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951节

方致承就是在一次建材展销会晚宴上认识了郑某。

郑某虽然只是个退休处级，但嘴上的功夫了得。

他喝了两杯酒之后，开口闭口就是“当年在部里开会的时候”，“我跟某某司长吃饭时他说”，说得天花乱坠、有鼻子有眼。

方致承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暗盘算。

从那以后，方致承开始有意识地围着郑某转。

他很快发现，郑某虽然退休了，但手里确实保留着一些当年在部委系统积累的社交资源。

比如，他能搞到人民大会堂某些公开活动的旁听证，能参加一些行业协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年会，甚至偶尔还能在某些半公开的研讨会上跟个别在任的处长、副司长握个手、合个影。

方致承于是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开始有计划地跟着郑某出入各种场合。

每到一处，方致承都会拍照，加微信。

他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拍照，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大厅里拍照，在各种挂着红色横幅的会议合影里挤进边缘位置拍照。

他的手机相册里，积攒了上百张这样的照片。

有些照片里，他站在某位退休部级干部旁边，笑容满面地握着手。

那些退休干部多半根本不记得他是谁，只是在公开活动上被他凑上去攀谈了几句，但照片拍下来之后，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光有照片还不够。

方致承又花钱在境外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名字就叫“华国战略与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

在名片和对外宣传中，他故意隐去了有限公司四个字。

利用境内外公司注册机制的差异，这种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极低的成本就能拿到一张印着繁体字、看起来唬人的注册证书。

有了这个头衔，方致承的名片变成了烫金的：

“华国战略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方致承”

名片背面还印着一行小字：

“聚焦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

凭借这套精心包装的行头，方致承开始向地方扩张。

他的目标就是那些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中层官员。

这些官员不上不下，有往上走的欲望，却缺少直接通往高层的渠道。

他们对“燕京来的人”天然有一种敬畏和期待，尤其是那些打着智库，研究院旗号、张口闭口中央精神，高层动态的人物，更容易被他们当成“通天线的人”。

方致承在西川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个地级市发改委副主任。

那个副主任在一次赴京招商活动中，经人介绍认识了方致承。

方致承请他在王府井附近一家高档私房菜馆吃了顿饭，席间不经意地提到自己“跟国家发改委某某司长是老朋友”，“前两天刚跟某某部长的秘书通过电话”。

那个副主任信了。

从那以后，方致承每隔一两个月就飞一趟西川，以调研，考察，咨询的名义拜访各地官员。

他的社交网络像蛛网一样慢慢扩展，从一个发改委副主任，辐射到了住建系统、国土系统、开发区系统的多名中层干部。

每到一处，方致承都会用同样的套路.

先用照片和头衔唬住对方，再用半真半假的内部消息吊住对方的胃口，最后在恰当的时机抛出“可以帮你引荐”，“可以帮你说几句话”的暗示。

他不急着要钱。

在官员面前，太急着要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他要的是“关系”本身。

只要这层关系建立起来，钱自然会来。

有的官员请他吃饭，他来者不拒。

有的官员逢年过节给他送礼，他笑纳不忌。

还有的官员暗示他帮忙打听一下某些人事消息，他含糊其辞地说“我帮你问问”之类的话。

就这样，方致承在西川的官场灰色地带里游弋了近两年，吃喝不愁，偶尔还能帮朋友牵线搭桥，从中渔利，过得相当滋润。

直到他遇到了黎维骏。

……

黎维骏是在去年春节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方致承的。

饭局组织者是东部新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赵某，赵某在东部新区做了三个商业地产项目，跟黎维骏的关系很熟。

那天的饭局在诚都南门一家会所里，除了赵某和黎维骏之外，还有两个做工程的老板和一个律师。

方致承是赵某请来的，说是：

“燕京来的一个朋友，搞政策研究的，关系很硬”。

方致承到场的时候，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一件考究的白色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百达翡丽的表。

这块表是他在二手市场花了两万块买的高仿品，但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能分辨真假。

落座之后，方致承先是很自然地把手机里的照片翻给黎维骏看。

有他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台阶上的照片，背景是庄严的国徽和红色巨柱。

有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门口的留影，身后是那道标志性的红墙和翠竹。

有他跟几位穿深色西装、佩戴胸牌的人握手合影的照片，那些人看起来像是某种高规格会议的参会者，虽然黎维骏一个都不认识，但那种场合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方致承翻照片的时候，语气极其随意：

“这是去年十月在大会堂参加一个内部座谈会，这个是在钓鱼台的年会，哦，这个，这是跟发改委老朋友们吃饭……”

黎维骏的表情从最初的客套，逐渐变成了真诚的好奇和敬意。

这种心理变化是微妙而渐进的。

一个长期在地方体制内工作的副厅级干部，对燕，中央，高层这些字眼天然有一种仰望。

这种仰望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恰恰相反，越是在体制内待得久、对权力运行越有感知的人，就越清楚上面的一句话、一个批示，对地方意味着什么。

方致承精准地利用了这种心理。

他没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急着推销自己。

他甚至表现得有些矜持，话不多，被问到才答，答的时候也是点到为止，留下大片的留白和想象空间。

“方总，您在燕京主要做什么研究？”黎维骏问。

“宏观战略层面的事情，跟地方的同志们聊聊天、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参考意见。”方致承端着红酒杯，笑得云淡风轻。

“具体跟哪些方面有合作？”

“主要是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方致承把酒杯放下，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你们东部新区的事情，我在燕京听到过不少讨论。”

这句话瞬间抓住了黎维骏的注意力：

“什么讨论？”

方致承微微摇头，笑了一下：

“饭桌上不聊这些，改天找个时间单独坐坐。”

越是说改天再聊，就越让人急着想知道。

这是方致承的惯用套路。

信息的价值，在于稀缺性和神秘感，越是欲言又止，对方就越觉得你掌握着了不起的东西。

饭局结束后，黎维骏主动加了方致承的微信。

从那以后，两人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

方致承隔三差五会在微信上给黎维骏发一些内部资讯。

有的是从公开渠道截取的中央政策文件片段，被他包装成提前获取的内部版本。

有的是他编造的所谓“高层动态”，比如最近上面对某某领域的态度有微调，某某部委正在酝酿一个新政策。

这些信息真假参半。

真的部分足以让黎维骏觉得方致承确实消息灵通，假的部分又因为距离太远、无法验证，而被黎维骏下意识地忽略了。

到了今年年初，方致承开始向黎维骏透露一些“更敏感”的信息。

“维骏兄，跟你说个事，最近上面对地方的审计力度可能要加大，特别是国有平台和土地出让这一块，你心里有个数。”

黎维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后背沁出了一层冷汗。

他在东部新区分管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六年，手里经手的项目不下几十个。

绝大多数是干净的，但有几笔经不起太仔细的查。

倒不是什么惊天大案，无非是在个别项目的容积率调整上做了些技术处理，在某些土地出让条件的设置上给关系户留了口子，收过几次开发商送的购物卡和现金。

金额不算大，加在一起大概也就一二百万的事。

但在当前这种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一二百万已经够他丢官入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