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324节

在法团内部选举中，林淮唐则主张“集选”形式的选举。所谓集选，也就是不能选举单一的候选人，而必须一次性选举若干名选举人组成的集选组，林淮唐坚持集选组最低也必须有四名选举人一起参加。这可以有效避免小型政党的异军突起，因为大多数小型政党是很难一次性推出四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的，在集选形式下极难同大型政党竞争。

这项选举制度上的设计，自然难免遭致许多人的批评。但这项设计又毫无疑问特别有利于大型政党，所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及由光复军改组的东南参政会，都全力支持林淮唐的集选主张。

而且客观的从公论角度而言，集选组的形式确实有利于政局稳定，可以避免旧国会时少数小型政党对国会讨论议程的破坏。

再加上集选形式仅是在法团内部选举中实行，它对选举议程的破坏也就没有一些舆论批评的那么厉害，像唐继尧就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兼顾民主原则的同时，确实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只要社会党不耍盘外招，坚持在游戏规则以下依靠自己的优势进行公平竞争，唐继尧都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袁世凯的问题在于本来旧国会的选举和组织办法，就是他和宋教仁单方面制定的，可以说游戏规则就是他和宋教仁搞出来的。但袁世凯却自己违反了游戏规则，在社会党缺席，国会根本不满足召开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召开还开除了所有社会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这就是完全破坏民主原则和旧国会的法理基础了。

林淮唐为了确保“工农联盟领导权”的大前提，在制度设计层面还花费不少苦心，例如这次国大选举对参选人的资格有特别严厉的司法限制，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都被禁止参加第一届全国国大选举，这也可以避免那些在反奸清算运动中遭到打击的反动缙绅趁机混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来。

如果说社会党在政治、军事和金融方面的统制政策能力，已经完全体现出了林淮唐所说的“独裁有胆”或者应该叫做“独裁有能”。

那么在国大的制度设计层面，社会党始终坚持保证全国国大如同宪法所言是真正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国大的人数被限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中，和旧国会相似，总共只有几百人的规模，社会党并没有把国大人数扩大到一个根本没法进行日常议程讨论的上千人、数千人规模；在这样的人数规模下，全国国大也就得以进行长期的日常讨论，而不是只有每过几年时间才召开一次全会，日常中则把所有议程讨论和决策能力委托给国大的常务工作委员会；确实在国大的选举和组织方面，林淮唐靠法团的设计确保了只有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政党才能拥有最大优势，通过女性代表保留席位的设计确保了进步阵营的优势，通过集选区的设计避免小型政党对政治稳定性的破坏……

但除此以外，国大作为一个实体真正拥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尊严，绝非橡皮图章的存在，社会党没有在法理上拥有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没有在法理上垄断和取代工农联盟的代表权，规则毫无疑问极大有利于社会党对国大的绝对主导权，但同时也要求着社会党只有在保证自己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保证自己代表进步阵营的时候，才能确保这种绝对主导权。

从理论上来说，军队还被社会党完全掌握着，也就是说社会党是可以用枪杆子来颠覆国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但从袁世凯的历史来看，没人会比现在的社会党更清楚那种做法对于新中国政治传统的践踏和破坏会多么严重。

有限的斗争应当被保留下来起刺激性作用，避免执政党的怠惰与松懈；法律保证国大中有反对党的声音，林淮唐也相信公开的、党外的反对者，一定要比隐藏的、党内的反对者更容易对付。

实际上反对者也不会因为不允许有反对党的存在而消失，党外无党、帝王思想的结果是什么？是公开的反对者隐藏自己的政见，混进你的队伍里来，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破坏你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是最顺从的效忠者，但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有力证明了什么叫做隐藏的反对派比公开的反对派破坏力更大。

林淮唐相信反对派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即便实现了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无产阶级内部难道不会因为工会管理问题、工农地位问题、工业化政策问题产生反对派吗？所谓的“左派无限可分”，假使左派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那么一个公开的赫鲁晓夫和一个伪装成服从者的赫鲁晓夫，到底哪一个更危险呢？

历史上的苏联在列宁时代，公开活跃着许多诸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这样的反对者，他们之中诸如布哈林先在外交上反对列宁，后来却在新经济政策上成为列宁最坚定的支持者，始终没有对苏维埃的体制造成动摇和威胁。

后来人是不能过分指责斯大林的，斯大林没有列宁的威望，在和托、季反对派、在和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中，取消一切宗派活动的要求绝对是正确而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但对统一思想的要求不断下滑跌落为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统一演变为消灭所有公开的反对派，这就注定了一群像托洛茨基这样已然失势本该成为惹人厌烦的喋喋不休的“公知”角色的人，反而成为了富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政治神像，这也就注定了无数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反对者将举起你的旗帜、混进你的队伍，成为原比托洛茨基更有破坏性的存在。

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那就是公开反对意见的“公知”，远没有隐藏反对意见的“两面人”可怕。

这一点上美国无疑比苏联更高明，在允许美共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办法对美共的活动进行监控和限制。相反若完全禁止美共合法活动，也就意味着丧失对其进行限制的能力，公开的美共和隐藏起来的剑桥五杰，又是何者更加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

无产阶级的斗争性是天生的，但斗争的手段却必须在现实中锻炼、适应和掌握。党不能做无产阶级的保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人民即便从教科书里掌握正确的历史知识，也无法避免被公知的文章蛊惑，能够战胜公知影响的是人民自己和公知的斗争，被保护过度的结果才是会失去判断力，诸如林淮唐印象里早年间许多荒唐可笑的公知文章也能一呼百应那样，反而是频繁的辩论和斗争才让真理越辩越明了。

社会主义不能仅由社会党代表人民来保卫，也需要人民自己来保卫，为此人民需要保持进行斗争的手段和能力，否则即便人民以绝对多数的公投结果要求保留苏联，他们也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阻止苏共内部的几个头头闭门开会就把苏联解体掉。

第五十九章 中央部委

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政治制度的，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也有可能是封建复辟者，也有可能是打着全民主义、超阶级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在阶层坠落的恐惧引导下，将产生反对旧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会将他引导到何处呢？有可能是寻求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可能是寻求封建君主的庇护，同样也有可能寻求施特拉塞的许诺。

施特拉塞兄弟、戈培尔博士都曾设想过没收大工业和大庄园，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还真的实行了这些国有化的政策。

昭和日本的皇道派青年军官，也梦想过北一辉设计的蓝图，那个早国际分工中受到“英米鬼畜”剥削的日本帝国，似乎有着再正当不过的“开拓”理由，政府则应当承担起统制经济的责任，在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成为第三方的仲裁者。

前门火车站附近插满了星轮红旗，成片的赤色海洋闪耀得唐继尧内心恍惚，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否已经降临了呢？

他想到了这段时间来和蔡锷的几次通信，松公极力劝说着唐继尧顺从社会党的一切政治要求，那么中央政府是否已经巩固了它的优势地位？这偌大的中华民国，林淮唐掌握了这么庞大的权力以后，又要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唐继尧心中甚至有几分恐惧——现在看来，林淮唐掌握的权力要比袁世凯庞大得多！

那简直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政治力量。

“中央希望唐先生今后可以考虑留居北京……”谢逸谋和唐继尧握手后笑道，“蔡松坡先生几次进言，他特别推荐唐先生以后留在中央，负责起和矿产开发或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

唐继尧低下头：“我完全服从中央的安排。”

其实到北京以前，唐继尧就已经从蔡锷的信里，大概弄清楚了社会党对他的安排：一个是资源委员会的副职，一个是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职。

社会党会考虑唐继尧的个人想法，让他自己从这两个职务中选择一个。

资源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都是正部级的部门，其中资源委员会要接受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民族事务委员会则要接受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导。

两个副部级的位置，任唐继尧选择，对他这样一个过去历史极有问题，而且已经被滇军诸将架空的地方都督而言，算得上是非常优越的待遇了。

这中间若非是蔡锷的争取，其实按照林淮唐的本意，中央能保障唐继尧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就已经很优待了。

至于冯国璋。

冯国璋走在人群中间，披着一件厚重的狐裘军大衣，还有几分北洋大帅的模样在。

谢逸谋说：“中央对冯先生，也有所安排。”

冯国璋眼神一动：“我听说中央要整编一支东北野战军出来，老北洋的不少兵都要调到关外戍边。我过去打了半辈子的内战，自感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如果中央需要，如若林主席还觉得我能发挥一点余热，那我是很愿意去关外走动走动的。”

冯国璋还是存着一点小心思，东三省建省以来的种种建设，多是由徐世昌主持的，北洋军也因此在关外很有影响力，如果冯国璋能争取到东三省中某省省长或军区司令员的位置，那不比在河南被红军四面八方包围着要好吗？

但谢逸谋的话很快就让冯国璋失望了。

“哈哈，关于冯先生的安排，也是林主席亲自提的意见，主席是希望您能够到文教委多做些工作，希望冯先生能屈居一段时间文教委的职务。”

文教委，也就是文化教育委员会，有权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和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同级。

按林淮唐的安排，冯国璋就适合安排到文教委员会做一个副主任，这还要比唐继尧的那两个部级委员会的副职高上整整两个级别。

但冯国璋听到这话，脸上挂着的笑容便有些凝滞起来，这文教委级别虽然高，但对冯国璋这样一个军人而言摆明了是没有实权啊。

什么教育、卫生、科学、新闻……等等的工作，这是他冯国璋闹得懂的东西吗？

冯国璋扯动嘴角：“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主席吗？”

谢逸谋笑着答道：“主席还在忙整军的事情，两位先生也都知道嘛，国内的战争基本上是告一段落，国家难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安定局面。但是这段时间各省都扩充了一大批省军，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咱们中国的财政状况实在危险的很嘞。非大规模编遣军队，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社会党控制中央政权以后，经过银元之役，财政困难的局面其实已经解决过半。更何况现在全国主要的铁路干线，泰半也为中央政府控制，原来抵制向中央解税的割据各省，诸如广西、云南这些地方的割据基础也纷纷被消灭，中央的财政情况其实原比袁世凯时期健康得多。

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一亿五千万银元，而现在社会党才刚刚控制中央政权几个月的时间，财经委员会那边就估计今年一年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在三亿银元左右。

这还没有计算上社会党在银元之役中获得的约一亿元盈余。

财政状况的转好，来自于好几个方面

正在山东、淮海、福建三省试点推广的土地改革政策，极大解放了当地的生产力，也消灭掉了一大批截留农业税的土豪劣绅；中央财经委员会对于金融的整理，特别是银元之役彻底消灭交通系以后，中央政府对金融界的统制能力极大增强；基层行政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党在乡、村一级推行的议行合一的国大委员会模式，虽然乡、村国大委员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一级基层政权，但社会党还是在干部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了将触手下沉到乡村中，对财税资源的汲取能力绝非袁世凯时期可比。

其余还有不少细节的方面，例如盐税制度的整理和改革，例如全国范围内厘金的整理……这些都集中在旧制度的整理上，效果比较土地革命那些措施小得多，但肯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比较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的最高岁入，才翻了一倍，林淮唐甚至还觉得很不满意。

毕竟他的“编遣计划”，名义上是“编遣”，但重点还是以“编”为主。红军的规模现在不是太大，相反，林淮唐依旧认为红军的规模现在还是太小了，小的完全不够看。

野战部队才二十万，即便算上地方部队、公安总队和赤卫队，也就只有四十余万的兵力，这今后还很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完全不敷使用。

更被提即将到来的反干涉战争了。

二十万的野战军，四十万的总兵力，就算再翻一倍，都很可能稍显不足。

第六十章 红军大整编计划

北苑兵营。

红军进京以后，作为样板部队的第一师就驻扎在北苑营房。袁世凯当初修建北苑营房时，本来就是按照数万人的规模修筑，所以在容纳冯玉祥旅官兵的以后，再去容纳一整个红军主力师的战士也不成问题。

这样，北苑也就成为了社会党进行军事整编的一大中心位置，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此前在北京城内对峙的冯玉祥旅、蔡锷旅以及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工人武装纠察队。

这几股武装的整编工作，在中执委和中革军委抵达北京的第一时间，就被林淮唐视为红军整编计划的第一项要务。

这三股武装，从政治上的可靠性而言，当然是工人纠察队高于冯旅，冯旅则高于蔡旅，从军事上的受训练程度而言，则是冯旅高于蔡旅，蔡旅高于工人纠察队。

按照中革军委提出的整编方案，首先是按照新通过的“三三制”编制方案充实部队的力量，总的目标是把三支武装整编为两个师的红军部队，其中一个师的师长为冯玉祥，另一个师的师长则为吴佩孚，但在军官和政委干部的任用层面，则要多向工人纠察队倾斜，对冯旅军官较多抽调其参加政治训练班，对蔡旅军官则较多抽调至其他部队。

暮春晓风吹过北苑大营，林淮唐、林时爽、林述庆等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都齐聚一堂，姚雨平也作为参谋部门的实际负责人带着一批精干的青年作战参谋军官，站在特制的巨型沙盘地图前面。

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李济深手持一支教棍，指着沙盘中很明显的山东省山川河流，一字一句介绍道：“……按我军第四次反干涉战争的兵棋推演结果来看，干涉军最大可能从山东龙口登陆，若青岛尚有第三国支配，则干涉军将会首先占领青岛北侧之黄县、掖县、平度、即墨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城镇，形成巩固的前进基地以后，再逐步自陆路对青岛进行攻坚——海陆则干涉军可能自仰口湾一带登陆，从青岛东侧配合作战……

……若此时青岛受我国支配，则干涉军极大可能利用海军的绝对优势，在胶东地区实行多点登陆，同时依靠海军舰炮火力的支援，以青岛、烟台等港湾为战场，消耗我军兵力……

……总参方面判断，干涉军兵力的最低下限为五万人左右，最高上限则难以判断，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干涉国国内政治和外交交涉方面因素的影响……”

林述庆沉声问道：“如果干涉军的总兵力在十万人左右，红军应以多少野战部队才有战胜的把握？”

姚雨平面色凝重，他点点头示意李济深一切条件都按照最糟糕的情况来计算。

李济深回答说：“……排除政治方面的影响，总参的推演结果是红军需要集结二十万一线野战军部队，才能遏制住干涉军的攻势。”

“如果要将干涉军驱逐下海消灭掉，或者是将其压缩到诸如青岛这样的少数据点内，需要多少野战军部队？”

“按照较理想的情况，我们认为也需要三十万以上的野战军主力部队参战。”

这个数字实在远超红军现在所有的力量，但总参谋部方面给出的估计，认为红军在防守态势下只需要二倍兵力优势就能战胜干涉军，同时在进攻态势下也仅需要三倍的兵力优势，这种估计其实已经是相当乐观。

林淮唐闭上眼睛：“对我们而言更理想的情况是放干涉军深入内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于胶济线西段甚至津浦线以西设置战场与敌作战。”

如果能够诱敌深入，使干涉军深入淮海地区的话，那么干涉军的海军优势就将无从发挥，红军则将拥有更大的情报和后勤优势。

不过李济深认为：“总参谋部方面的兵棋推演结果，均不支持这一意见。我们认为干涉军的攻击范围有限，在其国内政局发生其他重大变化以前，干涉军的行动范围很难达到主席设想的情况。”

日军……干涉军确实很大概率不会这样鲁莽，1914年的日军也不是二十年后的日军，何况干涉军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英国人意见的影响，林淮唐希望诱敌深入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干涉军更大可能是将作战规模局限在胶东半岛的范围内。

林时爽颔首道：“这会是一次有限度、高烈度的战争。”

姚雨平插嘴说：“要应对这样高烈度的战争，目前红军的火力配置还远远不足。但我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有限，各类火炮和炮弹的库存数量也比较有限，即便在这半年中全力自国外采购，也很难应付庞大的需求量。”

“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李济深把手上那支长长的教棍，指向沙盘上北京的方向，“集中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大量身管火炮，组建一支指挥部直属的加强炮兵旅甚至是炮兵师，使我军在某一个单独战场上能够形成优势或者至少与敌等夷的炮兵火力。”

按照现在中革军委通过的“三三制”编制方案，红军的野战师都只有三个步兵团，不再像北洋军那样配置炮兵团，而仅有炮兵营、炮兵连的编制。

这是照顾到红军进行扩军整编时技术兵器有限的情况，也是为了确保在火力一定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发挥红军的机动灵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