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257节

　　“嗯，我新设立了黄河巡阅使，请周馥周老先生担任黄河巡阅使，巡阅使衙门会放在开封，以后你要多向他请示汇报，当然了，重要报告，也要我一分！”

　　“大帅，这周老是清廷高官，他和我们是一条心吗？”

　　“周老是你我的老师，又快七十岁了，经验丰富，由他坐镇黄河以南三省，做一些协调，同时拉拢南方各路神仙，减轻大军南下阻力，不是好事吗？”

　　“张謇这个人和我们不完全是一条心，我用他也是因为淮海省杀伐太重，要安抚一下，这同样也是降低南方各路神仙的敌意，我今日虽然劝诫了一番，但效果未必好。

　　接下来遇到冲突了，你也不要与他直接冲突，可以向周老汇报，周老觉得可以杀，你再杀也不迟，你放心，周老比张謇脑子要清楚……”

　　“原来大帅是这个意思……”

　　“明白就好，你现在这个活不好干，让你来淮海，也是历练你，我不能什么事情都手把手教你们，你要自己多琢磨，哪些该严，哪些该宽，如何和省长、副省长还有下面的市长打交道，你心里要有一杆秤！”

　　“多谢大帅提点，属下一定要牢记于心！”

第243章 苏北屯垦 生丝

　　1905年12月中旬，江苏北部，黄海之滨，这是一片广袤而苍凉的土地。天是铅灰色的，海是浑浊的土黄色，海风带着咸腥和湿冷，无遮无拦地刮过一望无际的滩涂。

　　昔日，这里是淮南盐场的一部分，灶民们在此垒灶煎盐，海潮定期漫灌，留下片片盐碱。如今，目光所及，却是一幅无比宏大、规整到近乎刻板的人工画卷。

　　周鼎甲在张謇、苏北屯垦总局几位官员以及大批警卫的陪同下，登上一处新堆筑的、高达数丈的土质瞭望台。寒风凛冽，吹得众人衣袍猎猎作响。

　　但从这里俯瞰，整个正在成型中的超级垦区，如同一个巨大无比的棋盘，其规划的严谨性和工程的浩大，足以让任何第一次见到的人感到震撼。

　　“大帅请看，”张謇裹紧了棉袍，指着下方，声音在风中断断续续，“这便是按照大帅要求的‘系统规划、分区治理、军民结合’原则，重新设计并正在全力实施的苏北百万亩屯垦区。”

　　他拿出一张精心绘制、细节丰富的巨幅规划图，一边指着实地，一边讲解：“整个垦区，我们首先根据地势、原有水系和未来排水需求，划分为若干‘区’，每区大致五至十万亩。区与区之间，开挖宽深的‘区河’，这些区河，未来就是主要的排水干道，直通大海。”

　　顺着他的手指，可以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数条笔直的、泛着水光的新开河道轮廓，如同在大地上划出的深刻墨线。成千上万的黑色人影，像蚂蚁一样在河道两岸蠕动，那是正在挖掘、挑土的劳工。

　　“每个‘区’内，再划分为若干个边长1.25公里的正方形‘框’。框与框之间，开挖‘框河’，比区河稍窄，但也是重要的二级水道。” 地面上，已经能看出一些用石灰线或矮土埂标示出的巨大方形轮廓。

　　“每个‘框’内，自南向北，再划分为五到六‘排’。排与排之间，是‘排河’，负责汇集框内田地的积水。” 更近处，一些较浅的沟渠已经成型。

　　“每一‘排’，又被东西向划分为大约17到20个小‘埭’，每个‘埭’的面积，大约25亩，这便是最基本的耕作单元。

　　在每个‘埭’的内部，我们又做了细分：靠近排河的前部8亩，土质相对较好，计划主要种植棉花；后部16亩，可种棉花或耐碱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粟；中间留出1亩，作为未来佃农或移民的‘宅基地’。”

　　“水利是命脉。”张謇继续道，指向规划图上密密麻麻的符号，“田间积水，通过毛沟汇入埭沟，埭沟入排河，排河入框河，框河入区河，最终通过沿海建造的大型防潮排水闸，排入黄海。

　　各级沟渠上，根据需要设置涵闸，以调控水位，沟通水系，旱时可引水灌溉，涝时可加速排水。我们在几处主要入海口，规划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型水闸，目前正在由德国工程师协助设计。”

　　他顿了顿，补充道：“此外，根据勘探，部分区域土壤盐碱化程度不同，有重碱、中碱、淡碱之别，我们并非一味强求全部立刻植棉。

　　在重碱区，暂时保留部分盐业生产，同时种植耐盐牧草，保留少量牧业，待土壤逐步改良后，再过渡到棉花种植。中碱、淡碱区，则直接进行洗盐、施肥等土壤改良措施后，即可垦殖。”

　　周鼎甲默默地听着，目光随着张謇的讲解，在这片巨大的“棋盘”上移动。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沟渠田埂，更是一套精密运转的、将人力与自然力强行纳入规划的系统，一套旨在从荒滩碱地上榨取最大农业剩余价值的庞大机器。

　　这比张謇早年创办的、带有更多试验和理想色彩的“通海垦牧公司”，规模大了何止百倍，组织的强制性和规划的严密性，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季直先生，这套‘井田’式的规划，真是严谨周密，令人叹为观止。”周鼎甲由衷赞道，“既能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又能系统解决排水排碱这个海滨垦荒的核心难题。非先生之大才，不能为此。”

　　张謇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那笑容里有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自信，更有对实施过程中种种现实的无奈与沉重。“规划再好，终须人来执行，大帅，你知道现在这垦区里，有多少人在劳作吗？”

　　众人走下瞭望台，乘上几辆简陋的骡马车，沿着刚刚夯实的土路，深入垦区内部。路两边，是无边无际的劳作场景。

　　数不清的人，穿着破旧单薄的棉衣，甚至只是褴褛的夹袄，在监工和士兵的督促下，挖掘土方，夯筑堤坝，疏浚河道。号子声、铁锹与泥土的摩擦声、监工的吆喝斥骂声、以及偶尔传来的病弱者的呻吟，混杂在凛冽的海风里。

　　张謇看着窗外，眼神有些飘忽，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周鼎甲耳中：“大帅，你夸我规划得好。可你知道，我当初为何要搞这垦荒之事吗？” 周鼎甲示意他继续说。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我中了状元。可那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年。”张謇的声音带着深深的屈辱与痛楚，“堂堂天朝，败于蕞尔东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我在京师，目睹一切，痛彻心扉。

　　那时我便想，中国之贫弱，根子在哪里？在于实业不振，在于工商未兴！空谈仁义道德，救不了国家！于是，我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翰林清贵前程，决心回家乡，走一条‘实业救国’的路。”

　　马车颠簸，他的叙述也随着回忆起伏：“《马关条约》允日人在通商口岸设厂，他们立刻盯上了上海的纺织业。我岂能坐视？必须先他们一步！

　　所以，我丁忧在家时，便受张香帅之托，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千难万难，总算把厂子建了起来。可机器一转，问题就来了——原料！棉花价格，操于外人之手，上海洋行一抬价，我们成本就受不了。”

　　“通州本是产棉之地，但分散在农家，产量不稳，价格易被操控。我就想，为何不能自己建一个稳定的棉花基地？恰好，通州、海门沿海，有大片潮汐淤积的荒滩，长满茅草芦苇，无人问津。

　　我四次去吕四勘察，心里有了底。那时还是大清朝，我便以‘振兴实业、裕课利民’为名，写了《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恳请刘岘帅代奏，想请朝廷准许，将这片官滩拨给我公司承垦。”

　　张謇苦笑一声：“奏折还没批下来，拳乱起了，八国联军来了，太后皇上被大帅诛了……一直到袁项城成了大总统，我这垦荒之议才被重新提起。

　　我多方奔走总算拿到了批文，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我亲自踏勘，绘制详图，制定章程，募集股金……光是厘清那滩涂上乱七八糟的产权——官产、营产、民产、还有那些盐灶的‘灶产’——就不知道打了多少官司，费了多少唇舌”

　　他的目光投向远处依稀可见的、一段段残破的旧堤遗迹，“开工更难。海滩上无路无水无房，一切从零开始。筑海堤是第一关，潮大浪急，几千农工，住草棚，喝咸水，晴日一身土，雨天满身泥。

　　整整三年，我们筑起了七条长堤，开了河渠，垦出了七千多亩地……我那时看着渐渐成型的田亩，心里是怀着希望的，觉得这是一条利国、利民、也利己的正确道路。”

　　张謇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掩饰的痛惜：“可是……时局动荡，公司一度停产。这还不算……今年八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暴，连续五昼夜，海浪如山，把我们辛辛苦苦筑了三年的堤坝，冲垮了大半……心血，几乎毁于一旦。”

　　周鼎甲静静地听着，他能感受到这位老人话语中那份理想受挫、心血白流的巨大失落。在那个旧时代，一个状元，放弃仕途，躬身去做当时被视为“末业”的工商垦殖，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信念？又会在旧体制的掣肘和自然无常的打击下，承受多少挫折？

　　马车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处正在开挖大型排水干道的工地。密密麻麻的劳工，在深沟中奋力挖掘，将泥土一筐筐传递到岸上。

　　周鼎甲下了车，走到沟边。张謇也跟了过来，低声道：“按照大帅的命令，成立苏北屯垦总局后，我们……我们动员了超过十万名各类罪犯、囚徒，秋收后，又征募了沿海无地少地的贫民六万余人，许以未来分地为酬。

　　以近乎军法管理，进度……确实比我那个公司时代快得太多。眼下，整个垦区有劳力近二十万。”

　正说着，沟底传来一阵骚动。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的囚犯模样的人，刚刚将一筐沉重的泥土举上肩头，忽然身体一晃，连人带筐软软地倒了下去，歪在冰冷的泥水里，再也不动了。

　　旁边的劳工麻木地看了一眼，在监工的呵斥下，绕过他继续干活。很快，两个穿着号衣的杂役上前，面无表情地将那具尚有微温的尸体拖走，像处理一件垃圾。

　　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微微颤抖，别过了头去。

　　周鼎甲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尸体被拖远，才缓缓开口，回答张謇之前未出口的诘问：“季直先生，你看到了。很苛刻，很残酷，甚至可以说……很残暴。”

　　他转过身，看着张謇，目光平静得令人心寒：“但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这就是原始积累，季直先生。”周鼎甲的声音不高，“你的大生纱厂要启动，需要原始资本，你四处募股，甚至不惜动用家族积蓄，那是你的‘原始积累’。

　　我现在要治理这个国家，要对抗日俄两寇，要搞洋务，要统一南方，要发展海军……我需要比办一个纱厂多成千上万倍的‘原始资本’。这笔钱，从哪里来？”

　　他踱了一步，目光扫过无边无际的工地：“英吉利、法兰西，他们的原始积累，是跨海掠奴，是劫掠殖民地，是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别国大门。

　　德意志统一后，从法兰西榨取了五十亿金法郎的赔款。日本，刚刚从我们身上割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他们都是用对外掠夺，完成了最关键的第一桶金。”

　　“我呢？”周鼎甲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我现在对外抢不了。日本正在抢我，列强虎视眈眈。我的原始积累，只能对内。”

　　他的话语赤裸得让张謇感到窒息：“地主士绅，富商巨贾，他们手里有钱，有地，有资源，他们里面有没有好人？有，比如您，季直先生。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的旧生产关系，已经落伍了，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阻碍了国家动员。

　　所以，我要‘抢’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用土地改革的名义，用‘没收逆产’的名义。抢来的东西，大头归国家，用于打仗和建设；小头，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收买人心。这样一来，大部分人满意了，我的统治基础就有了，我还拿到了启动资金。”

　　他指着脚下的垦区：“这里，还有东北、蒙古的屯垦区，道理一样。用近乎无偿的、强制性的劳动，把这片荒滩变成良田。

　　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产出棉花、粮食，所得收入一部分养活屯垦者本身，更多的，将成为国家的税收和战略物资。

　　如此一来，我不但有了持续的资金搞洋务、买军火、打日本人，还能让更多的人有地种，有饭吃。他们就不会造我的反。道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残酷。”

　　张謇如遭雷击，踉跄后退一步，扶住了马车车厢才站稳。他脸色惨白，额头渗出冷汗，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鼎甲这番毫不掩饰的“强盗逻辑”、“屠夫哲学”，彻底击碎了他数十年来信奉的“实业救国”、“绅商协力”、“渐进改良”的温情面纱。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血淋淋地看到，在这“救国”、“发展”的宏大叙事背后，碾过的是多少个体的血肉与哀嚎。

　　“季直先生，”周鼎甲走到他面前，语气缓和了一些，却依然坚定，“我知道，这番话你很难接受。我也想做个好人，做个仁君，让天下人都安居乐业，温良恭俭让。可是——”

　　他抬起头，望向阴霾的天空，声音里透出一种深深的疲惫与决绝：“这世道，不允许我做好人。这是个率兽食人的时代！列强是虎狼，日本是豺狗，国内的旧势力是蛀虫。你不吃人，就要被人吃！

　　不用铁和血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不用最冷酷无情的手段完成最原始的积累，我们就没有力量去对抗外敌，就没有本钱去建设新世界，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人生吞活剥！”

　　“你那套宪政理念、议会政治、温和改革，”周鼎甲看着张謇失神的眼睛，缓缓摇头，“在太平年月，或许是好的。但在今日之中国，行不通。因为我们的敌人，不会给我们慢慢改良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必须用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牺牲和血汗，去追赶别人两百年的积累。这个过程，注定是痛苦的，注定是充满罪恶的。这个罪，我来背。这个恶名，我来担。后人如何评说，我顾不上了。”

　　张謇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看着周鼎甲年轻却已刻满风霜和决绝的脸，又看向那片在血汗与死亡中艰难拓展的垦区，心中那构建多年的精神世界，仿佛在这凛冽的真相面前，寸寸崩解。

　　他一生追求的“正道”，在周鼎甲所描绘的、基于赤裸丛林法则的“生存之道”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此……不合时宜。

　　良久，张謇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咸冷的空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开了口，但声音很低：“我……明白了。”

　　周鼎甲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这番话对这个老人冲击太大，需要时间消化，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真正认同。

　　但他必须说清楚，因为张謇是他需要倚重的建设人才，他必须让张謇明白，他们现在所做一切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哪怕这个逻辑如此残酷。

　　紧接着，周鼎甲在张謇的陪同下，轻车简从，来到了以传统手工缫丝闻名的富安镇。与宏大的屯垦工地不同，这里更多是江南水乡式的局促与精细。

　　他们没有惊动地方，直接走进了镇边一片低矮的民居区。这里的景象，与周鼎甲记忆中的、也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生丝产区的景象别无二致。

　　泥墙草顶的简陋房屋外，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草棚。棚子里，支着简陋的土灶，架着黝黑的大铁锅，锅下柴火噼啪作响，锅里沸水翻滚，水面漂浮着白生生的蚕茧。

　　全家老少往往齐上阵，老人孩子负责选茧、剥茧衣，青壮年负责缫丝、整理，而被称为“丝娘”的女工——往往是家中主妇或未嫁的女儿——挽着袖子，赤着双手或仅缠块破布，在滚烫的水中熟练地捞取蚕茧。

　　她们先找到丝头，然后踩动脚下的简易木制踏板，通过一套粗糙的木制传动装置，将几根极细的蚕丝并合、捻转，卷绕到吱呀作响的木缫车上。

　　滚水的高温蒸汽往往熏得人脸庞通红，长时间浸泡在热水中寻找丝头、接续断头的手指，无一例外地被烫得红肿、脱皮，甚至溃烂。

　　从春蚕收购到冬季赶工，一年的辛劳，换来的不过是勉强糊口的微薄收入，品质还极不稳定，在市场上只能卖个低价，受尽洋行和国内丝商的盘剥。

　　周鼎甲默默地看着一户丝户劳作。男主人沉默地劈着柴，老母亲颤巍巍地挑选着次茧，年轻妻子和两个半大女儿在锅台前忙碌，手指在热水和冷水间交替，冻疮叠着烫伤，神情麻木。屋里除了一张破桌和几张条凳，几乎家徒四壁。

　　“看到了吗，季直先生？”周鼎甲低声对身边的张謇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这就是我们传统生丝业的根基。分散、脆弱、低效、被层层剥削。靠这个，我们拿什么去和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缫丝的日本人竞争？拿什么去换回我们急需的机器和大炮？”

　　张謇面色沉重地点点头。他太熟悉这一切了。他的大生纱厂需要优质棉，也同样需要稳定优质的丝线，他深知这种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弊端。

　　“手工缫丝，丝质不匀，断头多，色泽差，且产量极低。一人一日，不过缫丝数两。而日本坐缫车，一人可抵十数人，所出之丝，匀、净、韧、白，非手工可比。其价自然高出数成。”

　　“所以，必须改变。”周鼎甲转身，不再看那令人心酸的场景，“带我去看看新厂。”

　　一行人离开民居区，穿过镇子，来到镇外一片新平整的土地上。这里，几栋红砖砌成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高大的烟囱正冒着黑烟。

　　厂房里传出的，不再是木器的吱呀，而是蒸汽机的轰鸣和金属的规律撞击声，门口挂着“淮海省第二机器缫丝厂（富安）”的牌子。

　　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穿着灰色工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名叫陈思源，是张謇从上海请来的技术人才。他早已接到通知，在门口恭敬等候。见到周鼎甲和张謇，略显紧张但条理清晰地开始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