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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嘉靖:从长生开始 第159节

  胡宗宪不想去辩解,也就不想死后落叶归根了,他为大明朝做了这么多事,归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张居正默然不语,许多事情,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衡量,胡宗宪,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后无法魂归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无心悲喜,命人尽快将信笺送回老家,家族钱粮要紧。

  ……

  朱厚熜打坐的蒲团本是设在一座三层八角的台子上。

  最上一层取的是乾卦,乾卦数“九”,最下一层取的是坤卦,坤卦数“一”,中间那层便是乾坤中间那个“五”数。

  蒲团便是九五之尊!

  台子的八角自然应对八卦,也便是他平时看似随意踱步,实则踏问吉凶的卦位。

  吕芳回到玉熙宫复命,黄锦又调来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总录。

  朱厚熜盘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思,两眼倏地睁开了,接着他将横卧在膝上的罄杵拿起敲击了一下台子旁的铜罄。

  “当”的一声中,他伸开了腿,从蒲团上下来了,走下三层台阶,来到了装满檀木箱子的总录前。

  从头翻阅这些录述,寻求解决道统、佛统的办法。

  所谓‘三武一宗灭佛’,是指在过去历史上,曾发生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

  随着佛门的发展,佛门寺院开始享有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

  这对王朝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经济的下滑,对外军事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了世俗民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由朝廷发起的毁损寺院、佛像、经书、没收财产、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灭佛,在沉重打击佛门的同时,加快了佛门中原化的进程。

  四次灭佛之后,佛门为求自保,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学会向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门中的相关思想。

  但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从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门、道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发展之初的冲突。“华夷之辨”本土保守势力对佛门有着天然的排斥屏障。

  从佛门传入华夏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门迅速发展时期,本土士人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这种观念一直到文化开放的唐朝,也从未消失过,其代表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在佛门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异族统治中原,必须要自我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以巩固自我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因而,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

  他还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其次,限制佛教,是皇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灭佛只是这种必然措施中的其一体现。

  佛门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腰包增长、僧尼人数激增、逃税等现象。

  在北周武帝时,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武宗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这显然是皇帝、朝廷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再就是,佛门自身义理的阐释,促使佛门成为其他道统相排斥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便是佛门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佛门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空,与道门主张的“无”有相似之处。

  “空”泯灭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地位的差别,主张众生平等。

  一方面,这与高度集权下的等级社会不相适应。

  佛门中的“不拜君亲”、轮回理论,均与儒家思想相抵触,也为皇权所不容。

  因此,北魏太武帝“虽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北魏太武帝在即位之初,大力推广佛门,可结果呢,受到皇帝礼遇的佛门,在信心膨胀后,纵容佛教徒走出佛门,反对北魏的统治,使“王法废而不行”,特别是盖吴起义爆发后,佛教僧侣竟与叛军通谋,企图谋反。

  但凡脑子没问题的皇帝,都无法容忍佛门再猖獗下去,更何况志在统一全国的北魏太武帝。

  所以,在道士寇谦之、信奉道教的重臣崔浩的影响下,转变了崇佛的态度,下令灭佛。

  而世间最大的恨,莫过于由爱生恨,佛门为妄为付出了惨痛代价。

  北魏太武帝下旨坑杀所有僧人,毁坏佛像,而且对信仰佛门,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太武帝灭佛,遂成了四次灭佛事件中最为血腥残酷的一次。

  而在唐朝,得益于李唐集团的推崇和玄奘天竺取经后的大力宣讲,佛门再次大为发展。

  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僧尼人数近三十万,寺院近五万座。

  

  日渐壮大的僧侣队伍,不知是忘记了过去的教训,还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竟然将触手伸到了朝廷中,且形成一股不小政治势力。

  在朝廷内部,有三十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参与军机要事。

  还有僧人与权贵交往密切,气焰极为嚣张,作奸犯科,“(出家人)殖货营生,仗亲树党,蓄妻养子”。

  忘了佛门五戒,忘了六根清净,佛僧们有了妻儿,诞了子嗣,荒唐无稽。

  再加上唐武宗本就痴迷道门,在道门推波助澜下,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进言及宰相李德裕的参与下,唐武宗下令灭佛。

  因为唐朝是统一王朝,又值盛世末尾,所以唐武宗的灭佛,在四次灭佛运动中对佛门的打击是最沉重的。

  短短四个月时间内,共拆除大的寺院一千六百余所,小的寺院四万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十万顷。

  另外,还把十五万寺院奴婢释收为两税户。

  佛门经典大量被毁,极盛一时的中华佛家八宗,除禅宗外,全都日薄西山。

  或许是时间消磨了痛苦,后周世宗时的佛门,虽经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在朝野、民间仍有一定的势力。

  大量有用之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造成人才的流失。

  周世宗灭佛的原因,便是要将佛教徒中这部分有用之人发掘出来,为其所用。

  而且,一些佛教徒的奢侈生活,引来了本就钱荒的周世宗的窥视,这在民间叫做“露白”。

  显德二年,周世宗下令灭佛,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寺院,不允许新建寺院。

  僧尼中有怀才抱器、年少骁勇者,若想出仕任官、从军报国者,可以申请应试,朝廷量其才而用。

  革除佛门中的一些旧弊端,对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毁坏身体的做法,一律禁止。

  而那些用于蛊惑人心的旁门左道、妖幻之术,也一并禁止。

  没收民间铜器佛像,用以铸钱,克服国家钱荒困难。

  每年造僧帐两册,将寺院僧尼数目报告中央,僧尼凡帐籍内无名者,均令还俗。

  可以说,佛门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样的结果。

  显德六年,周世宗死于北征途中,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才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

  这三次灭佛,都是皇帝直接下令以军队镇压,朱厚熜虽然很欣赏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的手段,但不适合大明朝。

  人活于世,有的信仰也是个好事。

  朱厚熜想要灭佛、灭道,是为了解决道门、佛门,道众、僧众过多,且不事生产,还拖累朝廷财政的问题。

  是以,朱厚熜的目光,更多放在了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上。

  天和元年五月和三年八月,周武帝先后两次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于大殿,亲自为其讲解《礼记》,想利用儒学来改造佛、道二教。

  天和四年二月,周武帝再次召集众人讨论佛、道教义,此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其抑佛意图更加明显。

  建德二年,周武帝第三次大讨论儒、释、道问题,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抑佛意图公开化。

  然后便是灭佛,建德三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门,毁坏、没收寺院,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

  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在北齐旧境内继续禁断佛门,致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

  要灭佛,先抑佛,再让儒释道三门斗法,最后完成灭佛的想法。

  如此手段,堪称完美。

  朱厚熜也是看到周武帝时,才想起当今腐朽的儒门。

  也是时候,将儒门也拉出来溜溜了。

  建德二年至今,正好一千年,以三教次序重定,调动这世间的‘大贤者’、‘大法师’、‘大真人’进京辩论,让三教‘火拼’。

  等到时间成熟,儒、释、道,一起解决。

  朱厚熜的嘴角有了笑纹,眼中的光也格外的亮,道:“传旨,诏令天下贤者、法师、真人于新年进京,既为万民祈福,也为论道定序!”

  ……

  内阁,政务堂。

  张居正、高拱、胡宗宪、李春芳恭领圣旨,再命人传到两京一十三省,传给三千寺庙、八百道观,以及儒家大贤。

  圣旨在内阁,属于中转了下,便去降到该领的人手里。

  但四位阁老在抬起头后,默契地望向彼此,眼神中满是忧虑之色。

  圣旨前半段,请儒、释、道的大贤者、大法师、大真人进京祈福,阁老们直接略过。

  侍奉圣上这么多年,哪还能不知道这斋醮祈福屁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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