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284节
“虽然规模不如龙化,但对于年产五万辆以内的中等规模整车工厂来说,空间是够的。”
“而且雷动的部分设备和专利仍有使用价值,这一点平江做了专门的评估。”
严明德摇了摇头:
“六百亩和一千多亩不是一个量级。”
“方处长,我们要看长远,一个大型整车制造基地的规划,不能只看眼前的五万辆,要看十万辆甚至更远。”
“六百亩够起步,但扩展空间受限,这是客观事实。”
方远航没有反驳,只是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
他跟严明德的分歧不在供地这一个板块,而在整体判断逻辑上。
严明德看重的是硬件条件和经济成本,他看重的是产业链配套和执行能力。
这两个维度,指向不同的结论。
陶立德听完两个人的意见,没有表态,只是说了一句:
“供地这一块先放一放,进入下一个板块,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的讨论相对平和。
三个区的方案在水电气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差距不大,龙化稍有优势,因为已经建成的配套可以直接启用。
平江的短板在于供气管网末端调试尚未完成,方案里给出了十天内完成的承诺。
南山的基础设施条件最好,但地块位置与现有的高端商务区和住宅区有交叉,工业用地的规划调整需要额外的审批程序。
这一块没有太大争议,很快过去了。
到了“产业链现状与补链方案”这个板块时,讨论的温度又迅速上升。
周季平教授打开了话头。
他在前两天的阅读中一直沉默寡言,但笔记写了密密麻麻好几页。
“我先说一个总体判断。”周季平的声音不急不缓,“三份方案在产业链分析方面的差距是最大的,不是差距大一点,是量级上的差距。”
他把平江方案翻到那张十四家企业的配套能力表,把方案竖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平江方案里的这张表,是我在三份方案中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十四家企业,每一家的核心产品、产能数据、扩产能力、扩产周期,全部列清楚了。”
“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不是平江区自己估的,后面附了十四份企业确认函,有签名有公章有日期。”
“在产业评估中,有没有企业方的书面确认,区别非常大。”
“因为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已经知道了,政府正在筹划这件事,并且愿意为数据的准确性承担信用背书。”
“这不仅仅是一份统计表,更是一份合作意向的前置确认。”
周季平放下平江方案,又拿起南山的翻了翻:
“南山的方案在产业链部分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辖区内的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研发能力和高端服务业资源。”
“这些确实是南山的优势,但核心的零部件配套能力分析,篇幅有限,深度不够。”
“方案提到要利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资源来补链,但珠三角有多少家符合条件的零部件企业、分布在哪里、产能是多少、响应周期是多长,方案里没有展开。”
“龙化的情况类似,在这一块更薄弱一些,方案把重心放在了工厂硬件上,对于供应链配套基本是一句话带过,依托珠三角成熟产业链。”
“但依托不是一个可执行的动作。”
“要真正形成配套能力,需要一家一家地去对接、去谈、去签协议、去确认产能和交期。”
“平江在这一点上,走在了最前面。”
严明德没有立刻回应,但他的表情说明他并不完全认同。
在他看来,供应链可以后期建设,工厂不可以凭空变出来。
一个是可以解决的变量,一个是不可改变的常量。
但他没有当场反驳周季平。
学术权威的意见,在评审中的权重不低,不宜在细枝末节上纠缠。
……
午饭时间,评审委员们在市委食堂吃饭。
省发改委投资处的副处长李寒山,端着饭盘在吴正邦旁边坐下来。
两个人没有谈方案,但李寒山说了一句:
“平江那份方案,措辞风格跟我以前看过的所有区级方案都不太一样。”
吴正邦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两下,没接话。
李寒山继续道:
“通篇没有一句大力支持、积极推进、统筹协调这种词,所有承诺都是具体的数字和明确的时间节点。”
“看完之后给人一种感觉,像是一份合同,而不是一份方案。”
吴正邦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水:
“你说的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的天平已经有了微妙变化。
在金融领域,合同思维是最高级别的信用表达。
一份承诺的可信度,从来不取决于它用了多少修饰词,而取决于它有没有写清楚,谁来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完、做不完怎么办。
平江方案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
……
下午两点,讨论继续。
议题进入财政政策支持板块。
银行信贷处的吴正邦被陶立德点名先发言。
“三份方案在财政支持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确定性上。”吴正邦说话节奏很慢,但条理极其清晰:
“南山方案提出三年内累计安排不低于二十亿元的产业专项资金,数字很大,也符合南山的财政实力。”
“但方案里用的是计划安排,没有说明这笔资金是否已经纳入预算框架。”
“计划安排和已纳入预算框架,在财政语境里是两回事。”
“前者是意愿表达,后者是法律承诺。”
“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政府不能随意更改,这是硬约束。”
“没有经过人大审议的财政安排,无论金额多大,都只是一个数字,随时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被调整、压缩或挪用。”
他翻到平江方案的对应页面:
“平江方案的财政安排,金额比南山小得多,三年十五亿,每年五亿,但后面跟了一句话,已纳入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年度预算框架。”
“这意味着这五亿元,是锁定的,有法律保障的,不是书记和区长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了人大常委会的集体审议。”
“在金融领域做风险评估,看重的从来不是承诺的上限,而是承诺的底线。”
“一个年年都能兑现的五亿,远比一个可能打折的二十亿更有价值。”
“龙化的财政安排跟南山类似,也是统筹安排的表述,金额十二亿,不如南山多,但也没有写进预算框架。”
陶立德做了一个记录,问了一句:
“吴处长,你的意思是,在财政支持这个板块,平江的方案虽然金额不是最高,但确定性最高?”
吴正邦点了一下头:
“是的。”
“而且不光是财政这一块。”他翻到方案后面的那张三十二行的责任分工表,“整份方案的风格都是这样,所有承诺都落到了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具体的时间节点上,没有任何模糊地带。”
他把方案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在分工表上:
“这张表,各位都看过了。”
“三十二项任务,每一项都写了责任人的姓名和职务。”
“南山方案和龙化方案的对应章节,写的是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没有写具体责任人。”
“这个区别看起来不大,但背后的意义差距很大。”
“写了具体责任人的名字,意味着区委书记和区长在签署方案之前,已经跟每一个责任人沟通过了,这些人已经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时限是什么、压力是什么。”
“没有写名字的方案,说明在方案提交的时候,内部分工还没有最终确定,具体的责任归属还在博弈之中。”
“对于一个需要在极短时间内高效推进的大型项目来说,前者的启动速度和执行力,远高于后者。”
“因为前者从第一天就可以按照名单分头行动,后者还需要先开一轮协调会,把责任人定下来,这个过程少则一周,多则一个月。”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严明德的笔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思考。
省工信厅技术创新处副处长沈望舒翻了翻自己的笔记,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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