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805节

　　帮导师撰写个人申报材料，占百分之四十一。

　　在被安排过上述事务的学生中，百分之七十八报告从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或学术署名，百分之八十三表示不敢拒绝，原因高度集中在担心影响毕响业和害怕导师报复两项上。

　　苏晴将这些数据写成了十二页的分析报告，配上交叉分析表格和可视化图表。

　　数据本身就是力量。

　　一月四日下午两点半，苏晴给钱滕达发了一条微信：

　　“钱老师，方便的话想约您喝杯咖啡，最近有个研究方向想和您交流一下。”

　　钱滕达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改一份合同草稿，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停。

　　苏晴的这条微信让他有些不太愿意，但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一个访问学者邀请教研室的副教授交流学术，天经地义的事情。

　　“好的苏老师，什么时候方便？”

　　“明天上午十点可以吗？学院那个知味咖啡。”

　　“没问题。”

　　一月五日上午，知味咖啡。

　　这家咖啡馆开在法学院老楼一层的东侧，原本是一间小型阅览室，三年前被改造成了对师生开放的学术交流空间。

　　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几幅民国法学家的黑白照片，氛围安静而文雅。

　　苏晴先到了，点了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

　　钱滕达推门进来的时候，目光在空间里扫了一圈，然后径直走向苏晴：

　　“苏老师久等了。”

　　“没有没有，我也刚到。”苏晴站起来微微示意，“钱老师请坐，喝什么？”

　　“一杯拿铁就好。”

　　咖啡上来之后，苏晴从随身帆布包里取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放在两人中间桌面上。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指导行为的权力边界研究：基于武河市四所高校的实证调查（初稿摘要）》

　　钱滕达的目光落在那行标题上，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苏晴将咖啡杯端起来抿了一口，很自然地开口：

　　“钱老师，我最近的课题有一个子项目涉及学术治理领域，具体来说是研究导师在培养过程中行使指导权的法律边界和制度约束问题。”

　　“刚好做了一份四校的实证问卷，数据出来了，有些发现挺有意思的，想和您这种在一线带学生的老师交流一下，看看从实践角度怎么理解这些数据。”

　　钱滕达强迫自己保持平静，伸手翻开了那份摘要。

　　百分之六十三点七的受访研究生表示曾被安排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性工作。

　　钱滕达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手指微微僵了一瞬。

　　他继续往下看。

　　代为处理行政或社会兼职事务，百分之三十三。

　　帮导师撰写个人申报材料，百分之四十一。

　　跑腿取送物品，百分之二十九。

　　每一条都像是在描述他自己做过的事情。

　　但这份报告里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院系或学校标识，所有数据都是匿名的、聚合的、去标识化的。

　　它描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钱滕达看完前五页，将材料合上，端起拿铁喝了一口定定神，然后才开口：

　　“苏老师，这个研究很有价值，师生关系里的权力边界确实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不够的领域。”

　　苏晴笑了笑：

　　“是啊，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说。”

　　“从您这么多年带学生的经验来看，您觉得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行为，它的合理边界应该划在哪里？”

　　钱滕达沉吟道：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导师的指导权本质上是一种受委托的教育权力，它的来源是学校的培养制度，目的是服务于学生的学术成长。”

　　“那么它的边界就应该以这个目的为锚点，凡是服务于学生学术能力培养和论文完成的指导行为，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他顿了顿：

　　“但如果某些安排超出了这个范畴，比如让学生做与其学术研究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那就越界了。”

　　苏晴微微点头：

　　“钱老师的认识很清晰，那在您看来，实践中导致这种越界行为普遍存在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钱滕达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这场谈话的性质。

　　苏晴不是来和他做学术交流的，是来让他知道，她手里有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数据和结论，可以指向所有做过类似事情的导师。

　　包括他。

　　但苏晴给了他体面。

　　没有当面质问，而是用一种学术对话的方式，把这件事摆在了台面上。

　　钱滕达端着拿铁，语气沉稳：

　　“苏老师，我认为根源在于约束机制的缺失，现行制度对导师行为的规范主要停留在原则性的倡导层面，缺乏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和刚性约束。”

　　“比如教育部的导师行为准则说不得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业无关的事务，但什么叫与学业无关？标准谁来定？违反了谁来认定？”

　　“认定之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都是模糊的。”

　　“另外，学生的申诉渠道也不畅通，理论上学生可以向研究生院投诉，但实际上，学生对此有很大的顾虑。”

　　“毕竟导师掌握着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送审和答辩等多个环节的实质性话语权，学生担心申诉会适得其反。”

　　苏晴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嘴角微微上扬。

　　说得很好，很正确，完全可以写进研究报告里。

　　“钱老师讲的这个问题，恰好是我们下一步想探讨的核心。”苏晴将咖啡杯放下，语调依然平和，“如果要从制度层面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向入手？”

　　钱滕达想了想：

　　“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方向值得探索，比如导师的指导行为应该有记录机制，学生对导师的评价应该纳入导师的考核体系，而且这个评价应该是匿名的、有权重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连带责任，如果一个学生延期毕业或者退学，导师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考核责任？现在的制度下，学生毕不了业，后果全由学生承担，导师没有任何成本，这就导致导师可以肆无忌惮地占用学生时间，而不用担心学生因此影响学业进度。”

　　苏晴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这句话从钱滕达嘴里说出来，意义非同一般，它等于是他自己在公开场合，以学术探讨的方式，承认了这种约束机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苏晴笑了笑：

　　“钱老师的见解非常有深度，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

　　她将桌上那份摘要收回帆布包：

　　“后续如果报告完成了初稿，我再请您帮忙审阅提意见。”

　　“当然，随时可以。”钱滕达站起身来，语气周到而得体。

　　两人走出咖啡馆的时候，一月的冷风从走廊灌进来，苏晴裹了裹围巾。

　　钱滕达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目光落在她的背影上。

　　他心里已经完全确认了一件事。

　　上次向郑应星举报的人不是林明哲。

　　那个学生没有这种手段，也没有这种胆量，从头到尾，都是眼前这个人。

　　收集证据是她安排的，向院长投诉是她出面的，现在这个覆盖四所高校的调研项目，更是她的手笔。

　　她把一个个案投诉变成了学术研究，从一个人的委屈变成了一千多份问卷的数据支撑。

　　如果这份研究发表了，政策建议被采纳，导师考核连带责任真的变成了制度……

　　那他以后对学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制度标尺在量。

　　钱滕达在法学院楼前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苏晴的身影消失在走廊转角处。

　　冬天阳光惨淡而刺眼，他眯着眼看了片刻，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下午，钱滕达给林明哲发了一条微信：

　　“明哲，明天下午三点来我办公室，把你开题报告的第三章大纲拿过来，我帮你看看结构。”

　　第二天下午三点，林明哲准时来了。

　　钱滕达将他的大纲仔细看了二十分钟，然后逐条给出修改建议，语气平和，思路清晰，偶尔还举了几个他自己早年做研究时的案例来帮助说明。

　　林明哲走出钱滕达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攥着写满批注的稿纸，心里升起一种怪异感。

　　此后一周，类似的指导又发生了两次。

　　每一次钱滕达都只聊论文，只谈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