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189节
要说这些天广东那边的陈济棠，还有孙科他们，都在趁着九一八，加紧了对蒋介石攻击，然而他们却没想到，蒋介石会突然来个下野，把这个烂摊子一下子丢了过来。
但是因为在前面喊的口号喊得太响，这个时候，蒋介石下野了，孙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然而当他上台后才发现，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跟着辞职不干了，然后孙科发现，财政部里面几乎一个大洋都没有了。
不过这和李谦的关系倒不是很大了。如今李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是32年的数学家大会，他要为这次大会准备一点重量级的东西。第二件就是他的中美合拍两开花的计划要开始进行了。
在十月份确定了这个计划之后，左联那边便开始准备剧本，而李谦则开始准备从美国那边拖一个队伍来用用。
在东北大学的撤退过程中，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伯伦先生以及他的侄女，都为学校的撤退提供过帮助。李谦建议一定要把这个情节写到剧本中，并且要安排一段他们和日本侵略军的对手戏。此外，在东北大学的师生到达北京后，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李谦认为，这些也要写进去，当然考虑到将来的一些事情，这里可以用化名。
“我就是要挑拨一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也能更有效地破坏日本人的形象。”对此，李谦倒是毫不隐晦，“虽然这暂时没啥用，但是有了这个，至少在国内，国民党就禁止不了这个片子了。”
按照李谦的要求，田汉赶出了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几乎立刻就被李谦打了回去。
“内容太少，按这个拍，没有那种史诗大片的感觉。田先生，不要担心拍摄经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来解决，说不定我们还能在美国市场上赚一笔呢。当然，为此，美国人的戏份要增加一点……”
李谦记得，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当中，美国可以说是百业凋零，但是有一个行业却是例外的，那就是美国的电影业。也许是萧条的经济下，人们需要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来麻醉一下自己，所以美国的电影业在大萧条中，却发展得很不错。
所以李谦在美国，也在电影业中有所投资。加上李谦虽然不太懂电影，但是基本的发展方向却还是知道的，所以他说服了詹姆斯-罗斯福和他一起投资了一家电影公司。李谦还给这家电影公司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梦工厂。
相比其他的电影公司，梦工厂更愿意在技术方面花钱，所以如今的梦工厂的手中，掌握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这就是三色彩色电影。
其实早在一战期间，彩色电影技术就首先在英国出现了。不过这个时候的彩色电影，实际上是双色电影，它只有红绿两色的光线，所以虽然能产生出彩色感，但是缺少了蓝色，使得这种彩色总是显得不太自然，所以这种彩色电影，虽然出现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不流行。
在原本的历史上，真正的基于红绿蓝三原色的彩色电影要到1932年才真正成熟，也就在这一年，迪士尼公司拍摄的世界上最早的三原色彩色电影——动画短片《花草树木》。
但是在这个时空里，因为得到了梦工厂的投资，这个技术在30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成熟了，在31年，梦工厂已经用这种技术拍摄了好几部彩色电影了。所以李谦这个时候，就打算和“梦工厂”来合拍这部被暂时定名为“流亡大学”的电影了。
李谦是“梦工厂”的二号股东，平时基本上不太管事情，但是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比如说选择投资于彩色电影的事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在“梦工厂”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时候他要从梦工厂那边拉一整支队伍过来拍电影，而且他还承诺资金问题全部归他解决，梦工厂那边自然很愿意配合。只是他们都不知道，李谦这个时候，要拉一支队伍过来，并不全是为了拍电影。在拍电影之余，顺带着拍点纪录片什么的也不错的。
到了11月中旬，田汉那边的剧本基本完成了，然后就是找人将他翻译为英文了。鲁迅先生便向李谦推荐了他的一位朋友——埃德加-斯诺。
是的，就是后来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那位埃德加-斯诺，这时候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在中国的记者。
对于埃德加-斯诺的人品和文笔，李谦自然是很放心的。而且埃德加-斯诺的动作很快，不过一个星期多一点，他就完成了剧本的翻译。在将翻译文稿交给李谦的时候，斯诺还提出：“如果可能，我愿意在里面出演一个角色，嗯，比如张伯伦教授的那个助手。”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1月10日，从美国来的摄制组抵达了上海，并住进了上海大学招待所。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天后，他们就将亲自遭遇一场战事。
这场战事自然就是1.28抗战。在原本的历史上，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
随后日军便以护侨为名，在1月28日主动向上海发起进攻。在这次事变中，日本军队轰炸，焚毁了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商务印书局图书馆，并且轰炸了上海的多所大学。李谦觉得，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和日本人为难，那些皇军们多半会趁机往上海大学丢炸弹。所以他在建造上海大学的时候，就专门建好了防空洞，而且已经将一些重要的东西转移到防空洞中去了。
现在美国人的摄影机已经架好了，就等着日本人来丢炸弹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 开战
美国的摄影师团队被安排在上海大学招待所，明面上的理由当然是为了便于拍摄。因为有很多的镜头，将在上海大学拍摄，比如说东北大学学生最后来到上海大学，重新复课的一些片段，在比如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大学里面的一些戏，事实上也要在上海大学拍摄。
不过现在电影还没有正式的开拍，于是这些摄影师们倒是正好可以到上海到处转转，散散心。于是这些美国佬便拿着照相机，在上海乱转，到处拍一些带着“异国情调”的照片，以便将来带回家去和家人朋友吹牛用。
1月20日下午，几个美国佬在上海大学的几个学生的陪伴下，一起道苏州河边的虬江路上去买一些东方工艺品。几个美国佬看上了一家店铺中销售的中国式的油纸伞，便通过几个学生，和店主讨价还价。
几个人正站在街边，和店主人就价格扯着皮，突然就听到从硚口那边传来一片喧哗。接着就看到街上人都开始到处跑到处躲。
“发生什么事情了？”摄影师高文吃了一惊，赶紧往那边望过去，就看见一大群人头上绑着像个月经带一样的布条，手里都拿着棍棒（其实是竹剑）大喊大叫着不断地打砸街道两边的店铺，并殴打路上的行人。
“是日本人！”一个陪着高文他们出来学生赶紧道，“日本人不讲道理的，高文先生，我们先躲一下。”
老实说高文他们也没想和这些日本猴子发生冲突，他们只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当佐罗的。所以他们也打算先躲远点。
但是高文突然想到，这好像是新闻图片呀。他的脖子上正好挂着有照相机——嗯，作为一个摄影师，在出来玩的时候带着一台徕卡A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高文知道，如果能顺手拍上几张照片，卖给报社什么的，说不定就能赚个几美元呢。
于是在跑路之前，高文便举起手中的徕卡A，朝着那些正在施暴的日本浪人，咔嚓咔嚓地拍了好几张照片。比如日本浪人高高的举起竹剑向着躲闪不及的路人劈砍，比如日本浪人掀翻路边的摊位，再比如日本浪人一脚将一个孩子踢倒之类的。高文觉得，他的这些照片绝对够刺激的，洗出来之后，高文觉得，绝对能卖五美元——啊，应该是十美元！
但是高文的举动顿时就被一个日本浪人看到了。那个日本浪人一看，一个鬼畜正拿着相机，对着他们拍照，顿时便喊了起来。于是几个日本浪人便挥舞着竹剑，朝着高文扑了过来。
高文却不急着跑，而是赶紧对着那个日本人按下了快门，然后才掉头就跑。
几个日本浪人穿着木屐，跑不快，所以高文不过跑了几步就和他们拉开了距离，然后又转过头来拍了几张，直到有个日本人摸出了一支手枪，然后高文就跑的比兔子还快了。
那个日本人倒也没有真的开枪，毕竟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远了一点，而且高文是个鬼畜。别看日本人鬼畜鬼畜的叫得厉害，真的要对着鬼畜开枪，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开枪打死中国人，那肯定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要是真的打死了一个鬼畜，弄得不好是要杀人偿命的。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大家购物的兴致自然就下去了，于是几个人便回了上海大学。倒是高文，一回去就自己去把照片洗了出来，然后他还真的就把这些照片给卖出去了，买了整整十美元。
到了第二天，《流亡大学》在上海大学正式开机拍摄了，高文他们便也忙碌了起来。也就在这些天里，上海的局面日益紧张。日本海军的军舰开始向上海集结，海军陆战队也开始在上海集结。而日本的各种报纸也开始大造舆论，说是要“惩膺暴支”。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这个抗日救国会主要是上海的一些社会名流，还有青年党的一帮人弄出来的。李谦在那里面也挂了名，捐了钱的。至于后面的这个“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这个就更多了。在这个时候，吴铁城，乃至于孙科，谁又敢在现在去干这样的事情？
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作为顾问的汪兆铭和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中国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
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上海市内顿时一片哗然。而李谦呢，这个时候却并没有忙着发表申明声讨政府卖国，而是立刻下令上海大学进入戒备状态。同时，作为其他好几所大学的荣誉校长，他也向这几所大学发出了警告，告知他们，就他得到的消息，日本人即将发起军事进攻。各个大学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他建议各个大学提前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李谦还亲自跑去了商务印书馆，找到张元济先生，劝他立刻做好疏散人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