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51节
从中国军队南下拿下香港和越北，再到芳共和国的“复国”，到与中日驱逐荷兰势力，再到现在的帝汶。每一次，中国人都选择一个精妙的角度，在一个欧洲列强最虚弱、或最不在意的地方下手。
而英国每一次的反应，都是软弱的，多开一次会，多起草一份备忘录，多做一次权衡。而每一次权衡的结果，都让张伯伦清楚地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筹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他们盯上了荷兰和葡萄牙。”张伯伦对刚进来的远东司司长说，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冷静，“这是聪明的选择。荷兰人已经半死不活，葡萄牙更是欧洲的病夫。中国人不去碰我们的缅甸，不去碰法国人的印度支那核心区，专挑软柿子捏。”
远东司司长点头：“从战略上看，这反而让我们松了口气。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我们在印度和马来亚的根本利益，一些边缘地带的调整……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苏联，以及国内的经济。”
“是啊。”张伯伦走回桌前，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帝汶岛，“一块葡萄牙的破烂殖民地，换了也就换了，就算澳大利亚不满，也就那么回事，西澳才有几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借此发展海军？”
两人都沉默了。
这个问题，海军部的报告给出了答案：短期内不会，长期看必然。
报告分析：中国目前海军力量薄弱，主要精力放在近海防御，不断制造鱼雷艇和潜艇，还把一艘商船改造为航空母舰，摸索飞机攻击军舰。
但中国正在进行疯狂的工业建设，其日益庞大的钢铁产能和不断投资的造船工业，意味着他们拥有建造远洋舰队的潜力。
中国的技术目前还有不少的问题，由于协约国的设备限制，中国很难制造出口径超过300mm的火炮，就算勉强造出来，不仅质量糟糕，成本也会高的吓人，得不偿失。
但技术总是有办法突破的，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战略优先级——是将资源继续投入陆军和空军以应对苏联的陆上威胁，还是分出一部分投向海洋。
“我们收到的情报说中日达成了默契，日本以苏门答腊、爪哇为目标，中国则瞄准了其他人口不多、开发有限的岛屿，周皇帝想收为本土，然后把多余的人口移民过去！”
远东司司长苦笑道，“周皇帝非常的狡猾，他看出了民族主义崛起的必然趋势，他并不会吞并人口比较多的殖民地，相反，他抛出了新朝贡主义和民族自决……”
“这是很现实的考虑！”张伯伦很客观的说道，“我们迟早要离开南洋，而一个碎片化的东南亚非常有利于中国的领导！”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可我们不可能把主要力量用在东南亚，我们已经不得不对美国妥协，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要对中国妥协！”
张伯伦有些无奈的说道，“只要苏联和日本还在北边和东边牵制着中国，中国的海军扩张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的策略很明确：在英苏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让苏联人在中亚和西伯利亚保持足够的压力。
同时，对日本继续采取绥靖政策，纵容他们在南洋的扩张——日本海军强一些，虽然威胁我们的殖民地，但更能牵制中国和美国。
而对中国，只要中国人不快速发展海军，不威胁新加坡和印度，其他的……都可以谈！”他指着西伯利亚说道，“帝国可以承认东西伯利亚属于中国！”
“周皇帝似乎并不在意各国是否承认他们对东西伯利亚的占领！”
“这是目前最大的麻烦，他们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根本不愿意遵守各种国际义务，可在远东，没有中国的参与，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美国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尽管这是美国人提议的！”
两人相视苦笑，这就是此时的大英帝国，一个疲惫的巨人，精于算计，懂得取舍，在无可避免的衰退中，试图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最核心的版图，而夏威夷会议，将成为这套算计的第一个试金石。
中国有意购买葡属帝汶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全球。而第一个做出激烈反应的，是莫斯科。
《真理报》在头版刊发长篇评论，毫不客气的批判周皇帝：《中国皇帝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假反殖民、真扩张》。
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国际问题专家，笔锋犀利：“……周鼎甲皇帝正在玩弄着一场危险的三重游戏，一方面打着防范布尔什维克的旗号，疯狂的侵略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固有领土。
一方面，他在南洋资助所谓的‘民族独立运动’，高喊反殖民口号，以此瓦解荷兰、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却悄悄与最反动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进行军事合作，现在更是赤裸裸地试图用金钱购买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北京政权的本质——一个穿着民族解放外衣的、野心勃勃的新帝国主义集团。他们的目标不是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是取代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殖民体系……”
这篇文章被苏联驻各国使馆广为散发，试图在中国与南洋民族主义者之间打下楔子，同时也是制造舆论压力，而在苏联高层内部，也已经在很严肃的研究要不要打破停战协议，发动新一轮进攻。
此时中苏停战已经两年多了，苏联控制的中亚地区和西西伯利亚虽然比以前要稳定许多，但中亚土著政权和高尔察克政权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不断有人往东逃亡，各种小规模的叛乱也不短发生，苏联自然更加不安。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进展顺利，但资金压力很大，每每想到西伯利亚黄金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苏俄高层就寝食难安。
偏偏一五计划成功后的中国国力大增，而随着中国这一边铁路线的不断完善，中国的物资储备和移民速度加快，苏联发现时间未必在自己这一边……
但此时进攻，苏联高层又举棋不定，原因很简单，没有胜算，目前斯大林的优势很大，压制住了托洛茨基，但他并没有一家独大，赢了固然威望巨大，输了怎么办？斯大林是做事的人，他不可能冒这个风险！
说到底，世界是物质的，这会苏联也才两百万吨钢，对手有七百多万吨，合成氨工业也有了，陆军兵器和炸药已经实现自主，而且有无穷的人口，可以长期消耗，这个仗没办法打。
可什么都不做，党内压力又太大，托洛茨基虽然丢了军队的领导权，但影响力很大，时不时啰嗦，一些高层自然被欺骗，这让斯大林头疼无比……
虽然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东南亚搞革命输出，但不仅对中国威胁不大，反而被中国利用进行扩张，而在中国国内，无产阶级似乎被周皇帝的小恩小惠彻底欺骗了，压根没有革命的想法。
还有卢森堡那些人，斯大林现在越来越讨厌，他们不应该宣传革命，破坏中国发展吗？可他们这帮家伙竟然帮助中国调节劳资矛盾，实际上在帮周皇帝！
此时此刻，斯大林想的是等控制全党后，就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工业发展计划，一定要在工业上压制中国，不能再拖了，要不然差距越来越大，到时候就不是苏联收复西伯利亚，而是中国和白军联合向西进攻了！
不仅苏联心情复杂，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反应同样复杂，《纽约时报》社论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的一种矛盾心态。
“……无可否认，周鼎甲皇帝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战略眼光和行动力。他采用的手段，与旧式欧洲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截然不同。
他宣称支持南洋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推行民主选举，至少在形式上，这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理念有共鸣之处。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这些即将‘独立’的国家，在新朝贡体系下，‘外交与国防接受中华帝国指导’是否意味着一种更精巧、更隐蔽的控制？中国人是否在创造一种新型的、以文化同化和经济依附为特征的帝国体系？
……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正在瓦解的欧洲殖民体系，或许意味着新的商业机会。但一个过于强大的、统一在某个亚洲霸权下的南洋，是否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
这种既欣赏又警惕，既看到机会又感到威胁的情绪，弥漫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孤立主义依然强大，但商业利益集团——尤其是石油、橡胶、锡矿行业的巨头——已经嗅到了南洋变局带来的巨大商机。
一些嗅觉灵敏的参议员开始私下讨论：是否应该支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呼吁，趁机打破英法荷的垄断？
而美国政府为夏威夷会议设定的目标之一，正是试探将整个东印度群岛（包括葡属帝汶）“国际化”或“共管”的可能性，为美国资本全面进入铺路。
相比较而言，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则更加直白和老练，标题一针见血：《一个旧的帝国主义正在结束，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正在开始》。
“……周鼎甲是一个大师级的棋手。他的每一步，都经过精确计算，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战略利益。
中国要求购买帝汶，看似只是一笔地产交易，但其象征意义和地缘政治影响极为深远，这标志着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一个里程碑。
旧的殖民帝国们疲惫不堪，内部矛盾重重；而新的挑战者精力充沛，目标明确。大英帝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义和团式的排外狂热，而是一个在智慧、耐心和资源上都毫不逊色于我们的对手。未来的远东，将是考验外交艺术的最大舞台。”
这篇社论在伦敦精英圈被广泛传阅，许多人读后心情沉重，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不敢明言的预感。
最悲观的声音来自荷兰，《鹿特丹商报》的评论短得惊人，却像一句谶言：“当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出现在爪哇海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是否’，而是‘何时’。”
这句话在荷兰政界和商界引发了一阵冰寒的恐惧。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不久的将来，中日舰队，如同出现在坤甸一般，出现在巴达维亚港外，将荷兰人完全赶走，而荷兰人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就在外界议论纷纷之际，夏威夷会议即将开始，这一天政务院总理梁如浩来到了清华园，周鼎甲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主题：“我想来想去，夏威夷会议，还是你带队去，哪怕规格不那么对等……”
周鼎甲继续说道，“虽然我们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但这一次不同，这是帝国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多边场合，就全球性问题系统阐述立场，规格必须更高一些，也方便拍板！朕给你几条原则，你要灵活运用。”
梁如浩肃立聆听。
“第一，高举民族自决大旗。”周鼎甲语气清晰，“在会上，你要不断强调，南洋各殖民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特别是东印度群岛，要明确提出，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而应该根据民族、文化、历史的差异，分成多个国家——比如马鲁古、爪哇、苏门答腊、兰芳、达雅、亚齐等等。越小越好，越碎越好。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反应，我们就这么呼吁。这是阳谋。”
梁如浩心领神会。分裂的南洋，才更容易被影响和控制。
“第二，强调中国在南洋的历史地位和特殊责任。”周鼎甲继续说，“我们可以提一提明代的巨港宣慰司，也把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红溪对华人的历次屠杀拿出来，要求荷兰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这是道德制高点，也是谈判筹码。
对美国，要讲‘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支持美国资本进入南洋，一起打破英法荷的垄断。对日本……”他顿了顿，“可以私下暗示，支持他们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扩张，前提是尊重华人的既有利益圈。
总之，鼓动大家一起去折腾荷兰人，让他们首尾难顾。对葡萄牙也不要客气，过去他们靠英国，现在英国自顾不暇，该还的旧账要算，帝汶，乃至于其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殖民地的‘共管’或‘利益分享’，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第三，主动提议组建南洋反布尔什维克联合部队，加强情报分享。”周鼎甲目光锐利，“要反复强调，中国对打击赤色渗透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容置疑的。这是给英法美吃的定心丸，也是离间他们与苏联的楔子。”
“第四，对英国，要传递一个核心信息：中国不希望战争，希望的是渐进式、和平的权力转移。”周鼎甲站起身，走到巨幅世界地图前，“私下告诉英国人，中国理解并尊重英国在印度和马来亚的核心利益，绝不会主动破坏。
甚至……可以暗示，如果印度发生大规模起义，中国愿意在‘合适的方式’下，协助英国维持秩序。我们要让英国人相信，与中国合作，他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护，体面撤退是可能的。目前中英合作压制南洋土著民族主义的局面，应该维持。”
“若能不废刀兵获得南洋，倒是好事，只是英国人未必就范！”
“先礼后兵，话要漂亮一些，以后就好谈了！我们还在发展阶段，我们的国力大爆发应该是十年后，不是现在，但越是如此，越要主动做一些事情，把关注点转移到南洋，要不然他们就要对我们的建设搞破坏，同时这也是逼迫南洋华人资本回国！”
“陛下真是深谋远虑，臣明白了！”
周鼎甲点点头，继续交代道：“第五，对法国要继续施压。”周鼎甲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印度支那，“你要强调我们人口太多，必须保证稳定的粮食供应来源。
这是国家生存问题，没有退让余地，我不想再拿着宝贵的外汇购买印支的粮食，但可以用我们的农矿产品和法国交易，试探一下法国人的反应！
为了有利于会议的进展，各路勋贵会加大在澜沧一带的渗透，一步步压缩法国势力，若是法国在粮食问题上妥协，我们也可以退让！”
说完这五条，周鼎甲转身看着梁如浩，总结道：“总之，你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不让英法美抱成团。我们目前不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但英国必须让出边缘利益。法国要在印度支那让步。
对美国，要强调中美在打破旧殖民体系上的共同利益——你就这么跟他们说：殖民体系是一棵老树，光靠一个国家摇晃不动，需要大家一起摇！”
梁如浩深深鞠躬：“臣明白。分化瓦解，拉拢联合，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周鼎甲点点头，最后叮嘱：“这是一次试探。看看各国的底线，摸摸他们的算盘。见机行事，灵活应变。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能否在这场全球大棋局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臣，定不辱命。”
1925年2月28日，美国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军官俱乐部。
这里本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社交中心，如今被临时改造成了国际会议的会场。白色的殖民风格建筑外，各国国旗在热带海风中飘扬。港口内，美国战列舰巨大的舰体无声地彰显着主办国的实力。
与会各国代表陆续抵达。
美国代表团由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率领，阵容强大，意图明确，既要彰显美国作为新兴全球大国的领导力，又要为美国资本开拓市场铺路。
英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大臣罗伯特·塞西尔为首，还有一些澳大利亚官员，带着一贯的矜持与谨慎，他们的任务是守住底线，观察风向，尽可能维持现状。
不过澳大利亚人的想法与英国截然不同，澳大利亚代表团一到珍珠港就到处活动，想尽一切办法呼吁各国联合起来抵制中国的扩张。
法国代表是殖民部高级官员让-巴蒂斯特·勒克莱尔，脸色阴郁，显然对会议主题——讨论远东殖民地问题——充满戒备和不满。
日本代表团由外务省次官币原喜重郎带领，这位以“协调外交”著称的外交官笑容温和，但眼神深处透着精明的计算。日本国内对南洋资源渴望已久，但如何在不激怒英美、又遏制中国的前提下分一杯羹，是需要高超技巧的走钢丝。
荷兰代表是东印度事务总局局长范·德·海登，他可能是全场最焦虑的人，面对东印度群岛内部的混乱和中日在外部不断的挤压，荷兰人焦头烂额。
葡萄牙代表费雷拉·贡萨尔维斯则显得孤立而窘迫，作为一个小国代表，他深知帝汶的命运很可能不由里斯本决定，而是由这几个大国在牌桌上交易。
而中国代表团的抵达，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总理梁如浩亲自出席，代表团的规格如此之大，这也让各国猜测，中国是不是志在必得？若是碰到中国耍蛮到底该怎么处理？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3月1日上午举行，美国国务卿休斯作为东道主致开幕词，基调是乐观和建设性的，强调“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呼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
随后，各国代表轮流做主旨发言，英国塞西尔勋爵的发言四平八稳，强调“尊重既有条约与国际法”，“渐进、有序的变革”，“维护航路自由与贸易开放”。
法国勒克莱尔的发言则充满防御性，强调“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文明使命与长期建设”，“任何变动都必须以不破坏地区稳定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