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73节

　　袁子笃的心猛地一沉，最坏的预料成真了。他努力保持镇定：“皇上……臣，但凭皇上安排。”

　　周鼎甲看着他，目光深邃：“有两个选择。其一，你返回云南瑞丽封地，主持封地，安心荣养，著述立说，也是美事。其二，” 他顿了顿，“以国会副议长的身份，组建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出访西半球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交流。

　　西半球各国在此次欧战中，大发其财，科技、工业、管理皆有可学之处。你去看看，增长见识，你觉得如何？”

　　周皇帝这两个选择，实质并无区别，都是离开权力核心，袁子笃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臣……愿率团访美，学习观摩，以报皇上。” 至少，出访还保留了一丝体面和未来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性极其渺茫。

　　“好。” 周鼎甲点点头，似乎对他的选择并不意外，“党务和组织部的工作，需要有人接替。你心中可有合适人选推荐？”

　　袁子笃心中一凛，知道这是试探，也是最后一点情面。他迅速在脑中过了一遍可能的人选，都是他的亲信或至少是能接受的人。但他知道，周鼎甲既然已决定动他，人选恐怕早已定好。

　　他谨慎地回答：“此事关系重大，需德才资望俱佳，且能服众。北方诸省干部，久随皇上，功勋卓著，似应优先考虑，徐主任或是不错人选……”

　　虽然这几年，他被督查委员会主任徐平亮折腾的不轻，但在此时此刻，他还是推荐了徐平亮，那是周鼎甲的起家基本盘，也是目前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虽然内部多有纠纷，但总比来个外人强。

　　周鼎甲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我们要南北平衡，你虽然是湖南人，但亲信故旧多为被人，朕觉得当用一个南方同志，或许更合适。” 他不再卖关子，直接给出了名字：“朕属意唐才常。”

　　唐才常！袁子笃瞳孔微缩，这个人选，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唐才常，湖南浏阳人，谭嗣同的刎颈之交，戊戌变法时就是激进维新派，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组织“自立军”准备在长江中游起义，事泄失败，多位同志就义，他幸免于难，辗转投入周鼎甲麾下。

　　因其资历老、有实际组织武装起义的经验、手下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湖湘子弟兵，在革命党内自成一股南方激进士人派系。

　　袁子笃不喜欢唐才常。两人虽是同乡，但性格迥异：袁子笃深沉缜密，善于幕后运筹和组织渗透；唐才常则慷慨激昂，理想色彩浓厚，行事较刚直，甚至有些棱角分明，在党务系统的具体操作上，两人曾有过不少摩擦。

　　更重要的是，唐才常并非袁子笃这条线上的人，他的基本盘相对独立，一旦上台，自己多年经营的党务系统，恐怕要被清洗、重组，势力将荡然无存，这比徐平亮上台更为糟糕。

　　“皇上……” 袁子笃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委婉地提出异议，“唐才常同志才学胆识，自然是一流的。只是……他性格刚烈，处事或失之于急。

　　且他长期在南方任职，在北方干部中，威望和根基恐怕有所不足。如今党内北方同志众多，若秘书长不能有效协调，恐生龃龉，不利于党内团结啊。”

　　周鼎甲听罢，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袁子笃担心的，恰恰是他看中唐才常的部分原因。

　　光靠反腐败、推行公务员考试来淘汰庸吏、引入新血，速度太慢，阻力也大。党内，尤其是北方系统那些跟着他从关外打出来的老弟兄、地方上的实力派，很多已经滋生了惰性、保守主义甚至山头主义。

　　他们对他周鼎甲个人绝对忠诚，但对于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更激进的工业化积累政策，常常阳奉阴违，行动迟缓。他需要一把更锋利、更少顾忌的“刀”，来割一割这些已经开始板结的“瘤肉”。

　　唐才常的“激烈”和相对独立的南方背景，正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至于北方干部可能的不满？有他周鼎甲坐镇，有军队在手，不满也只能压着。用唐才常，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党内整肃和权力结构优化了。

　　更深层的考虑，周鼎甲没有说出口。欧战已近尾声，英美列强绝不会坐视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在东方崛起，战后必然伴随着经济封锁、技术壁垒和政治打压。

　　国内，靠战时经济和掠夺性积累推动的工业化，在战后很可能面临市场萎缩、资金链紧张的问题，社会矛盾可能激化。

　　外部，苏俄一旦挺过内战，其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对中国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将构成巨大吸引力。

　　内忧外患之下，他必须进一步加强革命党自身的组织纪律性、意识形态纯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一个更强势、更能打破情面、推行有力党务工作的中央秘书长，是必须的。

　　“协调的问题，朕会交代。至于威望，” 周鼎甲语气平稳，却非常坚决，“才常是复生（谭嗣同字）的至交，当年‘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肝胆，天下皆知。自立军起义，也是为国流血。

　　他这些年在基层任职多年，调任中央后，口碑也很不错，这样的资历和气节，足以服众。北方同志们，也都是明事理、顾大局的。此事，就这么定了。”

　　话已至此，袁子笃知道再无转圜余地。周鼎甲是开国皇帝，威望、权柄、军队都在其手，反抗毫无意义，只能招致更严厉的清算。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正式交接前，利用最后的时间窗口，将自己的一些亲信骨干，尽量安排到地方省市担任党务或监察职务，保存一点实力的火种。至于中央层面，只能拱手让人了。

　　“臣……遵旨。定当尽快办理交接，并筹备出访事宜。” 袁子笃躬身，声音听不出太多情绪。

　　1918年4月下旬，陈昭常病逝于北京革命军总医院。作为开国后第一位去世的重量级元勋，周鼎甲下令举行隆重的国葬。

　　灵堂设于太庙，政府与党部降半旗三日，全国停止娱乐活动。葬礼当天，北京主要街道戒严，军警肃立，各界代表、外国使节云集。周鼎甲亲自出席致祭，抚棺落泪，极尽哀荣。

　　舆论一致颂扬陈昭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开国良弼，厥功至伟”。盛大的葬礼，既是对逝者的尊崇，也是借此机会彰显新政权的稳固与凝聚力，安抚因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不安情绪。

　　葬礼结束后不久，周鼎甲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按照程序通过了对陈昭常的追悼决议后，周鼎甲提出了新的人事调整方案。

　　“……国事维艰，不可一日无相。陈总理溘然长逝，是党与国家的重大损失。为继往开来，巩固大局，兹提议：原第一副总理梁如浩同志，代理国务院总理一职，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鉴于袁子笃同志要率团出国访问，原国会副议长唐才常同志，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和组织人事。”

　　没有激烈的辩论，只有短暂的沉默和随后响起的、整齐的掌声。在周鼎甲绝对的权威面前，在刚刚结束的隆重葬礼所营造的肃穆氛围中，没有人会公开反对。

　　袁子笃平静地坐在前排，脸上看不出喜怒。梁如浩和唐才常起身，向与会者鞠躬致意。梁如浩神色沉稳谦逊，唐才常则目光炯炯，带着一种久经压抑后终得舒展的锐气。

　　会议结束后，周鼎甲单独留下了梁如浩和唐才常。

　　周鼎甲看着这两位即将搭档、风格迥异的新任执政者，缓缓开口：“昭常去了，担子就落在你们二人肩上。

　　如浩稳重务实，熟悉政务和经济建设；才常刚毅果决，长于组织和宣传。你们要同心协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把朝廷和党部的事情办好。”

　　两人齐声应诺。

　　周鼎甲接着说：“接下来这大半年，朕要出去走走，看看。北到蒙古，西到陕甘，南到两湖，东到沿海。京城里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们主持。

　　除了外交和军事这两块，朕会带着核心团队随行处理，其他的政府重大事务、党务重要决策，你们二人牵头，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拿出方案，报到朕这里批准即可。”

　　这话里的信任和放权意味，让梁如浩和唐才常心中都是一震。这意味着，在接下来至少半年时间里，他们将是帝国实际上的日常最高决策者，拥有极大的施政空间和人事调整余地。

　　这是周鼎甲给予的莫大信任，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考验他们的能力，更考验他们能否在合作中保持平衡，不辜负这份信任。

　　“皇上……” 梁如浩有些激动，又深感责任重大。

　　“不必多说。” 周鼎甲摆摆手，“朕知道你们都是能做实事的人。给你们这个舞台，就是让你们施展。不要怕犯错，但大事要谨慎，要多商量。遇到难处，随时发电报。

　　朕只有一个要求：稳住局面，推进既定的各项计划，消化好新收复的疆土，同时……也要注意体察民情，莫要被下面报上来的一片颂扬声蒙蔽了眼睛。真正的艰难，在庙堂之外，在乡野之间。”

　　“臣等必不负皇上重托！” 唐才常的声音坚定有力。

　　送走周鼎甲后，梁如浩和唐才常并肩走出会议室。春夜的风还有些凉意，但两人的心头却有些发热，又沉甸甸的。他们互相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的情绪：激动、期待、忐忑，以及一种即将投身宏大历史画卷的使命感。

　　“唐秘书长，” 梁如浩率先开口，语气客气而务实，“今后，还望多多指教，通力合作。”

　　“梁总理客气了，” 唐才常还礼，眼神锐利，“党务政务，本就一体两面。皇上的信任，你我都清楚分量。当务之急，是尽快熟悉情况，稳定各部，推动各项建设计划不辍。尤其皇上提及体察民情，你我更需留意。”

　　两人简短交流了初步的工作设想，约定尽快召开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分别时，唐才常望着梁如浩离去的背影，又抬头看了看星空下的宫阙，深吸了一口气，对身边的秘书低声感慨：“历朝历代，宰辅之责重矣！

　　然如我二人今日，得君信任如此，放手施为，古之贤相，亦未必能有此际遇。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能不负圣恩，不负天下。”

　　梁如浩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同样心潮起伏。他从一个技术官僚、人事司长、铁道部长，到市长，再到副总理，如今成为代总理，执掌国政，这一切恍如梦境。

　　他知道，这既是机遇，更是万丈深渊。皇帝出巡，看似放权，实则是将他和唐才常推到了前台，既是培养，也是观察。

　　他们必须在这半年里，交出一份让皇帝满意、也让各方势力无可指摘的答卷。这其中的分寸拿捏，与唐才常的合作，对北方干部群体的应对，对南方未定局面的关注，对财政、工业、移民、剿匪等千头万绪事务的处理……每一件都考验着他的智慧和能力。

　　“绝不能辜负。” 他喃喃自语，握紧了拳头。

　　1918年5月初，周鼎甲的考察专列缓缓驶离北平前门火车站。这是一列经过特别改装的车队，包括办公车厢、卧铺车厢、餐车、警卫车厢以及几节搭载随员、电台和物资的平板车。

　　第一站是山西。专列沿着正太铁路西行。车窗外的景色，从华北平原的麦田，逐渐变为起伏的丘陵，最后进入太行山脉的层层山峦。

　　铁路沿线，工程遗迹随处可见，新铺的路基、加固的桥梁、尚未完全清理的施工营地，显示着这条战略通道刚刚经历过大规模的改造升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并非铁路本身，而是铁路上几乎川流不息的运煤列车。一列列黑色的、由粗笨的蒸汽机车牵引的敞篷货车，满载着乌黑的、大小不一的煤炭块，像一条条不知疲倦的钢铁巨蟒，轰鸣着向东驶去。

　　车头喷出的浓烟与蒸汽，在山谷间久久不散。相反方向，则行驶着运送移民、建材和日用品的混合列车。

　　“煤炭，工业的粮食，也是民生的基石。” 周鼎甲指着窗外掠过的又一列煤车，对坐在对面的周继业和诸幕僚说道，“山西的煤，尤其是大同、阳泉、汾西的煤，质量好，埋藏浅。有了正太路、京包路和大运路，总算能比较顺畅地运出来了。但你们看，还是不够。”

　　周继业看着那似乎无穷无尽的煤车，有些不解：“父皇，儿臣看这运煤车往来不绝，沿途煤矿也听闻日夜开采，为何还说不够？”

　　周鼎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随行的工业部专员吩咐道：“告诉前面，下一站临时停车。朕要下去看看。”

　　专列在一个不起眼的三等小站缓缓停下。车站简陋，只有几间平房和一个不大的月台。周鼎甲换上一身普通的深蓝色棉布鼎甲装，戴上礼帽，在二十几名便衣警卫和卢森堡、周继业的陪同下，走出车站，骑马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

　　村庄离铁路线不过三四里地，却仿佛是两个世界。土路崎岖泥泞，低矮的土坯房和少数砖石房舍杂乱地分布在山坡下。

　　时近中午，炊烟稀稀拉拉地升起。走近了看，大多数房屋的墙壁斑驳，露出里面的麦草和泥土，屋顶覆盖着陈旧发黑的茅草或稀疏的瓦片。

　　真正的青砖灰瓦、像样的四合院，寥寥无几。村口堆着大量的秸秆和柴火，几个衣衫褴褛、面色黝黑的孩子，好奇又畏惧地看着这群陌生的骑马者。

　　周鼎甲在一处看起来是村里相对“体面”的人家门前下马。这户人家院墙是半截土坯半截石头垒的，院门歪斜。

　　听到动静，一个五十多岁、佝偻着背的老汉搓着手，惶恐地迎了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同样怯生生的老婆子和两个半大孩子。

　　“老丈，打扰了。” 周鼎甲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我们是过路的，想讨碗水喝，顺便歇歇脚。”

　　老汉连声道：“不敢当，不敢当，贵人请进，请进。” 院子很小，地面坑洼，鸡鸭在角落里刨食。堂屋里昏暗，家具寥寥，一张破旧的方桌，几条长凳，墙上贴着褪色的年画和灶王爷像，当然了，还有周鼎甲的标准像，就是看起来和他不太一样。

　　周鼎甲坐下，接过老汉颤巍巍端来的粗瓷碗，里面是混浊的凉开水。他喝了一口，随意问道：“老丈，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

　　老汉拘谨地回答：“回贵人的话，家里六口人，我，老婆子，两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一个孙娃。地嘛……还算不错，有三十多亩，就是地薄，产出少。”

　　“哦？分了地，日子该好些了吧？看这房子……” 周鼎甲环顾四周。

　　老汉脸上露出既感激又窘迫的复杂神情：“是好些了，好多了！至少不用交租子，自家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的都能落下了。朝廷还让挖水渠，就在村东头，今年春灌就用上了，苗子长得比往年好。就是……就是这房子，实在没余力翻盖。砖瓦贵，请人工也贵。

　　这些年，村里青壮要么去修路挖矿，要么移民，要么当兵去了，留下的也忙着伺候那点地，再就是响应官府号召，去挖渠、种树，挣点工分补贴家用。攒点钱，先紧着买农具、换种子，给孩子扯块布做衣裳……盖房，得慢慢来。”

　　“取暖呢？冬天用什么？” 周继业忍不住插嘴问道。

　　“冬天？烧炕呗。柴火、秸秆、捡的煤矸石，好煤……那是矿上和城里工厂用的，还有火车要烧，金贵着呢，俺们可烧不起。” 老汉摇摇头，“能冻不死，就知足了。”

　　周鼎甲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留下十元作为酬谢，老汉推辞不敢要，最后勉强收。离开村庄，骑马返回铁路线的路上，周鼎甲一直没说话。直到看见车站和那依旧轰鸣往来的运煤列车，他才对周继业叹道：

　　“继业，看见了吗？这就是现状。我们的铁路，运走了成千上万吨煤炭，推动了工厂的机器，驱动了火车和轮船，换来了枪炮和钢铁。

　　可是，就在离铁路几里地的地方，老百姓住的还是泥房子，烧不上好煤，他们满足了，因为比以前好，但我们能满足吗？”

　　周继业深受触动，他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父皇口中的“工业积累”背后，普通民众所承受的沉重代价和依然困苦的生活。

　　卢森堡在一旁，用德语低声对周鼎甲说：“陛下，这让我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描述，‘每一分资本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然，你们的情况不同，这是后发国家的被迫追赶……”

　　周鼎甲苦笑一下，也用德语回道：“卢森堡同志，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血和肮脏’，首先是我们自己农民的血汗，而不是对外殖民掠夺，但这改变不了其残酷性。

　　国家要强，工业要起，原始积累从哪里来？只能从农业剩余里抠，从老百姓的牙缝里省。东三省、两淮的煤再多，眼前也解不了近渴。更不用说，我们还需要想尽办法筹集各种物资去换外汇，去买机器。难啊。”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坚定：“但再难，这条路也得走。只是，你我都要记住这个场景，记住这些泥房子和老人脸上的皱纹。发展工业，不能变成对农民无止境的剥夺。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我们革命，最初靠的就是‘耕者有其田’的许诺，我们的根基在农村。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盘，也是我们最沉重的负担。处理不好和农民的关系，我们的江山，就像建立在流沙上。”

　　卢森堡默默点头，再次感慨于这位东方统治者清醒到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以及其话语中蕴含的深刻矛盾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