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17节

　　此时西婆罗洲的雨季刚刚结束，丛林里的空气，依然带着那种潮湿的、腐叶混合着泥土的气息。白天，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把林间的空气照得金黄而迷离。夜晚，黑暗来得彻底，来得迅速，把一切都吞进去，只剩下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兽叫。

　　在这片丛林里，有一批人，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住在华人矿工的村子里，住在河边的吊脚楼里，住在集市旁边的杂货铺后面。他们说着流利的客家话和粤语，和当地的华人侨民打成一片，帮人挑货，帮人修屋，帮人看孩子，是最普通不过的劳动者。

　　但他们的手，和真正的劳动者不一样。

　　那些手，握过步枪，扔过手榴弹，在战场上，见过真正的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革命军的队伍里服役，参加过统一战争，参加过对日、对俄战争，打过硬仗，打过苦仗，打过那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用脑子而不是用蛮力才能赢的仗。

　　他们懂得如何选择伏击地点，懂得如何在撤退时保存有生力量，懂得如何利用地形弥补武器上的差距，懂得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迅速建立起一套可靠的情报网络。

　　而西婆罗洲，对他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

　　这里的华人社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祖先，同样的对荷兰殖民统治积累了几十年的愤怒。那种愤怒，不需要太多的煽动，只需要一个出口。

　　他们，就是那个出口。

　　第二轮起义的计划，比第一轮缜密得多。

　　没有仓促的集会，没有公开的宣言，没有那种容易被荷兰情报人员渗透的松散组织。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分散的、以小组为单位的行动结构，每个小组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不知道其他小组的存在，就算某个小组被捕，也无法供出整个网络。

　　行动的时间，选在了四月下旬。

　　雨季刚过，道路泥泞，荷兰人的机动能力受到限制。而对于熟悉地形的起义者来说，那些泥泞的小道，反而是他们的优势。

　　信号，是一首歌。

　　一首普通的客家山歌，在某个夜晚，从三发地区的一个村子里传出来，沿着河流，传向上游，传向下游，传向那些散布在丛林里的小组。

　　听到歌声的人，知道，时候到了！

　　4月22日，夜里十一点，三发地区。

　　荷兰守备队的据点，是一栋用砖石砌成的两层建筑，原本是一个荷兰商人的仓库，后来被征用为军事据点。建筑的四角，各有一个用沙袋堆成的射击位，据点外围，有一圈简单的铁丝网。

　　驻守这里的，是十七名荷兰士兵，由一名中士指挥。

　　中士叫扬·科斯特，三十二岁，来自阿姆斯特丹，在荷属东印度服役已经六年。他是一个尽职的士兵，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在他服役的六年里，他处理过几次小规模的骚乱，抓过几个逃税的华人矿工，仅此而已。

　　那个夜晚，他正在据点的二楼值班，靠在窗边，听着窗外的虫鸣，想着阿姆斯特丹的家。

　　他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雨林，是一个天然的消音器。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知道如何在丛林里移动，知道如何踩在不会发出声响的地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呼吸，融入夜风里。

　　第一声枪响，来自据点东侧的铁丝网外。

　　然后，是手榴弹。

　　两枚，几乎同时落进了据点的院子里，爆炸声在夜里格外响亮，把熟睡的士兵们从梦中炸醒。

　　科斯特中士扑向窗边，抓起步枪，向外射击，但他什么都看不见——黑暗里，只有枪口的火光，一闪一闪，来自四面八方。

　　战斗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据点的铁丝网，在三个方向同时被剪断。突袭者涌进院子，有人用步枪，有人用手榴弹，还有几个达雅克人，手里握着那种宽刃的传统大砍刀，在近战中，那东西比步枪更加可怕。

　　科斯特中士在混战中中弹，倒在二楼的走廊里。他在倒下之前，看到了一张脸——一张普通的华人面孔，年轻，沉静，眼神里没有仇恨，只有一种令他感到陌生的、专注的冷静。

　　那张脸，是他见过的最后一张脸。

　　战斗结束时，七名荷兰士兵阵亡，五名受伤被俘，其余五名趁乱逃入了雨林。

　　据点，被攻克了。

　　攻克它的人，在清点了缴获的武器弹药之后，迅速消失在了夜色里，就像他们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4月24日，山口洋以南，一处荷兰税收站。

　　这个税收站，建在一条河流的渡口旁边，是荷兰人向过往的华人矿工和商贩征收通行税的地方。两名荷兰官员，一名荷兰士兵，外加三名当地雇佣的土著警察，就是这里全部的人手。

　　上午九点，一群华人矿工出现在渡口，这很正常。每天都有矿工从这里经过，交税，过渡，继续赶路，但今天，这群矿工的人数，比平时多了很多。而且，他们的背包，比平时鼓了很多。

　　税收站的荷兰官员，一个叫范·霍芬的中年人，走出来，按照惯例，开始登记人数，核查货物。

　　他走到第一个矿工面前，低头看清单，然后抬起头，发现那个矿工正在看着他，眼神平静，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楚的东西。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矿工腰间，别着的那把手枪。

　　他的目光，从那把手枪，移向周围的人群。

　　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他。

　　那三名土著警察，已经悄悄地退到了人群的边缘，把手里的步枪，放在了地上。

　　范·霍芬站在那里，感到了一种从脚底升起的、彻底的寒意。

　　他转过头，看向身边的同事，那个年轻的荷兰官员，脸色已经白了。

　　"我们，"范·霍芬用荷兰语，声音很低，很平静，"没有选择。"

　　他举起了双手。

　　税收站，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易手了。

　　4月27日，坤甸。

　　荷兰西婆罗洲驻军指挥官，德·弗里斯少校，在收到三发据点被攻克和税收站被占领的消息后，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增援。

　　他从坤甸抽调了一支由四十名士兵组成的增援部队，配备了两挺机枪和足够的弹药，由一名经验丰富的上尉指挥，沿着通往三发的道路，向内陆推进。

　　德·弗里斯少校站在坤甸的码头上，目送那支队伍出发，心里有一种他不愿承认的不安。

　　四十人，两挺机枪。在他的判断里，这应该足够了。

　　那些起义者，不过是一群矿工和农民，就算有几个会用枪的，也不可能是训练有素的荷兰士兵的对手。

　　他的判断，错了。

　　增援部队走了不到三十公里，在一个河谷地带，遭遇了路障，道路被几棵巨大的倒木截断，那些树，每一棵都有成年人腰身那么粗，显然是提前被锯断的，不是自然倒塌。

　　上尉命令士兵下车，准备清理路障。

　　就在士兵们走向那些倒木的时候，两侧的雨林里，枪声响了。

　　不是密集的枪声，而是那种有节奏的、精准的冷枪。一枪，停顿，一枪，停顿。每一枪，都打在最暴露的位置。

　　荷兰士兵迅速卧倒，架起机枪，向两侧的雨林扫射。但那片雨林，密得像一堵墙，机枪的子弹，打进去，只是把树叶打得纷纷落下，什么都没有打到。

　　而那些冷枪，依然在响，有节奏，有耐心，像是在进行一场不慌不忙的狩猎。

　　上尉趴在地上，用望远镜扫视两侧的雨林，什么都看不见。他命令一个班的士兵，向右侧的雨林发起冲击，试图找到狙击手的位置。

　　那个班，冲进雨林，消失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带着两名伤员，狼狈地退了回来。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是在雨林里迷失了方向，踩进了几个提前挖好的陷阱，其中一个陷阱，底部插着削尖的竹签。

　　增援部队在那个河谷里，僵持了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里，他们损失了十一人，其中四人阵亡，七人受伤。而他们的对手，始终没有露面，始终只是那些有节奏的冷枪，和偶尔从雨林里飞出来的手榴弹。

　　上尉最终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他把这个决定，用最简短的语言，写进了事后的报告里："继续推进，将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且无法达成目标。撤退。"

　　消息一条条传来，巴达维亚总督府的气氛，从最初的愤怒，逐渐变成了一种更加沉重的、接近绝望的压抑。

　　总督府的作战室里，一张西婆罗洲的地图，被钉在了墙上，参谋官们每天更新这张地图，用红色的大头针，标注荷兰人失去控制的区域，用蓝色的大头针，标注荷兰人还能维持的地方。

　　每过一天，红色的大头针，就多几枚。

　　蓝色的大头针，越来越少。

　　4月30日，一个参谋官站在地图前，用颤抖的手指，划出了荷兰人实际控制的区域。

　　他划出的区域，只有坤甸、山口洋两个沿海城镇，以及连接它们的一小段海岸线。

　　"我们在西婆罗洲，"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颤抖，"现在，只剩下这些了。"

　　作战室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没有人反驳他，因为那张地图，不会说谎。

　　但西婆罗洲，只是开始。

　　东婆罗洲的情况，还没有到西婆罗洲那种程度，但那里的华人社区，已经开始出现骚动的迹象。几个荷兰税收站，报告了"态度不友好"的当地居民，几条内陆河流上的荷兰巡逻船，开始遭遇莫名其妙的故障和阻碍。

　　苏门答腊，更加令人担忧。

　　苏门答腊的华人，没有西婆罗洲那么多，但苏门答腊有另一种力量——土著，那些土著，在荷兰人的统治下，积累了几十年的怨气。

　　他们没有西婆罗洲华人那样的组织，没有那批受过训练的革命军老兵，但他们有人数，有对这片土地的熟悉，有那种在长期压迫下积累起来的、随时可能爆发的愤怒。

　　而现在，西婆罗洲的消息，正在以一种荷兰人无法控制的速度，在苏门答腊的土著社区里传播。

　　那些消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添加了各种各样的细节，被渲染，被放大，最终变成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息：

　　荷兰人，可以被打败。

　　爪哇，是荷属东印度的心脏，是荷兰人经营最深、控制最严的地方。但就连爪哇，也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几个土著村庄，拒绝缴纳税款，几个荷兰种植园，报告了工人集体怠工的情况。

　　这些，单独看，都不是大事。

　　但放在一起，放在西婆罗洲那张满是红色大头针的地图旁边，它们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预兆。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出现了。

　　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外交桌上。

　　日本驻巴达维亚领事馆，向荷兰总督府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的措辞，比那份让格雷大臣深呼吸三次的备忘录，更加令人难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