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62节
国有企业有长协价，但长协供货跟不上需求，缺口就得去市场补，市场价已经比长协价高了两到三成，有的甚至翻倍。
民营企业没有长协资格，全靠市场买货，成本高。双方都在抢，结果就是投机盛行，黑市横行，层层加价，最终都摊到消费品价格上去了。"
"现在是冬天，"刘笃敬缓缓道，"刚刚秋收，冬天的物价是这样。明年春夏之交，北方如果和预测的那样，出现大旱——"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但刘笃敬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1927年12月5日，河北保定，帝国保定汽车公司清晨，天还黑着，大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排在最前面的是石家庄河北开滦矿务局的采购科长。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每天早晨第一个到，每天傍晚最后一个走，就为了拿到一张提货单——二十辆一吨卡车，他局里一直等着用来运矿石。
后来是天津港务局的人，要四十辆，装卸港口码头的货。
再后来，是山东的一家民营棉纱厂，要两辆，厂主亲自来，带着现金，说只要给货马上付清。
等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门口已经站了六十多个人，戴礼帽的，穿鼎甲装的，披军大衣的，各省口音都有。其中有个从安徽专程赶来的供销社主任，已经在保定等了整整两周，每天来登记一次，然后回旅馆等消息。
周鼎甲的车队拐进这条路的时候，没有开道，没有清场，就是四辆普通的黑色汽车，停在厂门口不远处。
陪同的工业部副部长程仁甫轻声说："陛下，这就是现在的保汽。每天都这样。"
周鼎甲从车窗看着那些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进去。"
厂长和宣教官早就接到了通知，已经在车间等候，他把周鼎甲领进了宽大的总装车间。
生产线在运转，工人们站在各自的工位上，按照节拍重复着动作。
安装前桥，拧紧螺栓，翻转底盘，推进下一道工序。但周鼎甲很快注意到，大约每隔五六个工位，就有一个空着的。
"那些工位是怎么回事？"他问。
厂长满脸的无奈："缺料停工位。那边三个是等变速箱壳体，那边两个是等前桥铸件。"
"料去哪了？"
厂长看了看周围，放低了声音："被截了。"
周鼎甲抬眉。
"不是偷，是截。"厂长苦着脸，"我们在唐山的供货方，每个月给我们的指标是一批，有长协价的。但今年从六月开始，按时到货的只有计划量的六七成。
我们追问，说是运力不足，铁路皮不够。但臣私下打听，货发出来了，只是中间被人截走了，在保定本地市场上高价出手。"
"谁截的？"
"有地方上的企业，有煤矿的，有国有铸造厂的，大家都说自己有急用，反正都是比我们出更高的钱，铁路上的人眼睛一闭，货就绕道走了。"
厂长叹气，"我们是国家的汽车厂，长协价本来是给我们这种重点项目省钱的，结果现在长协价成了负担——别人出市场价，我出不了，我就拿不到货。"
周鼎甲在一台停工的底盘旁站了一会儿，问："今年总共能出多少辆？"
"卡车一万三千辆出头，拖拉机一千四百辆。"
"比预定产能的四分之一多一点。"周鼎甲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没有多少表情，只是慢慢把视线移到那排空工位上，"你估计，如果物资能够保障，能到多少？"
"两万二千辆，最少。设备和工人，都有。就是料跟不上。"
周鼎甲转过头，对程仁甫说："记下来。"
然后他去看了一项他其实很好奇的东西，在总装车间旁边，有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焊接专区，这里正在试制一批轻型拖拉机的车架。
焊工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姓李，戴着黑色的焊接面罩，正在用手工电弧焊把两截角钢连在一起。
焊缝整齐，飞溅少，比两年前周鼎甲在北京重机厂看到的那些初学者已经强出一个量级。
"学了多久？"周鼎甲问。
李焊工摘下面罩，一张被焊接弧光晒得有些发黑的年轻脸："回皇上，从学徒算起，一年半。前八个月都在练平焊，出了不少废品，工段长差点把我撵走。"
"撵走了吗？"
"没有，"他略微咧嘴，"工段长说，废品算在工段的成本里，我那个月扣了半个月的工钱，后来练好了，补回来了，作为合格焊工，我每个月工资多了一倍半。"
“这是你应得的，好好干！”
周鼎甲看着那道焊缝，很满意，这个体系，正在用最粗糙但有效的方式，一个工人一个工人地教会人们怎么用焊枪。
代价是废品，是扣工钱，是学徒在黑暗的焊接烟尘里熬出来的手感。这是中国工业化的底层，没有光彩，但在生长。
同一天下午，保定市属第二机械厂，这是一家做农机配件的市属国有企业，主要产品是犁铧、播种机齿轮箱和简单的抽水泵，算不上什么战略项目，但对周边几个县的农业机械化配套有实际意义。
厂长林守忠，五十二岁，做了这行十多年，他见到周鼎甲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比保定汽车厂的吴子荣更深的疲态，甚至可以说是煎熬。
"陛下，"林守忠把周鼎甲请进了他那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炉子烧得旺，但他好像感觉不到暖意，搓着手说，"臣……实在没脸见您。"
"今年完成了多少？"
"任务量的百分之五十三。"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像是在当着债主报出自己的亏空数字。
"原因说一下。"
林守忠坐下来，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炉子里的火，缓缓说了将近二十分钟。他的厂子每年有生铁和铸铁的长协供货，来自邯郸一家铸铁厂，今年年初，量还算够，但从四月开始，一批批缩水。到了七月，一个月只来了正常量的四成。
他追问，对方说运力紧张。他去找运力，铁路部门说皮不够，优先保重点项目。他找到省里去申请协调，省里说他这个厂不在重点项目名单里，只能排队等。
他等了两个月，没等到。然后他看到保定本地市场上，铸铁件在以接近他长协价两倍的价格流通，买家是形形色色的：有盖新厂房要用铸铁管件的私营老板，有修缮省府建筑要用生铁配件的工程队，有囤起来慢慢卖的中间商。
"我去市场上买，"林守忠说，"但我一个国营厂，出的是公家的钱，买市场价的东西，财务审核通不过。上头说，你只能按长协价走账，多出来的钱没有预算，你自己想办法报销。"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有一种把话说尽了的疲倦："怎么报销？我也不知道怎么报销。我有一个副厂长，他知道怎么报销，他去找了关系，把那部分钱走了一个……一个我不太想知道细节的账。反正货进来了，但成本高了，上报的数字还是按长协价，里面有一个窟窿。"
他抬起头，无奈得看着周鼎甲："陛下，臣这厂子里，有一个账面是干净的，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问题不是臣想贪，是因为这个价格体系，把每个人都逼着去走那条路。
我要么走那条路，要么完成不了任务，要么任务完不成被问责。三条路，我选了最丑陋的那条，但至少今年没有一个工人失业。"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周鼎甲问了一个似乎不相关的问题："你的工人，今年吃饭有没有问题？"
"有一点，"林守忠说，"食堂的菜价涨了，伙食比去年差了一些。但饿不着。"
"工资呢？"
"名义工资没变，但买到的东西少了。"
周鼎甲站起来，说了一句话，转身离开："这个窟窿，我来想办法补。"
当天傍晚，周鼎甲提出了一个让陪同官员们都愣了一下的要求："去本地看守所，找几个因为投机倒把被关进去的，让我问一问。"
看守所长接到电话时，差点把话筒摔了。他在颤抖着手把三个人从号子里提出来，带进会见室之后，不停地对他们使眼色，意思大概是：陛下面前，你们最好老实一点。
三个人都是保定及周边县乡的小企业主。
第一个叫方德厚，四十岁，开了一家铸造小厂，有十几个工人，做农机配件起家，这两年靠给保定汽车厂提供边角料配件挣了点钱。他在里面关了二十天，被扣的帽子是"高价倒卖计划物资"。
第二个叫常伯远，三十五岁，做粮食收购贩运，这次是因为"扰乱粮食市场秩序"进来的，关了十一天。
第三个叫贺老四，五十岁出头，没有正经生意，在保定的几个仓库区长期活动，是个倒腾什么都行的中间商，进来是因为被举报囤积棉纱，关了二十八天。
三个人进来，先对着周鼎甲跪了下去，七嘴八舌地求情。
周鼎甲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句话："今天不谈定罪，不谈放不放，你们只管说实话，说错了也没事，说了假话就另当别论。"
方德厚先开口，大概是因为关了最久，反而憋出了一种破罐破摔的坦然："陛下，臣说实话——臣是囤了一批铸铁件，确实不是自用，确实是想高价出手。
但您问问那些供货的，那批货本来走的是长协渠道，但他们找不到足额的长协采购方，按长协价走账，他们那边还有个差额，所以就私下找臣。
臣出了高一点的价格，把货收了，然后再高一点卖给需要的人。从头到尾，货都在用，没有一斤生铁烂掉，也没有人因为臣而断货——恰恰相反，臣的下家，是一个市属企业的副厂长，他们没有渠道拿货，臣补上了那个缺口。"
他顿了顿，然后说出了那句话："臣就是想不明白，国有厂能走长协价，凭什么臣就只能走市场价？这个价差越来越大，臣要么去找这种门路，要么就等死。臣家里十几个工人，工资是实实在在的，陛下，您说臣该怎么办？"
常伯远说的是粮食。他的生意逻辑更简单：农民手里有粮食，不愿意卖给收购站，因为收购站给的价格太低；城里有粮食需求，尤其是那些大工厂和建设工地的食堂，正式计划供应不够，缺口要补；他从中撮合，从农民手里多给几分钱收粮，卖给城里食堂，两边都高兴。
"收购站给的价，比臣给的低两成，"常伯远说，"农民当然愿意卖给臣。但农民卖给臣，就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有人上门催，有人来扣家里的粮食。老百姓不高兴，怪国家不怪臣。但臣却进来了，说臣扰乱市场。"
他说到这里，声音变得有些涩："陛下，臣不是说政府不对，臣是真的不懂，这粮食，到了该吃饭的人嘴里，怎么就是扰乱市场了呢？"
贺老四说得最少，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周鼎甲记住了："陛下，价差是窟窿，只要窟窿在，就有人钻。您把我关进来，窟窿还在，明天又有人来钻。您要堵窟窿，不是抓钻窟窿的人。"
这句话说完，会见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周鼎甲看着这三个人——一个铸造厂主，一个粮贩子，一个中间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大奸大恶，他们就是在这个畸形的价格体系里，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理的选择，然后被关进来了。
他站起来，对看守所长说："这三个人，今晚放。"
看守所长愣了："陛下，这……"
"今晚。"周鼎甲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起伏，但话里的东西压着，让人不敢再问。
然后他对三个准备跪谢的人说："不用谢。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好好干！"
1927年12月7日，保定东郊，清苑县，高家庄村，这是一个不到三百户的村子，离最近的镇子有八里路，土路，冬天结了冻，硬邦邦的，走起来咯吱作响。
周鼎甲的车在村口停下，他下来走路，向导带着他进了村子，走到村东头一户院墙修得结实的院子前，拍了拍木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见了陌生人，把门开了一半，警觉地看着。向导说了两句，她才把门开大，往里让。
男主人叫杨有柱，五十一岁，参加过战争，立过军功，退伍后回到村里分了六十二亩地，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三个孙子孙女，一家七口人。
这户人家在村里算是殷实的，院子里有一间砖墙的厢房，其他都是土坯的，院墙是砖的但顶部用了土坯。村里很多户甚至没有砖墙。
周鼎甲进了堂屋，坐下，接了一碗热水，看了看屋里的陈设。
然后他注意到，靠东墙有一个地窖的口子，用一张破旧的门板盖着，但门板边缘有些潮气，是粮食储存后散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味道。
他问杨有柱："你这地窖里存了多少粮食？"
杨有柱的眼神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回答："不多，自家留的口粮。"
"收购站来收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