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61节

　　昨晚他在区委办连夜准备了一份社区情况介绍的材料，反复改了五遍，每一遍都在删减，生怕说多了惹总理不耐烦，又怕说少了显得工作不到位。

　　最后定稿的版本只有一页半纸，他在家里对着镜子背了三遍。

　　郑云斌身后站着刘永安和孙锐，再往后是江汉区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总理走到南门口时，步伐放慢，郑云斌立马迈步迎上前：

　　“总理好，我是江汉区委书记郑云斌，欢迎总理来百花苑社区视察指导工作。”

　　总理没有做更多寒暄，而是朝社区里面走去：

　　“进去看看。”

　　一行人穿过检查通道，进入百花苑社区。

　　从南门到居委会小楼的那段路大约三百米。

　　路两侧是一期的居民楼，六层到八层的老旧建筑，外墙粉刷斑驳。

　　每栋楼的单元门口都贴着告示，告示格式统一。

　　这也是操作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化楼栋告示模板。

　　路面干净，每隔二十米左右就有一个简易的消毒液桶。

　　总理走在最前面，步速不快，边走边看。

　　他看得很仔细，从路面的清洁程度到楼栋口的告示内容到单元门是否关闭，每一个细节都在观察范围之内。

　　走到一期七栋楼下时，总理停了一下。

　　七栋单元门口的告示栏上，除了标准化的防控须知和每日通报之外，还多了一张手写的纸条，用透明胶带粘在告示栏最下方。

　　纸条上写着：

　　“七栋的邻居们，三单元王婆婆家里的米快吃完了，她腿脚不方便下不了楼，哪家要是有多余的米，麻烦放到她门口就行。——四单元302李莉。”

　　总理看了几秒钟，没有说话。

　　陪同的陆鸿年和沈非群也看到了那张纸条，但都没有说话。

　　纸条上写的不是制度，不是政策，也不是任何行政体系的产物。

　　它是一个普通居民对另一个普通居民的善意。

　　总理继续向前走。

　　走过一期和二期的交界处时，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年轻男性从旁边的楼栋里快步走出来，手里攥着一叠排查表，差点和总理的队伍撞上。

　　年轻人抬头一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本能地往旁边让了让，低头快步走过。

　　他没有认出总理。

　　防护服的帽子压得很低，护目镜导致视线受限，加上领导们都戴着口罩，以及他此刻满脑子都是手里那叠还没录入系统的排查表，所以没有认出来。

　　总理看了他一眼，没有叫住他，继续走，没有多久就来到了居委会小楼。

　　走到门口时，大厅里面的场景已经一览无余。

　　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利用着。

　　靠墙一侧是一排办公桌拼成的长条工作台，桌面上堆着登记簿、排查表、电话机和几摞尚未分发的社区通报单。

　　另一侧墙上贴着一张手绘的百花苑社区平面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圆点标注着各栋楼的排查进度和病例分布。

　　红点是确诊，黄点是疑似，绿点是已排查无异常。

　　大厅正中央，十二个人站成了一排。

　　站在最前面的是万家昌。

　　他们都穿着统一配发的蓝色防护马甲，戴着口罩。

　　总理走进大厅，在距离那排人大约两米的地方站定，他从左到右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然后向百花苑社区的全体工作人员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一线基层工作者的慰问和敬意。

　　总理说完后，主动向万家昌走近了一步：

　　“你就是万书记？”

　　万家昌声音有些发紧：

　　“是，总理，我是百花苑社区居委会书记万家昌。”

　　“在社区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

　　总理点了一下头：

　　“辛苦了。”

　　说完，总理又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了几个方面的情况。

　　他先问了目前社区每天的排查工作量和人手安排。

　　一名负责排查协调的中年男性工作人员做了回答，数据基本准确，表述也算清晰。

　　但用了不少大概、差不多、应该是这类模糊的修饰词。

　　总理没有追问，只是微微点头，又问了物资保障的情况。

　　万家昌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分别做了回答。

　　答案是真实的，有困难但在克服，有缺口但在补充，总体上能维持。

　　这些回答不差，但也不算特别出彩，属于一线基层工作者在面对远超自己日常认知层级的领导时，那种既紧张又努力表现出镇定的常态发挥。

　　总理全程保持着耐心的倾听姿态，没有打断任何人。

　　他在大厅里停留了大约十五分钟，看了墙上的社区平面图，翻了翻工作台上的排查登记簿，又走到大厅角落的物资存放区看了一眼剩余库存，然后说道：

　　“去居民楼看看。”

　　一行人转入了百花苑社区的居民楼区域。

　　总理选择了一期七栋，刚才在楼下看到那张手写纸条的那栋楼。

　　进入单元楼道后，他沿着楼梯往上走。

　　楼道的光线不算好，墙壁上贴着操作手册中规定的标准化楼栋告示——《致百花苑社区七栋居民的一封信》，落款是百花苑社区居委会和第一下沉工作小组。

　　告示内容简短明了，包括当天的社区疫情通报，物资配送时间，求助电话和心理热线号码。

　　告示旁边是一张消毒记录表，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天两次的楼道消毒时间和操作人员签名。

　　总理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转角处停下来，看了一眼消毒记录表，然后回头看向跟在后面的郑云斌：

　　“这栋楼现在有多少户在住？空置率多少？”

　　郑云斌被问住了一瞬。

　　他知道整个百花苑社区的大致户数和人口数，但具体到七栋这一栋楼的在住户数和空置率，这个颗粒度超出了他日常掌握的范围。

　　“七栋一共……一共是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大约……”郑云斌转头看向身后的万家昌，目光中带着一丝求助。

　　万家昌接过话头：

　　“总理，七栋四个单元，一共九十六户，在册常住人口二百四十七人。”

　　“封城之前有十一户外出过年没回来，现在实际在住八十五户，空置率大约百分之十一点五。”

　　这个回答比郑云斌的要精准得多，但总理紧跟着追了一句：

　　“八十五户里面，有多少户完成了排查？”

　　万家昌想了想：

　　“排查……基本上都排了，有那么两三户一直不太配合，敲了好多次门。”

　　“两三户是两户还是三户？”

　　万家昌在口罩后面张了一下嘴：

　　“应该是……三户。”

　　“什么原因不配合？”

　　“有的是害怕，觉得我们上门会带病毒。”

　　“有的是……性格比较孤僻，不太愿意跟人接触。”

　　总理点了一下头，没有再追问。

　　万家昌的回答没错，但还不够。

　　“应该是三户”这个表述说明他的记忆是模糊的。

　　害怕和性格孤僻这两个原因归纳过于笼统，缺乏对具体个案的细节把握。

　　这不能怪万家昌。

　　一个管五万人的社区书记，脑子里装着一百二十栋楼的千头万绪，要他精确记住某一栋楼里三户不配合排查的具体原因和后续处置进展，在没有系统化台账支撑的情况下确实勉为其难。

　　但总理要的恰恰是这个颗粒度。

　　他不是来听多少多少个百分点的宏观数据的。

　　那些数据在碰头会上已经听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