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69节

　　又过了一天，另一份外交电报送了进来，来自苏维埃俄国，电报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中立国转交）发表的公开声明节选，以及给中国方面的非正式沟通文本。核心内容令人玩味：

　　严厉谴责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是非法的、不道德的。

　　苏维埃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秘密协议及特许权，宣布将中东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及其一切附属权益，无偿归还中国人民。

　　愿意归还沙俄时期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和财物（具体可商谈）。

　　呼吁中国人民和中华政府，不要与“俄国的反革命白匪军阀”（指高尔察克等）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苏维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在另一场合讲话，特别提到“支持中亚各族人民摆脱沙俄殖民统治的民族自决权利”。

　　这份声明，堪称一份精心包装、极具诱惑力的外交炸弹。它直接回应了中国人民最深的历史痛点和民族诉求，用“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路”这样石破天惊的承诺，试图将中国与协约国支持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死敌的白军区分开来，甚至进行拉拢。

　　同时，“民族自决”的口号，既针对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也未尝没有在中国边疆地区（如蒙古、西藏）投下影子的意味。

　　周鼎甲、陈昭常、袁子笃、陈天华、陆征祥等人传阅着电文，面色各异。

　　“列宁这一手……高明啊。” 陆征祥推了推眼镜，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叹道，“空头支票开得毫无成本。

　　中东路现在在我们控制下，他说归还，是承认事实。废除旧约？那些土地我们已经拿回来了。但他这么一说，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国内那些对俄国革命抱有同情和幻想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中，会产生多大影响？难以估量。他甚至可能想离间我们和英法日的关系。”

　　陈昭常皱眉：“关键是，我们如何回应？如果回应太软，恐怕国内舆论会乱，也会让协约国怀疑我们的立场。如果回应太硬，又可能把布尔什维克彻底推向对立面，甚至让他们在舆论上占据道德高地。”

　　周鼎甲忽然笑了起来，“列宁想玩合纵连横，祸水西引。他想用口头上的‘慷慨’，换取实际上的喘息之机，让我们和协约国、白军互相消耗，他好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敌人。算盘打得很精。但是，他低估了我们，也低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

　　他指示道：“陆部长，你以外交部名义，正式回应。内容如下：”

　　“第一，中华帝国政府只承认根据俄罗斯帝国杜马程序产生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俄罗斯唯一合法政府。

　　对于通过暴力政变、未经全国性合法选举而攫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中华帝国不予承认，亦不与其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第二，中华帝国愿意与俄罗斯国内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暴力专制、红色恐怖及破坏性社会实验的爱国、合法力量进行合作，包括但不限于高尔察克将军领导的全俄临时政府等，以期共同恢复俄罗斯的秩序、自由与法治。”

　　“第三，关于历史遗留的条约与边界问题，中华帝国只与未来经由俄罗斯人民自由、合法选举产生的全国性政府进行平等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布尔什维克政权单方面的、出于政治宣传目的的声明，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华帝国概不承认。”

　　“第四，中华帝国注意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其控制区内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政策，包括无偿征收农民粮食）、设立‘契卡’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镇压宗教与传统文化、破坏社会经济结构等，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谴责。我们对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人民，深表同情。”

　　周鼎甲说完，补充道：“这个公开回应，措辞要严谨、强硬，立场要鲜明。主要是给英、法、日等协约国列强看，明确我们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他们是一致的，是‘国际反赤色阵线’的一部分，打消他们因我们收复远东而产生的疑虑和潜在敌意。”

　　“但是，”他话锋一转，告诉宣传部长陈天华，“国内宣传机器，必须严格管控！ 列宁的这份声明，不得在主要官方报纸、通讯社全文刊发，尤其不能突出‘废除条约’、‘归还中东路’等字眼。

　　要重点报道我们外交部的严正回应，要多转载白俄难民、逃离苏区的俄国知识分子对布尔什维克暴行的血泪控诉。要多揭露苏维埃政权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内部清洗的‘真相’。要组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批判列宁主义的‘激进’与‘不合国情’。

　　总之，要在舆论上，把布尔什维克塑造成残暴、混乱、背信弃义的代名词，把‘赤化’描绘成比军阀混战更可怕的灾难！”

　　“对于那些在大学、报刊、沙龙里公开赞扬列宁的教授、学生、文人，”周鼎甲的语气冷了下来，“不要逮捕，不要审判，一律‘礼送出境’。

　　帮他们办好护照、船票，发一点路费，客气地请他们离开。目的地？都放到南洋，不允许回国，若是有人愿意去赤俄的地盘，让他们亲眼去看看，去体验一下。

　　我们不禁绝思想，但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我们的宽容，来动摇国本，蛊惑人心，破坏我们艰难建立起的秩序和发展进程！

　　我们一定要对赤俄提高警惕，这个列宁很厉害，俄罗斯其他各派应该斗不过他，赤俄站稳脚跟后，一定会宣传他那一套理念，向我们渗透，好打开局面！”

　　他顿了顿，语气又有所缓和：“但是，要注意区分。对于那些主张社会改良、议会斗争、工会权益、福利政策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卢森堡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要尊重，要把他们当作上宾。

　　要邀请一些这类政党中相对温和、有声望的领袖、学者来华访问、考察、讲学。安排他们看看我们新建的工厂、学校，听听我们中华革命党关于‘民生’和‘民权’的阐述。

　　我们要向国内民众和世界展示，中国追求的，是有秩序的、渐进的、符合自身文化与现实的社会改革和进步，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俄国那种暴烈的、摧毁一切的‘革命’，这是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是我们革命话语权的体现！”

　　最后，他对袁子笃说：“工人组织必须掌握在革命党劳工部手里。八小时工作制和基本福利这件事要做好，要一步步合理的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这些都要主动去做，要宣传。

　　但同时，眼睛要擦亮，绝不能让赤俄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渗透进工会，煽动罢工、破坏生产。

　　经济建设和工业化是我们的强国根基，绝对不能乱。发现任何此类苗头，坚决、迅速地掐灭，首要分子秘密处置。”

　　……

　　远东司司长助理约翰·F. 米勒，一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三件套细条纹西装的中年人，正带着难以掩饰的烦躁神情，将一份厚厚的电报摘要和情报分析报告，放在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

　　“国务卿先生，这是过去三个月关于中国局势的汇总。情况……越来越让人头疼。” 米勒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和困惑。

　　兰辛国务卿摘下夹鼻眼镜，揉了揉鼻梁。他面前已经摊开了好几份来自驻华公使芮恩施的急电，内容无一例外充满了抱怨、警告和对中国“不可预测性”的忧虑。

　　最刺眼的一份，详细记录了周鼎甲如何用“近乎野蛮的外交辞令”羞辱了美国大使，不仅严词拒绝美国对远东事务的干涉，还将《排华法案》与中美关系直接挂钩，甚至轻蔑地拒绝了加入国联的邀请。

　　“这个周鼎甲……他以为他是谁？一个靠着德国人输血才能造出几艘小船、几杆破枪的暴发户！” 兰辛将一份电报摔在桌上，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他竟敢这样对待合众国的外交代表！竟敢质疑威尔逊总统的国际新秩序！”

　　米勒小心地措辞：“是的，先生。他的傲慢和无礼令人震惊。但……问题在于，我们似乎不能仅仅用‘暴发户’来看待他了。这是我们情报分析处和商务部的联合评估。” 他指了指那份报告。

　　兰辛重新戴上眼镜，翻看报告。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报告以冷静的数据和事实，勾勒出一个与许多人固有印象中“落后愚昧”迥然不同的中国侧影。

　　在德国工程师和技术转让协议支持下，中国钢铁产量迅猛提升，现在已经突破了150万吨，已能自主制造符合国际标准轨距的大型蒸汽机车、客货车厢以及各种铁路器材。

　　虽然关键轴承、精密仪表等等仍需进口，但自主生产能力已初步建立，正在全力改造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宽轨。

　　而在德国克虏伯、伏尔铿等公司技术援助下，已成功下水多艘3000-5000吨级的钢质散货船、沿海客轮，也按照德国图纸生产轻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潜艇。

　　中国的军工厂经过德式改造和标准化整合，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能够稳定生产基于德式毛瑟98系列的步枪（中华元年式）、迫击炮、轻重机枪、75毫米山野炮及配套弹药。虽然重炮、飞机、坦克仍严重依赖进口或特许生产，但轻武器和普通弹药已基本实现自给，并基本满足大规模战争消耗。

　　中国利用战争需求，积累了可观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大规模修建钢铁厂、造船厂、机械厂等等，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2万公里。

　　民族资本在政府引导和关税保护下，开始积极投资纺织、面粉、火柴、水泥等轻工业和基础建材。

　　“中华革命党”一党专政体制稳固，周鼎甲的统治如日中天，通过“收复外东北”的军事胜利和铁腕的内部治理，牢牢掌控了整个国家。

　　大力推行“国族建构”，统一教育、宣扬民族主义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严密控制舆论，打压激进思想。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显著增强，能够组织起百万级别的军队和后勤，以及数十万计的移民迁徙。

　　“上帝……” 兰辛放下报告，靠在高背椅上，眼神复杂，“他们立国才多久……尤其是在过去三年，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和欧洲的注意力都在大战上……日本人虽然警惕，但中国和日本似乎关系反而越来越好。”

　　“这正是问题所在，国务卿先生。” 米勒接口道，“周鼎甲政权展现出的组织力、学习能力和战略耐心，远超我们之前的估计。

　　他们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迅速转化为实际能力。他们在远东的行动，虽然让我们不悦，但从军事角度，计划周密，执行坚决，效果……显著。

　　俄国人短期内根本无力反击，这已经是一个区域陆权强国，而且其潜力……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来看，一旦完成初步工业化整合，将是可怕的。”

　　兰辛沉默了片刻，手指敲击着桌面：“所以，芮恩施公使的建议是？”

　　米勒苦笑：“公使先生虽然愤怒，但他的后续分析也承认，单纯的外交抗议和经济施压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将其进一步推向英国。

　　他建议……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尤其是《排华法案》问题。他认为，周鼎甲将废除该法案作为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并非完全是托辞。

　　该法案在美国国内也争议越来越大，并且严重损害了我们在华形象和道德权威。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未来影响东亚格局，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一个可能亲欧或自成一体的强大中国出现，就必须拿出实质性姿态。”

　　“废除《排华法案》……” 兰辛咀嚼着这个词。这触及了国内政治的敏感神经，但米勒和芮恩施的分析不无道理。

　　一个工业化和军事化快速推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轻视和排挤的对象了。周鼎甲的强硬，背后有其逐渐坚实的国力支撑。

　　“还有，国务卿先生，” 米勒补充道，调出另一份文件，“关于周鼎甲公开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一事。他的理由是国联‘为少数战胜国所操纵，无法真正保障小国与民族之平等权利，中国无兴趣参加此种不平等之俱乐部’。

　　这固然是其独裁本质和不信任国际机制的体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在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的领导者形象，尽管他自己行事同样强权。”

　　兰辛感到一阵头疼。这个东方独裁者，不仅实力在增长，连意识形态武器都开始打磨了。他不信任国联，却用国联的理想来抨击国联，为自己不参与找借口，同时树立标杆。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与这个……难以预测的强人政权打交道？” 兰辛问。

　　米勒沉吟道：“任何独裁者的权力继承都充满变数，我们应该接触那些可能更理解西方、更倾向于务实合作的中国高层人物。根据情报，最近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

　　同一时间，中国上海，外滩华懋饭店顶层宴会厅，一场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牵头举办的半官方晚宴，名义上是为几位途经上海回国的美国商界人士饯行，但受邀的中方宾客名单却耐人寻味——以上海市市长梁如浩为首，包括了几位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留学归国的技术官僚，以及一些与美资企业关系密切的华商。

　　梁如浩早年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得到袁世凯的器重，在朝鲜历练多年。

　　周鼎甲盘踞北方后，他负责了好几年的人事工作，推荐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进入周鼎甲政权，后担任铁道部长，上海解放后，调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在过去几年中，梁如浩成功整顿了上海混乱的市政、疏浚了黄浦江航道、推动了上海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并相对平稳地处理了复杂的劳资关系和中外纠纷。赢得了“实干家”和“能吏”的普遍好评，甚至在外国侨民和商界中也积累了相当的声望。

　　就在几天前，北京发来了任命，梁如浩越过几位副总理，被提拔为中华革命党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总理陈昭常处理日常政务。

　　有政治嗅觉敏锐者注意到，现任总理陈昭常虽然岁数还不如梁如浩，但身体据说不是很好，而且将在不到两年后届满。

　　届时，这位留美出身、政绩斐然、且与各方关系相对融洽的梁如浩，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接任总理一职，成为这个新兴帝国的第二任行政首脑。

　　因此，今晚这场宴会，在美国人眼中，意义非凡。他们急于接触和评估这位可能的未来中国总理。

　　宴会进行到中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查尔斯·R. 克兰德尔，端着酒杯，很自然地走到了梁如浩身边。

　　“梁市长——哦，抱歉，现在应该称您为梁副总理了，” 克兰德尔用熟练的中文说道，举杯致意，“祝贺您的高升！这是对您在上海卓越工作的最好肯定。”

　　梁如浩微微一笑，举杯轻碰：“领事先生过誉了。上海工作能有小成，离不开各界支持，也包括贵国商界朋友的合作。副总理一职，责任重大，梁某唯恐力有不逮，唯有竭诚尽力，以报陛下与国家之信任。”

　　“副总理阁下，” 克兰德尔切入正题，语气变得稍微正式了一些，“您是我们美国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我们对您领导下的中国未来发展，抱有极大的兴趣和……诚挚的期望。”

　　梁如浩不动声色：“愿闻其详。”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传达一个正在积极推动的善意。” 克兰德尔的脸上露出诚恳的表情，“关于《排华法案》……威尔逊总统和国会中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一历史遗留的法律，不仅不符合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也严重阻碍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和正常交往。

　　总统先生已在推动修订案，预计最迟在明年，这一不公正的法案将成为历史。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修复和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梁如浩眼中闪过一丝微光，但语气依旧平和：“如果此事能成，自然是两国关系的一大善举。平等与相互尊重，是国际交往的基石。”

　　“正是如此！” 克兰德尔顺势说道，“美中两国，太平洋两岸的伟大国家，本应成为合作伙伴，而非猜忌的对手。

　　我们理解贵国人民对历史上失地的民族感情，也注意到贵军在远东行动的高效。从维护远东稳定、遏制危险思想蔓延的角度，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贵国的某些行动。”

　　他压低了声音：“我们真正担忧的，是莫斯科的赤色瘟疫。布尔什维克否认上帝、否定私有财产、煽动世界革命，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根本威胁。高尔察克将军的部队正在西伯利亚苦战，急需支持。

　　我们认为，当前首要之敌是赤俄。贵国在远东的权益，应在消灭这一共同威胁的大框架下，通过和平协商与未来的俄国合法政府妥善解决。

　　贵国强大的陆军，若能用于西进，与协约国支持的力量协同，彻底铲除布尔什维克巢穴，不仅对世界和平是巨大贡献，也必将为贵国赢得广泛的国际尊重和……相应的回报。”

　　这番话，巧妙地偷换了概念，试图将中国收复失地的行动，纳入协约国反苏的“正道”，并暗示“回报”可能包括西方对既成事实的追认甚至更多。

　　他话锋又一转：“此外，我们也注意到，贵国在法属印支和英属缅甸，也存在一些领土上的争议，美国政府一向支持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的合理诉求！”

　　梁如浩安静地听完，然后缓缓说道：“感谢领事先生如此坦诚的交流。您所传达的信息，我会如实向陛下和国务院报告。”

　　“关于赤俄威胁，” 梁如浩字斟句酌，“我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只承认俄罗斯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非法暴政和输出革命的行径。

　　远东的军事行动，首要目的是保障我国边境安全与收复历史失地，但其客观效果，也消灭不少赤俄东线的力量。具体的军事策略和行动范围，需由我国军事当局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最高利益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