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68节
他继续往下看。
“……特向国内工商诸公及海外华侨华商，发此恳切之请……吾知诸公各有不易，然同为华夏子孙，手足之情，不可不念……”
读到“手足之情”四个字时，郑成栋把报纸放下了。
他看向窗外。老街对面是一家裁缝铺，老板娘正在门口晾晒几件刚做好的绸衫。更远处，能看见黄浦江上的桅杆尖，和一两缕从轮船上飘起的黑烟。
中国在变。
郑成栋是光绪年间从福建泉州跑到上海来的，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身上只有母亲缝在腰带里的三块银元。他在码头扛过麻袋，在茶行当过学徒，一步一步，三十年，做成了现在这个在上海茶叶出口行里排得上号的“郑记茶庄”。
他见过太多事了——甲午年黄浦江上日本军舰的炮声，庚子年租界里洋人的趾高气扬，然后，就是这个周皇帝。
这个人，郑成栋没见过，但听过太多。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铁路、工厂、军舰、飞机，什么都要搞，花钱如流水；有人说他手段太硬，清理权贵官僚、打击地主豪强，半点情面不讲；但也有人说，中国这十几年，大变样了，铁路通了，工厂建了，洋人真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欺负人了。
郑成栋自己看到的是——他的茶叶出口，从十年前的年销两百担，做到了现在的两千担；从只能卖给南洋的华人，到现在能进伦敦、纽约的百货公司；从要用洋行的船、洋行的保险，到现在可以走国营远洋公司的船，用中国自己的银行开信用证。
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他又看了一眼那篇募捐书。
然后他叫来了账房先生，“老林，”郑成栋说，“把去年茶庄的红利账拿给我看看。”
林先生应了一声，转身从后面那排榆木柜子里抽出一本蓝皮账册，翻到某一页，递过来。
郑成栋看了几行数字，在心里算了算，然后说：“从红利里，拨五万块出来。”
“郑先生，这五万是……”
“捐给陕甘赈灾，走政务院公布的那个赈灾基金账户，不要走别的渠道，直接汇过去。”
林先生点头，拿起笔，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记完了，他犹豫了一下，说：“郑先生，五万……要不要在报纸上登个名？”
“不用，”郑成栋说，“钱到了就行，登名做什么？给人看我们有钱？”
林先生不说话了，低头继续记。
郑成栋又补了一句：“还有，通知各个分号，今年清明祭祖的时候，茶庄所有伙计，每人加发一个月工钱，就说……就说感念大家一年辛苦，共渡时艰。”
这句话，林先生记下来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他跟着郑成栋二十年了，知道这位老板的脾气——话不多，做事狠，但心里有数。加发一个月工钱，在这个旱灾年景，对下面那些一个月挣三四十块的伙计来说，是天大的事。
“我这就去办。”林先生说。
郑成栋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出去了。
陈金福是在矿场的工棚里看到那封募捐书的。报纸是矿上的文书从城里带回来的，已经是三天前的《南洋商报》了。工棚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挂在梁上，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报纸上的字照得忽明忽暗。
陈金福不识字，是文书念给他听的。
文书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广东潮州人，读过几年私塾，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他念得很慢，念到“手足之情，不可不念”时，声音有点抖。
陈金福坐在木板床上，听着，没说话。
他今年五十五岁，在马来亚的锡矿里干了三十五年。从最开始用锄头和簸箕在河床里淘锡砂，到现在管着这个有两百多工人的中型矿场，他的一双手，已经粗粝得像是两块老树皮，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净的黑灰色，是锡矿的尘土。
文书念完了，把报纸折好，看着陈金福，等他的反应。
工棚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矿工收工回来的脚步声，和远处洗矿机哗啦啦的水声。
陈金福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朝廷……真的很难？”
文书说：“报上说，北方旱了三年，陕甘最严重，连续两年地里颗粒无收，朝廷不得不停下了二五计划大部分工程，又是调粮，又是买粮，现在国库也吃紧了，这才向海内外募捐。”
陈金福点了点头。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十九岁，因为家乡闹饥荒，跟着同乡的“水客”偷渡到南洋。船是小木船，在海上漂了十几天，死了三个人，尸体直接扔进海里。到了槟城，身上只剩一条破裤子，在码头上扛了三个月麻袋，才攒够钱买张车票到怡保，下了矿。
那时候，洋人的矿主，鞭子是真抽，工钱是真拖，死了人往矿坑里一埋，连个名字都不留。
后来变了。
中国有了皇帝，有了军舰，洋人矿主对待华工的态度，慢慢变了——工钱不敢拖了，鞭子不敢随便抽了，死了人至少会给家属一点抚恤。不是因为洋人突然有了良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现在有船能开过来，有炮能打过来。
陈金福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但他懂这个——腰杆子硬了，别人就不敢随便欺负你。
“矿上这个月账上，能动用的钱有多少？”他问。
文书想了想，说：“扣掉要发的工钱、要付的机器维修费、要缴的税，大概还能剩下……八千左右，是令吉。”
陈金福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八千令吉，大概合一万两千华元。
“全捐了，”他说。
文书愣了一下：“全……全捐？那下个月要是机器坏了，或者……”
“机器坏了再想办法，”陈金福说，“饿死人的事，等不了。”
陕甘在哪里，陈金福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当年他快饿死的时候，是同乡凑了半袋米，让他活了下来。现在有人快饿死了，他有一袋米，就该分出去半袋。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和他识不识字、懂不懂国家大事，没有关系，“去办吧，”他对文书说，“钱直接汇到报上说的那个账户，用矿场的名义，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
文书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陈金福叫住他。
文书回头。
陈金福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钞票和一些硬币，是他这个月还没存进银行的零用钱。
他数了数，大概有两百令吉。
“这个也加上，”他把钱递过去，“算我个人的。”
文书接过钱，看着陈金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转身快步走了。
陈金福重新坐回木板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是他母亲，光绪年间拍的，穿着粗布衣，头发梳得整齐，眼神温顺而疲惫。
母亲在他来南洋的第三年就去世了，饿死的，他对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娘，现在……现在不会了，我们有一个好皇帝。”
旧金山的唐人街，街道狭窄，两旁的楼房把天空挤成一条细长的缝，霓虹灯招牌刚刚亮起，中文的、英文的，交错在一起，晃得人眼花，李阿炳坐在“广昌隆洗衣店”的后间里，面前摊着那份《金山时报》。
他六十八岁，在这条街上洗了四十年衣服。从最初用木桶和搓板，到现在用上了蒸汽熨斗和电动洗衣机，他的手被碱水和热水泡得发白、起皱，指关节粗大变形，但依然灵活，能在一分钟内把一件衬衫叠得整整齐齐。
报纸是隔壁裁缝铺的老赵送过来的，说头版有皇帝写的募捐书，让他看看。李阿炳识字不多，但勉强能读。他戴上老花镜，凑到灯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同为华夏子孙，手足之情，不可不念……”
他读到这句时，停下了。
后间里很安静，只有蒸汽熨斗偶尔发出的“嗤嗤”声，和外面街上隐隐传来的电车铃声。
李阿炳想起四十年前，他二十八岁，因为家乡台山闹土匪，田被烧了，房子被抢了，跟着同乡的叔伯，卖猪仔到了旧金山。
船是运货的底舱，六百多人挤在一起，空气污浊，死了的就直接扔海里。到了金山，在码头上被洋人用鞭子赶着下船，像牲口一样。
然后就是在这条街上，洗衣，熨衣，送衣，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睡在店铺后面的储藏间里，冬天冷，夏天热，被洋人顾客叫“清虫”，被警察随便找个理由罚款。
后来，慢慢变了。
中国有了新皇帝，有了军舰，有了外交官。洋人警察再来唐人街，不敢随便踢门了；洋人顾客再来洗衣店，不敢随口骂人了；工会组织起来，工钱能谈判了，工作时间能限制了；而到了今天，《排华法案》也取消了！
李阿炳不懂什么国际政治，但他懂这个——祖国强了，海外华人的腰杆子，就硬了一分。
他把报纸折好，放在一旁，起身走到前店，前店里，几个年轻伙计正在收拾今天最后一批洗好的衣服，挂在铁架上，等着明天顾客来取。
“阿强，”李阿炳叫住一个二十来岁的伙计，“去，把工会的几个理事叫来，就说我有事商量。”
阿强应了一声，放下手里的衣架，快步跑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洗衣工会的五个理事都聚在了李阿炳的后间里。这些人，年纪从四十到六十不等，都是在这条街上洗了半辈子衣服的老华人，手上都带着和李阿炳一样的、被碱水泡出的痕迹。
李阿炳把那份报纸推给他们看，“陛下亲自写信募捐……朝廷撑不住了，向我们海外华人求助。”
几个理事轮流看了那篇募捐书，都没说话。
“我的意思，”李阿炳继续说，“工会从今年的互助基金里，拨一笔钱出来，捐回去。多少，大家商量。”
一个姓陈的理事，五十多岁，脸上有一道年轻时被洋人顾客用烟灰缸砸出的疤，他先开口：“拨多少？互助基金是大家每个月凑出来，谁家有人生病、出事，应急用的。”
“我知道，”李阿炳说，“所以商量。”
另一个姓黄的理事，六十出头，是工会里最会算账的，他想了想，说：“基金里现在大概有八千美金，合华元……差不多两万。全捐了肯定不行，万一谁家出事，没钱应急。我看……捐一半，四千美金，一万华元左右，差不多。”
“一万华元，能买多少粮食？”陈理事问。
黄理事在心里算了算：“现在国际粮价，一吨小麦大概三十美金，四千美金……能买一百三十多吨。一百三十吨小麦，大概……能撑几万人半个月？”
他说完，大家都沉默了。
一百三十吨，对一个旱灾三年的省份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杯水车薪，也是水。
“那就四千美金，”李阿炳说，“另外，工会发个通知，愿意个人再捐的，自愿，不强求，捐多少记个名，一起汇回去。”
几个理事都点头。
事情定了，人陆续散去。
后间里又只剩下李阿炳一个人。
他坐回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他这些年攒下的钱——大部分已经寄回台山老家，盖了房子，买了地，剩下这些，是他预备着哪天干不动了，回老家养老用的。
他数了数，大概有三百美金。
他抽出两百，放在桌上，想了想，又把最后一百也抽出来，一起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