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25节

但如果战场主要局限在胶东半岛一隅之地，那红军肯定还是避免不了阵地战乃至于残酷的攻坚战。

这种作战条件下，红军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但以目前红军所拥有的身管火炮数量来看，又不可能满足这一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退而求其次，组建一支专用于某一战场应急只需的加强炮兵旅或炮兵师。

林淮唐频频点头，他自己也想过组建一支炮兵师的方案，这次反干涉战争很可能要面临对于青岛地区不少要塞的攻坚作战，以红军单个师的炮兵火力配置恐怕极难敲开这些要塞、堡垒的防御，只有集中有限的人力、火力，打造一支炮兵师出来，才能完成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林淮唐缓步走到沙盘地图前，绕着那副占满了大半间议事厅的沙盘转了好几圈以后，才悠悠道：“东北野战军的筹组工作如火如荼，但反干涉战争的主战场一定还是在华东地区。西北、山西、河南、云南、湖南、浙江、湖北……均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军队可供整编使用……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我看要以华东野战军原有的部队为基干，团扩为旅、旅扩为师，再从各军事院校和华南野战军中抽调一大批军官，充实各级组织……”

林时爽补充说：“比较乐观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半年时间后，将现在华东野战军已有的五师三旅兵力翻一倍。”

“翻一倍是不足够反干涉战争兵力需要的！”林淮唐大手一挥，反对道，“按照团扩为旅、旅扩为师的原则，三个月时间完成十个基干师的整编工作，半年以后我们必须完成至少十五个基干师的整编和训练工作！”

林淮唐转过身，面向众人说：“这半年时间，我们还要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多做工作，要尽量去减少干涉军在最初几个月时间可能投入的登陆部队——干涉军没减少登陆部队里的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减少了扩充三个人的压力。”

“如果干涉军的登陆部队兵力仅在五万人规模，那么我们以十五个基干师为主力，就有相当把握取得反干涉战争的胜利……还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取胜。”林淮唐眉头紧促，握紧拳头，“这场战争和过去国内战争的情况大相径庭，敌人不会冒然扩大战争规模，但国际局势也不会允许这场战争拖太长时间，留给我们的时间和留给敌人的时间同样短暂。”

第六十一章 战时首都

林淮唐为了这一轮红军的大扩军，已经提前做了好几年的准备。过去社会党处心积虑利用农会、工会等法团团体，还有依靠各类民兵武装、军士训练队、速成班培养的基层士官、军官骨干，这时候就能够用于充实扩军之需。

还有此前林淮唐在社会党和红军财政都比较困难的时期，也一直坚持各级职务都要多设副职。这除了考虑到社会党人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常有舍生忘死之举，进而导致一般指战员干部牺牲数量极多外，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的扩军之需。

这些在副职上受过相当实践训练和考验的干部，就能很快适应到新的正职工作中去，使红军的大扩军有骨干可以依靠。

姚雨平便对林淮唐的深谋远虑很富有信心：“全党全军在过去数年间的干部梯次储备工作，已经卓有成效。这次红军在兵员规模上进行跨越式的扩充，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方面已经做过了全面评估，我们认为不会对红军野战部队的实际战斗能力造成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影响。”

林时爽颔首：“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完全避免，但这和扩军带来的正面效果相比是完全值得的。”

林述庆也说：“我们过去的战争经验都表明了，在指挥系统通畅、后勤补给正常的情况下，兵力优势是比受训练时限表现更突出的一项优势。问题的重点，在于红军要保障这次大扩军以后，整个指挥系统还是可以像过去一样顺利运行。”

一支军队要在半年时间内扩充两倍、三倍的兵力……这不可能不对军队的评价战斗力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重点在于红军一定要把这种影响控制在扩军产生的正面影响之下。

林淮唐说道：“谁都知道，打仗要靠兵。仗打得越大，需要的兵也就越多，占据兵力优势是军事作战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任何人若不重视兵力上的优势，把什么精兵包打天下的谬论当成军事作战的法则，那都要出大问题。

我想除开外部原因，除开短时期内很难彻底改善的军械装备问题，扩军之余我们主要还是考虑部队的斗志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力问题，反干涉战争一定打得会比解放战争更加激烈、艰苦、残酷，到时候个别干部不愿靠前指挥，甚至编造假情况、打滑头仗，怎么办？

在座诸位，肯定也有人担心部队的成分问题。这么大规模的扩军，战士数量激增，仅靠短训一下就补充进红军，他们的觉悟程度有问题怎么办？打仗除了靠正确的指挥，也要依靠战士的勇敢，勇敢则建立在战士的觉悟程度上，在扩军以后新兵员很可能占到红军总数百分之七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觉悟十分重要。”

红军在过去的战争中，本来就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整编经验，但林淮唐还是强调说：“有必要对营以上的干部都进行动员和培训，要让他们掌握诉苦工作的经验和办法，要借鉴北伐时期光复战士的经验和后来解放战士的经验，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进行新旧军队对比，在“诉苦”的基础上，还要再搞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这一定要搞好，这是大扩军的重中之重。”

林时爽第一个表示赞同：“军队该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土地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肯定是极佳的兵员，作战积极性是值得信赖的。但在山东、淮海、福建三省以外，还没有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土改，这些地区的兵员又怎么样呢？

林淮唐认为：“新兵补充进红军以后，要集中到华东地区进行短训。如果新兵们来自还没有进行土改的省区，他们到华东一带以后，见到了这边土改后乡村的新面貌、新气象，难道不会自发产生对比的意识吗？来自内地的基层兵员，绝大多数只会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如果有过在旧军队如北洋军和其他省军的参军经验，那还要再受一层上级军官压榨打骂之苦。

如能通过诉苦工作，使他们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使他们明白今后反干涉的战争，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是为了使他们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战斗意志就一定可靠。”

诉苦三查都是政治工作的发展，但像李济深这些参谋军官更多还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进行考虑。

李济深又分析了在胶东半岛作战的种种困难：“……胶东半岛地势狭长，海岸线连绵，特别利于干涉军发挥海军优势，对我反登陆作战也造成困难的条件……”

他直直盯着林淮唐，又说：“书记长！如果战争规模不扩大，那么从军学角度考虑，红军胜算实在很小；如果战争规模扩大，则北京首当其冲，将有成为战场的可能性。”

李济深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自从庚子国变以后，列强都获得了在天津驻军的特权，日本也在天津拥有一支兵力可观的驻屯军。更糟糕的是列强还完全控制着大沽口一带的制海权，如果战争规模扩大，那么干涉军就可以轻而易举自天津登陆，将目前民国的首都、中央政府的驻地北京纳入攻击范围之中。

李济深忧虑道：“红军的整个中央指挥系统都在北京，如果干涉军进攻北京怎么办？要预防这样的情况，红军就又需要在北京附近保持一支规模很大的预备队，可这对山东作战的兵力需要就会造成更大困难。”

l林淮唐心里也不禁泛起一层苦涩之感，即便在1914年中国的人口也排列在世界第一名，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空前的国家，竟然在兵力方面会如此吃紧。

这个老大国家的社会动员体制，的确是和时代有着极大鸿沟，已经到了不革命不行的地步了啊！

敌人有进攻上的主动权，漫长的海岸线每一处都可能成为干涉军的登陆地点，如果不能依靠政治和外交的手段使敌人在红军挑选的时间点、于红军选择的战场上交战，那么红军胜利的希望便的确渺茫。

“现在首都各中央部委部门还没有筹组完，我们随时可以转移到其他城市。”

林淮唐又想了想：“其他部委先不说，军事方面如中革军委、总参、总政等机关，都要做好战时转移到徐州的准备。”

“徐州？”

如果反干涉战争爆发以后，林淮唐是希望中革军委可以转移到徐州方面指挥作战。这不仅是考虑到徐州方便调度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也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用这种政治上的办法将干涉军进攻的矛头引导向淮海省较内陆一些的地区。

“徐州是老解放区，如果干涉军要深入中国内地进攻徐州，那对我们来说便再好不过了！红军在淮海省的群众基础要比胶东地区好一些，而敌人的补给线被拉长以后，红军就可以更多发挥主场作战的情报、后勤优势，我军也可以动员地方民兵打游击战。”

除了徐州以外，战时如果中央机关需要撤离北京的话，另一个较好的选择就是郑州。

但林淮唐考虑吸引干涉军进攻矛头的问题，还是认为徐州是比郑州更好的选择，郑州可以作为徐州的备选方案，就像后世抗日战争时重庆其实是武汉的备选方案一样。

第六十二章 大帐篷式政党

现在中革军委和各级中央部委的机关，自然都是在国民大会的授权下组织起来的。

这点其实并不奇怪，解放战争爆发之初，社会党即在解放区内完成了全国国大的选举，在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的国会和军政府，国大也在解放区内组织了临时委员会，所以中革军委自然是得到了国大的民主授权，在法理上绝无所谓的私相授受。

相当一部分中央部委机关，也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这些部门当然也就同样是在全国国大临时委员会授权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

只是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多数地区服从了新的中央政府，这以后林淮唐要求各省区补选国大代表，就是要将解放战争时选举、组织的全国国大权威性扩大到全国范围。

在各省的补选结束以前，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自然就是全国国大临时委员会。

在这期间，中央政府当然有管理全国的权限。

至于说各省区的国大补选，会不会导致一批反动分子混入政权中，甚至颠覆掉工农联盟的领导——在过渡时期的极端，新政权在阶级属性上当然还不能称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林淮唐已经打了这么多补丁的情况下，特别是国大临时委员会完全处在社会党主导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自是极低的。

在落后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工农先锋队实际上还要帮助孱弱的资产阶级完成民族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后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民族主义分子的力量，因为他们至少在民族的革命上与社会主义者共享共同的敌人，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本民族中依靠帝国主义列强来剥削本民族无产阶级的买办资本家，以及他们维持的傀儡政府。

但在击败了帝国主义列强之后，或者是在维持了本国革命成果不易被帝国主义颠覆的暴力基础以后，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敌对之中。

民族主义者的经济基本盘大多为脱产者，例如多数知识分子和小布尔乔亚，他们本身就从剥削链中受益，未必不赞成阶级斗争，但一定更倾向于鼓吹阶级调和的“全民党”。

而每日在工厂与农田中摸爬滚打的劳动者会对阶级压迫有更直观的认识，本身就带有对剥削者的仇恨，具有首创精神，是工农先锋队钢铁一般的基本盘。

如果不能分清先锋队内部的派系林立的事实，那么自然也就会迷惑于先锋队时不时的自我矛盾的政策，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左派无限可分”、“左派内斗”云云。

在政党概念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大帐篷式政党”，一般指的就是各种持不同政见者处在同一个政党里，就像吉普赛人生活的那种大帐篷一样。

西班牙内战中的人民阵线，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帐篷；此前社会党和进步党、共和党联手组建的人民革命联盟，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帐篷团体。

还有过去的同盟会，也可以叫做大帐篷。

但这都是比较容易辨别出来的大帐篷式组织，另一种不易被辨别出来的大帐篷式组织就是“全民党”了。

所谓“全民党”，正如其名字一样，就是要同时代表不同的阶级，在话术上常常是采取“代表国家”、“代表人民”这样的概念，其进一步发展就一定和法西斯主义撇不清关系。

“全民党”由于一般有较严密的组织，所以比之松散的大帐篷式政党看起来强大得多，但本质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组织无论在形式上多么严密都迟早会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本来就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被强行框在一个政党的范围内，迟早会自己毁灭了自己。

以苏共的历史而言，当工农先锋队变成一个大帐篷式的“全民党”时，苏共就在消灭其他意识形态支持者独立性的同时成为了其他意识形态支持者的大舞台——也就是说，自身成为了其他意识形态的寄生体。

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那么无论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会突兀出现在苏联历史上就毫不奇怪了。

苏共强大的组织反过来被寄生者所利用，苏共的组织越是强大，造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戈尔巴乔夫的几道命令就可以毁灭苏联，相反智利的阿连德作为共产主义者，即便通过民主选举合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阿连德也无法靠几条命令就瓦解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阿连德不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寄生于强大的组织中。

阿连德身后的组织，是被允许在智利合法活动的社会党，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吸收了智利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这就使得资本主义者们可以更方便地对左派进行限制，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限制左派革命者真正插手到智利最有决定性力量的强大组织——军队——中了。

不同意识形态产生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甚至哪怕相同的经济基础都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样的公有制下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想法：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将这些左派全部纳入到一个政党中就已经足够“大帐篷”了，更遑论是连走资派都一起吸收的“全民党”。

如果一个工农先锋队的列宁式政党，在它要求代表所有左派的时候，即便组织形式严密也难以避免思想上的混乱，当它不仅要求代表所有左派而且还要代表所有人民的时候，思想上的混乱就会反过来瓦解严密的组织。

一个实际上成为“全民党”的苏共，是不可能避免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出现的。特别是像戈尔巴乔夫，他瓦解了苏联又得到了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没有成为寡头，也没有享受上比之他作为苏共总书记时更好的个人生活和医疗待遇，像他这样软弱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该成为苏共的党员，戈尔巴乔夫可以成为诸如九三学社这类知识分子参政党的优秀领导人。

客观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政治理念而非一切急于利益考量的人，否则也干不出来总书记亲手毁掉自己权力基础的蠢事来，如果他是勃列日涅夫那种什么事情都不干只一心享受的人倒还好。本来像这种人在根本不接受苏共理念、不认同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是极不可能加入苏共的，但“全民党”要求代表所有人民，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进入党内。

中国社会党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大帐篷”式的政党，更加不能成为一个“全民党”。

想到这里，林淮唐环视周围一圈的同志、朋友们，他心知肚明眼前的这群人之中，一定有人和他持不同政见，有的人在长期交流和说服以后是可以改造的，但一定也有的人视自己的政治理念比生命更重要，这样的人是不可以改造的。

不可以改造的人就是反动派吗？未必，他们中有的人很可能不是思想落后，而是思想过于激进了，如果有革命者希望消灭家庭、消灭常备军，能说这些人反动吗？假使当这些人和林淮唐的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林淮唐应该怎么做呢？

杀反动派是很容易的，杀更激进的革命者呢？

光是这些人到底要不要杀、到底要怎么处置，都让林淮唐会觉得眉心疼痛起来。

时间还没到那一刻……

林淮唐想着，但总会有到那一刻的时候，杀敌人是很轻松的，但对曾经的朋友和同志，假使到了那一天，他该怎么做呢？

第六十三章 东北王

谷雨将至，榆关前的花草在阳光下恣意生长，海面上波光粼粼，两条悬挂着星轮红旗的军舰破开白色的海浪，一山山的绿意盎然，处处显出勃发的生机。

红军战士从北京的正阳门东站出发，火车喷薄蒸汽烟雾，载满革命军人的铁皮车厢，一车接着一车向北驶去。

京奉铁路上最早建成的路段是1881年建成通车的唐胥铁路，但更早的源头则是当初开平煤矿内的运煤铁路，那时候清廷还担心“机车行驶震坏东陵，喷烟伤害禾稼”，经李鸿章等人多方努力，朝廷才勉强允许以骡马拖载车厢在轨道上行驶。

从北京的皇城根脚下，直到奉天城外的皇姑屯火车站，这条铁路就成为了维系关内、关外交通的生命大动脉。

自东北撤除柳条边的限制以来，何止于百万生民沿着这条铁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闯关东”运动。

这也是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幕史诗绘卷。

“依山襟海，天下雄关！”

蓝天蔚透过火车车窗，一眼看到的就是如洗碧空下雄浑的山海关城，铁路两旁树影婆娑，壮阔的关城伫立在地平线的另一头。

“豪公，榆关至秦皇岛一线是今后红军控扼东三省的咽喉要地，今后若有国战爆发，我们红军一定要在这一地带建筑起强大的筑垒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