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15节

　　“方国平同志，请坐。”

　　方国平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双手自然地交叠放在膝盖上，目光平视前方。

　　张博涛也没有绕弯子，直接开口：

　　“方国平同志，中央巡视组进驻北汉已经两个月了，按照工作安排，今天是和你进行一次正式的个别谈话。”

　　“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你作为武河市市长，在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推进疫后经济社会恢复等方面的情况，请你如实反映。”

　　“好的，张组长。”方国平微微颔首，“我一定如实向巡视组反映情况。”

　　张博涛翻开面前的谈话提纲：

　　“方国平同志，你在北汉工作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方国平不假思索。

　　“三十年。”张博涛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从区长到市发改委主任，再到省财政厅厅长，副省长，最后到武河市长，你几乎把北汉省政府系统最核心的岗位都走了一遍。”

　　“可以这么说。”方国平点头。

　　“我先问一个总体性问题。”张博涛语调不急不缓，“你觉得武河这座城市，在你主政期间，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宽泛，实则是一块试金石。

　　它考验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回答者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自我认知的清醒程度。

　　方国平沉吟了几秒，才开口：

　　“张组长，如果说最大的进步，我想应该是武河的产业结构升级。”

　　“十六年前，武河还是一个以传统钢铁和汽车制造为主的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偏旧、偏粗。”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特别是在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三大新兴产业的培育上，武河已经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多元化、中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

　　“这些年全市GDP从三千多亿迈上了一万五千亿的台阶，跻身全国GDP前十的城市行列，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班子接力推进，是全市上千万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张博涛点了一下头，没有打断。

　　方国平顿了顿，继续道：

　　“至于最大的遗憾……”

　　他的目光微微垂下，随即又抬起来：

　　“是基层治理上的欠账。”

　　“武河这些年GDP增长很快，城市面貌变化很大，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大项目越来越多，但基层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社区排查能力弱、物资配送体系脆弱、基层干部力量不足、信息传导不畅，说到底都是基层治理长期欠账的集中爆发。”

　　“这些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存在，只不过被经济增长的光芒掩盖了，疫情像一面照妖镜，把所有的短板都照了出来。”

　　“作为市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番回答既有实绩的陈述，又有问题的反思，最后落脚在自我担责上，逻辑完整，姿态到位。

　　但方国平在说不可推卸的责任时，用的是作为市长这个限定词。

　　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责任严格框定在了行政职能的范畴之内。

　　行政上的责任，是可以用能力不足、经验不够、认识不深来解释的。

　　但如果是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那就涉及到党性、品格和廉洁自律的更深层面。

　　张博涛没有点破，继续问道：

　　“方国平同志，你刚才提到了疫情暴露出来的基层治理短板，疫情发生后，武河市政府在物资保障和应急采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你作为市长，亲自指挥了这项工作。”

　　“在物资采购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供应商资质不全、价格虚高或者其他不规范的情况？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问题开始向深水区靠近了。

　　方国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张组长，疫情初期的物资采购，确实存在一些不够规范的地方。”

　　“封城之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这些物资的需求量暴增，全市库存在第一周就消耗殆尽，当时的情况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全国各地都在抢货源。”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市政府采取了应急采购的模式，简化了部分审批程序，扩大了供应商准入范围，目的就是一个字，快。”

　　“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些新进入的供应商，在资质审核上没有做到像常规时期那样严格。”

　　“但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进入采购体系，是因为当时市场上能够供货的渠道极其有限，只要手上有货，有合格的产品检测报告，政府就先采购再规范，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这是战时状态下的应急之策，不是常态化管理的标准做法。”

　　方国平的回答滴水不漏。

　　他把所有物资采购中的不规范问题，都归结为战时应急状态下的客观需要，并将其定性为程序瑕疵而非利益输送。

　　张博涛不动声色地翻到提纲下一页：

　　“方国平同志，你提到应急采购，我想了解一个更具体的情况。”

　　“巡视组在调阅市政府的会议纪要和采购档案时，注意到有几家在疫情期间新进入防疫物资供应体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与防疫物资并不直接相关，但却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准入资格，并且拿到了较大份额的订单。”

　　“比如有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在疫情期间通过临时增项的方式进入了医疗物资代采购领域，这种情况你了解吗？”

　　虽然张博涛没有点名，但在座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家。

　　方国平的眉头微不可察地跳了一下，但声音依然平稳：

　　“张组长，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细节。”

　　“疫情期间，物资采购的具体操作是由市政府应急物资保障组负责的，组长是当时的常务副市长海峰同志，具体供应商审核和合同签订，也是由保障组工作团队来执行。”

　　“我作为市长，主要是在宏观层面把方向、做决策，对于每一家供应商的具体准入情况，确实没有逐一过问。”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个别企业钻了应急采购的空子，那责任在管理层面，在制度执行层面，我作为市长，负有领导责任和监督责任。”

　　方国平的策略很清晰，承认领导责任和监督责任，但绝不承认直接责任。

　　领导责任是集体性的、笼统的、可以用应急状态下顾不过来来合理化的。

　　直接责任则意味着你知道、你参与、你推动。

　　两者之间，隔着一道纪法上的天堑。

　　张博涛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问，而是换了一个角度：

　　“方国平同志，我再向你了解一个关于家庭方面的问题。”

　　“巡视组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注意到你今年七月办理了离婚手续，领导干部的婚姻变动，按照组织规定，应当及时向组织报告。”

　　“你离婚后，有没有按照规定向组织做过报告？”

　　这个问题的指向性很明确了。

　　方国平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一下：

　　“张组长，关于离婚的事，我需要向巡视组做一个说明。”

　　“我和肖敏的感情问题，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过去这些年，因为工作太忙，疏于对家庭的照顾，我们之间的感情逐渐淡化，实际上已经分居多年，只是一直没有办理法律手续。”

　　“今年七月，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协议离婚。”

　　“关于向组织报告的问题，我确实疏忽了，离婚之后，恰好赶上省里审计和各项调查密集推进的时期，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配合工作和市政府日常运转上，没有及时向组织部门做书面报告。”

　　“这是我的失误，我向巡视组诚恳检讨。”

　　张博涛面无表情，继续开口：

　　“方国平同志，关于你前妻肖敏的经济活动情况，你了解多少？”

　　方国平略作思忖：

　　“肖敏离开武河之后，一直在港岛那边生活，她有她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经济活动，坦率地说，我们分居这些年，她在外面具体做什么、和什么人打交道，我了解得并不多。”

　　“我只知道她在一些企业里做过咨询顾问方面的工作，具体的合同内容和报酬情况，她没有跟我详细说过，我也没有主动过问。”

　　“当然，我也承认，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配偶的经济活动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监督，本身就是一种失职，这一点，我没有任何推卸理由。”

　　张博涛点了点头，目光沉静如水：

　　“你儿子方程的情况呢？”

　　“方程……”方国平声音出现了一丝波动，但很快恢复如常，“方程今年三十一岁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一些生意，他性格比较独立，不太愿意听家里人的意见。”

　　“他名下具体有哪些公司、做什么业务，我也不是很了解。”

　　“作为父亲，我对他管教不严，约束不够，这一点我深感愧疚。”

　　张博涛没有再追问方程出境的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场合提出来，只会让方国平提前进入防御状态，反而不利于后续的调查推进。

　　巡视组的谈话，不是审讯。

　　它的价值不在于让对方当场交代，而在于记录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以及他说的和巡视组掌握的之间，存在多大的偏差。

　　这些偏差，本身就是信息。

　　接下来的四十多分钟，张博涛围绕武河市委班子运转，疫后经济恢复，干部队伍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又问了十几个问题。

　　方国平的回答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稳定输出，条理清晰，措辞严谨，在该表态的地方坚定表态，在该回避的地方巧妙转移，在该承认的地方适度承认，但永远精确地控制着承认的边界，不多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