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670节

辛亥革命以前，刘师复就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组织了醒天梦剧社，后来在辛亥革命和中国社会党崛起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工人反对派和劳工党元老，几乎都是出身于醒天梦剧社，除了刘师复以外，像莫纪彭、郑彼岸、林警魂等等许多人，在清末时都投身醒天梦剧社，以改编历史剧的方式鼓动民众。

只不过醒天梦剧社表演的剧目，从内容到形式上还是比较老派，基本上没有太多超出粤剧红船戏的范畴，只是在题材上，刘师复亲自参与编写了诸如《张家玉会师》、《熊飞起义》、《铁血醒天梦》这类触动清廷禁忌，真实反映明清易代时清军屠杀劣迹的剧本，算是一个较大的突破。

直到醒天梦剧社的大多数成员参加林淮唐领导的中国社会党革命运动以后，他们才开始接受林淮唐提出的新文学、新艺术概念，刘师复开始和陈独秀、周树人等人合作，又以林淮唐的《南明史》为蓝本，创作出了以明末历史为皮、革命运动为骨的新派剧《大明劫》、《郑成功》、《李定国》、《鸳鸯刀》、《磷火常同日色鲜》、《茅麓山》等等作品。

这些在辛亥革命时造成很大轰动的新派历史剧，在近些年来也成为了东共联电影行业反复翻拍的经典剧本，光是一部《磷火常同日色鲜》，从1925拍出第一部无声默片电影开始，就又在1929年、1933年和1936年分别再翻拍出了三个版本的电影。

还有像《郑成功》和《毛文龙与袁崇焕》这种新派剧，因为情节上涉及到日本和朝鲜，所以不仅和日本、朝鲜分别合拍过电影，日本、朝鲜的电影工业从业者也都自己单独翻拍出来过一部。

中国的戏剧行业是东共联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新派剧则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相当出色。皇居革命以前，在先驱性的新剧运动的促进下，“白桦派”与“新思潮”的小说作家们，也开始创作戏剧作品。

这里面就包括了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和新思潮派的山本有三、久米正雄，还有像普罗文学派的菊池宽，以及日本无产阶级演剧的元老中村吉藏、秋田雨雀，这些人都是在皇居革命以前就已经成为日本文坛的弄潮儿。

等到皇居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演剧成为日本文艺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正确以后，由秋田雨雀主持的先驱座一些成员，与筑地小剧场中皇居革命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成员小野宫吉、千田是也等人及心座剧团的中村山知义等人，共同组织了前卫座。

1929年，在武藤纯子的亲自关怀之下，由秋田雨雀组织的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正式成立，也就是现在日本人常说的“普罗特”剧场，这类票价非常低廉的平民剧场配合当时革命运动，向广大工农阶级及都市的劳动阶层进行革命的启蒙教化活动，很短时间内就组织了数百个戏剧研究社团或观众社团。

这时期日本最火的剧目，像村山知义的《暴力团记》、《志村夏江》，三好十郎的《满身伤痕的阿秋》、藤森成吉的《茂左卫门磔刑》等等名作，也都由第三国际教科文组织、国际工人剧场同盟和东共联文艺协会的推介，很快火遍亚洲，其中担纲主演的女演员山本安英和杉村春子也都成为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著名艺术家。

说来，山本安英前几年年和剧版《没有太阳的街》编剧藤田满雄结婚以前，也和蔡绮洪交往过一段时间，两人一度还传出结婚的打算，蔡绮洪甚至还因此和林淮唐谈过，如果他和山本安英结婚的话，说不定今后就会移居到日本常住云云，只是到最后果然又不出林淮唐所料，没谈几个月时间这段关系就告吹了。

第一百七十六章 大陆军

林淮唐看着舞台上女演员们精彩的演出，心思却不在这上面，大家都知道蔡绮洪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但是他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到底算是品格沉沦，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呢？

这些纷纷扰扰的俗事，在林淮唐心里肯定没有军备大事重要，军队的情况……想到红军，林淮唐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红军的建军方针，一味遵从自己的主张，很可能也犯下了不少错误。

最明显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最近十年来红军的发展，主要是以海军和空军为中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陆军的建设。

过去林淮唐认为在东共联的国防安全体系完全形成以后，中国将不会再面临多少陆地上的国防压力，所以没必要花费太多资源建设一支大陆军，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是偏颇了，中国在陆地上确实十分安全，但红军对外输出革命，不管是在南洋、印度活动，还是将来可能到北美作为志愿军大规模参战，都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作为基石。

三十年代前后确立的建军方针把红军常备陆军的主力师保持在了四十八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师的规模，后来又陆续建立了两个海军陆战师和一个空降师，再加上近年来新建的试验性部队一个坦克军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军，红军地面部队的常备军兵力也只是在一百万人上下徘徊。

如果再算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常备陆军兵力，那么东共联的陆军总兵力约在一百七十万人左右，规模比模起德意志帝国、不列颠联盟和法兰西公社的常备军都要大不少，可是和中国、东共联本身具备的庞大人口相比，这支常备陆军的兵力绝对不能算高。

东共联拥有多达七亿人口，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一百七十万人的常备军队伍都有些显得规模过小，何况东共联近年来并不缺少对外输出革命的边境冲突和小规模干预战争，算不上是完全处在和平状态。

如果硬要说的话，红军常备陆军在体量上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师都是作为一线主力的满员师，不需要动员预备役人员，并拥有满编的装备，进行完全的训练，装备现代化的武器，并准备立刻投入作战。这些部队的日常架构就建立在“随时投入战斗”这一标准上，有预警时，隶属于这一部队但并不在岗的人员会被立刻召回。

只有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婆罗洲共和国四国，联盟军队还部署了总计八个缺编师。这类缺编师也叫二线师，通常维持战时编制70%左右的人员和装备。

另外，公安总队的编制下还包括了二十个团武装警察，在东共联的其他成员国国家里，也都拥有类似于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力量，按照最高统帅部和参联最新统计调查出来的编制表来看，东共联各国大部分的这类武装警察部队经过整编以后，可以迅速形成相当的战斗力，大约相当于是次一等的缺编师，估计可以很快达到战时编制50%的人员和装备量。

在日本和朝鲜，另外还部署有一些最高统帅部称为架子师的部队，同样的架子师也有两种人员分配水准：有些人员会达到战时编制的25-40%，有些则在5-25%之间，日本的架子师团多为前者，朝鲜的则多为后者。架子师所有连级及以上级别的指挥机构都是填满的，也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护库存中的设备。和平时期架子师的人员比例限制其只能进行连级训练，要通过动员预备役人员填充架子师，本身就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完成填充以后，架子师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再进行训练，此后才能真正投入作战。

从老毛奇提出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到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的概念，再到林淮唐式总动员，国家动员制度一步步的完善和进化，最后肯定会使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能够把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扩军方面。

普鲁士有四个层级的动员准备度军队，除现役的满员常备军外，还分为两种预备役军队，一种是第一类后备军，这些部队和平时期有超过75-80%的在编人员，一到战时可以填充预备役立刻进入现役，所以很多时候也将普鲁士的第一类后备军归入现役。

第二类后备军的准备度相对差点，大概只有50-75%在编人员，战时需要2-3天动员时间填充预备役人员。

最后一个层级的预备役军队国民兵就是常规的民兵，战时承担一些守备任务。

为什么普鲁士人要发明这样的一套动员体制？只是简单的现役再加上预备役部队不可以么？

因为普鲁士人发现——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已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

也就是说，常规的预备役部队想要动员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架构，也缺乏武器，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而如果有大量预备役部队已经有了全部架子和全套军官、士官以及老兵和所有装备，战时只要往里补充服役过的老兵就可以了，动员速度便可以非常快。

中国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代开始，就注意到了毛奇开创的普鲁士四级阶梯动员制度，当时袁世凯准备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

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续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袁世凯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可实际上北洋军从诞生直到其彻底走向灭亡，都没有真正建立起预备役制度和多级动员体制。

反而是在林淮唐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党人通过在基层建立起完善且严密的组织，率先采用农会的形式把乡村的农民也都纳入到了红军的动员体制当中。

在这之后则是辛亥革命第一阶段的北伐结束时，中国社会党实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计划，又以复员屯垦和国营农场的方式，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预备役军队制度，然后就是赤卫队和公安总队的武装警察，也可以作为红军预备役的一种补充。

饶是如此，红军也还只能说是拥有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队两个动员级别而已，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普鲁士式多级动员体制，在过去的战争中，红军很多时候的动员确实是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宣传鼓动，从这角度来说，中国红军的动员制度很早就达到了外国人所说的林淮唐式动员的高度，然而在动员体制的具体细节上则要比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都显得粗糙许多。

这一切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当然，在和平为主的年代，情况肯定有所不同，中国需要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修建各类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自不用说，工业体系本身的搭建和升级，也占去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光是为了消化日本、法国、英国对中国进行的三次超大规模技术转让，就让中国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们疲于奔波，连续三个五年计划以来，几乎毫无喘息之机。

第一百七十七章 林淮唐的汽车

菲律宾的胜利到底还是在中国造成一定的涟漪，宝冢歌剧团的音乐表演结束以后，歌手、演员们还一一向正在解放之中的菲律宾人民送去了美好的祝福，在南洋战区的捷报传回青岛以后，市民们也在新华宫的广场前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胜利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着对外输出革命的一再胜利，只有林淮唐在结束了外事工作以后，就又扑到了另外一些新的工作上面。

林淮唐在新华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东共联的汽车工业托拉斯东亚汽车公司总经理李宜春，李宜春是奉天果汁公司董事长张学良的同学，他参加革命的历史也有差不多二十年了，最初是担任沈阳北大营的迫击炮修械司司长，奉军被红军完全吸收、整编以后，李宜春先是继续担任了沈阳迫击炮厂的厂长，1920年以后又去了法国的国立格勒诺布尔综合理工学院深造。

回国以后先是担任了中日联合汽车厂的总工，在后来东共联推广托拉斯组织的进程里，李宜春又升任为东亚汽车的总经理。

李宜春有很深的法国情结，他经常回忆当初第一次到法国留学时的经历，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不算特别的落后，在林淮唐和中国社会党人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场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至少战乱、饥馑、和绝对的赤贫，已经大半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可是和法国比起来，哪怕是和刚刚经历了欧战惨败的法国比起来，二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差距悬殊。李宜春记得当时在他们那批留学生的眼里，巴黎就是天堂之都，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公社社员墙、先贤祠、荣军院……各式各各样的建筑物让他们目不暇接。

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往来不息，大街上干净整洁，人们衣着整齐、精神饱满，穿着打扮也非常摩登时尚。李宜春在担任中日联合汽车厂总工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沈阳和东京之间，但以他的回忆，李宜春还是认为东京跟巴黎依旧差得远，哪怕是在经历了关东大地震以后，东京经过了巨大规模的市政重建，也还是很难赶上二十年代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巴黎。

在法国的大学里，除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外，法兰西公社还先后接受了来自德国、奥匈帝国、希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美国、巴西、日本、朝鲜、越南、伊朗……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