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48节
"我知道,"周鼎甲打断他,"配套电网我会先建。这件事本来就是这么排序的,不是今天的问题,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的问题。
你们现在做的,是把理论基础打牢,把基础工业的路子趟出来,等电网建好了,有足够的电力了,我们才能动那一步。"
"先把铀化合物工厂和氟工业的方案拿出来,需要引进的,找工业部对接,需要自研的,找科学院,我来协调资源。"
白鸿逵站起来,深鞠一躬:"陛下,臣等明白了。"
……
此时周继业刚到天津,天津的工商界早就得到了消息,提前在利顺德饭店摆了一大桌,算是接风,也是探风。来的人都是天津商界的头面人物:纺织大王张荣沛、周亦农,机械厂主李邦达,还有几个和国有企业有密切往来的中间商。
周继业没有推辞这顿饭,饭桌上,张荣沛先开了口,用一种经过精心润色的措辞,表达了"实业家们的忧虑":成本上涨,市场压力,资金周转困难……绕了一大圈,核心意思是:能不能放宽一些?
周继业放下筷子,看着这一桌人,说了一段话:"诸位,我来天津之前,父皇让我带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布尔什维克已经来了。不父皇说,他害怕变成沙皇,被杀全家,诸位应该也不想变成白俄贵族。"
桌上顿时安静了!
"第二句话是:明朝的江南士绅,国家都快完了,他们还在抠着钱,到最后被一锅端,便宜了鞑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李邦达干笑了一声:"太子殿下,我们和明朝的士绅……不一样吧?"
"哪里不一样?"周继业平静地反问,"都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大局。"
沉默。
"第三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周继业重新端起茶杯,"父皇说,那些不愿意按规定改善工人待遇、更新设备的,可以不做,但要补税,缴纳所得税。
陛下正在研究效仿美国建立大元帅府国税总局,加强税收征收,那些叫苦连天的,第一个查,若是有人偷税,可以效仿汉武帝的做法!"
张荣沛的脸色变了,他是做生意几十年的人,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改善工时和设备,是已知的成本;但如果国税总局认真起来,所得税按照真实利润征收,还允许举报,举报者拿提成,那结果必然是家破人亡!
两害相权取其轻,哪怕知道皇帝和太子吓唬人,但也知道不老实不行了,不是说这个太子仁厚吗?怎么是这样?
周继业看着这一桌人的表情,没有再说话,重新拿起筷子,专心吃饭,饭局散了之后,周继业在跟随的副官毛承业说了一句话:"父皇说得对,先说要掀屋顶,他们才会觉得开窗合理。"
毛承业没有接话,把这句话记住了,他接下来要去地方任职
在天津之后,是青岛,然后上海,上海的盛况超过了天津,来迎接太子的人更多,档次更高,租界里几个著名的洋人酒店,……都有帖子送来,邀请太子殿下出席各种名义的"交流会"。
周继业大多数接受了,他在一个接一个的场合里,反复说着同样的核心意思,但每次都换了不同的包装,针对不同的听众做了调整。
对纺织业的人,他谈的是设备更新补贴的政策,谈的是如何通过提高效率来对冲成本上涨;对机械业的人,他谈的是一五计划的采购需求,谈质量标准如何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国有企业的采购体系;对金融业的人,他谈的是实业债券的发行计划,以及银行在工业化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他也检查了几个由大资本家承接的重工项目。
一个造船厂的项目,进度明显滞后于计划,厂主给出的理由是钢材供应不足,但现场考察之后,周继业发现问题不只是钢材,还有管理混乱——设计图纸更改了三次,每次都需要大量返工,时间和材料都在返工中消耗掉了。
他当着厂主的面,把这些情况指出来,语气不重,但精准,每一句话都有根据。
厂主连连点头,说会立即改进。
但周继业走后,仍然让人传话给财政部和工业部:对这个厂加强跟踪,两个月内无法按计划推进的,启动行政检查,同时通知银行评估贷款风险。
副官把这道指令发出去之后,回来汇报,周继业头也没抬,说:"父皇说,对有意搪塞的,行政检查、银行抽贷、税务下场,三个一起来,让不老实的家破人亡!"
卢森堡站在船舷上,看着黄浦江宽阔的水面,记录着这段时间随太子南行的见闻。
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在上海观察了周继业太子与实业家们的会面。这个年轻人让我印象深刻——他不是他父亲那种令人窒息的强硬,但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清晰和坚定。他说话的方式是说服性的,但说服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威慑。这种组合,很有效。"
"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它不是英国的工业革命——那是自发的,散漫的,建立在对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它也不是战时共产主义——那是依靠强制和恐惧的,不惜以人命为代价的。
它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甚至超越两者的东西:有国家的强力主导,但也有法律的边界;有资本的保留,但受到严格的约束;有对工人的保护,但不是通过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争取的,而是由上而下赋予的。"
"我不确定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也许它最终会走向某种僵化;也许它能够保持这种张力,一直往前走。"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周鼎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皇帝,他自诩为革命皇帝,并没有错,哪怕他坚决反苏!"
第382章 越来越明显的野心
周继业的船队抵达黄埔港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刚过。
码头上的迎接阵势,比天津和上海更盛大——广东本就是华商出洋的最大根源地,南洋各地的华商,十个里面有七八个是广东人,他们的根在这里,他们的宗族祠堂在这里,他们的骨子里始终认为这里才是家。
所以当太子殿下南下的消息传开,不只是广州本地的工商界,连在广州办事、过路、或者专程赶来的南洋商人,都聚了过来。
码头上的人群里,有穿着中式长衫的老派商人,有穿着西式三件套的新式买办,有戴着南洋式宽沿草帽的归侨商人,还有几个显然是临时从暹罗或者缅甸赶来的,身上还带着热带气候特有的那种红黑皮色。
周继业站在甲板上,看着这幅画面,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接下来几天的会谈,比天津和上海要复杂得多。在天津和上海,他面对的是国内的资本家,利益关系相对单纯,政策压力能够直接传导。
但在广州,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庞大、更复杂、更敏感的群体——那些在南洋飘荡了几代人的华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焦虑、他们对中国的期望与疑虑,都纠缠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陪同他此行的生活秘书张若兰站在他身边,同样看着码头上的人群。她不仅仅是周继业的小老婆,更承担着不少工作,不管是与南洋商人的联系,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她都处理得妥帖而不张扬,这也让她赢得了太子更多的行人。
"若兰,"周继业轻声说,"你的族叔们……来了多少人?"
"听说廷荣伯父从槟城专程赶来了,"张若兰说,语气平静,"还有几位堂叔,在新加坡、吉隆坡的,也都来了。"
周继业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张弼士早已过世,但张家的产业和人脉在南洋依然是一等一的,张家人这一次集体出现,既是家族的动作,也是南洋华商向太子释放的某种信号。
正式的座谈会安排在第三天,地点选在了珠江边的一座新建的商会大楼里。
大楼是欧式风格,但门楣上刻着汉字,里面的布置却是中西混搭——挂着西式吊灯,铺着中式地毯,墙上挂着山水画和一幅世界地图,正中间自然挂着一幅周鼎甲的肖像画,是油画,画得相当神气,而在中国各地,也有无数周皇帝的画像……
来参会的商人超过了一百五十人。
暹罗来的最多,有三十几个,都是曼谷的华商,做大米贸易的,做锡矿的,做木材的。缅甸来的有二十多个,仰光的宝石商、木材商。
马来的有三十几个,从槟城、吉隆坡、新加坡来的都有,橡胶园主、锡矿主、批发商。印尼来的最少,只有十几个,都是爪哇岛的,因为最近印尼局势最乱,很多人不敢轻易离开。菲律宾来的有几个,都是在马尼拉做批发和转口贸易的。
周继业进场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声音慢慢静了下来,他在主席台就坐,看了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开口的第一句话,说的是粤语:"各位叔伯兄弟,我们是自家人,说自家话。"
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那种积压着的紧张感,在这一刻松动了一些。
笑声平息之后,周继业换回了普通话,但语气依然是那种家常的、不端架子的:"父皇让我来广州,一件事是和大家谈国内的政策,另一件事,是和南洋的叔伯们好好说说话。
先说南洋的事,因为我知道大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都有话要说,都有苦要诉,先把苦水倒出来,我们再商量办法。"
话音刚落,台下的人群里,一种沉默中的骚动开始流动,像是水面被投入一颗石子,涟漪慢慢扩散开来。
第一个开口的,是暹罗来的一个大米商人,叫陈士绅,六十多岁,祖籍潮州,在曼谷经营米行已经四十年。他站起来,普通话说得不太流利,夹杂着潮汕口音:"太子殿下,我在暹罗做了四十年生意,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难的时候。
暹罗政府最近三年,对华商加了五次税,从前我们和暹罗人做生意,他们是欢迎的,因为我们带去了活钱,带去了贸易网络。
但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外国人',说我们在抽暹罗的血,要限制华商的经营范围,不让华商做粮食和土地……"他说到这里,声音有些颤抖,"我父亲的骨灰埋在曼谷,我自己也在曼谷生了三个孩子,但他们叫我'外国人'!"
大厅里,有低沉的附和声。
紧接着,一个来自棉兰的印尼糖商黄锦堂站了起来,比陈士绅年轻一些,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装,但脸色凝重:"太子殿下,我更直接说。我们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种植园,今年已经被冲击了三次。是那些土著的革命党,他们说我们华商是殖民者的帮凶,说我们剥削土著,放印尼人的血。
我的种植园上个月被烧了一个仓库,损失超过二十万盾,荷兰人说他们会处理,但他们根本管不了,印尼共那些人……"他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压抑的恨,"他们比荷兰人更难对付,因为荷兰人至少要脸,他们不要。"
更多的声音涌上来了。
马来的橡胶园主说英国人收紧了橡胶出口配额,华商的配额比英国自己的种植园少得多,说这是"公平竞争";缅甸的木材商说仰光港口的装卸费对华商单独加价,说是"手续费",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勒索;菲律宾来的商人更是愤怒,美国最近推出的一系列限制华商参与零售业的法规,把他们的大批零售店逼到了关闭边缘。
苦水一旦开了口,就没有那么容易止住。
周继业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有插,就这么听着,偶尔低头在面前的本子上记几个字,表情平静,但眼神专注。张若兰坐在他身边稍后的位置,也在认真记录。
这场诉苦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说完了,大厅里的声音才慢慢平息下来,变成一种沉重的静默。
周继业放下笔,抬起头,扫了一眼台下的人群,然后开口了。
"我听完了,"他说,声音不高,但清晰,"每一位说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去之后我会呈报父皇。但我现在要直说,不绕弯子。"
他停顿了一下。
"诸位说的处境,我理解,也同情。但我要请诸位想一个问题:你们在南洋的处境,一百年前和现在,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台下有人开始想,有人已经猜到了他要说什么,脸色变了变。
"一百年前,你们也是外来者,也被本地人排斥,也被殖民者利用。但那时候,大清朝软弱,谁也不敢替你们说话,你们只能夹着尾巴,给殖民者纳贡,和本地人做生意,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任何人撑腰。"
"现在不同了,"周继业的语气里,有一种分量感,"中国强了,强到英国在南洋的驻军不敢轻举妄动,强到荷兰人在婆罗洲丢了地盘还不敢放一个屁,强到暹罗、缅甸的当地政府在做任何决策之前,都要先想一想中国会不会生气。"
"正因为中国强了,他们才更加针对你们,"他直接说出来,"因为你们是华人,在他们看来,你们是中国力量伸进南洋的触角。这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这是时势使然。"
大厅里,有人点头,有人皱眉,但没有人开口打断。
"所以,"周继业顿了顿,"我今天来,不是替你们向英法荷道歉,也不是让你们委曲求全,更不是要你们回来当顺民。
我来是告诉你们——局势在变,而且在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变,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你们现在做一些事情。"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句话:"父皇说,南洋在中国治下两千多年,只不过过去咱们打了一个盹。"
大厅里,先是静默,然后是一阵低沉的、像是从胸腔深处涌出来的骚动——那不是笑,也不完全是震惊,而是某种认知被猛然触动时的反应,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某种东西,在这一刻松了一口气。
苦水倒完之后,会议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周继业开始谈具体的事。
"关于回国投资,"他说,"父皇的意思是,一五计划已经基本完成,打好了底子,二五计划刚刚启动,有大量的项目需要资金和参与者。各地专门针对南洋商人的投资优惠政策,已经整理成了一份手册,今天的会议结束后会发给大家。"
他让助理把手册发下去,大厅里翻阅的声音哗哗作响。
"最稳健的选择是国债,"周继业说,"父皇的信用,大家应该都有感受,这二十多年年国债从来没有逾期偿还过,利率稳定,比你们把钱存在新加坡的英国银行还要安全。"
"其次是投资皇家财团指定的工业项目,"他继续说,"石化、钢铁、汽车、合成氨、飞机、造船这六个方向,是未来二十年确定性最强的增长领域,皇家财团开放了一定比例的外部投资,参与门槛高一些,但收益也是可以保证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台下已经有人在低声商量了。
这时候,张若兰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