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78节

光这个学校，花费就不下十万二十万银元之谱。

然后军械厂的问题，徐州兵工厂、蚌埠修械所、龙岩修械所，还有和廖仲恺合办的惠州兵工厂，又是一项花费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建设。

潮漳泉一带，现在还在整理旧路，并且准备组织农会和工程兵修一条连接潮梅、闽南和闽西地区的公路干道，花钱虽然少些，但人力动员规模很大，多少又将影响到闽粤一带农会今年组织的修筑水利活动，结果也会导致农业收入的减少。

还有船运局，社会党刚刚把福建和上海的船运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华南海运公司，但中国商轮不足，华南海运公司同样不得不采取公募商股的办法，还准备从日本租借几条商轮，一样花钱不少。

林林总总全部加起来，没有几千万元，社会党制订的这个【一年计划】。，光是想去落实就已经极为困难。

中间如果还想改善群众的生活问题，自然难上加难。

林淮唐摇着头感慨：“中央执委会制订的一年计划，预订各项指标已经是几次调整，一次比一次低，然而党内同志们依旧普遍感到想要完成指标任务，困难度极高。”

一年计划，便困难如斯，林淮唐不会造特效药、不会投资外国油田、不会造丝袜，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财政的困难让他肩上压力越来越大，到上海以后连续两三天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合过眼皮，至多在坐车坐船的间隙时打半个钟头瞌睡，眯上一小会儿，接着又便投入到连续的高强度工作之中。

林淮唐一面拉着留在上海的几位执委调整一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另一面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每天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华侨、绅商。

他不喜接触商人，有时候真怕控制不住自己，在这群阔老板面前流露出杀气来。然而为了解决一年计划中一部分轻工业项目的资金问题，林淮唐也只能选择硬着头皮来谈商务了。

恰饭，寒碜吗？寒碜也只能装成不寒碜。

“……交通问题是整理旧路优先于修筑新路，修筑简易的公路优先于工程量浩大的铁路……”

“……租界日本商轮的问题，如果款项不能赊账，我们就坚决不谈，必需赊账交易……”

“……干部培训班？不能停，各个县都要办起来，钱的问题我来解决……崇明岛两座学校，也要开办将校特别班，像我们收编的淮上军高级将领，都可以送到将校特别班去……”

“……军工生产以轻机关枪、手榴弹、新式迫击炮为重点攻关项目……官兵训练中要加紧普及机关枪的拆解和安装技术，士官训练中要强调机枪阵地布置与相关的班排战术训练……”

“……京汉线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了？好，我们要声援他们的行动，要确保党对铁路工人的领导权……”

林淮唐难得回到上海一趟，中央执委会下属的各个部门，都把他这个精力超强的书记长当成了最好用的工具人，他分身乏术，忙得活像个陀螺到处转，但即便如此，靠着众多党员们搞星期日义务工作、搞党费捐赠，也还是入不敷出，无法在根本上解决社会党一年计划资金不足的问题。

刘师复很无奈地坦白道：“书记长，其实一年计划最初制订各项指标时，我们不就确定过一个招商引资、使用私人资本的比例吗？现在一年计划中商股资本的利用率，甚至还没到我们原定计划的60%，这样资金问题怎么解决？同志们都明白书记长用心所在，大家也不想让那群绅士老板插手到社会党的事业中来，但中国的资本绝大多数都掌握在这群人手上，我们既然不能直接没收他们的资本，就只能先选择利用。”

林淮唐强打精神，他捏着眉心间的位置，刺激自己保持清醒：“黄少通还在催我去厦门，据说兴闽银行那边准备发公债，黄少通和蔡绮洪都催我过去，他们发来的电报中央执委会研究讨论了吧？”

“研究过了。”刘师复答道，“但我们都不是财经和金融方面的专家，我对黄少通说的那些东西也是半懂半不懂。”

林淮唐悠悠道：“我这几天也在和黄老总通信讨论过，我也不大懂财经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那些办法——我以为可行。具体等我到厦门以后，同他详细再谈谈，就会立刻给他们复电一个可行性报告。”

“书记长什么时候去厦门？”刘师复有些担心地问道，“同志们都担心您的身体状况。”

林淮唐哈哈笑道：“担心个屁！中央几个部门都把我当老黄牛使，真没看出你们担心在哪里了。罢了，我的身体状况你们都清楚，放倒七八个彪形大汉不成问题。你才是，刘书记啊，瘦成这个样子，你才是要注意注意身体健康。不多说了，尽快帮我安排一下船票，我要快点去厦门了，我在黄少通他那个方案的基础上又做了些修改，如果可行，钱的问题立刻就能解决。”

刘师复有些不敢相信：“一年计划总投资额我们第四次调整以后，也还差着近八百万元的缺口，黄少通能有办法解决吗？我们是已经算进去了兴闽银行扩大发行量这点了！”

“如果可行，八百万元的缺口肯定不是问题，甚至再翻一倍都不是问题。”

林淮唐垂下眼睑，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包括了进行高投入高积累的同时，还完成了还清一切内债外债的历史性任务。

如非必要，林淮唐也不愿意选择使用募集公债的方式来搞建设。但有时候他也需要承认，社会主义即便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它也至少需要建设在具有一定基础的工业水平之上，纯粹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只能催生出波尔布特而已。

哪怕林淮唐认为红色高棉的惨痛历史教训中，不乏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着各种别有用心的意图，将朗诺等军人政府造成的灾难，全部归诸于赤柬一个背锅侠身上，哪怕林淮唐认为波尔布特取缔金边这样建立于殖民地经济之上的大都市——拥有200万人口的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座在殖民地经济与美国对柬地毯式轰炸塑造下形成的畸形城市——具有其内因性，林淮唐也必须承认赤色柬埔寨的解放确实是一场被白白浪费的胜利。

社会党人绝不做张献忠，也不会做中国的波尔布特，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重要的是团结所有可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权的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爱国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其存在虽与反动社会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可以赢得他们来针对主要敌人，林淮唐甚至没有想过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能够废除一切关于金钱、信贷的符号。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林淮唐痛恨张献忠与赤柬，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催生了张献忠？个人的失心疯与妄想症？还是说泥腿子出身的造反者，天然带有疯狂的基因？

难道大肆杀良冒功的洪承畴、杨嗣昌，用收集制度完全摧毁了柬埔寨农村的中国人民老朋友某亲王，还有使用汽油弹维持政权的朗诺，他们在张献忠的面前就是正义的吗？

杀掉柬埔寨五十万人的朗诺，炸毁柬埔寨一半以上稻田的炸弹，还有杀掉柬埔寨几乎全部用来拉犁的大牲口的B52，难道都是张献忠式的赤柬吗？或者说，难道使明末整个四川陷入食人地狱十多年的，是仅仅在甲申年前后短暂控制过成都平原的张献忠吗？

社会党要警惕自己成为张献忠，但即便是八大王张献忠，林淮唐也认为他比上述几位更称得上“正义”二字。

宇文旗帜鲜明反对波尔布特和张献忠，不要剿洗宇文！

第三十九章 另一个蔡锷

如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务实方式来解决问题，林淮唐便只能选择募集公债解决社会党一年计划工业建设方案资金不足的问题。

林淮唐一再强调，告诉自己，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与拯救者，在现实的面前社会党人不能选择弯腰和屈服，更不能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做让步与妥协，但社会党人也需要承认现实，并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革命。

正如那个人所说的，当社会关系阻碍生产力时，工具通过人民说话。那么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否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呢？相比较之下，肯定是带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主义地主阶级，阻碍更大。

但这也不代表林淮唐便只能默默选择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接受资本主义中一部分暂时具备进步性的因素，绝不等同于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别是在中国，在出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健康的中国。

简单来说，比如现在上海广为流行的包身工、童工、拿摩温等制度，难道属于资本主义中具备进步性的因素吗？

恐怕并不是，无论包身工、童工还是拿摩温，其用意都在于强化工厂一方对于工人人身依附关系的掌控权，而众所周知，人身依附关系正是封建主义的核心要素，也是资本主义自打每个毛孔中散发着血腥味诞生以后，旨在全力破坏的一种糟粕。过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短时期内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长远来看即意味着工人的农奴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下消费能力的极度萎缩。

所以即便站在更健康、更成熟的资本主义一方角度来看，像包身工、童工和拿摩温监工这样的制度，也都该被废除。

那么发行公债呢？以实行激进社会主义自诩的林淮唐，如果募集公债，是否便有悖于他的政治原则呢？

从历史情况来看，苏联在政权建立以后，从1922年到1957年的35年间，统共发行了六十多次公债。

苏联发行国家公债是从1922年开始的.当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原材料和燃料严重不足，大批工厂停产；农业生产由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粮食产量锐减，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市场物资奇缺，物价猛涨；财政收不抵支，出现巨额赤字。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苏维埃政府开始发行国内公债。

这时苏联发行的是一种实物公债，即“1922年第一次国内短期粮食公债”，发行额度为1000万普特裸麦，还本期为六到八个月。债务发行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平均市场价格收取货币，还本时可以用实物偿付，也可以按裸麦的实际价格用货币偿付。

即便托派也不否认苏维埃1922年发行实物公债的正确性，当然苏修的例子或许只能是修正主义下的措施。那么在林淮唐所知的中国历史上呢？

五十年代中国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些公债的发行为克服财政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发行公债来解决暂时的财政赤字困难，都比单纯增发纸币效果好得多，也有利于人民得多，而且绝对是不违背社会党政治原则的。

共产主义切忌妄想狂的存在，林淮唐既然不能妄想出制造丝袜的技术，也不能妄想出美国油田与股市投资的暴富圣经，那他就只能选择在承认苦涩现实的基础上再做全部努力。

黄浦江浪花滔滔，天气晴朗明媚，初夏的阳光里都好像带着火热的空气，碧海蓝天之下是辉煌的大都市、是烟花洋溢的外滩西洋景，也是衣衫褴褛、瘦弱而年轻的贫民在艰苦求生。

林淮唐已登上了前往厦门的客轮，船只自然来自于社会党掌控的华南海运公司，这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林淮唐还是明白的。

他把手攀在甲板旁的栏杆上，心情始终带着些微的阴郁，北伐军第一舰队的司令谢葆璋在南北议和以后暂时失去了舰队司令官的头衔，但旋即又成为了社会党控制下的烟台海兵学校新任校长，他在上海发动前清时的旧关系为海校拉来不少老师，现在也准备与林淮唐做同一条船回福建去。

“谢司令，我听说你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谢葆璋沉默不言，只是轻轻点头认可了林淮唐的说法。

林淮唐有些讶异：“为什么呢？去年谢司令不是一直坚持做党外人士吗？其实像谢司令这样人脉广泛的人，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做我党的朋友，好处也非常多，至少当您去拉人来烟台海校的时候，一些老官僚不会对您太过反感。”

原本袁世凯政府是准备任命谢葆璋做海军部次长的，但谢葆璋自己拒绝了这一位高权重的任命。他脱掉了那身设计还算不错的前清海军将官军服，也没有戴惯常使用的白手套，而是像林淮唐一样，穿着一件由日本中学生校服改良来的“中礼服”，也就是后世常说的中山装。

谢葆璋没有直接回答林淮唐的问题，只是说着自己在烟台和上海的各种见闻：“……革命成功了吗？民国建成，各省或者响应先生号召召集国民大会，或者响应宋教仁先生的号召建立政党，准备参与国会政治，种种新气象，学生们也热情万分，真有开国模样……但我听说武昌最近有所谓群英会的事件，国民党人与黎元洪一派的共和党人互相攻击不休，我分不清谁对谁错，但黎元洪重新任用许多前清时我有所了解过的龌龊官员担任要职，这却是事实，像蔡汉卿那种人，从前说什么给他四十把大刀要把文学社社员杀绝，现在也是鄂军师长了……

……可是国民党又如何？蒋翊武是国民党中我很佩服的一个人物，但黎元洪说任湖北警察学校校长的国民党人祝制六组织群英会，要暗杀黎都督，派人把祝制六等一批人全杀掉以后，蒋翊武却代表国民党说被杀数人与国民党志不同道不合，竟不承认祝的党籍，连我都知道祝制六是同盟会元老，蒋翊武所言算什么呢？”

林淮唐默然：“国民党不敢为祝制六等人伸冤，无非害怕因为破坏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损毁掉宋教仁实现议会政治美梦的机会。”

谢葆璋说道：“书记长先生认识云南都督蔡松坡吗？”

“蔡锷？我认识他，恐怕他不认识我。”

“我和蔡都督在前清时有些私交，他主张军人不要入党，对我影响很大。”谢葆璋缓缓说出他此前没有向社会党提交入党申请书的理由，“我向来信服蔡锷都督的政治主张，但近来在贵州发生一桩事件，又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先生知道贵州的自治学社吗？自治学社社长张百麟原是贵阳政法学堂的监督，我们两家有些世交。”

谢葆璋看向上海码头以外的海平线上，眼神有些惆怅：“我幼时曾与张百麟见过几次面，后来他到日本留学读书，我们也还有通信往来。前不久蔡都督派去督黔的唐继尧，与贵州宪政党、耆老会的一批人同时发难，以防军两营冲入张百麟的住宅中，将他当场打死，乱兵还把百麟的双耳、双手割下，悬于贵阳督署大门之上。

唐继尧是蔡锷的心腹部下，他杀戮自治学社的行为，我很难相信没有得到蔡都督的支持和默许。蔡都督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但唐继尧之杀张百麟，如此蛮横行径，到底是为国还是为党呢？”

谢葆璋的话让林淮唐又重新认识了一下蔡锷这位历史上声誉极佳的革命伟人，林淮唐高中时看过谢铁骊执导的电影《知音》，对片中以身许国的蔡松坡印象非常好。

林淮唐记得蔡锷去世时，天下间不分敌我纷纷前来悼念，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林淮唐高中时的历史老师，曾给过林淮唐一个理由，理由很简单：蔡锷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然而谢葆璋的话中，却浮现出一个与林淮唐记忆中并不完全相同的蔡锷形象。

第四十章 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

林淮唐想了想，解释了一句说：“在蔡都督看来，民国初建当以救国为前提，而救国的前提便是必须建立强健有力的中央政府，建立强健有力中央政府的前提又是拥护袁世凯。如此逻辑推导之下，他便将自治学社的张百麟先生等人，当成了乱政之人吧。”

“乱政之人？”谢葆璋闭上眼睛，“社会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主义之争，远比蔡锷与国民党的主义之争激烈得多。但蔡都督此举，实在与胡汉民没有任何区别，我对百麟知之甚多，他性格温慢，若非情势所迫，怎会与人冲突至此？何况杀人以后，还将双耳双手砍下示众，如此做法，简直比胡汉民还要残暴。”

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和广西，各都督都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宣称“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并且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和军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维护袁世凯的统治。唐继尧说得更直截了当：“继尧外观时变，内察国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

所谓“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凯。

云南贵州广西这三省，现在都排斥同盟会势力。唐继尧虽是老同盟会员，实际上这时已完全成为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蔡锷和他一样，前些时候才在报纸上说孙中山过于坚持南北之见有害于国家统一，近来又要求袁世凯取消省制，企图根本取消各省革命势力。

唐继尧残酷镇压贵州自治学社的事变，即使《临时约法》保护的集会结社，也完全加以取缔。蔡锷则对唐继尧一如既往进行支持，还在报上公开发言说：“一旦舍去，不独黔省良善无以安生，且全黔又必为某党势力所弥胜，于国家前途，关系匪浅。”

林淮唐的眉间紧紧皱在了一起，蔡锷很明显是把救国与拥袁划上了等号，然而当反动派把持中央政权的时候，无条件无底线地提倡所谓拥护中央，便等同于是拥护反动势力了。

这又让林淮唐想起双十二协议时国共两党的争论，“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何者更为重要？国民党要求全国军队首先实现国家化，而那个人则清楚点明——在政治未能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之下，所谓军队国家化，便只是把一切枪杆子送给掌控中央政权的反动势力而已。

谢葆璋摇摇头道：“书记长，百麟与蔡都督之事，是我的私人感情之事。我加入社会党，是因为对蔡都督军人不党主义感到失望而已，并没有要求社会党为我报仇的意思。即便将来社会党要与西南都督们有所合作，我也不会因此迁怒于我党党人。”

“谢司令——惭愧，谢司令，我感到很惭愧。”

海风吹过林淮唐的发梢，湛蓝汪洋中的腥气让他从阴郁中清醒许多。炙热的阳光映照在客轮的甲板上，使二人的影子被长长拉开，交错在一处。

“谢司令，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向你做保证，社会党今天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在未来，无论过多少年，我们都依旧不会改变。”

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全国的政治思潮都还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况中。林淮唐认为在这一时期不能太过去苛责他人，贵州镇压自治学社的事情，毕竟是唐继尧亲手为之，这笔血债还是应当记在唐继尧和贵州宪政党党人的手上。

但如果蔡锷在今后，依旧保持这样的反动立场，继续站在革命、进步的对立面，那么革命力量也就只有打倒他了。

林淮唐说道：“无论是谁，当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帷幕完全拉开时，若他还坚持站在反革命派的立场上，我们中国社会党就不能不号召国民将他彻底打倒，无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