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13节

　　住在对门，完全就是为了建立更紧密的工作关系，也方便这两个互相陌生的人更快建立起工作默契。

　　这在极端应急状态下，是完全合理、正常，甚至被鼓励的安排。

　　孙建功的脑子只转了两秒钟，就明白了沈非群的用意。

　　疫情如战争，战场上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需要随时沟通、随时决策。

　　白天在办公室还好说，但凌晨三点突然来了一个紧急情况呢？

　　住对门，就意味着推开门就能面对面说话。

　　这不是抱团搞小圈子，是战时效率。

　　“可以安排。”孙建功说完，转头对旁边的杨海低声说了几句。

　　杨海立刻点头，掏出手机快步走到一旁打了个电话。

　　几分钟后，杨海走回来：

　　“孙主任，二号楼三层东侧301和302两间已经确认，301是三居室，302是两居室，正好是对门。”

　　“302的钥匙和基本用品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十分钟内到位。”

　　“好。”孙建功转向沈非群和陈捷，“沈书记，陈副书记，301和302可以住，沈书记住301，陈副书记住302，就在对门。”

　　“走吧。”沈非群朝陈捷微微侧了一下头。

　　一行人沿着市委大院西侧的一条通道走向二号院。

　　二号院是一个独立生活区，四栋六层小楼围成一个半封闭的院落，中间有一片小花园和几条碎石小径。

　　院门口同样有武警执勤。

　　进入二号院后，一行人穿过花园，走到了最里面的二号楼。

　　楼道里的感应灯在脚步声中依次亮起。

　　301和302的门板是浅棕色的木质门，门牌号用白色数字标注在门框上方。

　　不多时，一名工作人员把302的钥匙带过来交给孙建功。

　　“两位领导，房间已经提前打扫过了，基本生活用品都有。”

　　“如果还需要什么，随时联系杨海同志。”

　　“好。”沈非群接过钥匙，然后看了陈捷一眼：

　　“陈捷同志，先休息，早上七点，召开市委常委会。”

　　“你提前准备一下你的工作方案，到时候在常委会上和大家碰一碰。”

　　“是，沈书记。”陈捷点头。

　　沈非群打开301的门，回头又加了一句：

　　“早点睡。”

　　“沈书记也早点休息。”陈捷应道。

　　两人隔着走廊相视一瞬，然后各自推开了面前的门。

　　门在身后合上。

　　孙建功带着其他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退下了楼。

　　一切声响在冬夜中迅速消散。

　　但在那两扇紧闭的房门之后，灯光几乎在同一时间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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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号房间。

　　两室一厅的格局，面积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客厅里摆着一张四人餐桌和一组简单的布艺沙发。

　　靠窗位置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台灯、纸巾盒和一个空白便签本。

　　陈捷把行李箱靠墙放好，没有打开。

　　他脱掉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径直走到书桌前坐下，拧亮台灯。

　　凌晨两点十五分，距离七点半的常委会，只剩下五个多小时。

　　必须在五个小时里完成一份能够在市委常委会上站住脚的工作方案。

　　这种方案，不是理念性的工作设想，也不是喊口号的表态发言稿，而是可以被直接拆解为任务清单，分配到每一个执行单元，立刻开始落地实施的操作性方案。

　　前者用半小时就能写完。

　　随便堆砌几个正确概念，加上几段正确表态，再用几个排比句收尾，就能交差。

　　后者需要对问题有极其深入的理解，对资源有极其精准的掌握，对每一个执行环节可能出现的障碍有极其清醒的预判。

　　陈捷翻开了随身带来的那本笔记本，拿起笔，开始动手写起来。

　　过去几年，他养成了一个很严格的文字习惯，任何呈给上级或下发给基层的文件，必须做到语义无歧义、指令可量化、责任可追溯。

　　一个模糊词语在传递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十种不同理解。

　　而一个精确数字只有一种理解。

　　所以在他的方案中，几乎看不到加强、进一步、高度重视这类体制文件中的常见修饰性词，只有类似于几月几日几时前完成，每个社区配备不少于X名，排查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时限为X，每日X时前上报……

　　每一条指令都有时限，有数量，有责任人岗位指向。

　　窗外，武河的夜空开始从漆黑向深灰色过渡。

　　这种变化极其缓慢，如果不是刻意去看，几乎不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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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301号房间，沈非群也没有睡。

　　他甚至没有进卧室。

　　洗了一把脸提神之后，他直接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摊开了好几份文件。

　　这些文件是孙建功在安排住处的同时，让人提前送到房间里的。

　　包括武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以来的全部文件汇编，市委市政府近两周下发的各类通知和指令，市卫健委的每日疫情通报，公安局的社会面维稳日报。

　　沈非群没有逐页细看，他只看每份文件的标题、日期、签发人和核心指令条款，其余内容一目十行地扫过。

　　沈非群用了一个多小时翻完了所有文件，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关于方国平的。

　　在封城后的前五天里，市政府层面下发的绝大多数指令都是由方国平签发的。

　　他的签字出现在物资调配令、交通管控令、定点医院扩容令等几乎所有关键文件上。

　　而市委层面的文件，高昌林的签字频率明显低于方国平。

　　这说明在封城初期的实际运转中，方国平承担了比他的职务级别所对应的更大的决策重量。

　　高昌林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位”的。

　　方国平填补了这个缺位。

　　这个事实让沈非群对方国平的评估做了一次修正。

　　在之前的短暂接触中，方国平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谨慎、保守、带着些许防备。

　　但从文件记录来看，这个人至少在封城初期不是一个甩手掌柜，而是干了活的。

　　至于干得好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个细节是关于基层管控文件的。

　　市委层面关于加强市内人员流动管控的第一份正式文件，日期是一月六日。

　　从一月一日封城到一月六日出台市内管控文件，中间隔了五天。

　　在这五天里，武河市内一千一百万人处于一种对外封闭但对内放任的状态。

　　万家宴就是在这五天的窗口期内发生的。

　　而这份一月六日的文件本身，沈非群仔细看了全文，措辞充斥着倡导、鼓励、暂停这类软性动词，没有一个禁止，没有一条强制性条款，也没有附带任何违规处置措施。

　　一份没有牙齿的文件，等于一份废纸。

　　基层看了之后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上面的态度不坚决，我们也不必太较真。

　　这个判断和陈捷在车上所描述的信号衰减是完全吻合的。

　　信号在最上端就已经失真了，不是衰减造成的，而是信号源本身发了模糊信号。

　　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级衰减之后到达基层的信号，几乎已经等于没有。

　　沈非群合上了最后一份文件，靠在沙发上整理闭目思考。

　　刚才翻文件的这一个多小时，加上之前和陈捷在车上的交谈，关于武河防控体系的整体认知框架在他脑中也逐渐成型。

　　沈非群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手表。

　　凌晨三点四十分。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常委会的议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