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3节
消息同样传至正定行辕，周鼎甲的反应却并非单纯的震怒，其深处甚至隐有一丝……如愿以偿的冷酷。
“好！好！好！”周鼎甲连说三个好字，眼中寒光闪烁，“跳出来好！省得本帅日后一个个去甄别！王天纵？土鸡瓦狗尔！正好借此机会，将这帮蛀虫一举荡平！”
他立刻召来心腹爱将，以胆大心狠，亲手刺杀慈禧而名震天下的李贺。“秉之（李贺表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为河南副都督，即刻率部署在冀南之第四军南下！
记住，对于河南的地主，不必留情，务必斩草除根，以儆效尤！要有铁和血告诉河南的地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四军下辖两旅一骑团一炮营，核心新一旅，是周鼎甲麾下与洋人血战过的精锐，装备精良，悍勇异常，李贺更是以作风硬朗、手段酷烈著称，派他南下，周鼎甲的意图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周鼎甲亲自提笔，给乔致庸、常麟书等晋商领袖去信。信中先是“沉痛哀悼”遇害的晋商子弟，随后笔锋一转，强调“此乃豫省旧势力对我新政之反扑，亦是对我全体追随新事业者之挑衅”。
最后“恳切”要求各家“派遣得力子弟，携带必要物资，随军南下，一方面协助大军处理地方善后，严惩排晋地主；另一方面，亦可恢复工商，此正乃诸位大展宏图，为罹难亲友复仇雪恨之良机！”
这封信，巧妙地将复仇情绪与商业利益捆绑，敦促晋商们更深地介入到接下来的军事镇压和战后重建中，从而将双方的命运绳索绞得更紧……
第六十五章 袁周暗斗
河南大地烽烟骤起，士绅叛乱、晋商喋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山东济南那座依旧悬挂着巡抚衙门匾额（虽已共和，官署旧称未改）的深宅大院。
山东都督袁世凯拿着几份来自不同渠道情报，抚摸着光亮的脑门，先是愕然，随即爆发出难以抑制的、带着浓重幸灾乐祸意味的大笑，笑声在空旷的书房里回荡：
“哈哈哈！周鼎甲啊周鼎甲！黄口小儿，乳臭未干！真以为靠着在直隶杀几个人、抢几块地，就能横扫天下了？不知天高地厚！
这下碰到硬钉子了吧！河南那地方，水深王八多，暗礁遍地，是能随便用你直隶那套蛮干硬来的？好好好！乱得好！让他深陷泥潭，焦头烂额！看他还如何嚣张！”
他仿佛已经清晰地看到，周鼎甲那几支赖以起家的精锐部队，被无穷无尽的河南乡村叛乱死死拖住，陷入泥泞的治安战漩涡，每日损兵折将，宝贵的银钱粮秣如同投入无底洞般被快速消耗。
而他自己，则能趁此天赐良机，进一步整合山东错综复杂的势力，同时加速扩军备武，将麾下总兵力由现在的两个北洋新军师，再扩增一倍甚至更多！此消彼长之下，未来大局可期。
想到这里，袁世凯心情大为舒畅，然而，他身边的头号智囊，心思向来缜密深沉如古井的徐世昌，却眉头紧锁，他缓缓摇头，声音低沉地给兴致正高的袁世凯泼了一盆冷水：
“大帅，且慢高兴。此事恐怕并非表面看去那么简单。您仔细想想，周鼎甲此人，行事虽看似酷烈疯狂，不循常理，却每每暗藏机锋，谋定后动，绝非有勇无谋的鲁莽之辈。
他为何偏偏选在此时，京畿的八国联军已有数万之众，而俄国十几万大军盘踞满洲，虎视关内，随时可以大举入关的敏感时刻，用如此激烈到近乎自绝于天下士林的手段，在河南强行推行此等激进之策？难道他不怕后院起火，陷入两线乃至三线作战的绝境吗？”
袁世凯的笑声戛然而止，“菊人，你的意思是……这其中另有玄机？”
徐世昌趋前一步，拿起一份情报，沉声道：“大帅，请您细看这几份情报。周鼎甲委任的周朝先、渠本翘，在开封打出的旗号并非简单的‘均田’或‘清算’，而是‘整顿地方，清除依托烟馆、赌场、妓院牟利、鱼肉乡里、祸害百姓的不法绅董，推行维新诸政’。
这理由，站在那些深受烟赌毒害、被高利贷盘剥的升斗小民和渴望稳定秩序、公平经商的部分商人角度看，甚至带着点……‘为民除害’、‘清理积弊’的‘正义’味道。他这是抢先占据了道德高地啊！杀人还要诛心！”
他手指点着情报上的具体案例：“再看他们的行动步骤，初期并非漫无目的地对所有地主动手，而是集中力量于黄河沿线核心交通枢纽区域，并且优先针对那些民愤极大、劣迹斑斑、恶名在外的豪强开刀。
而对于那些口碑不错的士绅，则邀请到开封，虽然收了地，但却和他们商谈开矿建厂，这分明是经过精心算计，有所取舍，绝非一时冲动的蛮干！”
袁世凯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地是越来越深的凝重，徐世昌继续抽丝剥茧地分析，“卑职怀疑，周鼎甲此举，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裹着血色外衣的阳谋！
他深知河南情况复杂，本土势力盘根错节，我军亦对其虎视眈眈，若按部就班徐徐图之，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精力，还极易被内部旧势力掣肘、被外部力量干扰。
他或是故意用这等激烈到不留余地的手段，快刀斩乱麻，以毒攻毒！逼使那些心怀异志、难以驯服、且必然强烈反对其政策的土豪劣绅主动跳出来造反！将这些隐藏的敌人炸到明面上来！
然后，他再高举‘平定叛乱’、‘肃清地方弊政’、‘维护共和秩序’的大旗，名正言顺地派遣精兵南下，行犁庭扫穴之实！用最直接的军事手段粉碎一切抵抗！
如此一来，他既有了动用武力的完美借口，可以合法合理地将他统治下的刺头和反对者连根拔起，又能借此雷霆手段震慑那些还在观望摇摆的中间派，还能赢得部分底层民心，从而用最短的时间，彻底巩固对河南核心区的实际控制！”
“而最关键的是，”徐世昌抬起头，一字一顿，点出了此计最致命、最让袁世凯难受之处，“此时此刻，大帅您，能公然出兵干预吗？您以何名义干预？难道要公开支持那些开烟馆、设赌场、放印子钱、现在又武装对抗‘清理弊政’的士绅武装？
天下舆论会怎么看？南方那些见风使舵、高唱‘自治’、‘共和’的督抚们又会如何议论？别忘了，周鼎甲现在还在京畿‘与洋人周旋’呢！
周鼎甲这是算准了您投鼠忌器，受困于大义名分和各方牵扯，暂时无法直接下场与他争夺河南啊！他这是逼您眼睁睁看着他消化河南，壮大实力！
还有，周鼎甲与那晋商本是利益之交，他在直隶收拾地主，晋商被逼着低价卖地，他们心中岂能毫无芥蒂？
可如今河南这番针对晋人的残酷屠杀，直接将所有晋商逼到了周鼎甲一边，同仇敌忾，再无退路！周鼎甲反而借此彻底捆绑了晋商的人力财力！此乃一石二鸟！”
袁世凯听完，猛地一拍桌子，“操！这小子……这小子真他娘的是个千年毒士！他是有意的！他这是摆明了车马炮，挖好了坑，就等着那些蠢货和老子往里跳！”
他彻底明白了周鼎甲的算计，无论河南士绅反还是不反，他周鼎甲都立于不败之地！不反，他就逐步蚕食。
反了，他正好一劳永逸，还能顺便逼着晋商和他彻底捆死在一辆战车上！而自己这个潜在的最大对手，却被各种无形绳索捆住手脚，陷于道义和政治上的被动，难以有效阻止！
“不行！绝对不行！”袁世凯急得在屋里来回踱步，“若是让周鼎甲借此机会，真把河南中南部那些刺头都给平了，再把晋商的势力深深植入进去，那中原腹地可就真要改姓周了！
届时他背靠直隶山西，手握中原沃土，钱粮兵马取之不尽，这天下……这天下大势就将彻底倾斜！洋人见风使舵，到时候还会支持我老袁吗？！”
他不敢再想下去，“明的不行，咱们就来暗的！”袁世凯眼中凶光一闪，瞬间做出了决断，“立刻派人，不，让杨士琦（袁的另一心腹，擅长谋略阴谋）亲自去办！
秘密联系河南那些反周的势力，特别是王天纵、孙某某这些挑头的！给他们送枪送钱送粮饷！告诉他们，给老子狠狠地打！只要能拖住、消耗周鼎甲，老子后面绝不会亏待他们！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
徐世昌张了张嘴，想提醒袁世凯此举的风险——资助叛乱形同玩火，一旦暴露极易被周鼎甲反向利用，派出他手下的义和团回来捣乱。
但他同样知道，袁大帅绝不会坐视周鼎甲吞下河南这块肥肉。一场围绕中原腹地的暗战，乃至未来更大规模的直接冲突，已然不可避免。
徐世昌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袁世凯暗中支援河南叛乱士绅的动作，虽然隐秘，却难以完全避开周鼎甲布下的、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消息很快被整理分析，摆在了周鼎甲的案头。
周鼎甲看着情报，嘴角勾起一丝冰冷而一切尽在掌握的笑意：“袁慰亭果然忍不住了。也好，他既然把手伸进了河南，那就别怪我把火烧到他的山东老家！”
对于袁世凯可能的反应，周鼎甲早已未雨绸缪。他立刻召来了负责特殊事务与敌后行动的袁烈凯，下达了清晰的指令：
“告诉那些投奔我们的山东老团（义和团）首领，比如朱红灯的旧部、王立言他们，袁世凯正在全力支持河南的土豪劣绅，屠杀我们在河南的兄弟，资助叛军武器粮饷！
袁贼不仁，视我等如草芥！现在，正是他们为死在袁世凯屠刀下的弟兄们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他进一步具体指示：“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批潜回山东各地。就按照当年袭扰八国联军的办法，但要更灵活、更隐蔽！不必集结硬碰硬，专打袁世凯的要害七寸！
要不断袭击那些为袁世凯征收苛捐杂税的税吏、为袁军筹集粮草的乡绅、以及袁贼委任的那些地方官员！烧掉他们的税册账本，抢走他们的浮财，破坏他们的征粮点和运输队！
总之，要让袁世凯在山东收不上税，征不到粮，地方治安大乱，让他后院起火，看他还如何有余力支援河南！”
这些义和团余部虽然装备训练远不如正规军，但他们熟悉山东地理民情，与袁世凯有血海深仇，且极其擅长游击袭扰，搞乱地方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用他们来对付袁世凯，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更狠、更无所顾忌！
这些得到指令和些许银钱、物资资助的义和团旧部，怀着对袁世凯的刻骨仇恨和对“灭洋”事业失败的不甘，迅速而隐蔽地沿着熟悉的乡间小路，潜回了山东各地。
他们喊出了“反袁抗捐”、“为死难兄弟报仇”、“周大帅替天行道”等更能煽动当下情绪的口号。
而山东地势，西部北部都是广袤平原，村镇星罗棋布，既利于隐藏，也便于机动，渗透也十分容易，这些团民熟门熟路，活动能力极强。
今日，鲁西南曹县一带，某处为袁军征收“共和特别捐”的乡公所深夜突遭袭击，火光冲天，几名税吏被捆绑掳走，不知所踪，所有税册账本被扔进火堆付之一炬。
明日，鲁中地界，一支为驻防袁军运送粮秣的小型车队，在行经一片高粱地时，遭到数十名手持大刀长矛、甚至有几杆老式火铳的武装人员伏击，押运的少量巡防营兵丁一触即溃，粮食被抢掠一空，部分当场分发给周围面露菜色的贫苦农户。
过不了几天，鲁北武定府，一位积极为袁世凯筹募“地方保安经费”、平日里欺压乡里、民怨极大的劣绅，深夜在家中被人割了脑袋，尸体悬挂于村口老树上，宅院也被一把火烧成了白地，墙上还用血写着“抗捐者生，附袁者死”的骇人标语。
他们神出鬼没，专挑袁世凯统治薄弱、驻军稀少的边缘地带下手，行动迅捷如风，一击之后远遁千里，迅速化整为零，隐匿于茫茫人海或山沟密林之中。
袁世凯派出的巡防营和各州县衙役往往疲于奔命，接到报案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时，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狼藉一片和惊恐的百姓。
官军时常只能抓一些毫不知情或无法证明其事的无辜乡民回去顶罪交差，严刑拷打，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民间矛盾，使得更多人对袁世凯政权心生怨愤。
这些持续不断的袭扰，虽然单次规模不大，极少与袁军正规部队正面交锋，但其发生的频率极高，范围极广，迅速蔓延大半个山东。
地方税吏和协助征税的乡绅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征收效率急剧下降，大量的税款和粮草在征收环节或运输途中频频“丢失”、“被劫”。
这使得袁世凯本就并不宽裕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其扩军备武、编练新军的庞大计划受到严重制约，每一天的拖延都在消耗他宝贵的战略时间。
许多袁世凯委任的县级官员、委员，被层出不穷的袭击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轻易下乡，政令不出城门，基层控制力被大大削弱。
社会秩序出现动荡，原有的保甲体系失效，一些真正的土匪盗贼也趁势而起，打着各种旗号混水摸鱼，进一步恶化了治安环境，形成了恶性循环。
那些原本看好袁世凯、愿意出钱出粮支持他“维持秩序”、“剿灭乱党”的地主乡绅，现在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被袭击的主要目标，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威胁，自然开始犹豫、观望、甚至暗中抱怨。
而最具政治杀伤力的，是严重损害了袁世凯竭力塑造的“维持秩序”、“保境安民”的强势统治者形象。
连自己的基本盘山东都治理得烽烟四起，治安败坏，税收不畅，如何能让天下人信服其有能力统御全国？南方那些本就心存疑虑的督抚和革命党人会如何嘲笑？虎视眈眈的列强旁观者们又会如何重新评估他的统治能力和投资价值？
袁世凯被这来自背后的冷箭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他时常在签押房里对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暴跳如雷，痛骂地方官无能，斥责巡防营废物。
他不得不从本就紧张的新军兵力中，分派出更多的部队用于地方“剿匪”和维稳，这又反过来极大地削弱了他应对河南方向和周鼎甲正面威胁的能力。
大量的军费被消耗在无休止的巡逻、清乡、追剿之中，效果却微乎其微。那些义和团武装就像地里的野草，烧了一茬，春风一吹，又冒出新的一茬，而且行动越发狡猾难测，让袁军防不胜防。
周鼎甲的这一步“祸水东引”，可谓精准狠辣，打在了袁世凯的七寸之上。他用最小的成本和风险，就将强大的对手拖入了山东内部的治安战泥潭，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袁世凯的精力、兵力与资源，使其无法全力干预河南事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在山东的统治根基，为未来的冲突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两家比乱，周鼎甲显然更胜一筹。因为他本就是打破旧秩序者，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和既得利益需要维护，敢于放手让下面去“搞乱”，甚至乐于见到对手的后方陷入混乱。
而袁世凯则完全不同，他需要维持秩序以显示其统治能力，需要稳定税收以支撑其宏图大业，需要士绅支持以巩固其权力基础，他根本吃不消这种无休止的、破坏性的、损耗元气的乱局。
这场围绕中原的暗斗，从一开始，实力看似占优的袁世凯就陷入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和难以破解的困境。
第六十六章 裱糊匠的反应
上海巡道街，中华共和国总统临时驻地（前上海道台衙门），李鸿章，这位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如今又被推上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位置的耄耋老人，刚刚送走了趾高气扬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长达一个半时辰的会谈，几乎耗尽了他最后一丝精力。窦纳乐带来的并非和平的橄榄枝，而是一份敲骨吸髓的条款清单。英国人凭借着八国联军仍盘踞京师的军事压力，言辞倨傲，条件苛刻至极：
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可以，但巨额赔款一分不能少，数额之巨，足以让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财政彻底破产，为了可持续的涸泽而渔，巨额赔款分几十年，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扣除赔款的部分，也就是关余，才给共和国政府。
北京使馆区和京畿附近所有战略要地，必须允其驻军，而且还不允许中国军队驻军，总之一句话，中华共和国要把裤子扒了，随时等待着，洋鬼子想上就上。
严惩抵抗八国联军的“祸首”周鼎甲，取缔一切形式的“排外”、“反帝”运动，必须白纸黑字写入条约。
新政府必须无条件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对此次“拳乱”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甚至要按照他们的意愿“修订”这些条约，使其更有利于外国资本。
中华共和国未来的政治运作，需在“友邦”、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指导”下进行，包括开设议会、制定宪法等，实则要将中国彻底变为半殖民地。
李鸿章与窦纳乐反复周旋、讨价还价，赔款可以谈，但绝不能是对方开口的天文数字，否则新政府立时就要垮台，至于海关继续被控制，只能收到一些关余，反正也挡不住，这一条可以同意。
李鸿章指出之所以出现民乱，就是接受西洋教育的老百姓太少了呀，他要求赔款的三分之一用于办学，可由各国在京师和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大中学校。
而赔款的另外三分之一需要修建铁路，中国提供土地人力，洋人提供材料，明晰各自的股份，成立董事会，一旦铁路建成每年都可以分红。
赔款最后的三分之一，根据各国的情况而定，如英美德等国，家大业大，希望用这一笔在中国办洋务，中华共和国愿意开放矿山，大家一起赚钱；但如俄日这样的穷鬼国家，他们一心想掠夺，若是要银子，那就没理由分享矿业的好处。
如此一来，赔款相当于用于中国的教育和洋务，都是对各国是有利的，只有西式教育和洋务大兴，中外才能真正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