民的本能，立刻抓住他的意识形态斥为帝国主义的那些国家的痛处，他煽惑中东危机，为柏林问题发出一系列最后通牒，鼓动民族解放战争，并在古巴部署导弹。他虽然让西方国家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却没让苏联得到永久的收获；因为他善于点火煽起危机，却不知何时罢手。并且由于西方国家虽然一时混乱，最后还是起而抵抗，因此赫鲁晓夫侵略行为的结局就是苏联资源大量耗竭，却没有得到长久的战略收获，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到严重羞辱。
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谈是这一切种种作为的分界点。赫鲁晓夫由日内瓦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小驻，承认了东德共产政权的主权。这是斯大林一直避免的动作。此后的冷战时期，德国统一问题自国际议程上消失，因为莫斯科已经把它列为应由两个德国国家自行谈判的问题。由于东西德的政治价值不能相容，没有一方肯自杀，统一只有等待一方覆亡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根源在于日内瓦。
到了1955年，距罗斯福去世已有十年之久，欧洲战后的解决总算出现，它不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谈判，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谈判解决而冒出来。它却正是罗斯福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不过，毋庸讳言，这样的安排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定。德国问题即使未获解决，也算暂时稳住。苏联即使不承认西德，也得接受它的存在；美国对东德的态度亦然。
但是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滋事。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
从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散布出来的种种和平共处论调，都不能改变基本事实——美、苏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局面。一方之得普遍会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一片兴盛景象，美国亦展示出它愿以武力保卫其势力范围，因而阻止了苏联的冒险行径。但是，欧洲僵持对峙并不代表全世界各地都僵持对峙不动。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结束仅只两个月，苏联就和埃及做了一大笔军火买卖，以武器向埃及易物，换来当时已供给过剩的棉花——这是把苏联势力伸人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事实上等于是以蛙跳动作，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让华府面对必须在此前认为安全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
斯大林从来不愿在发展中世界押注赌苏联的信用度。他认为这些地区离苏联本土太遥远、太不安定，其领袖太难控制，而且苏联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遥远地区从事冒险行动——当然随着时间演进，苏联军事力量增强，他的态度可能会改变。迟至1947年为止，斯大林当时的亲信顾问安德烈·札达诺夫( Andrei Zhdanov)依然认为中东地区仍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地区，两者还争着出头当老大。
苏联领袖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率先出售武器给发展中国家会燃烧起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使得以阿冲突更难处理，也会被视为对西方在中东优势的重大挑战。等到尘埃落定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破坏了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此后势必独自扛起冷战大旗。
赫鲁晓夫的起手棋招相当谨慎。苏联起先并未介入贩售军火，因为技术上乃是捷克出面卖军火，不过很快这个掩饰也抛弃不用了。不管怎么掩饰，苏联出售军火给中东，踩到了西欧（尤其是英国）的痛处。埃及仅次于印度，代表着大英帝国光荣盛世最重要的遗产。20世纪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供应石油给西欧的主要通道。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国势日颓，它依然以中东霸主自居，它的霸业有两大支柱：一是伊朗，透过英伊合资公司供应石油，一是埃及，它的战略基地价值无与伦比。英国首相艾登1945年推动组成阿拉伯联盟，作为抵抗外力深入中东的政治架构。英国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仍驻守大批军队。英国军官葛鲁伯将军(John Glubb)担任约旦阿拉伯兵团司令官。
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开始瓦解。在第一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喝彩下，伊朗首相摩萨台在1951年把伊朗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下令驻防阿巴丹炼油设施的英国部队撤出。英国已经不再觉得本身实力强大，不需美国支持（美国从头到尾都未伸手支持）即可在这么接近苏联边界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它自认在苏伊士运河之侧仍有军事基地，可作为备用之阵地。
摩萨台的挑战两年后结束，因为美国鼓动一次政变将他推翻。（当时，华府认为秘密行动比军事干预更具合法性。）然而，英国在伊朗的霸主地位再也没有恢复。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地位也动摇，一群青年军官在中东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反殖民统治风潮下，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他们的领袖是纳赛尔上校。
纳赛尔个性坚毅，颇具魅力，他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成为一个魅力人物。他把1948年阿拉伯国家遭以色列击败，引为奇耻大辱。他把犹太人建国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活动的最高潮。因此他立志把英国、法国逐出中东地区。
纳赛尔的崛起也使得美国和她的北约组织主要盟国之间对殖民主义问题潜伏的歧见浮上台面。早在1951年4月，丘吉尔还担任在野党领袖之时，曾经呼吁在中东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以一己之力，承担一向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负担，或甚至在当地的外交主导权上扮演主角。但是美国和英国联手，在法国协助下，我们三国合作将居于最强大的地位，去处理诸如埃及问题和防御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问题等等。”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却不愿扮演她在希腊、土耳其的角色；也不愿承担欧洲政治主宰一切的传承，更不愿与殖民传统扯上关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或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理由是认为这一类争端应该由联合国裁决。事实上，他们不愿跟英国的殖民传统扯在一起，认为这将很难自圆其说，而这个顾虑的确有道理。
然而，美国也有自己的幻觉，认为发展中世界的独立运动与美国经验相当，一旦新兴独立国家了解到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欧洲老旧强权迥然不同，就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独立运动领袖，却与美国开国诸贤不同类型，虽然口中亦高唱民主调子，他们却缺乏美国宪法制宪先贤的坚定，后者才是真正虔信制衡的制度。前者大多数以威权作风统治，许多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几乎全都把东西冲突视为良机，可以利用来推翻旧帝国主义制度。因而不论美国人如何刻意与欧洲殖民主义保持距离，美国领袖却大出意料，发觉发展中国家还是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帮手，而不是真心的伙伴。
最后，美国由于遏制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而被扯进中东事务；因为前者需要在每个地区反对苏联扩张，后者则鼓励成立类似北约组织的体制，以抵抗实质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
起初，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充分掌握到纳赛尔所代表的意义。两国的反应作为都出于以下的假设前提：纳赛尔抗拒他们的政策，是因为有某种不满与怨恨，这都可以补救。但是即使还真有一次机会试验这个假设能否成立，也会因为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前提而破坏掉。英国想要诱导纳赛尔接受她历史性的主宰权，至于美国则想诱使纳赛尔参加她的遏制大战略。苏联洞察到这是反制“帝国主义包围”的良机，可以借供应武器争取到新盟友，又不必像在东欧那样，还得承担起她们国内治理的责任。纳赛尔聪明地利用这一切动机，让每一个竞争者相互对抗。
苏联军火注入动荡的中东之后，加速了东西竞逐争胜的程序，英国和美国最上乘的回应应该是孤立纳赛尔，直到情势证明苏联军火无助于他获致目标，届时如果纳赛尔放弃与苏联交结，甚至更妙的是他被比较温和的领袖取代，再发动大方的外交主动。这正就是二十年之后，美国对萨达特的策略，可是，1955年民主国家反其道而行；他们尽力迎合纳赛尔的需索，企图笼络他。
就像沙漠的海市蜃楼幻象，西方国家的算盘一旦试图去推行，立刻烟消云散。英国发觉，不管它如何以糖衣包装英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做法，都不能吻合当地政府的胃口。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与英国同流，争取让纳赛尔肯与美国结成伙伴，加入全球反苏战略，这个政策可谓形同老年痴呆症，它也从未付诸实现。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
苏联在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打交道时，也有她的苦头。苏联渗透进人中东的早期阶段，样样都获致收益。莫斯科只花了微不足道的代价，就把民主国家逼得落入守势。她们的内部冲突升高了，同时苏联在过去视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实力亦告巩固。不过，随着时间进展，苏联的中东朋友把苏联拉扯进与苏联收获不相称的危机中，每当苏联企图以本身国家利益衡量应否介入这些风险时，就会造成新朋友的不痛快和耻笑。这又使得西方国家的外交可以展示暴露苏联没有办法餍足其新朋友的目标——萨达特自1972年起就开始与苏联疏远，是一个高潮点。
英国首先被迫放弃她对中东的幻想。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基地，是英帝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约有8万名驻军。可是，英国在埃及反对、美国又不支持之情况下，无法在运河区维持庞大驻军。1954年，英国在美国施压的情势下，同意在1956年以前自苏伊士基地撤出驻军。
美国领袖极力要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政策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要终结英帝国角色，一方面又要利用英国残余的影响力，在中东建构遏制的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出所谓“北边国家”( Northern Tier)的观念——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在内，并且希望以后再把伊朗纳入，这乃是中东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在沿着苏联南方国境加以遏制。
巴格达条约和阿斯旺大坝
这个观念以英国发起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形，但是它在若干方面有瑕疵。一个同盟要有效，它必须反映出共同目标感、共同危险的意识，以及能够把力量汇集起来，这些因素在巴格达条约上俱都付之阙如。该地区各国的分歧与仇恨，远大于他们对苏联扩张的共同畏惧感。叙利亚拒绝加入；伊拉克以其首都担任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达两年，它只关心抵抗阿拉伯激进主义，而不太关切苏联侵略；巴基斯坦则认为安全大患来自印度，不是苏联。
巴格达条约各会员国的军力也不是设计来协助邻国抵抗超级大国入侵之用，他们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国内安全。更重要的是，纳赛尔是中东地区最具力量的领袖，他决心要摧毁巴格达条约，因为他认为这是掩饰对中东殖民霸权野心的一种卑鄙手法，企图孤立他和激进派人士。
有鉴于各自的目的有太多的分歧，无法设计出惩戒措施来抵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接下来试图把埃及哄骗离开莫斯科，大力展示追随西方阵营利益极多。他们提出两项政策——促进埃及和以色列间之和平，协助纳赛尔兴建阿斯旺大水坝。
提出和平方案，是因为英美认为1948年以武力建立犹太国家是阿拉伯激进主义萌生的主要根源；光荣和平，可以消除阿拉伯人的挫败感、耻辱感。但是在这个时刻，阿拉伯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管它光荣与否，并不想与以色列谋和。他们认为，犹太国家根本就是硬生生以两千年来古老的主张为基础，强置于传统上阿拉伯人的家园中，来弥补犹太人的苦难，可是犹太人即使有苦难，也不是阿拉伯人引起的。
如果纳赛尔与以色列真正缔和——也就是接受了共存共处——他就等于自绝于阿拉伯世界，不配当阿拉伯人的领袖。纳赛尔不愿受到阿拉伯人非难，他建议以色列放弃整个内盖夫地区( Negev)，这是以色列1948年征服的南部沙漠地区，占以色列领土面积1/2以上；并且1948年被逐离家园的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应该有权还乡。
以色列绝对不肯放弃一半的领土，或允许所有的阿拉伯难民还乡，这一来势必把剩下的一半疆土也全都挤满了。以色列的解套招数是坚持以开放的边界，签订正式和平协定——这是没有大碍的试探要求，但也是阿拉伯领袖最难接受的要求，因为一旦接受，就代表着他们永久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以色列要和平、不要割让土地；阿拉伯要索回土地，又不肯界定和平，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就是僵局死结。第一次谈判就产生一个剧本，经各方奉行直到萨达特在埃及崛起；再过了20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才接受此议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到了1993年9月终于签字谈和。
此时的美国和英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杜勒斯虽然赞同“北边国家”政策，却不乐意英国出头当领导人，希望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移设埃及；埃及却不领情，根本拒斥这个组织。英国宁愿推翻纳赛尔，美国虽然对埃及购买苏联军火不豫，却认为最好还是安抚埃及。
英、美领导人为了弥补双方间隙，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这是靠近埃及、苏丹边境，在上尼罗河兴建的一座365英尺高、3英里长的大水坝。它将调节尼罗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攸关自远古以来埃及人就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广袤流域的兴盛，使它不再受每年尼罗河泛滥之灾。
艾登是纳赛尔的大敌，但是他首先倡议英美联手支持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由美国负担九成经费。为什么渴望推翻纳赛尔、必去之而后快的艾登，一变而大力支持阿斯旺计划？因为他希望驾驭中东外交，阻止苏联继军事援助之后跟着又搞经济渗透。1955年12月14日，英国和美国正式提议分两阶段兴建阿斯旺大水坝：在预备阶段中，立刻拨出限额经费，研究规划，确定次阶段真正开工兴建的规模和援助性质之后，才着手兴建。
这是一项奇怪的决定。英、美两国政府虽然乐意见到纳赛尔垮台，也十分忧心他亲近苏联，却承诺去进行这件巨大工程，还挑起财务重担！这两个意见不一的盟国安慰自己，认为：即使第一阶段的补助款不能争取到纳赛尔回心转意，第二阶段施工以后将使得埃及在财务上仰赖他们，就好像19世纪开凿苏伊士运河，使得西方借由财政手段控制住埃及。
阿斯旺大水坝计划不但没有使纳赛尔温和下来，反倒令他更自大。为了保持他的议价分量，他漫天叫价，而且拒绝美国参与协助以、阿迅速和谈。当英国试图说服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约旦国内爆发亲埃及的暴动，侯赛因国王不得已在1956年3月把阿拉伯兵团的英籍司令官葛鲁伯将军免职。
5月16日，纳赛尔撤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承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等于对美国直接叫阵，尤其是针对着大力支持台湾的杜勒斯而来。6月，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谢比诺夫访问埃及，提议苏联对阿斯旺水坝提供财务、工程援助，这一来使得纳赛尔可以玩弄两大超级大国，渔翁得利。
7月19日，杜勒斯决定不再玩下去。这位埃及领袖承认中共，令杜勒斯忍无可忍，决心教训纳赛尔。当埃及大使由开罗返回华府任所，携来指令表示接受美国全盘技术方案时，杜勒斯答复说，华府已经做出结论，认为埃及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阿斯旺大水坝的兴建，因此美国不会施援。
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
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
“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
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
“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
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尔告诉柯维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他将“有另一机会借由三巨头会议来争取和平”。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我们会比较安全，因为他若去世，继承人势必开始争夺继承权，会有不稳迹象。
斯大林在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去世，丘吉尔主张和苏联新领袖谈判。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比他的前任更能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与苏联重开谈判的构想。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7日有了表示，丘吉尔立刻在4月5日敦促艾森豪威尔，不要错失良机“试探马林科夫为了缓和世局紧张，愿意做到何种地步”。艾森豪威尔答复，请丘吉尔等候他预定4月16日在美国报纸编辑人学会上将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演说。可是，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等于不同意丘吉尔的假设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世局紧张如何缓和，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战争停火，对奥地利合约，以及“终止对中南半岛和马来亚安全的直接、间接攻击”。因此，他把中共和苏联视为一体，提出明显无法达致的条件，因为马来亚和中南半岛的情形大体上都不在苏联控制之下。（事后发展亦证明，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关系的评估不确定）。艾森豪威尔说：没有必要再谈判，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不必空口多话。
丘吉尔有机会先读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深为忧心春蕾因之霜冻而死。丘吉尔仍然不死心，建议波茨坦会议三大国，美、英、苏举行会谈，不过可由丘吉尔和刚刚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先举行预备会议。丘吉尔诉诸他在战时与莫洛托夫建立的旧谊，并附上他致艾森豪威尔信函中所附的邀请函草稿，对莫洛托夫说：
“我们可以重叙战时旧谊，而且可以和马林科夫先生及贵国其他领袖会晤。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解决攸关世局现实的任何严重议题。我也应当表明，我不预期在这个非正式会谈中能有何重大决定，只不过盼望能恢复我们之间轻松、友善的基础。”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认定，召开高峰会议等于是对苏联做了危险的让步。多少有点试探意味，他重申要求苏联先符合若干先决条件：
“我在4月25日致阁下函件中表达，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不应让我们国内认为，国家、政府首脑的会谈迫使我们仓促做出主动行动。”
丘吉尔虽然不以为然，但他认识到英国对美国依赖太深，使得他不能在华府有这么强烈看法的问题上，任性地做出主动提议。在没有跟马林科夫直接沟通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试探，向英国众议院透露他愿意在私下晤谈时，对这位苏联新任总理表达什么意见和主张。1953年5月11日，他说明他的分析为何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同：美国领袖害怕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以及德国的再武装，丘吉尔却更不欲伤害到苏联境内一项更有利的演变：
“如果想要达成国际政策整体解决的自然欲望，会伤害到俄国境内可能发生的自发、健全的演进，则未免太可惜了。我认为俄国国内若干声明和明显气氛改变，比外在出现的迹象重要多了。我很焦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的外交政策丝毫未触及到俄国人情感上的深刻发展。”
丘吉尔在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前力促谈判，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最能履行承诺的苏联领袖。现在丘吉尔主张召开高峰会议，以便维持住斯大林死后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换言之，不论苏联内部发生何种事故，或者谁掌控苏联权力结构，都有必要谈判。丘吉尔认为，召开最高阶层的会议，可以替未来的谈判定下原则和方向：
“这项会议不应受制于笨拙、僵硬的议程，或陷入技术上细枝末节的迷宫中，也不应受到一群专家和官员激烈争斗的大场面的影响。这项会议应该尽可能限于最少数的国家和人员参与。它或许不会获致式的协定，但或许与会人士有一种共同感觉，他们可能不必撕破脸乱斗，而能有些较好的表现。”
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
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
“如果我们迷失于这些苏联的建议，会有一些真正的危险。显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压力加身，我不知道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压力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在这样的声明下，杜勒斯达到遏制政策的极致。民主社会除了忍耐自制，还得有主旨目标，才能相信冷战有理。虽然表面上的政治方案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互不相容，中欧和平演进这样替代性的政治观念却有需要——一种强调让德国留在西方体制之内、并配合以措施、沿着欧洲东西阵营分界线缓和紧张的方案，杜勒斯避而不谈这个需要，宁可以旧立场阻滞外长会议，以争取时间巩固大西洋同盟和德国重新武装。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避免盟国龃龉不合；斯大林的继承人则避免了必须痛苦做决定的压力。
一旦苏联领袖发觉民主国家不会在中欧议题上施加压力，他们将集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界定为考验信念的项目上，例如韩国、中南半岛和对奥地利和约等，追求非常需要的与西方暂停抗争。丘吉尔在1953年争取就欧洲问题谈判，这些协定没有用来作为欧洲问题谈判的入场券，却用来作为谈判的替代品。1954年1月，为德国问题召开外长会议的构想迅速停顿下来。杜勒斯和莫洛托夫事实上得到一模一样的结论。两人都不喜欢搞不会有结果的外交，两人都宁愿就更大胆的外交政策强化自身的势力范围。
然而，双方的立场并不对称。僵持符合莫斯科眼前的战术和内部目的，它却更吻合美国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即使美国所有的领袖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必然会赢得武器竞赛，而且他们的势力范围具有极大的经济实力，适当规划的苏联长远目标实际上需要真正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务实地解决中欧议题。莫洛托夫避免做出让步，可是让步虽痛苦，却可能挽救苏联，避免战略上过分伸张终致覆亡的命运。杜勒斯避免采取弹性措施，却付出不必要的国内纷争纠葛的代价，也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的假象无力抗拒，不过也因而为美国最后的战略胜利奠定了基础。
杜勒斯利用这段休兵空档期，追求把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如何把联邦共和国纳入西方军事架构的问题，相当棘手。法国一点儿也不热切于见到德国全面再武装，也不愿牺牲自身的国防，去换取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整体防卫系统。因为这么做不啻代表着把法国防务部分交到十年前凌辱法国的那些人手中，而且这也会拘束住法国从事殖民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因为法国反对而胎死腹中的原因。杜勒斯和艾登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入北约组织。法国勉强同意，但坚持英国承诺英军永久长驻德国领土，艾登同意这个方案，法国等于获得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坚持不肯承诺的具体军事保证。此后，英、法、美部队以联邦共和国盟军的身份长驻德国。斯大林首先倡议中止德国分裂（一度得到丘吉尔大力的支持），最后却成了承认欧洲分裂。讽刺意味十足的是，拥护势力范围最力的丘吉尔，最后却寻求软化其冲击，甚而彻底消除它们；而杜勒斯身为一贯抨击势力范围的美国之国务卿，却变成冻结势力范围在原地不动的政策之发言人！
对其阵营的团结有了信心之后，美国觉得现在与俄国和谈将安全无虞。然而，事实上，美、苏阵营在欧洲都已巩固下来，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以一谈。双方都觉得可以召开高峰会议，不是为了解决冷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回避所有的基本议题。丘吉尔已经告老退休，联邦共和国稳坐在北约组织内，苏联也认定，维持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试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来得安全。
因此，1955年7月的日内瓦高峰会谈就与丘吉尔原先所提议的，大异其趣。与会的领袖不仅没有检讨紧张的起因，根本就没谈到有关造成冷战的种种议题。议程在宣传造势和放弃解决东西问题之间摇摆。艾森豪威尔主张“开放天空”，准许彼此对对方领土进行空中侦察，这对美方没有太大风险；因为苏联从他们的情报侦探和公共来源经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空中侦察增加不了多少作用，可是这一来苏联的谜团可就得公开给美国侦察了。我由个人经验知道，如果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艾森豪威尔麾下设计这套构想的规划人员（大部分都受当时担任总统顾问的尼尔逊·洛克菲勒节制督导）都会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若是谢绝它，也不会有什么不利。中欧未来的议题就这样毫无政策指示地丢给外交部长们去讨论。
日内瓦高峰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展示民主国家经过十年的对抗之后，心理上需要歇息下来。原先对斯大林的明确方案立场坚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对苏联的改变口气屈从接受，他们就好比那马拉松长跑选手，眼睁睁看到终点线，却累得一屁股坐下来，听任竞争者后来居上。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技巧地、坚定不移地去除掉斯大林和平通告，以及丘吉尔召开高峰会谈的影响，坚持对若干明确的问题要有明确的解决。不过，后来他们也认为坚持苏联内部先有转变才肯谈判，有点强人所难，另外规划替代性的会谈立场则又可能太立场分歧，未能取得国内共识。遏制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让美国老百姓认为冷战的终结有希望达成。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却落人他们一向担心的地步：倾向于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较不具挑衅味的作风，解释为这是苏联态度基本上起了变化的迹象。单是成功地召开一个不剑拔弩张的会谈（不论其实质内容有多么肤浅），就能燃起民主国家的希望，认为翘首以待良久的苏联的改变，总算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在会谈召开前，就替这次高峰会谈定下了基调。放弃了他的政府原先坚持要有具体、详尽进展的立场，艾森豪威尔大体上从心理方面来描绘他对东西外交的看法：
“战后我们许多会议都太强调注重细节，竭力求取特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建立一种求取解决的精神和态度。”
媒体的反应热切兴奋，集中在高峰会谈上已有了基本进展这一点上，只不过当时尚不清楚其具体内涵而已。《纽约时报》社论说：
“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建树远比十年前他在战场上力挫强敌还要大，他已经防阻战争的发生。其他人可能会以实力相制衡，艾森豪威尔先生却能够睿智地把其他人拉进他的善意的圈子里，即令不能让来自易北河另一岸的访客改变政策，至少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
甚至杜勒斯也大受日内瓦“精神”感动。他在两个月之后对英国外相麦克米伦说：
“直到日内瓦会谈之前，苏联政策以不宽容为基础，这是苏联理论的主要精神。苏联政策现在则以宽容为基础，包括与人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高峰会谈以及其周遭气氛本身就是一项成就。麦克米伦体会到这种精神，认为日内瓦高峰会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获致任何明确的协定，而是在各国领袖之间建立了交谊。即使在均势外交大本营的英国，气氛也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为何这次会谈让全世界都有了希望和期待？并非因为讨论特别精彩。最震撼世人想象力的是，世界对立的两大集团之元首能够友好地会谈。肩负重责大任的这些人能够像凡夫俗子一样聚在一起交谈、开玩笑。我不禁怀疑，夏天在日内瓦那一幕田园景致是不是幻象。”
仿佛历史极宽容似的，美国领袖早先的评估认为，冷战是苏联行动的结果，并非苏联夸夸其词或个人行为所致，这乃是正确的。双方领袖拒绝去探究紧张的起因，必然会使他们永得骂名。如果单单只是一次会谈就对西方舆论有这么大冲击，还能有何诱因能吸引苏联做出具体的让步？的确，在此后15年内在任何政治议题上，苏联都不再有让步的姿态。
以德国为分界线的双方势力范围自此冻结凝固。在北约组织成立，以及民主国家与苏联重开谈判以致日后于1975年缔结赫尔辛基协定这期间，唯一一次政治谈判就是因为苏联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告而进行的会谈。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即使日内瓦高峰会谈在西方被赞誉为冷战解冻的开始，它却预示着冷战最危险阶段的来临。因为苏联领袖由它得到的结论与民主国家领袖的结论十分不同。斯大林的继承人在混乱局势中脱颖而出，不能确定民主国家是否可能利用这场乱局扭转苏联在战后的征服成果。1953年6月，距斯大林亡故仅有三个月，他们设法平定四国共管的柏林东区发生的一起动乱，而西方国家毫无反应。他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延宕推托，却没有遭到抵抗，共产党在中欧东欧的政治控制，也只遭到口头言词的挑战而已。最后，他们在日内瓦高峰会谈上得到一张行为良好的奖状，没有受到关于冷战何以发生的认真的质疑。
身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得到吻合其意识形态的唯一结论：势力的相对关系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个信念毫无疑问亦因苏联核武器增加（虽然数量依然相当小），以及发展氢弹而加强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高峰会谈的综合观点是：
“我们的敌人察觉到，我们能够抗拒他们的压力和看穿他们的诡计。”
1956年2月，也就是日内瓦高峰会谈七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同一个苏共党代表大会上，以批判民主国家的态度评估国际大环境：
“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继续加深，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局发展的影响力日增，帝国主义势力的地位日趋式微……。”
民主国家与苏联领袖之间误解的基本起因，是因为前者坚持把他们得自国内经验的标准加之于苏联。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观念。第二代的苏联领袖成长在一个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历史背景下。追随斯大林，受其调教，导致心理发展不健康，唯有野心无穷大的奴仆才会忍受略犯小错就遭处死或终身流放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邪恶，或者只因独裁者本身政策转变并遭受横逆欺压，而敢怒不敢言。
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若干材料谈斯大林，它透露出斯大林的部属明白这些暴行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做的。然而他们为了缓和本身良心的谴责（良心实在是不大），却把斯大林主义归咎于斯大林神经错乱、暴戾孤傲，而不认为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且，他们也很少有机会有系统地反省，因为斯大林一向把他的高层领导人任意调迁摆布。在斯大林政权下丢了官职，并不会回到民间，恢复正常生活；少数存活下来没被斗死的下台人物，要公开受到羞辱、也被昔日同僚彻底孤立隔离。
苏联社会里病态的疑忌心已经深入人民生活，在斯大林刚死不久的时候依然十分强烈。他的继承人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争权：1953年，贝利亚被处死；1955年，马林科夫被黜罢官；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和马林科夫这一伙人的所谓反党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罢黜朱可夫之后取得绝对大权。这种动荡不安使得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亟需与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局势，不过它并没有使得苏联不出售武器给埃及，也没有阻挡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
苏联领袖变了调子，并不是就变成能接纳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理念。1954年马林科夫畅论核战争的危险时，他可能第一次表达出苏联认识到核时代的现实了！同时，他也同样可能企图破坏民主国家对其安全战略所持的核武器的信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可能传达出共产主义在软化，但是他也用它为对付斯大林老助手（他的主要政敌）的武器，也用来作为控制共产党的手段。
不错，赫鲁晓夫有勇气整肃了贝利亚；或者至少可说，他认识到基于本身生存的安全，非于掉贝利亚不可；他又断断续续地试验在东欧对知识分子解冻和开展非斯大林化。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由于共产主义彻底土崩瓦解，以致一般人常忘掉赫鲁晓夫对国际社会的挑衅有多么嚣张。他具有农民的本能，立刻抓住他的意识形态斥为帝国主义的那些国家的痛处，他煽惑中东危机，为柏林问题发出一系列最后通牒，鼓动民族解放战争，并在古巴部署导弹。他虽然让西方国家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却没让苏联得到永久的收获；因为他善于点火煽起危机，却不知何时罢手。并且由于西方国家虽然一时混乱，最后还是起而抵抗，因此赫鲁晓夫侵略行为的结局就是苏联资源大量耗竭，却没有得到长久的战略收获，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到严重羞辱。
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谈是这一切种种作为的分界点。赫鲁晓夫由日内瓦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小驻，承认了东德共产政权的主权。这是斯大林一直避免的动作。此后的冷战时期，德国统一问题自国际议程上消失，因为莫斯科已经把它列为应由两个德国国家自行谈判的问题。由于东西德的政治价值不能相容，没有一方肯自杀，统一只有等待一方覆亡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根源在于日内瓦。
到了1955年，距罗斯福去世已有十年之久，欧洲战后的解决总算出现，它不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谈判，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谈判解决而冒出来。它却正是罗斯福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不过，毋庸讳言，这样的安排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定。德国问题即使未获解决，也算暂时稳住。苏联即使不承认西德，也得接受它的存在；美国对东德的态度亦然。
但是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滋事。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
从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散布出来的种种和平共处论调，都不能改变基本事实——美、苏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已陷入地缘政治竞争局面。一方之得普遍会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一片兴盛景象，美国亦展示出它愿以武力保卫其势力范围，因而阻止了苏联的冒险行径。但是，欧洲僵持对峙并不代表全世界各地都僵持对峙不动。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议结束仅只两个月，苏联就和埃及做了一大笔军火买卖，以武器向埃及易物，换来当时已供给过剩的棉花——这是把苏联势力伸人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事实上等于是以蛙跳动作，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让华府面对必须在此前认为安全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
斯大林从来不愿在发展中世界押注赌苏联的信用度。他认为这些地区离苏联本土太遥远、太不安定，其领袖太难控制，而且苏联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遥远地区从事冒险行动——当然随着时间演进，苏联军事力量增强，他的态度可能会改变。迟至1947年为止，斯大林当时的亲信顾问安德烈·札达诺夫( Andrei Zhdanov)依然认为中东地区仍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地区，两者还争着出头当老大。
苏联领袖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率先出售武器给发展中国家会燃烧起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使得以阿冲突更难处理，也会被视为对西方在中东优势的重大挑战。等到尘埃落定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破坏了英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此后势必独自扛起冷战大旗。
赫鲁晓夫的起手棋招相当谨慎。苏联起先并未介入贩售军火，因为技术上乃是捷克出面卖军火，不过很快这个掩饰也抛弃不用了。不管怎么掩饰，苏联出售军火给中东，踩到了西欧（尤其是英国）的痛处。埃及仅次于印度，代表着大英帝国光荣盛世最重要的遗产。20世纪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供应石油给西欧的主要通道。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国势日颓，它依然以中东霸主自居，它的霸业有两大支柱：一是伊朗，透过英伊合资公司供应石油，一是埃及，它的战略基地价值无与伦比。英国首相艾登1945年推动组成阿拉伯联盟，作为抵抗外力深入中东的政治架构。英国在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仍驻守大批军队。英国军官葛鲁伯将军(John Glubb)担任约旦阿拉伯兵团司令官。
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开始瓦解。在第一代新兴独立国家的喝彩下，伊朗首相摩萨台在1951年把伊朗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下令驻防阿巴丹炼油设施的英国部队撤出。英国已经不再觉得本身实力强大，不需美国支持（美国从头到尾都未伸手支持）即可在这么接近苏联边界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它自认在苏伊士运河之侧仍有军事基地，可作为备用之阵地。
摩萨台的挑战两年后结束，因为美国鼓动一次政变将他推翻。（当时，华府认为秘密行动比军事干预更具合法性。）然而，英国在伊朗的霸主地位再也没有恢复。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地位也动摇，一群青年军官在中东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反殖民统治风潮下，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他们的领袖是纳赛尔上校。
纳赛尔个性坚毅，颇具魅力，他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成为一个魅力人物。他把1948年阿拉伯国家遭以色列击败，引为奇耻大辱。他把犹太人建国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活动的最高潮。因此他立志把英国、法国逐出中东地区。
纳赛尔的崛起也使得美国和她的北约组织主要盟国之间对殖民主义问题潜伏的歧见浮上台面。早在1951年4月，丘吉尔还担任在野党领袖之时，曾经呼吁在中东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以一己之力，承担一向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负担，或甚至在当地的外交主导权上扮演主角。但是美国和英国联手，在法国协助下，我们三国合作将居于最强大的地位，去处理诸如埃及问题和防御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问题等等。”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却不愿扮演她在希腊、土耳其的角色；也不愿承担欧洲政治主宰一切的传承，更不愿与殖民传统扯上关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或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表面理由是认为这一类争端应该由联合国裁决。事实上，他们不愿跟英国的殖民传统扯在一起，认为这将很难自圆其说，而这个顾虑的确有道理。
然而，美国也有自己的幻觉，认为发展中世界的独立运动与美国经验相当，一旦新兴独立国家了解到美国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欧洲老旧强权迥然不同，就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独立运动领袖，却与美国开国诸贤不同类型，虽然口中亦高唱民主调子，他们却缺乏美国宪法制宪先贤的坚定，后者才是真正虔信制衡的制度。前者大多数以威权作风统治，许多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几乎全都把东西冲突视为良机，可以利用来推翻旧帝国主义制度。因而不论美国人如何刻意与欧洲殖民主义保持距离，美国领袖却大出意料，发觉发展中国家还是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帮手，而不是真心的伙伴。
最后，美国由于遏制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而被扯进中东事务；因为前者需要在每个地区反对苏联扩张，后者则鼓励成立类似北约组织的体制，以抵抗实质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不过，绝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观念并不一致。她们把莫斯科看做极佳的平衡物，有助于获取西方的让步，而不是对中东独立的威胁。许多新兴独立国家传递出一个印象，即她们若被共产主义占领，对美国的危险远大于她们本身之受害，因此她们并不需要付出代价，换取美国保护。总之，深受民心支持的统治者如纳赛尔，认为与西方站在同一边并无前途。他们要民众认为，他们不仅从民主国家争到独立，也取得行动自由，不再俯首帖耳听命于人。不结盟在他们而言，不但是外交政策的抉择，在国内亦有其需要。
起初，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充分掌握到纳赛尔所代表的意义。两国的反应作为都出于以下的假设前提：纳赛尔抗拒他们的政策，是因为有某种不满与怨恨，这都可以补救。但是即使还真有一次机会试验这个假设能否成立，也会因为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前提而破坏掉。英国想要诱导纳赛尔接受她历史性的主宰权，至于美国则想诱使纳赛尔参加她的遏制大战略。苏联洞察到这是反制“帝国主义包围”的良机，可以借供应武器争取到新盟友，又不必像在东欧那样，还得承担起她们国内治理的责任。纳赛尔聪明地利用这一切动机，让每一个竞争者相互对抗。
苏联军火注入动荡的中东之后，加速了东西竞逐争胜的程序，英国和美国最上乘的回应应该是孤立纳赛尔，直到情势证明苏联军火无助于他获致目标，届时如果纳赛尔放弃与苏联交结，甚至更妙的是他被比较温和的领袖取代，再发动大方的外交主动。这正就是二十年之后，美国对萨达特的策略，可是，1955年民主国家反其道而行；他们尽力迎合纳赛尔的需索，企图笼络他。
就像沙漠的海市蜃楼幻象，西方国家的算盘一旦试图去推行，立刻烟消云散。英国发觉，不管它如何以糖衣包装英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的做法，都不能吻合当地政府的胃口。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与英国同流，争取让纳赛尔肯与美国结成伙伴，加入全球反苏战略，这个政策可谓形同老年痴呆症，它也从未付诸实现。纳赛尔没有任何可以信服的诱因，去放弃和苏联交好。他的诱因反倒是反其道而行最划算，他刻意向苏联或激进的中立国家（最好是同时对两者）接近，以便自美国获得利益。华府越是刻意拉拢纳赛尔，这位智谋深算的埃及人越是倾向苏联，因而升高了赌注，寻求自美国多汲取一切利益。
苏联在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打交道时，也有她的苦头。苏联渗透进人中东的早期阶段，样样都获致收益。莫斯科只花了微不足道的代价，就把民主国家逼得落入守势。她们的内部冲突升高了，同时苏联在过去视为西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实力亦告巩固。不过，随着时间进展，苏联的中东朋友把苏联拉扯进与苏联收获不相称的危机中，每当苏联企图以本身国家利益衡量应否介入这些风险时，就会造成新朋友的不痛快和耻笑。这又使得西方国家的外交可以展示暴露苏联没有办法餍足其新朋友的目标——萨达特自1972年起就开始与苏联疏远，是一个高潮点。
英国首先被迫放弃她对中东的幻想。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基地，是英帝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约有8万名驻军。可是，英国在埃及反对、美国又不支持之情况下，无法在运河区维持庞大驻军。1954年，英国在美国施压的情势下，同意在1956年以前自苏伊士基地撤出驻军。
美国领袖极力要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政策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要终结英帝国角色，一方面又要利用英国残余的影响力，在中东建构遏制的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出所谓“北边国家”( Northern Tier)的观念——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在内，并且希望以后再把伊朗纳入，这乃是中东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在沿着苏联南方国境加以遏制。
巴格达条约和阿斯旺大坝
这个观念以英国发起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形，但是它在若干方面有瑕疵。一个同盟要有效，它必须反映出共同目标感、共同危险的意识，以及能够把力量汇集起来，这些因素在巴格达条约上俱都付之阙如。该地区各国的分歧与仇恨，远大于他们对苏联扩张的共同畏惧感。叙利亚拒绝加入；伊拉克以其首都担任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达两年，它只关心抵抗阿拉伯激进主义，而不太关切苏联侵略；巴基斯坦则认为安全大患来自印度，不是苏联。
巴格达条约各会员国的军力也不是设计来协助邻国抵抗超级大国入侵之用，他们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国内安全。更重要的是，纳赛尔是中东地区最具力量的领袖，他决心要摧毁巴格达条约，因为他认为这是掩饰对中东殖民霸权野心的一种卑鄙手法，企图孤立他和激进派人士。
有鉴于各自的目的有太多的分歧，无法设计出惩戒措施来抵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接下来试图把埃及哄骗离开莫斯科，大力展示追随西方阵营利益极多。他们提出两项政策——促进埃及和以色列间之和平，协助纳赛尔兴建阿斯旺大水坝。
提出和平方案，是因为英美认为1948年以武力建立犹太国家是阿拉伯激进主义萌生的主要根源；光荣和平，可以消除阿拉伯人的挫败感、耻辱感。但是在这个时刻，阿拉伯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管它光荣与否，并不想与以色列谋和。他们认为，犹太国家根本就是硬生生以两千年来古老的主张为基础，强置于传统上阿拉伯人的家园中，来弥补犹太人的苦难，可是犹太人即使有苦难，也不是阿拉伯人引起的。
如果纳赛尔与以色列真正缔和——也就是接受了共存共处——他就等于自绝于阿拉伯世界，不配当阿拉伯人的领袖。纳赛尔不愿受到阿拉伯人非难，他建议以色列放弃整个内盖夫地区( Negev)，这是以色列1948年征服的南部沙漠地区，占以色列领土面积1/2以上；并且1948年被逐离家园的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应该有权还乡。
以色列绝对不肯放弃一半的领土，或允许所有的阿拉伯难民还乡，这一来势必把剩下的一半疆土也全都挤满了。以色列的解套招数是坚持以开放的边界，签订正式和平协定——这是没有大碍的试探要求，但也是阿拉伯领袖最难接受的要求，因为一旦接受，就代表着他们永久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以色列要和平、不要割让土地；阿拉伯要索回土地，又不肯界定和平，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就是僵局死结。第一次谈判就产生一个剧本，经各方奉行直到萨达特在埃及崛起；再过了20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才接受此议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到了1993年9月终于签字谈和。
此时的美国和英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杜勒斯虽然赞同“北边国家”政策，却不乐意英国出头当领导人，希望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移设埃及；埃及却不领情，根本拒斥这个组织。英国宁愿推翻纳赛尔，美国虽然对埃及购买苏联军火不豫，却认为最好还是安抚埃及。
英、美领导人为了弥补双方间隙，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这是靠近埃及、苏丹边境，在上尼罗河兴建的一座365英尺高、3英里长的大水坝。它将调节尼罗河流域的水利灌溉，攸关自远古以来埃及人就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广袤流域的兴盛，使它不再受每年尼罗河泛滥之灾。
艾登是纳赛尔的大敌，但是他首先倡议英美联手支持阿斯旺大水坝兴建计划，由美国负担九成经费。为什么渴望推翻纳赛尔、必去之而后快的艾登，一变而大力支持阿斯旺计划？因为他希望驾驭中东外交，阻止苏联继军事援助之后跟着又搞经济渗透。1955年12月14日，英国和美国正式提议分两阶段兴建阿斯旺大水坝：在预备阶段中，立刻拨出限额经费，研究规划，确定次阶段真正开工兴建的规模和援助性质之后，才着手兴建。
这是一项奇怪的决定。英、美两国政府虽然乐意见到纳赛尔垮台，也十分忧心他亲近苏联，却承诺去进行这件巨大工程，还挑起财务重担！这两个意见不一的盟国安慰自己，认为：即使第一阶段的补助款不能争取到纳赛尔回心转意，第二阶段施工以后将使得埃及在财务上仰赖他们，就好像19世纪开凿苏伊士运河，使得西方借由财政手段控制住埃及。
阿斯旺大水坝计划不但没有使纳赛尔温和下来，反倒令他更自大。为了保持他的议价分量，他漫天叫价，而且拒绝美国参与协助以、阿迅速和谈。当英国试图说服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约旦国内爆发亲埃及的暴动，侯赛因国王不得已在1956年3月把阿拉伯兵团的英籍司令官葛鲁伯将军免职。
5月16日，纳赛尔撤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承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等于对美国直接叫阵，尤其是针对着大力支持台湾的杜勒斯而来。6月，苏联新任外交部长谢比诺夫访问埃及，提议苏联对阿斯旺水坝提供财务、工程援助，这一来使得纳赛尔可以玩弄两大超级大国，渔翁得利。
7月19日，杜勒斯决定不再玩下去。这位埃及领袖承认中共，令杜勒斯忍无可忍，决心教训纳赛尔。当埃及大使由开罗返回华府任所，携来指令表示接受美国全盘技术方案时，杜勒斯答复说，华府已经做出结论，认为埃及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阿斯旺大水坝的兴建，因此美国不会施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