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340节

　　“轰隆——！！！”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第一枚鱼雷狠狠地撞在“高雄丸”号左舷舯部水线下方！剧烈的爆炸将船壳撕开一个巨大的豁口，冰冷的海水裹挟着火焰和碎片狂暴地涌入货舱和机舱！船体猛地一震，剧烈地向左倾斜！

　　紧接着，仅仅数秒之后—— “轰隆——！！！” 第二枚鱼雷命中了几乎同一区域稍靠后的位置！更加猛烈的爆炸发生！

　　这一次，爆炸似乎直接引爆了货舱中堆积如山的蔗糖袋！恐怖的殉爆从船体内部传来，整艘船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从中间折断！

　　冲天的火光和浓烟瞬间撕破了浓雾，将周围的海面映照得如同炼狱！船体以惊人的速度断裂、下沉，巨大的漩涡贪婪地吞噬着一切。

　　“敌袭！潜艇！左后方！开火！向鱼雷来向开火！”松本大佐在“千岁”号舰桥上发出咆哮！他只能根据鱼雷航迹的大致方向判断攻击来源。

　　“千岁”号上所有能指向左后方的火炮——152mm主炮、76mm副炮、47mm速射炮——都疯狂地朝着浓雾弥漫的海面倾泻炮弹！

　　炮弹呼啸着砸入水中，激起一道道高大的水柱。然而，没有精确的瞄准点，没有目标的踪影，这种盲目的射击除了制造巨大的噪音和混乱，以及浪费宝贵的弹药外，毫无作用。炮弹落点距离早已下潜逃离的“乙二”艇，偏差足有数百米之远。

　　“雷”号驱逐舰也像没头苍蝇一样，高速冲向爆炸点附近的海域。舰长红着眼睛，命令所有小口径速射炮朝着任何可疑的波纹、气泡甚至漂浮的杂物疯狂扫射！

　　密集的弹雨在海面上犁出一道道白线，却连潜艇的影子都摸不到。他们甚至不敢靠近正在剧烈爆炸燃烧的“高雄丸”号残骸，生怕那里是潜艇设下的陷阱。

　　海面上，一片末日景象。“高雄丸”号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断成两截，带着熊熊烈焰和大部分船员沉入海底，只留下燃烧的油污和漂浮的碎片。

　　另外四艘货船彻底吓破了胆，不顾一切地开足马力，像受惊的兔子般朝着不同方向四散奔逃，船队瞬间瓦解。

　　在浓雾、黑夜、随时可能再次出现的鱼雷威胁下，救援成了奢望。“千岁”号和“雷”号自身难保，根本不敢停留。

　　他们只能象征性地向“神户丸”号附近海域投下几个救生圈，并用旗语（天知道商船能不能看见）命令其他逃散的货船“自行前往门司”，便如同惊弓之鸟，加速逃离了这片让他们肝胆俱裂的死亡海域。

　　在深海的黑暗与寂静中，“海狼三号”艇内，陈少安和艇员们紧贴在冰冷的舱壁上，屏息凝神。他们能清晰地听到头顶海面上传来的猛烈爆炸声、密集的炮火声、以及船只沉没时那令人牙酸的金属撕裂声。每一次爆炸都让艇身微微震动。他们不知道具体战果，但剧烈的爆炸声至少说明有一击成功！

　　确认海面上的炮火声逐渐远去，混乱的引擎噪音也分散开来后，陈少安才谨慎地命令：“上浮至通气管深度！观察海面！”

　　柴油机重新启动，通气管升起，潜艇缓慢上浮。陈少安再次冒险探出指挥塔，举起望远镜。浓雾依旧，但远处海面上那片燃烧的油污和漂浮的残骸，无声地宣告着他们的胜利，击沉一艘！

　　没有欢呼，只有如释重负的沉重喘息和相互间疲惫的眼神交流。他们知道，这次攻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浓雾的掩护、日军的麻痹大意以及那几分运气。鱼雷没有哑火，日军没有提前发现潜望镜，护航舰的反击也毫无章法。

　　“保持通气管状态，航向270，航速6节，目标汇合点。”陈少安下达了撤退命令。这艘立下战功却同样脆弱的小艇，如同完成猎杀后舔舐伤口的孤狼，在浓雾的掩护下，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驶向安全的归途。

　　消息传回日本国内。“高雄丸”沉没，货物尽失，船员损失惨重。这对刚刚经历“筑波”号噩梦、国内经济已摇摇欲坠的日本，不啻于一记重锤。它冷酷地揭示：

　　日本视为内海的台湾海峡，已不再安全。中国潜艇的阴影，已笼罩在其本土与南方殖民地的生命线上。

　　面对神出鬼没的潜艇，缺乏有效探测和反制手段的日本护航舰队，在恶劣天气或复杂环境下，几乎束手无策，只能被动挨打。

　　恐惧开始渗透进日本每一个依靠海运的城市和港口。每一次船笛鸣响，都像是一声走向未知命运的悲鸣。而这条无形的海上绞索，正通过每一次简陋却有效的潜艇出击，在日本帝国最脆弱的海上动脉上，越收越紧……

　　得到消息后，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正在考察“生驹”号，这艘军舰原计划与“筑波”号几乎同时建设，但由于朝鲜战争导致的经费不足，一直拖到1908年才开工，此时才刚刚下水。

　　想到这些，东乡心就在流血，“筑波”号拥有四门威力强大的45倍径305毫米主炮（双联装炮塔两座，艏艉各一），高达24.5节的航速，以及借鉴自英国“无敌”级的部分设计理念。

　　在海军内部，它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对抗英美新锐无畏舰的“非对称利器”，以及在未来的大洋决战中执行高速侦察、破交甚至追歼敌巡洋舰队的核心力量。

　　但谁也想不到，“筑波”号第一次上阵，就因为没有巡航时打开防雷网，被中国海军棺材一般的潜艇击沉，这对日本海军的发展简直是致命的。

　　“筑波”号以及这艘“生驹”号几乎是日本海军在无畏舰时代来临前，所能拿出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主力舰”家底，虽然“筑波”号被击沉有大意的成分，但也暴露出日本海军家底严重不足的缺陷。

　　连续的战争、拮据的财政、昂贵的舰艇造价（尤其是从英国进口主机、装甲钢和主炮的成本）、国内相对薄弱的造船工业，使得日本海军更新换代举步维艰。

　　偏偏此时世界海军正在进行大变革，当英国“无畏”号在1906年下水，宣告所有前无畏舰一夜之间过时；

　　当日本海军最大的潜在敌人，美国“大白舰队”16艘前无畏战列舰在1907-1909年进行环球航行，炫耀其国力和远洋投射能力；

　　当英德两国在北海两岸展开疯狂的无畏舰建造竞赛，每年都有更新、更强大的钢铁巨兽滑下船台时……日本海军感受到的，不仅是技术上的代差，更是国力上令人绝望的差距。

　　东乡平八郎，这位在日俄战争中凭借运气和决断取得对马海战胜利，被捧上“军神”宝座的老将，比任何人都清楚日本海军的虚胖与隐忧。

　　对马海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舰队万里劳师、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的結果，而非日本海军真正拥有压倒性优势。

　　战后，胜利的光环掩盖了诸多问题：战舰设计过度强调速度和主炮口径，导致防护不足；舰队战术思想僵化，仍然迷信“T字头”决战；更重要的是，工业基础无法支撑长期、高强度的海军军备竞赛。

　　如今，面对中国这个“弱敌”发起的、完全不同于传统海战的袭扰和消耗战，这些隐疾正以惊人的速度爆发出来。

　　“关键不在于我们有什么，而在于支那人找到了对付我们的办法。”东乡终于开口，对秋山真之说道，“潜艇……那种像铁棺材一样的小东西……若是出现在我国周边，不断攻击沿海的商船……”

　　“这或许就是周鼎甲所说的总体战，他完全做得出来，他甚至都不需要围困帝国周边，只要封锁南海航线，我们的日子就会异常难过！”

　　潜艇。这种在大多数日本海军高级军官眼中，不过是造价昂贵、性能不可靠、作战效能存疑的“玩具”或“辅助兵器”，甚至被认为是“非骑士精神”的卑鄙武器，此刻却成了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它们不像舰队那样寻求堂堂正正的对决，而是像水下的毒蛇或幽灵，潜伏在航道附近、港口外围，耐心等待，然后发起致命一击。

　　中国人的目标也未必是强大的战列舰或巡洋舰，“筑波”号被击沉，只能说运气太差，事实证明，中国似乎更想攻打防御比较差的运输船等等。

　　而每一次成功的偷袭，哪怕只是击伤，都严重打击了日本的信心，此时对“铁棺材”的恐惧，正在蔓延。瞭望哨草木皆兵，士气在无休止的、低效的反潜巡逻中磨损，焦虑在每一个未曾发现潜艇却总感觉水下有黑影的夜晚滋长。

　　“必须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东乡咬着牙说道，“否则，我们的舰队将被困死在港口，或者成为水下的活靶！”

　　秋山真之苦笑：“深水炸弹的投掷技术还在摸索，准头很差。加装更多的速射炮和平射炮？那会占用甲板空间，增加重量，影响战舰的平衡和战斗性能……而且，潜艇如果不上浮，火炮毫无用处。目前……似乎只能靠眼睛观察，真的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

　　这就是日本海军的困境：技术储备不足，战术思维滞后，面对非对称威胁时，显得笨拙而无力。他们擅长的是以舰队决战为核心的“大炮巨舰”主义，是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专断独行却又侥幸成功的“敌前大转向”和“T字战法”。

　　但对于如何保护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如何应对神出鬼没的水下威胁，如何在这种“不体面”的消耗战中维持舰队士气和战斗力，他们缺乏经验，更缺乏有效的对策。

　　东乡的视察，带着沉重的心情结束。离开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生驹”号流线型的雄壮舰体，心中却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现在中国的潜艇才刚刚建军，就有那么大的威胁，若是他们有几十艘，几百艘，那该怎么办？

　　到了这一步，在巨大的恐慌和无法承受的损失风险面前，任何试图继续在中国沿海保持积极进攻态势的提议，都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疯狂。

　　海军军令部在震惊和哀悼之余，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东乡平八郎大将亲自签署了紧急命令：召回所有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等主力舰只，以及所有新近服役、价值较高的轻巡洋舰和大型驱逐舰。

　　在中国沿海的封锁与巡逻任务，交由老旧、速度较慢的二等巡洋舰、炮舰、改装商船以及部分驱逐舰承担。但严禁上述舰只过于靠近中国大陆海岸线，尤其是已知或疑似有潜艇/鱼雷艇活动的区域，如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巡逻范围应保持在距离海岸至少30海里以外，并实行严格的编队航行和反潜警戒制度。

　　暂停一切原定的，对长江口及其他中国重要河口、海湾的渗透袭击计划。未经海军军令部特别批准，任何舰只不得进入水深较浅、水文复杂的近岸水域。

　　这道命令，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对华海上封锁线的全面收缩和事实上的瓦解。当那些最具威慑力的钢铁巨兽从中国沿海消失后，剩下的那些老旧的、火力贫弱的、航速缓慢的“看门狗”们，根本无力维持一条严密且具有攻击性的封锁线。

　　它们的巡逻变得小心翼翼，疑神疑鬼，往往在远距离象征性地游弋一番便匆匆返航，生怕成为下一个“筑波”号。

　　而对于列强的商船，这道收缩的命令更如同打开了闸门。此前，日本新锐战舰的存在，还能对它们形成一定的心理威慑和实际拦截能力。

　　现在，面对只剩下些“老弱病残”的日本巡逻舰队，列强商船更加有恃无恐。它们甚至开始嘲笑日本海军的胆怯，更加大胆地利用夜色、复杂天气和近岸航线，将一船船的战略物资——从机床、无缝钢管、化工原料到药品、橡胶、石油制品——运往中国控制的港口或隐蔽的接货点。封锁，已然名存实亡。

　　中国方面，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战略窗口。革命军海军和江防部队，迅速加强了沿海和长江口的防御，其中长江口，这个中国黄金水道的门户，成为了重点设防区域。

　　崇明岛及周边沙洲上，隐蔽的永备炮台和临时炮位被建立起来，装备了从各地调集和进口的150毫米以上口径重炮，射程足以覆盖主要航道。

　　更多的水雷被布设在航道关键节点，与此同时，多艘湖北舰队的鱼雷艇，被分散部署在长江口附近错综复杂的水网、芦苇荡和岛屿背风处，构成了灵活致命的近岸突击力量。

　　与此同时，革命军为数不多的四艘潜艇，在完成休整和补给后，更加活跃地出没于东海和黄海南部海域，并尝试进入到对马海峡等日本近海，以最大化的摸索对潜艇的使用。

　　虽然再次取得击沉主力舰的战果极为困难，但这种“无处不在”的威胁，使得日本指挥官们风声鹤唳，根本不敢让手头宝贵的、所剩无几的较大型舰艇轻易涉险。

　　日本海军曾一度听闻中国正在大规模搬迁上海、江浙一带的重要工厂设备至内陆，并计划派出快速巡洋舰或驱逐舰编队，冒险突入长江口进行袭扰，企图破坏这一战略迁移，打击中国的战争潜力。但计划送到海军军令部时，遭到了几乎所有高级将领的否决。

　　“在没有摸清楚支那人在长江口到底部署了多少重炮、多少水雷、多少鱼雷快艇，以及他们的潜艇是否会埋伏在河口附近的情况下，派舰进去，等于送死！”

　　一位参谋军官在会议上激动地反驳，“‘筑波’号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我们不能再损失任何一艘像样的战舰了！尤其是为了一个可能根本无法达成、甚至会导致更大灾难的袭扰任务！”

　　最终，这个冒险的计划被永久搁置。日本海军，这支曾经敢于在对马海峡与整个俄国舰队决死一战的军队，如今在面对中国沿海时，却表现得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技术恐惧和心理阴影，已经深深地刻入了他们的决策骨髓。

　　海上封锁线的崩溃，对于日本而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喘息之机，这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日本已无力单方面掌控东亚制海权，其军事优势正在迅速流失。

　　而就在日本海军龟缩回港，苦思反潜良策而不得，眼睁睁看着海上绞索渐渐松弛之际，日恩国内社会的总崩溃，终于以最猛烈、最残酷的方式，爆发了。

　　1910年1月下旬开始，一场规模空前、席卷日本列岛的“米骚动”，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猛烈喷发，将明治末年日本社会的所有矛盾与苦难，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场骚动的根源，深植于战争带来的系统性危机：持续的对华战争和无效的封锁，导致日本失去了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市场。

　　棉纺织、生丝、煤炭等产业遭受重创，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激增。与此同时，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渠道受阻或成本剧增。

　　而为了维持战争，日本政府发行了天文数字的国债，强行向银行和财阀摊派，并大量增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脱缰野马般飞涨。而大藏省早已库空如洗，无力平抑物价。

　　为了保障前线军队和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政府通过“粮食统制令”等手段，强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

　　这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和粮食隐匿。部分奸商和大地主则趁机囤积居奇，操纵米价，牟取暴利。

　　而在1909年秋季，日本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气候异常，导致稻米收成不如预期。但在恐慌和谣言的作用下，“全国性大歉收”、“粮仓已空”等夸大其词的传言四处蔓延，成为了压垮民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骚动首先在日本西部传统的农业区和渔村点燃。在九州的大分、熊本，四国的高知、香川，愤怒的农民和渔民不再忍受粮商和地主的盘剥。

　　他们聚集起来，砸开紧闭的粮店大门，将囤积的米粮搬出，以“公道价”分给乡亲，或者干脆一抢而空。

　　冲突迅速升级，从最初的抗议请愿，演变成打砸抢烧，甚至围攻地主宅邸和地方政府机构。地方警察无力镇压，只能向东京紧急求援。

　　骚乱的火星，随着逃难的民众和恐慌的流言，迅速溅入城市。大阪——这个日本最大的工业中心，首先沦陷。

　　1月25日，数万名失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商贩和学生，聚集在市中心和主要的粮食市场区，高呼着“要米！要生存！”的口号，冲击米店和投机商的仓库。警察试图驱散人群，却遭到了砖石、木棍的猛烈还击。

　　骚乱迅速蔓延至整个市区，并波及邻近的神户、京都。暴动的民众不仅抢米，还捣毁了当铺、高利贷者的店铺，甚至袭击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商社分支机构。

　　“米！我们要米！”

　　“反对奸商！反对战争！”

　　“降低米价！保障生存！”

　　“停止战争！我们要吃饭！”

　　这些朴素而绝望的呐喊，回荡在日本的街道上空。标语被粗暴地写在木板上、墙壁上，甚至撕碎的报纸上。

　　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民众，他们不再相信天皇的“仁慈”，不再相信政府的“保证”，他们只相信自己空瘪的肚子和眼前看得见的粮食。

　　京都，这座千年古都的宁静也被彻底打破。暴民冲击了传统的米市，并与试图保护“皇军军粮”仓库的宪兵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了多人死伤。

　　名古屋的工人区也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甚至在东京，这座帝国的中枢，骚动的浪潮也冲击到了下町和工厂区。

　　虽然军警戒备森严，暂时遏制了大规模暴动，但零星的冲突、秘密的集会、愤怒的涂鸦，无不显示着这座城市的平静之下，潜藏着何等汹涌的暗流。

　　政府最初的应对是犹豫而混乱的。地方官员试图劝说、安抚，但毫无效果。当骚乱愈演愈烈，威胁到“国本”时，桂太郎内阁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祭出了最残酷的手段：武力镇压。

　　军队被紧急调往各大骚乱城市。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宪兵，在刺刀和枪口的寒光下，驱散人群，逮捕领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