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219节

　　焦竑冷笑道：“既然如此，我哪有为了留这一顿饭而耽误了考察甲骨发掘大事的道理？大人好意老朽心领了，还请让我先去发掘现场，等待考察结束再回城中与老大人共饮。”

　　彰德知府脸色难看，但却又无法反驳：“老先生既然坚持，那也便不再多留，只望老先生考察归来，能够回到府城好好休息，方便在下尽地主之谊。”

　　“多谢大人好意。”焦竑点点头，拱手便回到马上，直接从南门进城，打算穿城而过。

　　看着焦竑丝毫不给面子的模样，彰德知府站在原地哑口无言，董其昌笑着走到他身旁，知府大人皱眉说道：“董参政，莫不是在下哪里恶了焦老先生？”

　　董其昌笑道：“老父母莫要担心，你这是与澹园先生初次见面，不知他就是这样脾气，便是以善辩而扬名天下的李卓吾，在澹园先生面前也讨不了好去。”

　　彰德知府听得愕然。

　　董其昌真没说假话，焦竑脾气差是出了名的，他倒也不是气性大，而是喜欢怼人，并且极其厌恶无效交流。

　　焦竑出生泰州学派，此学派的历史评价就是“能赤手以搏龙蛇”，就没有不敢怼的人，李贽生前和焦竑声气相投，两人互以为知己，两个人谈话之时李贽全力诋毁孔子，焦竑则推崇扬墨之学，嘲笑孟子。

　　然而焦竑说到高兴处也毫不避讳的嘲讽李贽，曾有一次李贽大谈：“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焦竑直接冷然问道：“如果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那你还从四书五经批到史记左传做什么？天天写书讲穿衣吃饭不就好了？”

　　李贽都被说的哑口无言。

　　焦竑的思想强调为学的博与实，李贽这些人高来高去的谈论心性，焦竑却觉得有这时间应该多看两本书，李贽对于好多史实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还批的有来有去，在焦竑看来这不虚空打靶吗？

　　不过焦竑对于李贽总体来说还算挺投缘，以为他“未必是圣人”，但可“坐圣人第二席”。

　　董其昌骑着驴赶上焦竑，焦竑转头问：“王建阳现在何处？”

　　董其昌回答：“在安阳城外村中，也参与发掘，时而讲些考古学道理。”

　　焦竑点头道：“带我去看看。”

　　虽然之前王文龙连续个把月在南京讲学，但是焦竑并不想去国子监凑热闹，主要是焦竑也当过国子司业，再回到国子监难免尴尬。

　　不过对于王文龙这个几年间名扬天下，自己老友李贽在最后一封书信中都着力夸奖的后生，焦竑早就想见见了，正好趁着这次两人同在安阳，看看他的斤两成色。

第368章 王文龙讲史

　　董其昌建议道：“王建阳在城外的村庄中，我带澹园先生前去村子，一路上会路过几个甲骨发掘现场，还可以顺道参观。”

　　“我早就想去甲骨坑看看了。”焦竑点头同意。

　　董其昌和焦竑两人并辔而行一路往安阳城西北而去，一路上董其昌跟焦竑介绍了甲骨社现在的研究情况，没走多远便碰上一个正在发掘的甲骨坑，焦竑颇感兴趣的和董其昌一起走到坑边，好奇的看着甲骨社的工作方式。

　　一路走走停停来到甲骨社社员们聚集的村子，焦竑对于甲骨社井井有条的考古发掘已带有极大好感。

　　董其昌拉住一个社员询问：“建阳现在何处？”

　　那年轻书生回答：“在村塾里座谈呢。”

　　董其昌对焦竑笑道：“建阳真个有名士风范，来到安阳不久，却是人人都喜欢听他做会讲，澹园等会儿见了就知道。”

　　几人来到私塾之外，并没有打搅里面上课，而是都站在窗户外聆听。

　　王文龙坐在私塾的讲席上，手中拿着几张临摹甲骨文字的画片，而下面坐着的是一众甲骨社的社员，年轻的不过十几岁，年纪大的都有四五十岁了。

　　就见王文龙对众人分析说道：“为何我以为安阳城外的甲骨遗址应该叫殷墟遗址？首先从大量的甲骨分析可知此地的甲骨最早只到商王盘庚，而自盘庚以后商朝帝王亲自祭祀并且参与署名的甲骨就不断出现，这非常符合历史年表中盘庚迁都于殷的记载，此地该是殷墟无疑……”

　　王文龙说完，下面有一个带着江南口音的学者道：“建阳先生，看了这许多甲骨文的卜辞，在下总觉得这商人的思想十分怪异，但又说不出来……”

　　王文龙点头同意：“对于这些卜辞的研究倒是让我想到尚书之中《盘庚》一章，在这篇章之中商王盘庚在迁都之前把贵族召集到王宫庭院做了一番长篇演讲，先说历代商王对这些贵族的恩惠，接着又说若是这些贵族不服从他的意志迁都就是忘恩负义，会受到祖先的惩罚。此演讲之中的盘庚威胁贵族时说的是一旦先王们不开心，就会从上天惩罚他们，却不是说他们忘恩负义会被上天示警。”

　　“这段话过去的学者总是难以理解，然而随着大量卜辞的出现，我们却似乎可以断出，在商朝人的思维里历代商王死后会升到天上成为神，并且一直保佑着后世子孙，后代商王与上天的交流便是由此而来。”

　　“这与周以后帝王自己就是天子可以和上天直接交流的观念十分不同，这大概是后代人改制的结果。”

　　焦竑这是第一次听王文龙做会讲，听着听着他便把王文龙引为知己。

　　焦竑和李贽不同，他虽然也有离经叛道的思想，但是却反对以错证错，认为一切思想理论都因有依据，王文龙旁征博引的讲课方法让他觉得非常认同。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就是焦竑的历史观念还是脱离不了明代人的窠臼，明朝还没有考古学，所以焦竑研究历史之时更相信史书记载却不重视考古文物，他脑海中的商朝还是司马迁《史记》之中描绘的样子。

　　而王文龙显然不会认同这些观点，他来自后世，知道从考古实践中得出来的商朝的形象和司马迁几千年后收集史料描绘出来的那个商王朝差距极大。

　　王文龙和众学者的讨论接近结束，这时焦竑终于推门而入。

　　“建阳，我叫焦竑，号澹园，久仰大名！”

　　王文龙早就知道焦竑今天会来，连忙拱手笑道：“后学末辈见过澹园先生。”

　　焦竑说道：“刚才在屋外听了建阳一通高论，其中许多观点十分新颖，不知建阳是何时开始研究先秦古史的？”

　　王文龙道：“是写《尚书古文疏证》之时。”

　　董其昌见焦竑和王文龙两位在考古和历史方面都颇有才学的学者聊的热闹，哪里愿意放过这次机会，他建议道：“两位难得见上一面，不若就在此做一次对谈，若是能有什么高论，说不定能成为千古佳话呢。”

　　焦竑点点头问王文龙道：“建阳以为如何？”

　　“幸何如之。”王文龙笑着说。

　　而听到三人的谈话屋中的学者们顿时骚动起来，这还是他们自持学者身份，否则早就有人跑出去呼朋引伴了。

　　焦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他是整个万历年间写史的第一人，是此时人以为“蓄一代史材”的人物。

　　历史上黄遵宪临终前，最后对自己的儿子黄宗羲嘱咐的话就是：“学者最要紧的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

　　而原史中清代最有名的明史学家万斯同评论了明代所有私家史书，从郑端简骂到《同时尚论录》，以为都不可为典要，直到说“焦氏《献征录》”时表示“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

　　事实上焦竑的《国朝献征录》不仅在明末的史学研究中地位极高，更是直接被后人称为“明代传记之冠”。

　　事实上直到王文龙的《尚书古文疏证》风靡天下，他的学术地位才略略可以和焦竑相提并论，焦竑的研究成果是靠书籍史料给堆出来的。

　　此时两人一同坐上讲席，董其昌也在一旁列席，等待着听闻两人的对话，而，有一些得知消息的甲骨社成员跑来旁听，来人很快就将一间小屋挤满，连屋外的廊院都站满了人。

　　王文龙笑着对焦竑说：“澹园先生，先前我对甲骨文卜辞进行了分析，用的是比照史料的方法，这也是从先生写作《国朝献征录》时的研究方法中学习的。先生写作此书之时，为了收集史料，不光参考了各家典籍，还亲自去收集当时人物的墓志铭等等往常容易被人忽视的资料，在下觉得这种研究办法十分有启发性。”

　　焦竑点头，问道：“建阳看过《国朝献征录》？”

　　王文龙道：“通读过两遍，受益良多。”

　　焦竑笑问：“可从我书中看出什么不足之处，还请说说。”

　　焦竑这人性格挺怪，他不在乎听别人对他的夸奖，反而喜欢看别人挑他的刺，以为这是一种端正己身的办法。

　　王文龙思索一阵，回答说道：“先生的书写的极好，但是先生论史的方式，我却认为有些问题。”

第369章 历史观辩论

　　王文龙道：“我看书得知澹园先生撰写史料时为了公正的评价人物，所以会参考传记人物生前的奏章、当时朝堂上的时论、收集相关人物的墓志铭、又实际到本地去采访其人的乡评，认为这样就能够同可为证，但在下却以为只看这些文字资料是不够的。”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价就是绝对正确，写一个人物的历史传记，应该更多的还原他当时的实际作为，除了追究该人的‘本心’‘性意’之外，更要看看他的‘实事’。”

　　“嗯……此言大谬。”

　　焦竑撇撇嘴，他很不认同王文龙的这种历史研究观，并且表现得很直白。

　　在研究历史上他最推崇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方法，自己写书之时也摹仿司马迁的体例，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出一番点评，并且会极力维持评论的公正。

　　他道：“若是书写史书之时不做评论，而是只罗列事件，那与年表有何不同？史家秉笔是为了天下正气，不是为了写流水账。”

　　王文龙：“当然不同，一些历史事实就藏在细节之中，史家所写的内容许多都可以被改变模糊，随着时代流传，人心变动，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不断变化，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才能够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王文龙举例道：“就比如说起史家怕没有比太史公更加公正的了，然而只要看这安阳的甲骨发掘，便知道《史记》之中许多记载都是有错的，可见光是对人物立论必然会造成历史扭曲，这样的问题哪怕太史公也不可避免。”

　　焦竑皱眉道：“太史公写错了？”

　　王文龙点头说道：“记错了一些地方，还有许多事情根本不写。”

　　焦竑道：“建阳可试举例？”

　　王文龙道：“我们发现一片甲骨，其上记载着辛巳年，妇好集结三千人，商王武丁集结一万人，一同伐羌。可见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应该也是一个部落首领，并且有相当大的实力，除开是皇后之外，还有领军的能力，此事若是只看史书怕是没地方查去。”

　　妇好墓在这时还没有被挖出来，但是武丁十分长寿，当商王当了四五十年，殷墟甲骨中有大量武丁的生活记载，妇好这个王后的身份背景在这些生活记载之中也越来越明晰。

　　学者们发现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这个王后不仅是武丁的老婆，还是一个女性氏族首领，并且所拥有的兵力几乎可以和武丁手下最强大的诸侯相抗衡。

　　甚至妇好还亲自领兵出征，在一些卜辞之中她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上将军。

　　这桩桩件件让甲骨社的学者们越看越吃惊，如果纯看地位来说，可以说妇好在武丁朝的威望可能比被世人盛颂的贤相傅说还要高。

　　“这史料的确有趣。”焦竑听王文龙讲了一通妇好有关的历史，同样十分惊讶，王后、女将军，还是大诸侯，这几重身份聚集在一个女子身上是明代人很难想象的。

　　不过之后焦竑却摇头说道：“这等史有未载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极为重视的，我辈修史，若遇到了这种前人未写的史料，也会分析之后加入史书，这些内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并不冲突。”

　　王文龙想想又道：“那在下还有一个例子，太史公记载盘庚迁都于殷地，洹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的两岸就是殷地，我们打算将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这个字来的。但实际从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现‘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写作‘衣’字，商人对此地的称呼也不叫‘殷’，而是称此地为‘大邑商’。”

　　焦竑惊讶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

　　王文龙点头：“殷商可能是周人对于大邑商的称呼，商人自己是不会如此叫的，这事情属于记载错误，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却仍然有这样错处，澹园先生总该承认过去的修史方法怕是无法避免偏颇了吧？”

　　王文龙这已经是含糊的说法，其实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

　　焦竑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

　　司马迁到焦竑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

　　而在焦竑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