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346节

　　这是因为早期的欧洲生物学家虽然都不太相信圣经中关于生命起源的描述，但是却很少会把人类的出现视为低等生命的自然演化结果，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牧师都是公开支持进化论的，甚至当时不少生物学家自己都信奉基督教，认为进化论这么精密的规则本身就是上帝的造物。

　　要直到几十年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基于进化论和生物考古证据对于圣经之中的创世学法展开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才和基督教之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冲突。

　　但本时空王文龙在大明提出进化论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欧洲经过长时间的基督教薰陶，普通百姓心中原始的宗教观点早就已消散殆尽，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万物有灵论，却是普遍被接受的宗教思想。

　　大明境内就有各种各样的创世神话，在这些神话中人类是由葫芦里钻出来的，人类是青蛙和蛇的孩子等等。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学者听到这些说法最多也不过是引为笑谈，并不会认为信仰受到了冲击。

　　在华夏的传说体系里认为人类最早就和其他的野兽无异，直到燧人氏教会百姓生火，嫘祖造了丝绸并教会百姓们纺纱织布，有巢氏教会百姓建造房屋，人类才渐渐依靠生产力和其他动物有所差别。

　　也正因为人类是依靠技术才区别于其他物种，明朝人很容易就能接受人类也是由更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思想。

　　而此时天主教，却还在传教开拓的阶段，利玛窦他们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将基督教的创世思想传输给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创世论和进化论之间的冲突远比在欧洲来的激烈，欧洲人会天然相信圣经中的创世故事，而大明的信徒还要经过一道被说服的过程。利玛窦的传教对象还主要是大明的上层文人，这些人也是最近讨论进化论最热烈的群体。

　　利玛窦在这几天的传教中，已经好几次碰见在布道之后，有文人来询问他进化论和圣经矛盾，利玛窦根本回答不了。

　　基督教在大明可以获得上层文人青睐就是因为传教之时夹带了许多欧洲的科技，进化论又富有纯正的科学逻辑味道，许多文人并非出于刁难利玛窦的心思，而是真的想要利玛窦帮他解析两者的矛盾。

　　面对进化论，利玛窦连个借口都编不出来，甚至为此，这几天他都不敢再往翰林院附近几条街道跑了，生怕被那些闲的没事的翰林抓住询问进化论的相关问题。

　　王文龙的进化论还只是在喜好科学理论和谈玄论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应，而他在京营之中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更是在京官群体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兵部尚书王世扬那天在京营之中听王文龙讲了军事经济学的几个理论之后，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员宣传，大家越讨论越觉得王文龙的理论对于大明有用，于是王世扬专门去请王文龙到兵部来坐坐。

　　王文龙的那点军事经济学理论纯是无聊时翻网页看到的，只有理论知识，结合现实一谈妥妥露馅，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龙索性将自己所知的军士经济学相关内容写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给兵部官员。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发展的最后一环，在这时，军事学理论被称作“兵学”。

　　明代兵学在历史上其实相当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学，他们只研究将帅之学，“言必称孙子”，重视所谓“权谋”，至于打仗则被认为是武官的责任，文人并不感兴趣，哪怕是专业的史官记录战争过程也经常一通乱写。

　　到了明代，由于识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实际上大量参与了作战指挥，兵学开始由“重道”转向“重术”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开始研究战法战术，还有不少文人热衷于新式武器的研发，造枪造炮。

　　不过大量从没打过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学研究经常跑偏。后世的张之洞评论明代兵学“诡诞不经”“多空谈”便是由此而来。

　　“由术而器”只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过渡阶段，原历史上兵学的下一次大发展要到清代末年，当时面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兵学家们延续了一段时间的明代“重器思想”，认为只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枪炮就能打败洋人。

　　但后来清末兵学家却发现，传统军队和西方现代军队的差别并不只在武器上，而是训练思想战术思想的全面落后，于是中国兵学进入下一个“由器而术”的循环，在战争的探索之中，许多中国军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并最终塑造了一支在技战术、思想理论上都能和各国联军较量的铁军。

　　军事经济学就是“由器而术”时代诞生的军事理论，在还没完成“由术而器”转变的晚明，军事经济学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龙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东西有多强大。

　　王文龙把自己所看到的军事经济学内容写了一篇大纲式的综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库司的官员们打开一看：

　　库存理论、排队论、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对策论……

　　虽然都只是最基础的概念介绍，但却直接把这些官员们给看呆了。

　　用经济学去仔细分析国防建设，居然还有这么多路子可走？

　　最开始王世扬只是以为王文龙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兵学理论，当他自己仔细阅读王文龙送上来的文章之后，立刻就吩咐兵部四清吏司都派人来开会，学习研究新材料。

　　会议的结果其实并不那么乐观：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框架好多在大明根本用不上，军事经济学要想成功实施，还得需要军事指挥学、军事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配合。

　　光是“投入——产出计算”，以如今大明的会计水平，连一个最基础的能够纳入计算考量的准确数字都统计不出来，后续根据投入产出计算而调整军事资源投入分配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屠龙之术。

　　但是军事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在降低版本之后还是可以指导大明的军事建设的，更重要的是王文龙所提出的军事经济学理论，为此时兵部中的一流兵学研究者指出了一条大有可为的前进方向。

　　王文龙给出的理论实在是太超越时代了，武库司一个文官的感叹最为典型：“研究了一辈子兵学，观王建阳此文才知兵学该为何物！”

第627章 南城和臭沟

　　王文龙所提出的国防经济学概念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无法完全实行，但是对兵学研究者的启发却是无与伦比的。

　　后世的经济学者对这篇文章评价是：“经济学启蒙转型之作，华夏特色的经济学由此发端。”

　　教科书中的介绍更加详细：“国防经济学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政府规模普遍小，几乎没有提出国防经济学的可能。由于王文龙出生在东南亚，王文龙的经济学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欧洲的市场经济研究，直到万历三十五年王文龙提出军事经济学开始，明末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一个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学就像是跨越时代到来的启迪，直接促使后来大明两个重要经济流派的诞生。

　　一派学者学习使用军事经济学研究手段，深入钻研博弈论、计量经济学，最后发展出了面临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国防经济学派。

　　另一派学者则是从军事经济学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解决之前王文龙所写的国富论中只写了私人经济，而很少涉及政府对经济调控的问题，这一派学者专著探究如何将大政府和自由经济结合在一起，最后由此诞生了政治经济学。

　　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被后人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大显学的开山鼻祖，由此王文龙在后世百科上的名头又添上了“经济学家”“政治研究者”两个称号。

　　甚至因为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对于后来中国中央王朝的军事发展影响太为深远，有王文龙的崇拜者在几十年后表示王文龙就是一个将军，还有相关研究者跑到东南亚去搜集历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证据”可以证明王文龙在东南亚曾经参与过欧洲人的军队，并且指挥殖民者和土著军队作战，“这段经历正是王文龙后来在军事上有如此多的远见和发明的原因”。

　　不过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很快就被王文龙的后人辟谣，王文龙的后人在媒体上发文表示：“王文龙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参与过欧洲人殖民亚洲的战争，该学者的说法纯粹是对于王文龙的诽谤。”

　　赶上这王文龙的研究学者也是个喜欢蹭流量的，据不承认自己的研究是胡说八道，最后和王文龙的后人因此对簿公堂，倒是让王文龙在百多年后又登上了媒体的版面。

　　那篇军事经济学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动的时候，王文龙正坐着一架滑杆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筑也只包括了内城和皇城两部分，但是随着嘉靖朝以后市场的繁荣，大量的百姓涌入北京城做生意，于是朝廷又规划了南城作为百姓的新居民区。

　　王文龙坐着滑杆，一进入南城就闻到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万历年间京城的下水道设施还是相当完备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沟，臭沟上盖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还要打开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称此为“臭沟开，举子来”，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个月之外，其他时间基本能做到排水通畅，平时在内城生活，街道上几乎闻不到什么异味。

　　但那只是内城的情况，京城南城的城市规划比起内城要潦草许多。

　　王文龙一出城门进入南城，就见内城里臭沟上铺设的整整齐齐的条石就不见了，排水的沟渠就直接裸露在地表上，年不疏通使得沟渠中早已有了深深的积水，内里满是蛆虫，臭不可闻。

　　街道两旁都是民居和铺面，百姓为了做生意和回家方便，只能在臭沟上搭上木板，那些木板有些都长了青苔，又窄小的很，一个妇女正抱着孩子走过木板回家，这妇女虽然是个大脚，但是走在木板上依旧摇摇晃晃的，木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而她脚下就是至少一米多深的半满臭沟，过桥之时连怀中孩子都不敢哭闹，屏息凝神看着母亲。

　　王文龙看着这场面，询问一旁的孙承宗：“好歹天子脚下，怎么这街道如此肮脏？顺天府难道不管吗？”

　　孙承宗苦笑道：“南城哪算的天子角下？这地方顺天府衙根本不来的。就比如这臭沟，三五年也不见疏通一次，为了防止臭沟里头污水漫到街面上，干脆每次疏通便将臭沟挖深一些，本地百姓可就遭了难，有那年纪小的孩儿一不小心跌到沟里，捞都捞不起来。”

　　王文龙不禁想起了后世老舍的话剧《龙须沟》，那话剧描写的就是清末民国时北京南城百姓的生活。龙须沟就是这臭沟两百多年之后的样子，看来话剧中小孩子掉到龙须沟里淹死的情节还真有原型。

　　也别笑满清，此时大明朝廷对于南城的治理就已很不重视。

　　因为经费缺少，嘉靖年间虽然划拨了南城作为新的百姓居住地，但是却连南城的城墙都没有修完，这意味着一旦有流贼盗匪进攻北京城，明军基本不会对南城展开防守，南城的百姓就是任由盗贼抢劫的对象。

　　王文龙把这事情记下，打算回头跟朱常洛说一说。朱常洛不是想做事吗？正好让他号召东林党人给南城百姓改善改善市政设施，好歹把臭沟上的木板换成石板，对于南城百姓来说日常生活都能安全许多，而东林党人做这点事情也是惠而不费。

　　王文龙跟着孙承宗一起坐滑杆来到了一进小院前，孙承宗自己掏钥匙开门，请王文龙进院子。

　　孙承宗是保定高阳人，家里往上数八辈全都是庄户人家，直到孙承宗的父亲孙麟才勉强从佃农成为了富户，不过也就是能落个温饱而已。孙承宗在家排行老四，三个哥哥全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因为家穷孙承宗小时候还被父亲过继给较为富有的本房叔伯。

　　读书在什么年代都不是便宜事，这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孙承宗这么一个进士只能说是孙承宗天资聪颖。此君六岁开蒙，当年就能对联，十六岁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县中的博士生员，十七岁直接考中全府科试第一名，拿着朝廷的奖学金读书。

　　不过再怎么天才孙承宗到了京城也显现不出来，他现在只是个四十多岁的翰林编修，“穷翰林”这一说法不是没有来源的。孙承宗又没有徐光启那种样的经商才能，徐光启来京城当官三年就能够在内城置下宅子，而孙承宗把薪奉拿回去贴补家人之后剩下的钱财养活自己都困难，自然就只能搬到城南居住了。

　　王文龙跟着孙承宗走进院子，孙承宗倒是挺洒脱，没有说自己的情况，而是笑着夸奖王文龙道：“建阳在京营中一番言论便引得储君青睐，听说太子殿下还让建阳帮忙做事，建阳实在是本领过人呀！”

　　王文龙谦虚一笑：“不过是些杂学而已。”

　　孙承宗摇头说：“什么正学杂学，有助于国家便是好学问，我在翰林院里听那些人天天子曰诗云的自觉高尚，有时心中反而难受建阳的军事经济学实在比起那些理学文章要有用的太多。”

第628章 经略辽东之论

　　孙承宗对于翰林院清谈之风的批评真是有感而发，他自己虽然是榜眼出身，但却一直崇尚做实事。

　　孙承宗考中进士之前都在大同巡抚房守士府中做幕僚，并且不是那种只谈文学的卿客，在大同时，孙承宗就经常跟随巡抚进入边塞，结交了许多西北豪杰，并且同边兵一起攀登边塞关隘、访问要塞，甚至帮助房守士平息了一次大同兵变。

　　他对于边境局势和此时大明深层问题的了解，远远胜过许多书斋苦读考上进士的翰林，导致他和翰林院之中的官员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王文龙看着孙承宗笑道：“稚绳如此人才，何不去储君处谋职？我或可帮稚绳推荐。”

　　孙承宗闻言眼睛一亮，但是紧接着却又很快黯淡下来：“多谢建阳好意，但此事没这么容易，建阳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编修对于翰林来说是都是过桥的职位，在当到编修时有前途的翰林就要谋求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了。

　　孙承宗在会试之中获得榜眼，在文官中应该会被很多派系拉拢，可惜孙承宗考中会试时已经年过四十，以此时人的平均寿命来算，孙承宗发展前途似乎已经堪忧，所以到现在虽然有一些党派拉拢他，但是却并没有给出太好的待遇。

　　孙承宗刚才会跟王文龙抱怨翰林院风气也是因为他这官当的实在有些心灰意冷，当然孙承宗常年给人做幕僚，自是知道说话的轻重，能够对王文龙一吐为快，也说明他真把王文龙当成了朋友。

　　现在的朱常洛已经坐稳了太子的位置，同时又受到万历皇帝的轻视，这么一个未来几乎必定掌权而此时又略受挫折的太子，是任何官员都会想巴结的对象，孙承宗自然也想走上太子这一条线。

　　但他却不想让王文龙帮自己说项，孙承宗坦白道：“眼睛盯着东宫的官员不知多少，建阳凭借自己实力可以受到太子殿下的青睐已然十分不易，若是在推荐我为太子效力，即使太子点头同意，太子身边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容许，甚至可能因此将建阳你也搭进去。我想要进入太子的法眼，最大的困难不在太子处，而在朝中党派。”

　　王文龙想想也不禁点头：“稚绳所说是实话，是我想的浅了。”

　　孙承宗这十几年的江湖不是白闯的，他对于此时朝中局势的观察的确有独到之处。王文龙作为一个中书舍人再是混到朱常洛身边也不可能进入内阁或成为实际掌权的尚书，所以任他怎样都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但孙承宗作为曾经的榜眼，进入东宫班底几乎就内定了他将成为未来朱常洛登基之后的重臣，面对的阻力根本不是王文龙可以比的。

　　孙承宗想要混到朱常洛身边，光是朱常洛点头远远不够，还得需要朱常洛身边的东林党愿意接纳孙承宗。

　　原历史上孙承宗在官场不得志，甚至告假回乡待了两年，后来他能够重新回到朝政体系也是走了东林党的路子，并且由此平步青云直接进入了管理太子事物的詹事府。而孙承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必需担任东林党的打手，为东林党争出力。

　　后来在梃击案之中五十多岁的孙承宗爆发出了可以和年轻人相匹敌的战斗力，他一人独抗三党的围攻，坚持攻击郑贵妃，咬牙让刑部对于挺击一案继续查了下去。也因此孙承宗得罪了三党势力，后来还差点被三党主持京察之时贬出京师。十多年后孙承宗在朝局之中黯然退场也是从梃击案种下的苗头。

　　如果有选择，当年孙承宗多半也不想为东林党做打手，但是在如今的朝堂之中，想要上位就只有这一条路。

　　王文龙道：“稚绳对于朝局观察如此敏锐，我也就不需多说了，阁下乃是我所见人才中一等的，只是咬牙去干，日后定有大作为。”

　　孙承宗笑着点点头，随着便把话题转向军事方面。

　　“我最近都在研读建阳的军事经济学文章，获益颇多，最主要做法是拿文章之中的建议去对照我大明如今的辽东军事，颇算出一些数字。”

　　王文龙问道：“数字表现如何说？”

　　孙承宗摇头：“一塌糊涂。若以建阳的军事经济学标准来算，我大明在辽东的建军可称得上是冗兵冗员，战斗力极差，却又十分耗费粮饷。”

　　对于这个结果，王文龙猜也猜得到，他见孙承宗显然还有研究结果，于是笑着询问：“稚绳以为该如何做？”

　　“我观察辽东军务最大的耗费都在官员体系的流转过程之中，辽东本来是隔绝于山东以外的地区，却要养着山东官和辽东官两套体系，同时以文御武，再加上圣上派出的太监监军，这便是三个人看着一头羊，怎么吃都分不过来了哪还有心思去管军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