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219节

　　董其昌见焦竑和王文龙两位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颇有才学的学者聊的热闹，哪里愿意放过这次机会，他建议道：“两位难得见上一面，不若就在此做一次对谈，若是能有什么高论，说不定能成为千古佳话呢。”

　　焦竑点点头问王文龙道：“建阳以为如何？”

　　“幸何如之。”王文龙笑着说。

　　而听到三人的谈话屋中的学者们顿时骚动起来，这还是他们自持学者身份，否则早就有人跑出去呼朋引伴了。

　　焦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他是整个万历年间写史的第一人，是此时人以为“蓄一代史材”的人物。

　　历史上黄遵宪临终前，最后对自己的儿子黄宗羲嘱咐的话就是：“学者最要紧的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

　　而原史中清代最有名的明史学家万斯同评论了明代所有私家史书，从郑端简骂到《同时尚论录》，以为都不可为典要，直到说“焦氏《献征录》”时表示“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

　　事实上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不仅在明末的史学研究中地位极高，更是直接被后人称为“明代传记之冠”。

　　事实上直到王文龙的《尚书古文疏证》风靡天下，他的学术地位才略略可以和焦竑相提并论，焦竑的研究成果是靠书籍史料给堆出来的。

　　此时两人一同坐上讲席，董其昌也在一旁列席，等待着听闻两人的对话，而，有一些得知消息的甲骨社成员跑来旁听，来人很快就将一间小屋挤满，连屋外的廊院都站满了人。

　　王文龙笑着对焦竑说：“澹园先生，先前我对甲骨文卜辞进行了分析，用的是比照史料的方法，这也是从先生写作《国朝献征录》时的研究方法中学习的。先生写作此书之时，为了收集史料，不光参考了各家典籍，还亲自去收集当时人物的墓志铭等等往常容易被人忽视的资料，在下觉得这种研究办法十分有启发性。”

　　焦竑点头，问道：“建阳看过《国朝献征录》？”

　　王文龙道：“通读过两遍，受益良多。”

　　焦竑笑问：“可从我书中看出什么不足之处，还请说说。”

　　焦竑这人性格挺怪，他不在乎听别人对他的夸奖，反而喜欢看别人挑他的刺，以为这是一种端正己身的办法。

　　王文龙思索一阵，回答说道：“先生的书写的极好，但是先生论史的方式，我却认为有些问题。”

第369章 历史观辩论

　　王文龙道：“我看书得知澹园先生撰写史料时为了公正的评价人物，所以会参考传记人物生前的奏章、当时朝堂上的时论、收集相关人物的墓志铭、又实际到本地去采访其人的乡评，认为这样就能够同可为证，但在下却以为只看这些文字资料是不够的。”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价就是绝对正确，写一个人物的历史传记，应该更多的还原他当时的实际作为，除了追究该人的‘本心’‘性意’之外，更要看看他的‘实事’。”

　　“嗯……此言大谬。”

　　焦竑撇撇嘴，他很不认同王文龙的这种历史研究观，并且表现得很直白。

　　在研究历史上他最推崇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方法，自己写书之时也摹仿司马迁的体例，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出一番点评，并且会极力维持评论的公正。

　　他道：“若是书写史书之时不做评论，而是只罗列事件，那与年表有何不同？史家秉笔是为了天下正气，不是为了写流水账。”

　　王文龙：“当然不同，一些历史事实就藏在细节之中，史家所写的内容许多都可以被改变模糊，随着时代流传，人心变动，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不断变化，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才能够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王文龙举例道：“就比如说起史家怕没有比太史公更加公正的了，然而只要看这安阳的甲骨发掘，便知道《史记》之中许多记载都是有错的，可见光是对人物立论必然会造成历史扭曲，这样的问题哪怕太史公也不可避免。”

　　焦竑皱眉道：“太史公写错了？”

　　王文龙点头说道：“记错了一些地方，还有许多事情根本不写。”

　　焦竑道：“建阳可试举例？”

　　王文龙道：“我们发现一片甲骨，其上记载着辛巳年，妇好集结三千人，商王武丁集结一万人，一同伐羌。可见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应该也是一个部落首领，并且有相当大的实力，除开是皇后之外，还有领军的能力，此事若是只看史书怕是没地方查去。”

　　妇好墓在这时还没有被挖出来，但是武丁十分长寿，当商王当了四五十年，殷墟甲骨中有大量武丁的生活记载，妇好这个王后的身份背景在这些生活记载之中也越来越明晰。

　　学者们发现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这个王后不仅是武丁的老婆，还是一个女性氏族首领，并且所拥有的兵力几乎可以和武丁手下最强大的诸侯相抗衡。

　　甚至妇好还亲自领兵出征，在一些卜辞之中她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上将军。

　　这桩桩件件让甲骨社的学者们越看越吃惊，如果纯看地位来说，可以说妇好在武丁朝的威望可能比被世人盛颂的贤相傅说还要高。

　　“这史料的确有趣。”焦竑听王文龙讲了一通妇好有关的历史，同样十分惊讶，王后、女将军，还是大诸侯，这几重身份聚集在一个女子身上是明代人很难想象的。

　　不过之后焦竑却摇头说道：“这等史有未载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极为重视的，我辈修史，若遇到了这种前人未写的史料，也会分析之后加入史书，这些内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并不冲突。”

　　王文龙想想又道：“那在下还有一个例子，太史公记载盘庚迁都于殷地，洹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的两岸就是殷地，我们打算将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这个字来的。但实际从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现‘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写作‘衣’字，商人对此地的称呼也不叫‘殷’，而是称此地为‘大邑商’。”

　　焦竑惊讶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

　　王文龙点头：“殷商可能是周人对于大邑商的称呼，商人自己是不会如此叫的，这事情属于记载错误，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却仍然有这样错处，澹园先生总该承认过去的修史方法怕是无法避免偏颇了吧？”

　　王文龙这已经是含糊的说法，其实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

　　焦竑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

　　司马迁到焦竑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

　　而在焦竑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竑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

第370章 领先百年的精确预言(6/6)

　　两人的论史目的有根本不同，吵也吵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也没有再纠结历这个问题，而是转向对于此时史学风气的批评。

　　焦竑说道：“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能够千方百计的获得史料，无论是如甲骨社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去分析古人物证，还是埋首书山寻找历史记载，对于史学的研究总要找到资料才能有的放矢，史学不是虚学而是实学，这是世上许多人还不理解的。”

　　“我十分赞同先生此论。”王文龙点头笑着道。

　　而台下甲骨社的众学员们则十分惊讶，因为焦竑刚才说的话王文龙这几天也在反复跟他们说。王文龙和焦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的史学研究观点在此一条上却是出奇一致。

　　两人的话题由此转向甲骨社的研究思路，王文龙表示说：“我观察现在甲骨社的考古研究就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这当是历史研究的一股新风尚。有许多历史资料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的加以删除涂改，这就需要通过考古来进行还原。通过考古还原史料重写历史的办法前人很少有意使用，但从安阳甲骨发掘之后，大概能够渐渐推行。”

　　焦竑笑着说道：“改朝换代便删改历史，这事情不会断绝，哪怕我等已见过无数次，但只要天下有变，还会是一样做法。想要删改历史的方法太简单了，说不定直接用编史的理由从民间收书。”

　　王文龙闻言心中惊讶，怪不得人家都说史学家有远见，焦竑说的不就是满清写四库全书的办法吗？

　　满清用编史的理由将书籍全部收上来，然后将其中三分之一直接销毁，把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都给搞抑郁了。

　　而焦竑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万历朝修史的预备主编，他太知道封建时代修历史书是怎么毁坏书籍的了。

　　王文龙很想知道焦竑对于这一现象的更多看法，于是好奇问道：“澹园先生以为这样景象如何能够杜绝？”

　　焦竑毫不犹豫就笑着回答：“等到王朝异变，时代不循，这样的景象自然就杜绝了。就比如咱大明朝的学者去研究商朝的历史，再有什么内容挖出来，朝廷也不会阻止，这便是“时代不循”。

　　为什么朱元璋时期规定亵渎帝王圣贤的剧本小说全部要禁止，连骂元朝皇帝的剧本都不准发行？因为大家都是封建帝王，统治模式差不多，你骂着骂着元朝最后骂到我头上咋办？焦竑一想就明白，只有等国家模式完全改变那时再去研究封建时代的历史才能真的百无禁忌。

　　虽然是从逻辑推出来的，但这也太准了。

　　场下众人听的还不觉得如何，知道后世历史发展的王文龙则已经目瞪口呆，他是真的对明代人的思想刮目相看，看着焦竑仿佛看到一位先知。

　　焦竑作为整个万历朝对历史研究可最精深的人物，王朝变迁在他看起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大明王朝的国祚不可能万岁长久，这事在他来说根本不需讳言，而且他对于历史变动的想象力远超其他人。

　　就比如此时的焦竑已在安阳看了半天，他早就明白了，虽然在史书中把商朝也写作华夏王朝世系中的一员，但是先秦时期的朝代和秦汉以后的中国在历史面貌上相差非常大。

　　一个是诸侯王时代，一个是帝制时代，现在只不过是因为安阳甲骨刚刚发掘出来，所以相应的学术思想传播还不广而已，等再过几十年，大家都知道殷商时代是什么模样之后，明朝人研究殷墟再是研究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大明朝廷都不会管，因为“时代不循”。

　　而焦竑虽然想象不到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模样，但是他已经可以感觉到：等下一个时代出现时，整个帝制时代的历史就可以随便研究了，而在这之前纯是白扯。

　　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从历史观聊到考古发现，又说到考古研究的未来，甚至直接开始畅想以后的史学研究方向。

　　而台下众人皆听的眉飞色舞，就连在一旁陪坐的董其昌，也不禁脸露佩服之色。

　　两人的谈话内容有许多在此时还只是猜测和推论，只不过焦竑基本上把史书给读遍了，眼界纵观古今，心胸广博，辩才机敏，王文龙更干脆直接是穿越者，可以拿出许多后世思想和历史与焦竑的观点印证，便是焦竑一些说错的地方，他也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直接指出他的错误。

　　简单来说，这两人在这年代都属于奇才。

　　时间到明末，此时的学术江湖上已经出现许多门派，各家修炼自己长处，学者之间交流往往拘泥古板，谈的内容也不出自家门派的擅长范围。

　　但是王文龙和焦竑两人都很难说是哪一门派的门徒，交流中充满了在这年代难得一见的先进性和突破性，思想的火花肆意碰撞。

　　他们随便涉猎到的一句话，在场下人听来便是奇思妙想，然而仔细思索之后却又感到意味深长，甚至许多人感到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学术的认识都产生了改变。

　　当天便有甲骨社的学者将两人的交流内容互相拼凑起来，过了半个月，便在江南的报刊上发出一系列文章，名字便叫做《安阳之会》。

　　这系列文章被江南学者们争相传看，甚至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在南北的史学爱好者间都引起极大反响。

　　而百年后，这一系列文字被人从故纸堆中翻出，做成视频贴到网上，更是直接引起哄动。

　　《震惊！明朝学者准确预言历史学，千年智慧让你叹为观止！》

　　《新中国建立后研究封建史就没人管了，说这话的是两个明朝人！》

　　《领略明朝两个大学者预言的精彩，领先世界百年！》

　　因为两人的预言太有远见了，许多内容几乎就像是看着后世历史写出来的。

　　因为这些内容太火，焦竑和王文龙在历史书上的头像都被网友抠图之后剪成鬼畜片段，网友们有点屁事儿都在前面加上一句“明代大预言家王文龙曾经说过……”在百年后直接把王文龙的形象变成了一段网络热梗。

第371章 焦竑的启发

　　安阳府，殷墟附近小村，一间本村地主家的偏院中。

　　“师父，我到了。”中年人一脸笑容的推开了房门，先将自己的行李交给焦竑身边的仆人，之后忙冲着焦竑行了个礼。

　　焦竑此时正在读《民族国家论》，一边读一边细细的皱眉思索，时不时还将书页翻到前面去，参考书籍前边关于一些社会学的定义，然后又翻回自己正在看的页面，继续往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