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378节

　　等到天下大势基本稳定之后，清代词人摆脱了竟陵派的鬼气，继承他们个人表达的做法和“独抒性灵”的主张，清代“性灵派”由此诞生，并且一诞生就出现了清初词坛三大家。

　　明代的性灵派只会写景物，竟陵派只会表达自己古怪的想法，而到清代纳兰性德却能写出“我是人间惆怅客”这种既富有诗意又表达直白的句子。这不是一个人的灵光乍现，而是继往开来之后在创作手法上的突破。

　　清初词坛在此基础上一出现就发出掩盖整个明朝词坛的水平光彩，清初三大家先后涌现，在千年后再次带来一个词坛小盛世。

　　而《长相思·山一程》就是那个词坛盛世中最为人称道的明珠之一。

　　王文龙现在把这首词拿出来，绝对比起几年后出现谭锺派诗词更加轰动。

　　毕竟谭锺词还只是过渡作品，而纳兰词已经是这场诗词改革运动开花结果阶段的产物。

　　一首风格完全成熟的清代“性灵派”作品，结合了“公安派”“竟陵派”的优点，对于此时的诗人来说无异于天降神器。

　　这就像在火绳枪时代突然拿出了一把全自动ak步枪。

　　王文龙之前抄的几首清代诗词其实也属于清代性灵派的产物，但是没有一首能如同纳兰词一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史上就是里程碑级别的天才人物。正如同物理学上的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时期的其他物理学家，哪怕再有贡献，都无法和他们这样的里程碑人物相比。

　　越站在文学变革潮头浪尖的人，才能够越发体会到这首词的震撼力。

　　王文龙在金州卫儒学中吟诵《长相思》能引起儒生们的激动，那只是他们单纯的觉得这首词好，而真正要理解这首词划时代的意义，这群辽东秀才的学术水平还真不够。

　　登州，码头旁的一处大院。

　　呼仁道捧着《长相思》读了又读，不禁赞叹道：“这首词太好了，好极了。”

　　一旁的老友钱世好闻言笑道：“你喜爱建阳先生的文字，只要是他所写总是说好。”

　　“这首不一样，此诗的风格出奇。”呼仁道说。

　　呼仁道的父亲呼为卿乃是嘉靖年间辽东定辽左卫唯一的进士，他同样有举人功名。

　　呼家祖籍山东，呼为卿考上进士之后全家就已搬回山东居住，现在呼仁道借着辽东老家的关系和另一个辽东进士的后代钱世好一起，在辽东和山东之间做些买卖，获利颇丰。

　　呼仁道受到进士老爹的影响，自己的文学水平也不错，还是山东几个诗社的成员。而他的朋友钱世好同样也颇有文才。

　　听呼仁道如此夸奖，钱世好也好奇的走上前来看诗，通读两遍之后，钱世好脸上的笑容渐渐僵住，他默默在呼仁道旁的凳子上坐下，在脑海中逐字逐句的分析《长相思》的写作手法。

　　半晌之后，钱世好对呼仁道说：“这诗太新了，我只能看出好来，如何之好却看不透，我们应该将之介绍到诗会中去。”

　　“有理，”钱世好显然也是同样感受，“我也研究他不透，得介绍到诗会中去，经大家讨论才能得出结果。”

第696章 海内词坛读纳兰

　　湖北公安，柳浪亭。

　　曾可前拿着一张《鲁中社谈》急急忙忙跑进湖边凉亭，边跑边说：“中郎，来看看鲁中社的这首诗。”

　　“鲁中社？那群泰山夫子？”正在钓鱼的袁宏道笑道。

　　鲁中社作为山东内陆的诗社，创作主张比较落伍，大多数作品都跟着公安派的创作方法亦步亦趋，还学不像。其诗文水平在此时自诩诗坛中心的湖北文人眼里实在排不上号。

　　“是建阳的词，建阳在辽东写的词，”曾可前感叹道：“正是读之令人寒毛倒竖，其词不在宋人之下。”

　　袁宏道好诙谐，本来就伸手要接报纸，听说是王文龙写的诗，脸上好奇之色更浓，连忙翻开报纸，“建阳又写诗了？那我可得看看。”

　　只能说呼仁道和钱世好对于王文龙的词评价还是太低了，他们以为将王文龙的词拿到鲁中诗色去一番分析就能将此诗的内容挖尽，但事实是这就像在二十世纪初把一篇最先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交给一个二流的省级文学社分析，根本分析不透啊！

　　鲁中社的人越讨论越发现这活儿不是他们独自能干的，索性将诗词刊出，以待有为之士。

　　《鲁中社谈》是鲁中社的地方刊物，之所以寄到湖北，乃因为此时湖北公安乃是此海内诗坛牛耳，全天下的诗文报纸国办会给公安寄来一份，希望和公安派搞好关系，如果哪首诗词受到公安派的点评称赞，那便极有面子。鲁中社看不透的词，自然也要送到公安来。

　　袁宏道找到相应版面。

　　他就见记载《长相思》的报纸内容属于一篇时事小文，文章前面有一大段文言文的描述比王文龙的词还要长，简单介绍了王文龙的成就与几篇诗词作品，接着描述王文龙在金山卫儒学作词的经过，一直到文章的最末尾才刊载了王文龙的《长相思·山一程》。

　　“好词，李后主复生了！”袁宏道读完一遍就忍不住赞美，“虽是宋词，亦不能达此境地。”

　　纳兰容若的词在文学手法上属于清代“性灵派”，在诗词内容上则是独树一帜的婉约风，不俗不媚，在后世就是被人比之于李后主的。

　　诗词上将一个作者比之李煜从来没有贬低之意，因为李后主对于词作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袁宏道回到湖北公安标识着“性灵派”从京城退出，“性灵派”主场移回湖北后诗词的内容已经越发转向山水田园诗。

　　此时现实中文人表达自己情绪的意愿越发强烈，而山水田园诗显然不利于写情，这只会将“公安派”推向末路，袁宏道也试图发动新的诗词改革，他提出山水田园诗应该宗陶渊明为典范，学习陶渊明写景明志的手法。

　　陶渊明的诗也写在乱世，却既能表达自己沉闷的心境，同时诗词又显得清丽脱俗，和“公安派”的追求十分相符。

　　但袁宏道用此方法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却没能够在诗坛中引起之前那般强烈的共鸣，他甚至一度以为写景诗词是错误的发展路径。

　　直到看见这首《长相思》，同样是写景，却能够在写景之中表达诗人的情感，看在袁宏道眼中简直如同黑暗之中的萤火，颖颖似乎为他指明了未来方向。

　　曾可前道：“我们应该把这首词登在咱们的报纸上，我还想联系建阳，让他为自己写篇诗评。”

　　“要登，不过我想下一期就登，建阳远在辽东联系他来不及了，退如为我在下一期报纸上安排一个版面，我先写一篇评论抛砖引玉。”袁宏道说。

　　王文龙写出《长相思》这首词，正好赶在公安派走向衰落，竟陵派还未出世的时间，这是诗坛最呼唤革新方向的时候，想不轰动都不可能，未来历史上明代诗坛的走向都会因为这一首词而发生改变。

　　湖广沔阳州景陵县，城外的一座古庙。

　　秋高气爽，又不沾什么节气，庙中香客一个也没有。

　　“吱呀。”

　　锺惺推开庙门，独个儿拎着一个食盒走进禅房。

　　他身材高瘦，穿着一身棉布带补丁的儒衫，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带着几分长期不洗衣服的酸臭气，看模样有点像《儒林外史》里头走出来的酸秀才。

　　锺惺的家境一般，父亲锺一贯没考中举人，混了个贡生的身份走门路到南直隶武进县任训导，南直隶是富裕地方，担任县训导也有些油水，可架不住锺家有五个儿子，还都要读书。

　　这年代的湖北也是科举大省，哪怕五个儿子读书，想要有一人考中功名的概率也不大，不过锺家算是运气好，锺惺四年前成功考中举人，给了家里人一线希望。

　　但锺惺的科举运气似乎又止步于此，中举之后上京考了一科，名落孙山。

　　如今作为家中唯一的希望，锺家允许锺惺脱产读书，甚至为他在清静的城外古庙租一间院子，方便他全力用功。

　　锺惺对此的态度是欣然接受。

　　锺惺的诗词透着一股子鬼气，但是锺惺本人却是主打精神状态稳定。

　　他一生都是随遇而安，在科举上他的想法是：考得中就考，考不中，看能不能让家里出钱让他复习，如果家里不给钱，他再考虑着外出教馆。

　　总之是尽量不要亏待自己。

　　按历史来看，此君的精神甚至有些太抗压了。

　　几年之后锺惺真的考中进士，一路当上福建学政，碰上父亲辞世，于是从福建归乡。就和王文龙第一次从陆路出福建一样，锺惺也要翻越武夷山走山路，王文龙走的痛苦不迭，此后但凡有机会都会选择海船，而锺惺居然心大到爬武夷山的过程中，一路游山玩水，今天停下来吃吃小吃，明天停下来买包茶叶，遇到庙还拜一拜。这时锺惺他老爹还在家里停着灵呢。

　　后来锺惺因此被弹劾“弃名教而不顾，承亲讳而冶游”，直接导致锺惺因此丢了官。不过锺惺却也不是不孝顺，因为他回到家中之后便哭的不能说话，似乎此人的行为只是因为神经太大条了，该干什么时就干什么，反正路上要耽搁时间很久，那便宜索性玩一玩，回到家中该哭马上就开始哭，在锺惺这里似乎互不影响——教科书级别的艺术家性格。

　　现在的锺惺已经在城外古庙中复习了半年，自己也不知道能否考中进士，他毫不内耗，每天按时复习，其余时间就拿来琢磨诗文。

　　锺惺今天回家是去拿粮食的，将从家中带来的咸鱼和大米做了一晚咸饭拿到灶上去蒸，剩余的咸鱼挂到房梁上，米袋放入米缸。

　　锺惺坐在小火炉前一边看着炊饭一边再次开始发呆，脑中想着今天回县城看到的王文龙的新诗《长相思》。

　　一直等到咸饭蒸熟，锺惺却只是把火门闭了，没有把米饭拿出来。

　　他把晚饭丢下，起身进屋，铺纸磨墨。他的腹稿已经打好了，决定先把评论王文龙诗词的文章写出来。

第697章 诗坛新领袖

　　写文章对锺惺来说简直是如吃饭喝水一样天生就会的事情，在心中打好腹稿之后，他下笔如有神，文字仿佛就是从笔端流出来一般——

　　“《近日所谓新诗》

　　如今市井之上，自诩所作乃新诗者日众，彼等多言受古诗启迪，动辄将其作比于李后主、陶渊明，似此便能步其后尘，成就非凡。

　　然则，彼辈所学之古诗为何物耶？

　　梁朝昭明太子曾辑古诗成册，名曰《诗归》，自此世人皆以其所选者为“古诗”。

　　及至唐朝，诗风再盛，又有人选唐诗编为“唐选”。

　　殊不知，“古诗”、“唐选”之名，非自然天成，乃由点评家、巨擘所定，遂成定式，古诗、唐诗之风亦随之而定。

　　此《诗归》者，非诗之归正，实乃选者之权势名望使然。其选本之非全面性，可见一斑。

　　后世之人，若仅凭此等唐诗学“真唐”之风，岂不可笑？此辈复古之流，其作逊之唐人远甚，概由此可知也。

　　更有甚者，于唐诗之中深挖“灵性”，以为尽得唐诗之妙。此等浅见，实为下下之策。然今市面上，此风犹炽。

　　吾以为，诗之气韵风格，随时代而变，此理之常也。诗人欲超时代，达更高之境，当学诗之精神，而非皮毛。

　　《全唐诗》、《古诗归》中，诚然不乏佳作，然若依样画葫芦，终不过得其皮毛。吾辈当学古诗者，非其风格气韵，乃其精神所在。真诗者，精神之所为也。

　　吾辈当体悟诗句中幽微之情，孤独而宁静之寄托于喧嚣之中。以虚怀若谷之心，坚定之念，遨游于诗之广袤天地，犹如异乡访客偶得奇遇，遂记之。

　　吾辈所求者，诗之精神也，非其表象。

　　今能行此道者，鲜矣。吾自谓其一，福建王建阳亦算其一。

　　吾以为，此风之始，当推王建阳之《读涂长卿荒政考有感》。“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此二句由事入情，王建阳作者之精神仿佛跃然纸上。

　　此二句已脱唐人形式之束缚，而得其精神之精髓，当时即令众人叹为观止。

　　此派诗既新且旧，创作手法与他派迥异。且近日此风日盛，虽未成一派，然将来必成大观。

　　若论王建阳诗之可取处，当在其不拘一格，勇于创新。

　　试举王建阳最新小令《长相思》为例，其上片既写景又抒情，情景交融，难分彼此……福建同安之蔡竟夫，近有佳作流传天下，亦用此法……”

　　锺惺的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将复古运动以来的明代诗坛发展通写了一遍，旗帜鲜明的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复古运动的前后七子，第二阶段虽未说出名字但明显指的是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然后他便提出了第三阶段诗文改革的领军人物——福建的王文龙和蔡复一。

　　王文龙一个没注意，直接成为竟陵派的先行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