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不求生 第169节

第十七章 夜谈前途（一）

上海夜色如墨，幽漆的巷道里弄最深处，污浊遍布，淡色的灯光昏昏暗暗，时隐时现。半轮明月浮动中天，黯淡的乌云连绵一片，林淮唐和林时爽两人一起坐在工会宿舍的屋檐下，透过月光下斑驳的树影，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在东京读书的少年时光。

“那时候君汉怀揣着章太炎的苏报来找我，突然大讲种族革命的道理，吓了我一大跳嘞。”

暮春时节，上海的枯树上已成长出了青翠欲滴的嫩芽与树叶，风声松动，枝丫摇摆，叶子的身影投在林淮唐的脸上，一道道像灰印似的，又好像战场上硝烟留下的痕迹。

林淮唐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从东京到黄花岗，从黄花岗到梅州，再到今天，咱们这一路走来也算唏嘘不已。”

林时爽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背对着林淮唐，仰起头望向天空的繁星，突然间又伸出手指，说：“看，是星汉。”

民国元年的三月中，上海的夜空难得一见如此明媚灿烂的绚丽银河。闪亮的一道光带，从夜空中央横穿而过，星河万顷，满船清梦，也不知道是天在水中央，还是水已浸入天际。

“中国的星空比东京的星空明亮得多。”林淮唐也坐了下来，“哪怕是上海，工业比起日本亦衰微得可以忽略。中国人的生产活动，还不能对天上银河的美景造成任何影响。阿文你还记得吗？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晚上很少见到如此繁星。”

“是因为东京周边工厂的关系吗？”

“对。”林淮唐长叹道，“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至今不过一百年的光景，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却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千年历史、上万年历史的总和。工业化的威力，足够对我们伸手触摸不到的天空产生影响，在东京抬起头来绝不能见到如许星汉，只能见得遮天蔽日的工厂废气。严重的污染背后，代表的却是又一个工业国家的崛起。”

仰望夜空，银河像一条淡淡的纱布跨越整个苍穹，又像一条天河，辉映成一片，仿佛是条烟雾笼罩着的光带，十分美丽。

林时爽看着那深沉的天幕，心中也思索着林淮唐的话，银白的月色眷恋着清冷的星光，远处的黄浦江倒映着忽明忽灭的星辰与飞淌的流萤，月影在水中荡漾，流萤正放着光明，一颗一颗繁星点缀，在黝黑的天空下化下倒影，突然点亮了江上兵舰的倒影，这种美轮美奂的田园风光，是属于古代、属于自然经济社会独有的奇观。

林淮唐捏住一只飞着逃走的萤火虫，淡淡地说：“这样美丽的风景，如果放在一千年前……不，如果放在三百年前、四百年前，我们还能对景赋诗，为后人留下民族文化的财富。然而放在今天，这美丽的风景不过在力证着我们民族于工业化上的失败，力证着我们民族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这条道路上的迟到。谁不想日日坐拥如此大好风光呢？然而小小寰球万国竞争，我们这个老大民族不进则退，我想若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不能有冲天的烟囱遮蔽星汉，山河胜景，便只能留给征服者来欣赏了。”

“君汉，你言重了。”

“不，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林淮唐说着，突然又冲着林时爽微笑起来，说：“阿文，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一卅大罢工期间我跑到前线去，后方大局多赖你的把控，才没有出乱子。我听士云讲，为了整肃军纪，还有弹压地方上土豪劣绅的叛乱，你很是杀了一批人？”

林时爽的脸上毫无波澜，他只静静地答道：“是，我杀了一些人。”

“在东京的时候，我便了解你是个温慢的好人。黄花岗起义以来，我也一直在想，阿文，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林时爽笑着回答：“好人能否革命乎？”

“哈哈哈。”林淮唐失笑，“阿文，你变了。”

“我没有变。”林时爽说，“好人当然可以革命，难道君汉以为我变了吗？因为我学你一样，能够杀人了？只是在我心中，随着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持续推进，好人的定义总也会发生变化吧。陈独秀不是说他要提倡新政治、新道德、新文学吗？既然有新道德，那在革命党的界定中，或许也有新的好人吧。”

“哈哈哈哈哈——”

林淮唐小步蹦跳着走到林时爽的背后，两手搭在他他肩膀上，说：“阿文变得干练了许多，不错，温慢是给同志的，绝不是给敌人的，对敌人的善良和温慢，往往只能变成对同志的残忍。”

林时爽扭过头来，紧紧盯着林淮唐的眉眼，有些困惑：“其实我才总觉得君汉变了，而且变得那么剧烈……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偷看房东女儿洗澡那件事，你还记得吗？”

“呃……这种尴尬的往事，可不要再说了吧！”

“呵呵。”林时爽笑笑道，“那时君汉胆子小的不得了，却敢做出这等事来。倒是如今，君汉战场上的神勇常使我吃惊，只是好像也不见你再对男欢女爱的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在上海也好，在南京也好，都有很多向往革命的女学生来党部讨要你的消息，你啊，君汉你都不知道你已是我们时代的周郎了嘛！”

“我至多是一个吕子明……周郎可就算了。”林淮唐喃喃道，“周郎可不是福建人，你得往北找去。”

“你自己感情上的事情，自己要处理好，不要让我们太担心……等局势稳定下来以后，早也要考虑考虑家庭吧？”

林淮唐拉下帽檐，苦笑道：“民国肇造，人心思定，老百姓都对共和存有幻想，不然也不会说像宋遁初这等人物都以为议会政治能够解决一切了。但阿文难道真的相信局势短期内能够稳定下来？我看没有几年时间，天下是收拾不好的。什么家庭啊，等几年后再谈吧，现在我忙得一天连六个小时都睡不到，哪里有闲工夫呀。”

“君汉认为几年内中国都稳定不下来吗……”林时爽默然道，“下一步整编军队的问题，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林淮唐坐下来，扳着手指一一说道：“华南根据地党组织掌握的人口大概一千万，华东根据地还要多些，党组织掌握下的人口不下二千万。如此人口规模，我保守估计，动员二十万军队不成问题，其中主力野战军可以占到一半左右比例。

但如今一是人心思定，此时我们若扩军备战，势必不得人心；二则是社会党也根本没有那么多军官干部，填充不起二十万军队的框架来，哈，咱们有朝一日也来到了兵等官的境地啊。”

林时爽说：“袁记中央大概还是会给我们几个番号的，好歹北伐军力拒德国，为初生的民国赢得了如此巨大的光荣。袁世凯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裁撤掉北伐军番号的。”

“阿文实在乐观。”林淮唐耸肩道，“袁世凯能给我们留一个师和两个混成旅的番号，就算谢天谢地喽。”

第十八章 夜谈前途（二）

“君汉以为当务之急是什么？”

林淮唐回答说：“目前裁军减兵还是人心所向，我们不能逆流而动。华东野战军、华南野战军已有的部队，完全不做整编调整，这在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们若真的学黄克强那样砍掉自己的双手双脚，便真是等死了。”

林淮唐拿起几片飘落下来的树叶，一一堆叠、码放在工会宿舍前的空地上。他用一片树叶象征一个团，为林时爽分析说：“我想争取保住华东野战军的三个师番号，但如果袁世凯非要裁掉我们几个师，那也没有办法，不必在这种旁枝细节上和他费力争斗。这样——阿文，目前北伐军一个师实编三个团八千人而已，整编时我们就改动编制，改三团师为二旅师甚至是三旅师，而且每个旅都实编三个团，如此编制，一个整编师的总兵力就是二万二千人，甚至是三万人左右，比之前我们一个军实力还强。”

林淮唐码住一片树叶，又放上几颗小石子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当务之急是先进行合理的整编、缩编，同时保证技术兵种不能流失。一个整编旅要尽量多地下辖山炮营、辎重营、侦察营、骑兵连和工兵连，技术武器方面，山野炮我就不指望了，但机关枪的生产制造问题必须尽快攻克。现在江南制造局在我们手上，军械生产会方便很多，轻量化的新型机关枪、连发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这些武器的研发，我都和军需处处长罗则资同志谈过。”

林时爽长期代林淮唐执掌北伐军总部，对总部军需处的处长罗则资当然非常熟悉：“罗则资？他是从剑桥回来的高材生，知识渊博，动手能力又强，很有本领。北伐期间改进的简易枪榴弹，就是罗则资带队搞出来的。”

林淮唐笑道：“反正嘛，买和造要同步进行下去。若有渠道的话，直接通过洋行购买机关枪也可以，没有渠道的话就要我们自己设法生产制造。我觉得理想情况，是能保证每个团实编一个机枪连，至于机枪连下放到营，暂时就不做此幻想吧。”

按照林淮唐的计划，目前华东野战军、华南野战军的所有主力部队，都要进行缩编、整编来应付舆论。原本北伐军的各种独立旅名目，可以全部裁撤取消，只保留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三个番号，但如果袁世凯强烈反对的话，林淮唐也做好了只保留一个第一师番号的思想准备。

反正一个整编师实编三个旅、九个团，再加上一些补充训练团，把过去整个北伐军都塞到一或两个整编师里，都不成问题。

两个独立旅，还有蓝天蔚带来投奔社会党的四方面军余部数千官兵，林淮唐是准备将其改编为地方军区性质的部队。

他倒是想把这些部队直接改叫军区、军分区部队，不过林淮唐再仔细考虑考虑，还是感觉若直接使用军区部队、军分区部队的名义，在政治影响上很不利，所以最后只好舍弃了这几个林淮唐自己非常喜爱的名字。

林淮唐说：“两个独立旅和蓝天蔚带来的部队，就改编为公安总队。反正北洋不也有保留大量巡防营吗？我们就宣传公安总队就是警察，负责治安而已。”

林时爽笑道：“那也正好，公安总队还可以协助国民武装部训练县和县以下农、工、商、学各会的常备民兵。而且公安总队这个名义，直接去帮助各地巡警局展开工作也很方便，我们在巡警局里也就可以顺势安排许多复员军人和民兵了。”

林淮唐说：“嗯，正是如此。总之我个人的想法，还是要确保主力部队在三个整编师即八九万人左右，然后再掌握相同数目的动员部队，这样总动员以后社会党就能拿出近二十万大军来，足够正面对抗北洋军或其他反动军队。”

二十万军队，这是林淮唐确立的最终目标，社会党的现状是还远远达不到的。但以社会党的地方政权经营模式来看，林淮唐也不认为这个目标很难达到，他所缺的只是时间和干部而已。

“华东野战军和华南野战军，这些建制番号也都是我们社会党单方面编制的。”林时爽说，“估计袁世凯不会认可。”

“肯定不会认可，他要给我们什么新番号，我们也大可以开开心心地接受下来。不在袁记中央番号之列的部队，就以整编旅形式塞进整编师里去，再多的，也还有公安总队来安置。”

林时爽长吁一口气，说道：“剩下就是解决钱的问题。”

“北伐以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没收的各种官地和浮财，总价值约在五百七十万元左右，闽南、潮梅两个我们稳定掌握地方政权的根据地，财政收入的盈余也是约莫这个数字，兴闽银行打胜金融战后，如今在华南信用非常坚挺，提供一千万账户盈余问题不大。这样算下来，即便不算华东大区的财政收入，我们也有两千万元左右的财政基本盘。”

林淮唐的计算比较理想化一些，事实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辛亥革命结束以后，各地善后的费用也将是很大一笔支出，此外无论是整编军队还是复员工作，花费也都相当巨大，更不要说废灶兴垦、种粮植棉整个计划的早期投入，那就更为巨大了。

“主要还是垦屯计划的初期投入会非常高，算下来一圈，我们在华东大区很长一段时间肯定入不敷出，至少要等到今年江北秋收以后，经济情况才会得到比较好的改善。”

林淮唐其实非常犹豫一件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利用广东、福建和上海比较发达的商业基础，招商引资发展短平快的轻工业？

福建拥有马尾的造船工业，还有船政局等等优势，发展轮船航运业的话是很有潜力的。华南大区整体的财源就更多了，蔗糖加工、南货、金铜矿开发……等等，但这些财源若要进行开发，以社会党如今捉襟见肘的财力，是很难应付的。

苏北滩涂区的垦屯开发，是林淮唐认为最重要的核心计划，其余来钱的轻工业项目发展，也只能放在苏北滩涂区垦屯开发计划之后。

林淮唐犹豫道：“如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集资发展利润较高的轻工业项目，是可以很大程度缓解我们财政压力的。但这样无疑也会强化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国民大革命会有长远上的不利影响。”

林时爽有些没有想到林淮唐在意的问题居然是这些，他拍拍手，说：“这、这，这你让我怎么说？以如今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如今中国自然经济衰朽的模样，我是真想说求求阔佬绅士们好歹多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总想着买田买地搞兼并了呀！”

林时爽说：“募集公债，招商引资，这些计划我认为完全可行。现阶段哪里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我看正相反，我们就要鼓励大家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阶段是搞得越多越好，我就希望大家多搞一点资本主义才好啊。我跟你讲，造不如买，买不如借，我们先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有什么不好的呢？”

第十九章 夜谈前途（三）

林时爽这句“造不如买，买不如借”，立刻就让林淮唐心里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林淮唐倒也知道当年那一位刘副主席同志所说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其实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海外航运的运输能力还非常有限，所以当时为了立刻解决短期内的进出口航运运力问题，在造船工业发展成功以前，先买船组织运输队或是干脆租用外国的运输船队，确实是有些现实意义的。

只是这句话听在林淮唐的耳朵里面，难免使他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林淮唐直勾勾地盯着林时爽好几分钟，最好才终于悠悠道：“你说得也对，现在的中国连一些成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都还没有发展起来，你说得或许也对。”

林时爽好像听出林淮唐的难言之意，正想再说点什么话的时候，工会空地边上的侧门便让人推开，原来中华民国工党的副党魁徐启文，怀抱一摞厚厚的公文走了过来。

“徐秘书长。”林淮唐主动站起身来，延邀徐启文坐到这边座位上，“徐秘书长这么晚过来，是什么公务？”

徐企文原来出生于上海一个小职员家庭，先后肆业于中等工业学校及德文医学堂，因学习成缋优良，有“中外文学俱优”之称，武昌起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瀹智小学任教习。

武昌起义后，徐企文参加了上海地区的反清斗争，发起组织从军十字会，并出任董事，上海的光复，徐企文同样出力不少。此后，他先参加成立了以李平书、伍廷芳为正副会长的中华共和宪政会，并出任宣讲部部长，但很快就因为在保护劳工方面的理念与上海商会的会长李平书不和而离开了中华共和宪政会。继而徐企文便加入了江亢虎成立的早期社会党。

但早期社会党虽然也有如陈翼龙这样才华横溢的工运活动家，党组织整体上却为江亢虎等一班与北洋关系很深的小官僚控制，徐企文在早期社会党里没有待多长时间，便受到曾任东方汇理银行总办、时任上海求新机器制造厂厂主的朱志尧邀请，共同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并被推为临时干事员，在小西门内中华共和宪政会会堂设立事务所，负责筹备事宜。

工党第一次修正草章规定，该党总部设总领袖一人，副总领袖二人，并设庶务、经济、文牍、调查、交通、宣讲、研究、编译等部。各部设主任一人，研究部可设主任若千人。当时工党以朱志尧为正长，徐企文及原工业建设会成员钟衡臧为副长，原中华共和宪政会成员朱绳先为庶务长，庄允升为经济长，严月波为文牍长，原中华共和宪政会成员沈炼石为交通长，洪承祁为调查长，刘滋生为宣讲长，原工业建设会成员陈警庸及钱锦华、范幼兰为研究长——这一批人可算是上海工运活动家的鼻祖级人物。

徐企文名为副长，但负责实际工作，后来工党又应劳动界多数发起人的要求，推举了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雕花业、漆业、丝业、银行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江帮缝衣业、制烟业的工运领袖，另以那时上海滩比较有名的律师刘血痕为法律主任。

工党组织机构粗具规模，只是很快该党领导层便因意见相左而产生裂痕，朱志尧于《民立报》发表声明，批评徐企文“办法失当，啧有烦言；支部作事乖方，频来诘责”，指责徐企文在工党活动中联络无赖工人，行为过激等等。

徐企文亦刊登启事，反唇相讥，指责朱志尧的声明意存破坏，双方互不相容，关系比较紧张。

林淮唐也还记得朱志尧在马日事变中，站到了猛烈攻击社会党党人的反动阵营一边，徐企文则坚持了保护劳工的立场。马日事变善后结束以后，朱志尧只得被迫离开上海，其部分产业不仅被社会党和上海临时市民政府予以没收，而且工党的主导权也完全落到了徐企文一派手中，最后工党更是以整体合并入了新的中国社会党之内。

工党早期的领导成员，成分极其复杂，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成员，成分极其复杂，主要为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头及开明士绅等。当时上海各行业的劳工领袖，大多亦系有产阶级或帮派首领，其一般党员，亦非以工人为主体。

朱志尧掌权的时代，工党曾经公开宣布，工党“万不可摒逐资本家于局外”，更不是“专为反抗资本家而设也”，本党“系工界之政党”，而非“工人之政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朱志尧一次即介绍北市各厂二百多位有产阶级的“工头领袖”入党。

但它毕竟取名为工党，故亦有不少工人尤其是手工业工人参加。他们入党时，一律发给党证和党徽，还是为林淮唐等人后来到上海以后组织总工会的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和相当的基础。

说到底，朱志尧时代工党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

所谓促进工业发达，即拟组织品物陈列所、劝工场等，如徐企文曾和清江支部发起组织工党第二金银工厂，上海工党翻砂同义会亦曾打算自行集资，设厂制造等；所谓开通工人知识，即拟组织补习所、星期学校等，如有些支部曾组设阅报书社、工余夜课等；所谓消改工人困难，即拟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等，如该党曾议决将原湖南支部所设劝业钱局移沪改设工人银行等；所谓提倡工人尚武，即拟组织工团等，如安徽支部曾组织工程义务团，以备为“征库”时提供服务等；所谓主持工界参政，即向政府提供工业上的议案等，如该党曾就工人的生活待遇等问题拟定多种方案，准备向当时的沪军都督府提出请愿等。

朱志尧时期的工党核心当为第一条“促进工业发达”，实质上就是提倡实业救国，它强调阶级调和，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即所谓劳资合作，以便同欧美各国争存竞胜。

这也是林淮唐最初和朱志尧来往时，一下便认定当时的工党只是一个纯粹的“工业党”性质的组织。无非强调生产高于分配，主张生产力是可以脱离生产关系存在的、具备神圣性的事务。

所以早前朱志尧掌权时期，工党就曾提出过诸如工人如有增加工资的要求，必须先通告各企业家，而不能实行罢工的政策。当时就连立场比起朱志尧左倾很多的徐企文，也曾劝告工人“注意道德，勿为蛮横之行为”。

但无论如何，徐企文和马日事变以后被上海人民所驱逐的朱志尧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成为总工会秘书长的原因所在。

即便单纯从“工业党”的角度出发，主张保护劳工的徐企文，也比主张劳资合作的朱志尧高明很多。为了发展实业，不使工人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产生“恶感情”，徐企文很早就对工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的政党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因而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