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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不求生 第287节

蔡锷向罗佩金吩咐说:“冯玉祥的要求太过分了,袁世凯是祸国之首,我们诛除袁世凯也是可以获得南方红军谅解的。他呢?他想要回袁世凯的遗体,这是做给谁看?冯玉祥是想收服东北北洋军余部的人心吗?他在北京就一个旅,真打起来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罗佩金脸色有些难看,低声说:“总长,我们找到吴佩孚了。”

“啊?”

首都革命当天吴佩孚带领着南苑新军三分之一的部队脱离了蔡锷主力,由于当时的局势过于混乱,蔡锷也无暇他顾,一直没有再找回来这支部队,没想到到今天罗佩金才突然得到消息。

罗佩金脸上带着又自嘲又苦涩的神情,说道:“刚刚西城的北京总工会发表了一份北京武装工人纠察队的编制名单,这个武工队的司令员赫然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吴佩孚。他……他带着新军部队整个投靠社会党了。”

吴佩孚拉走了蔡锷手下三分之一的兵力,这样就一下使得原本可以和冯玉祥旗鼓相当的蔡锷落入下风。当然更让蔡锷吃惊的事情自然是吴佩孚这时候加入社会党的阵营,足可以说明首都革命的背后一定有林淮唐的黑手在操弄着一切。

蔡锷喉间又剧痛了起来,他紧皱着眉头,终于苦笑道:“熔轩,我真是看走眼了。我想在中国找出来的那个政治强人,不就一直在我们的眼前吗?林淮唐手腕高明如此,真可谓是一位顶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并非我们为他做嫁衣,而是这一针一线本就在林淮唐的谋划之中。”

罗佩金问道:“总长,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英美列强都在和日本争执不下,公使团天天发函要求我们维持北京治安,但其他方面的帮助一点都不给,冯玉祥也是咄咄逼人,咱们继续拖下去没饷没弹……而且指不定什么时候红军就要打到北京来了。

直隶都督朱家宝在保定也是一日三电,听他的说法,他现在是给冯国璋、冯玉祥……还有我们,人人都打电报, 真是落水之人,一根稻草都不想放过。”

蔡锷靠在袁世凯的椅子上,闭上双眼,心中默想着落水之人又何止于朱家宝一人?身陷首都革命泥潭里的众人,谁又不是林淮唐的操线木偶呢?

这可真是一位再典型不过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家了,他的冷血无情和政治人格都让蔡锷在敬畏惊恐之余,又感到额外的惊喜与敬仰。

“恨不早知林君汉其人啊!”

蔡锷想了想,又回答说:“告诉冯玉祥,我们起兵推翻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与英人交涉密约、出卖中国主权,一切文件罪证都在总统府中存有影印副本,这些文件全部交给新闻报纸公开发行,这就是我们讨袁的大义所在!所以冯玉祥的要求我们绝不可能答应,然后就给社会党发电,本总长已在北京推倒袁政府,现亟待国民大会北迁组织中国真正唯一合法中央政府,并请社会党急速派遣红军北上接管大局……”

“还有……”蔡锷拍拍额头,总算露出一抹较开朗的笑容,“也派人去东交民巷,把国民党那群人都请出来吧。现在大局已定,他们还那样怕死吗?如果要阻止一个看守政府等待红军来接管,光靠咱们这点人也不够权威啊。”

“西城的那个总工会呢?”罗佩金有点疑惑道,“若要把中央政权移交给社会党,我们直接和北京总工会接洽就可以了吧?无论如何吴佩孚和咱们也有些交情在。”

蔡锷对此明确摇头:“要和林淮唐直接谈!否则连这样一个较平等的姿态都没有,我们还谈什么看守政府,将来真是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了!嗯,孙黄二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一直都在洋人的医院里待着,没出什么事。两位先生今早刚发出一份联名通电,也是呼吁红军尽快北上收拾善后的。”

“可惜,两位先生太早功成身退,不然由他们主持国民党,事情还不至于到此地步,唉!林淮唐和社会党已是飞天之鸟,但他们究竟能把中国带到多高的高度?我还想不到,也还想不明白,林淮唐为何能够如此神奇?他蹿起这样快,对中国来说又究竟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咳咳……”

说着说着,蔡锷又捂住嘴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将手拿开时,罗佩金一眼就看到蔡锷的手掌上沾染了大片血迹,揪心道:“总长,你的身体……”

蔡锷摆摆手:“不值一提,咱们这些旧时代的人,或许真是跟不上林淮唐掀起的新浪潮了……新人辈出,对国家而言总归是好事。哈,我只是怕自己看不到那一天。”

蔡锷勉力站起身来,重新一丝不苟地戴好手套,慢慢说道:“拟电文吧,用北京临时看守政府的名义邀请红军北上——还有给保定的直隶都督朱家宝也发一份电报,也是以北京临时看守政府的名义请朱家宝向红军移交直隶省一切地方政权,算给朱家宝一个台阶下吧!我也不信若红军不保持克制,朱家宝还真敢和红军动手。”

蔡锷最后又咳了两声:“咳咳……我们的事情算是做完了,接下来也不知道日本人会怎么出招。但别管林淮唐的手腕是肮脏还是光明磊落,他确实把重新统一中国的这盘棋下得极好,无论内政外交,现在对社会党而言局势都是一片大好啊!”

第一百四十七章 看守

出总统府以后离开铁狮子胡同不远处,仅隔着一条大街就是南苑、北苑的两支军队各自布置封锁线,数百人持枪对峙的态势。

冯玉祥这边已经收到了包括山西都督阎锡山、热河都统姜桂题及东北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来电支持。这些距离北京最近的北洋系旁系人物,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北洋团体土崩瓦解的大趋势下保存自己的利益,利用冯玉祥出面联络南方社会党,也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之一罢了。

冯玉祥当然也清楚自己背后的军阀头子无一个可靠之人,但他对蔡锷递出的橄榄枝却同样是不感兴趣。

“北京临时看守政府?”冯玉祥和张之江、鹿钟麟等部将闻言都大笑了起来,“北方还有一个政府吗?蔡总长到此地步,凭借一座总统府和半个旅的军队,还想做和林淮唐平起平坐和谈的大梦,不知道该说他大胆好还是该说他的天真好。”

蔡锷最大的错误,那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早就已经和社会党人暗通款曲。当然像冯玉祥这样的北洋嫡系,又是大屠夫陆建章的内侄女婿,一般人也确实难以想象到他竟然也会是社会党在北方埋下的暗棋之一。

北京街头上的气氛依旧十分紧张,宗社党的余孽已经被肃清得差不多了,但是南苑、北苑两支军队各自封锁街道,也都架起机关枪严酷对峙。

只有在北城和总工会控制的西城交界一带,氛围才变得逐渐宽松了起来。市民可以自由穿行在两个城区之间,士兵们也不会进行任何阻碍,甚至于总工会和北京学联的不少宣传干事都已经进入到了冯旅控制的北城做宣传活动了。

紫禁城和总统府再往北的城区一带,现在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社会党的宣传标语,不少政治嗅觉灵敏的商铺也很快收起五色旗,换上了代表红军的星轮红旗。

一时间北京的西城和北城都是赤帜飘飘,一派迎接红军北上接管首都的欢欣气氛。

“回绝蔡锷,我们不承认北京临时看守政府的存在……”冯玉祥想了一下,又重新组织措词说道:“转告松坡先生,北方形势动荡,局势糜烂至今,非我数人所能收拾。与其组织一临时看守政府承担北方大局糜烂的责任,不若各部均保持克制,静待红军北上接收。”

张之江提问说:“如果蔡锷不接受呢?他现在在请躲到东交民巷的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府啊。宋教仁名义上还是北方政府的内阁总理,这个名义多少价值一点分量。”

冯玉祥想想,道:“咱们和总工会那里联系一下,你亲自去和子玉谈,我们两边联合起点去电遁初先生,请他现在不要出山接这个烫手山芋。遁初先生如果不傻,应当不至于自己跑到火上去烤吧。”

一场首都革命,几家哀愁几家欢,北方剩下来的这点残山剩水,依旧免不了军阀官僚和政客之间的明争暗夺与勾心斗角。

想到这里,冯玉祥不禁长叹一声,北洋源出湘淮军,而湘淮军本身又是暮气深重、腐朽已极的满清王朝之一部分,如此风气因袭,在腐烂透顶的旧基础上又怎么可能生长得出新根呢?

他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就是在暗中支持红军了。

今后的中国,也唯有红军这样一股完全新生的力量,才能够使中国重新腾飞并走上一条真正的富强自由之道。

西城这边的治安和秩序则恢复得较之北城区更早一些,总工会和北京学联的地下组织人手当然比冯玉祥要充分得多,而且有着众多工友的帮助,再加上政保局不少潜伏人员的协助,无论是恢复治安还是逮捕肃清宗社党的余孽分子也都容易得多。

现在北京总工会和北京学联不仅完全恢复了公开的活动,而且就连社会党的北京党部也重新挂出招牌开始正式办公。

在红军已经渡过黄河即将挺进北京近郊的关键时刻,刚刚重新打开大门的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自然也就成为了首都革命后一批幸存政客官僚眼中的香饽饽,顿时门庭若市,欲投入其门下者不可计数,还有许多人重新提起当初国会大选时社会党在北京公开活动,自己如何如何协助过社会党的往事,全然不提自袁世凯宣布戡乱以来,自己又是如何百般攻击社会党为“社贼”、“红匪”的。

沉渣泛起是不可避免之事,但可以庆幸的一件事是首都革命这场大动乱,虽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伤害非常大,也祸及了无数无辜的普通市民,但同时也极大打击了北方的封建残余力量和其附庸的帮闲政客。

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即便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立场上来说也很不彻底的革命,北伐军始终未能打到北方封建力量的大本营北京,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洗涤封建残余。

反而是这次的首都革命,宗社党的暴动和屠杀从另一个方向极大冲击了北京的封建秩序。

一大批从清朝时期延续下来的达官贵人、政客官僚、社会贤达、绅商名士……全部死于祸乱之中,再加上这几天来各方势力对宗社党等满清余孽的大清洗、大搜捕,又让另外一群侥幸逃生的前朝贵戚也落入罗网之中,北京的封建残余力量算是遭到了一次极彻底的根除了。

社会党的北京临时党部现在已经开始起草北京国大的章程,很快伴随红军的到来,社会党还是要建立起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式的政权,现阶段的目标是这个会议要首先把各个反帝反封建的阶层囊括进来,今后的主旨也是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制度为首要的任务。

政权的具体属性,现阶段则要先效仿当初社会党与国民党、光复会在上海联合执政时的“市民政权”模式,可以先把工人、商人、学生、军人及一切自由职业者都囊括进来。

所以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提的口号是“组织民选市民政府、争取国民领导权”,在红军抵达以前,也是在林淮唐到京以前,社会党的任务首先是夺取领导权而非整个地去夺取政权,是要以民众的市民代表或自治会议为将来工农联合的国大做准备,所以要尽量使各区各团体都推出代表,自己组织小政府,解决自己区域的市政,然后集合总的一个民众的政权。

北京临时党部的负责人李大钊在中间极力奔走,如他所言:“现在社会党的一大任务是博取北方国民的信任感,口号上我们要求提出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抵制所有妨碍真正人民民主的改良口号,现在北方民众尚未普遍明了我们国大和此前袁记国会的区别,因此我们去尽量宣传,这样才能在政治上为红军的到来做好铺垫。”

北京临时党部的做法比之蔡锷提出的“北京临时看守政府”而言,当然对一般民众更有吸引力。市民政权、市民公会和市政自治的口号,也比之看守政府那种使人感到惴惴不安、无论如何不能长久的观感要好得多,所以一经提出便马上获得了北京广大市民的普遍拥护。

当然这背后即将到来的红军,也使得北京市民们更愿意信赖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提出的市民政权口号。

现在的北京人只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当下这种看不清未来的局面。

红军还在哪里?北京市民空前渴望着红军队伍的到来。

第一百四十八章 觉醒

“敬礼——”

德州火车站前一排红军战士齐声鸣枪后同时敬礼,动作的井然有序仿佛一道风中松林随风摇摆,真使人一见而为之心悸,肃杀之气顿时席卷整个车站。

黄河以北的雪花较华东更大片,纯白色的雪片朵朵飘落,有的落在车站棚顶堆积成厚厚的一摞积雪,有的顺风滑落在革命官兵的军大衣上,还有的飞至火车头的蒸汽里,被融化成点点水珠。

“同志们好——”

林淮唐还是穿着一身简单的列兵军装,肩膀上披着一件长款的深色大衣,比之往日唯一不同只是今天多戴了一定镶嵌有红色五角星的大檐军帽,显得更正式些。

他刚和林时爽、林述庆一同从军车专列里走出来,月台中的红军官兵以及山东各界专程赶来德州迎接“主席”的一大堆代表团,立刻就发出阵阵山崩地裂般的欢呼声。

“主席好——”

“主席好——!”

“红军战无不胜——林主席永远健康——”

林淮唐微微一皱眉,他相貌虽然不像蔡绮洪、陈更新那样属于特别清隽秀美的范畴,但也算挺拔英武,眉间紧蹙,也有几分吸引人的地方,无怪乎自林淮唐鹊起以来数年间,大江南北会多出那么多他的女性崇拜者来。

“是我们最最亲爱的国民永远健康才对。”林淮唐自嘲一笑,“这样的阵仗,颂亭啊,你看是不是又是陶骏保搞得?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他是从来不听的嘛!我看不挨几个处分,陶璞青还搞不清楚社会党和他那个大清官场的差别嘞。”

林述庆微微一笑,陶骏保是他的镇军旧部,但从镇军加入社会党之中直到现在,镇军这座山头都是以最主动的姿态融入到红军的主流之中。

到现在几年过去,镇军的骨肉算是完全与红军合二为一,完全不能称之为一个山头派系了。

包括陶骏保,他虽然原本是林述庆的副手出身。但自从镇军加入社会党以后,林述庆就基本没有再担任过陶骏保的直接上级领导,两人工作也少有交集点,也是由于林述庆这种光明磊落的心胸和态度,所以他才能成为非黄花岗起义出身,但却是社会党党内排名前五的人物。

林述庆不以为然地说:“璞青是有些前清官场的积习毛病,但我听人讲他这两年改的是很多啦。君汉,你难道不相信眼前这一幕都是发自山东军民对社会党真心的拥护吗?”

林淮唐哑然失笑:“我相信!为什么不信?社会党走到今天,虽然不能说各方面做得尽善尽美,甚至于如果让我自己来打分,这条革命之路满分是一百分的话,我对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考卷成绩也只能勉强打一个六十五分。但和清廷、北洋乃至于国民党、进步党那些人比起来,我又有充分的信心说社会党的表现一定赢过他们一百分。”

这两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在让国民大众对前清那种封建制度完全失望的同时,也使得民众们对以袁世凯为首的一批老成持重的封疆大吏们完全丧失信心。更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两年来每一次民国军事、政治上出现重大危机时,无论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拙劣表现,也都令民众们对于所谓的宪政政治、内阁政治、国会政治大失所望。

时间已经来到了1913年的最后几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尚未经历后世一战夹缝中的那场春天,力量尚弱小且单薄,主宰政局的最大势力依旧是纯粹地主阶级出身的封建力量代表即士绅阶层。

首都革命其实就是对士绅阶层的打击最大,因为溥仪和袁世凯的同时死亡,已经从两个方向完全宣告了不论是倒退、复辟还是维持现状,均为当下不可能的事情。

士绅阶层再也给不出一个新的解决时局的方案,甚至就连推出一个过渡性质、妥协性质的人物都做不到了。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力量依旧是极为庞大的,但在政治上它的力量已经开始急速萎缩起来,特别是在完全丧失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力后,这个阶层很快就要面临社会党借用中央政权和国家机器发起的打击,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

但士绅们既不能有此先见之明意识到自身已经来到了毁灭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即便有此意识,也无法推出什么政治人物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了。

现在北京虽然还有蔡锷、宋教仁、汪精卫、张謇、章太炎、黎元洪……林林总总许多人持有和社会党不同的政见,但他们几乎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基本盘内,与纯粹大、中地主阶级出身的士绅群体也不算一路人。

士绅们对林淮唐唯一能做的反抗举动,可能就只有组织讨赤民团阻碍红军北上了。

可以现在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这种做法简直是自取灭亡,只能加速士绅群体作为一整个阶级走向没落与死亡的进程。

林淮唐站在德州火车站的站台前,一眼望进北方的丛云中。他的步伐向前又踏出一步,军靴落在积雪中,踩出一步足迹清晰可见的脚印。

林淮唐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革命家,社会党也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

1913年年底的中国即将受到社会党的支配,这是一片截然不同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热土。它有比之二三十年后那个民国更落后封建与保守的一面,也有比之二三十年后那个民国农村元气更丰沛、资产阶级力量更弱小的一面。

它有十足的生气,也有更多殭尸般的暮气,它有荒凉惨淡的一面,也有晚清新政来生机逐渐勃发的一面,它有资产阶级如雨后春笋般飞速壮大起来的一面,也有工农群体在社会党领导和刺激下更快速觉醒起来的一面。

林淮唐将帽檐微微朝下一扯,面向火车站前的迎接人群,用尽全身力量喊道:“红军北上——我,林淮唐,还有社会党中执委与中革军委的同志们,即将前往北京,使代表咱们中华民国真正劳动民众的国民大会的权威,普照到我中国的每一方国土上!

我也静待着诸位——工人也好、农夫也好,亦或者是店员、军人、职员或商户老板——我静待着每一位民众都参与到这股中国觉醒的浪潮里来,使这股洪流升腾得越快越好,使它升腾得越高越好,使我们万众期待的觉醒年代来越早越好!

我静待着——我们的觉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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