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67节
"以前，外贸是大公司的事，我们这种小商人根本挤不进去，"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说，"现在皇帝说，只要你有货，能出口，就给你资格，我这才有机会。"
记者问："赚到钱了吗？"
黄光明露出一个有些复杂的笑："赚到了，但不多，因为汇率在变，很难算清楚。有时候以为赚了，换算成英镑一看，没赚多少。但总比以前强，而且量大了，薄利多销，算下来还是好的。"
在出口增长的背后，还有另一面——那些终于加入出口竞争的工厂，和那些工厂里的工人。
江苏一家专门生产出口棉布的纺织厂，工人陈秋香，二十八岁，每天工作十小时，一个月能拿到四十块钱的工资，外加一点粮食补贴，这在1928年，算不上高，但比两年前工厂刚开的时候，涨了两成多。
她做的工作，是在一排自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检查线轴，接断线，处理卡机——每隔一段时间，一台机器发出提示声，她就过去处理。
一个班，她要负责十二台机器。
两年前，她刚进厂，一个班只负责四台，因为机器不稳定，故障多；现在机器熟了，工人也熟了，可以管十二台。
效率提高了，产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国际市场上就有了竞争力——这个逻辑，陈秋香没有讲过，但她在她的生活里，活出了这个逻辑。
她把挣到的钱存了一部分，寄给乡下的父母，留了一部分，买了一件新棉袄。那是她这几年里，第一次冬天买新棉袄，而不是穿补了又补的旧衣服。
穿上棉袄那天，她站在厂区宿舍楼道里的镜子前，看了自己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上班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就是觉得，比从前好了一点。
而到了1928年11月，在陕西武功县，那个在仓库门口看着卡车卸粮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在十一月里拄着拐杖去了一趟镇上。
他找到镇公所，见到了镇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要交上去。
信是他让孙子帮他写的，他口述，孙子抄写，字不算好，但很认真。
信的开头是："禀陛下，吾乃武功县老民，年七十三……"
然后他写了今年见到卡车运粮的事，写了镇里打了两口新井的事，写了以工代赈他孙子去干活领了粮食的事。
他写道："吾少时经光绪大旱，饿死无数，村中几近断绝，吾父以树皮草根活命，终身不忘。今日见陛下调度有方，粮食到位，虽仍有困苦，然无饿死之惨，实千年未有之治……"
镇长把这封信接过来，翻看了一遍，没有说话，点了头。
到了1928年冬，旱灾基本得到遏制，直接饿死的人数控制在了历史上同等规模旱灾的百分之五以内。
周皇帝的威望，在这一年的灾情处置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这件事，民间流传了很多说法，有些夸大，有些失实，但核心是一样的：这次旱灾，死的人比以前少得多，是因为有铁路，有卡车，有水泵，有打井的机器，有从四川湖北运来的粮食，有政府撑着的以工代赈。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抗灾能力的提升，等二五计划后，有更多的金疙瘩，大家会过得更好，现在难一点，子孙后代收益，这一点成为共识。
1928年12月，周皇帝正在看报告，数字上，农业部汇总的全国粮食产量，比1927年下降了约九个百分点。但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华南、长江流域受影响小，粮食基本正常；北方旱区减产幅度在两到四成之间，个别最严重的县份，减产超过六成。
减产六成，换在清朝，就是饿殍满地，但1928年，即便是最严重的地方，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原因是多方面的：铁路把南方的余粮运来了，进口的粮食到位了，以工代赈给了农民粮食，打井兵团保住了部分秋作物，地方官员的组织相对有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张不那么密实、但还算撑得住的安全网。
但这张网是有代价的。
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国债余额，进一步增加。
部分二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工期继续延误。
周鼎甲看着年终的这份账单，没有欣喜，也没有沮丧，只是在报告的页眉上写了一行字：
"活下来的代价。"
然后翻到第二页，继续看，"1928年前三季度，全国钢铁产量九百三十万吨；合成氨产量二十七万吨，较1927年同期增长约百分之六十六；保定汽车公司生产卡车二万一千四百辆，拖拉机二千一百台，较1927年同期约百分之七十二。"
周鼎甲在旁边写了一行注释："卡车产量提升，在今年旱灾赈济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收到了格别乌关于中国全年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很厚，他没有全看，只看了格别乌局长提炼出来的要点摘要：
一、1928年北方大旱，中国政府基本应对成功，未出现大规模饿死人。
二、中国工业总产值较1927年，增速放缓，但增速仍达到7.8%；
三、军工、重工相关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大部分项目推迟，增速12%。
四、华元大贬值，出口扩张，对日本出口造成冲击，中日贸易竞争加剧。
五、旱灾期间，中国政府倾向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粮价，未采取强制手段大规模征购粮食。
斯大林看完摘要，把文件放下，点了一根烟，在办公桌后面靠着椅背，想了一会儿。
军工放缓——这是他最关注的一点。
如果中国因为旱灾，不得不减慢军事工业的建设节奏，那么苏联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西伯利亚方向的压力，会相对减小。
他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他想到了报告里的第五点：中国政府提高粮价，减轻农民负担。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资本主义的帝制政府，永远受制于地主和农民阶级，无法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真正把农业资源动员起来服务工业化。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他叫来秘书，口述了一段关于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指令，措辞比以前更加强硬。秘书认真地记录，没有抬头，也没有表情。
但是，斯大林不知道的是——那份报告，有一个细节，格别乌没有特别强调，甚至分析人员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意义。
那个细节，藏在报告第十七页，一个关于中国气候的段落里："中国气候局1928年11月发出警告：根据历史气候数据分析，目前的干旱模式，与1876至1879年大旱（即'丁戊奇荒'）有相似特征，不排除旱情持续至1932年前后的可能。"
斯大林没有看到第十七页。
他不知道，这场旱灾还会继续。
他也不知道，旱灾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中国的北方。大气环流的异常，有时候不是孤立的区域性事件，而是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气候信号。在遥远的乌克兰，同样的干燥空气，正在悄悄改变着顿河流域和第聂伯河流域的土壤湿度。
同样1928年的年终，在全球各个首都，各种报告、分析、预测，被整理、汇总、呈送给各自的领导者。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亚洲司收到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分析，结论是：中国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调整有效，但长期挑战依然巨大，不构成近期威胁。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的远东处，把这一年中国的种种变化，归纳为"一次意料之中的挫折之后，颇为意外的韧性恢复"，并建议继续保持观察，暂不调整远东政策。
在巴黎，法国外交部把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强硬，记录在案，列为"下次谈判中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但严格要求印支驻军谨慎，大灾之下的中国，有足够的动力南侵，暂时退让，避免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
第389章 捐赠 渗透
雪是头天夜里开始下的。
等到天亮，整个西安城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屋顶是白的，街道是白的，城墙垛口顶上压着将近一米厚的雪，把那些灰色的砖都埋住了，只露出一截截的棱角，像是从白色的棉絮里艰难伸出来的手指。
省长王文清站在城楼上，裹着厚厚的棉袍，往城外看。
关中平原，在这场大雪之下，一片苍茫。那些荒着的麦地，那些已经龟裂了半年的土地，此刻全被白雪覆盖，看上去干净，甚至有一点美。
旁边的省农业厅长赵廷祥，是个做了二十年农业工作的老人，踩着积雪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叹了一口气。
王文清没有转头，说："你叹什么气？"
赵廷祥说："省长，这场雪，老百姓都高兴，说是瑞雪，说明年春天旱情该缓了。"
"但你不这么看？"
"不这么看，"赵廷祥说，他在雪地里蹬了蹬脚，把靴子上的雪抖落，"我昨天让人把各县的土壤湿度数据整理了，三十厘米以下的深层土壤，还是干的，干得很，一场冬雪渗不进去那么深。等开春一升温，表层融雪一蒸发，蒸发量比降水量还大，地皮可能比下雪之前还干。"
王文清沉默了很长时间。
城楼下面，有几个小孩子在雪地里跑，叽叽喳喳地喊叫，用手抓着雪团往对方身上砸，笑声很响，在冬天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他看着那几个孩子，说："那我们就继续熬。"
赵廷祥说："继续熬，只能继续熬。"
三月下旬，赵廷祥的判断被证实了，关中各县的冬小麦返青率，报上来的数字，普遍不超过四成，这还是因为这些年皇帝拼命搞水利，再加上去年打了不少井，有水浇灌。
剩下的六成，在春天的干风里，一天比一天萎黄，一天比一天没了精神，最后倒在地里，连茎秆都不剩什么水分，一捏就碎。
赵廷祥坐着车，在关中平原转了一圈，回来汇报时，满脸痛苦，甚至可以用抓狂："关中大地，又是绝收之年。"
各种报告汇总，周鼎甲看完后，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不愿意相信，会议室里的人都不说话，等着他开口，一年旱灾还好办，连续两年，甚至更长，二五计划基本泡汤。
"老天爷不给面子，那就我们自己想办法。旱灾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但只要朝廷还在，就要一直撑下去，没有别的路。"
周皇帝把那叠报告推到一边，拿起笔，开始写他的几项决定。
第一，继续调粮，东三省、湖北、四川、交趾三省都要做好新一轮粮食调拨的准备；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赈灾募捐，皇帝本人亲自署名呼吁；第三，继续推动西北灾民向西伯利亚、新疆和南洋的移民安置工作。
他写完，抬起头，对梁如浩说："募捐这件事，我亲自写那封信，不用你们润色，就这样直接发，我不怕丢面子，粮食比面子重要。"
梁如浩点头，说："陛下，海外华侨那边……"
"海外华侨那边，正式行文，通过各地华商总会，我估计他们会响应的，这些年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
那封募捐书是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送到郑成栋手上的。郑成栋头发已经花白，他穿着件深灰色的绸衫，坐在他那间位于虹口老街的账房里。
秘书把当天的几份报纸和信件放在桌上，低声说：“郑先生，今天《申报》头版，有陛下亲笔的募捐书。”
郑成栋“嗯”了一声，继续翻着手中的账本——是上个月出口到伦敦的红茶清单，数量、单价、运费，一行行墨字写得工工整整。他把那一页看完，在末尾用朱笔批了个“核讫”，才抬起头，拿起那份《申报》。
报纸是新印的，油墨味还重。头版正中央，用一号楷体印着那篇募捐书，署名是周鼎甲三个字，没有用玉玺，就是手写体影印的签名。
郑成栋从第一行开始看，看得很慢，“……陕甘之旱，非一年之灾，实连年积困，朝廷竭力调配，犹感力所不逮……”
他读到这一句时，停了一下，拿起桌上的紫砂壶，给自己倒了半杯已经凉了的普洱，喝了一口。
茶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