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520节

　　先是老人，然后是孩子，然后是女人，最后是男人。饿死的，病死的，自杀的。村苏维埃的主席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教堂早就被拆了，神父被枪毙了。没有人组织救灾，没有人发放粮食，什么都没有。

　　只有死亡。

　　安娜原本也想死，但看着身边这个孩子——他叫阿廖沙，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大得吓人，整天喊饿——她知道自己不能死。

　　至少，不能在这里死。

　　她听说，东边，哈萨克草原那边，有白军，有中国人，他们在收容难民，给吃的，给活干。虽然那是“反革命”的地盘，但总比饿死强。

　　所以，她收拾了家里最后一点能带走的东西——一件破棉袄，一个铁皮杯子，一把小刀，还有丈夫留下的一枚圣像挂坠——带着孩子，上路了。

　　走了多久？她不记得。五天？十天？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

　　路上，她看到了更多的尸体，更多的废墟，更多像她一样逃亡的人。有些人结伴而行，但更多人独自行走，眼神空洞，步伐蹒跚，像一群行走的骷髅。

　　偶尔，会有红军巡逻队经过。但那些士兵也面黄肌瘦，军装破旧，看到难民，只是麻木地扫一眼，就继续前进。

　　有时候，他们会拦住难民，检查证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做——也许是因为没有命令，也许是因为没有力气。

　　有一次，安娜看到一个红军士兵偷偷塞给一个老妇人半块黑面包。老妇人跪下来吻他的手，士兵却像触电一样缩回去，快步走开，脸上是羞愧和痛苦的表情。

　　安娜没有停留。

　　她一直向东走。

　　白天走路，晚上找地方躲起来——有时候是废弃的窝棚，有时候是干草堆，有时候就是露天地。她不敢生火，怕引来野兽，或者更可怕的东西。

　　阿廖沙越来越虚弱。昨天，他发烧了，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安娜把最后一点水喂给他，用湿布敷他的额头，但没有任何好转。

　　“妈妈……我饿……”阿廖沙半梦半醒地呢喃。

　　“很快就到了，宝贝，”安娜低声说，声音嘶哑，“到了那边，就有面包，有热汤，有床睡觉……”

　　她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

　　但她必须说。

　　因为如果不说，她可能就真的走不动了。

　　前方，道路拐了一个弯，绕过一片小树林。安娜听到了一些声音——不是风声，不是鸟叫，而是……马蹄声？

　　她立刻警觉起来，拉着阿廖沙躲到路边的沟里，趴下来，屏住呼吸。

　　马蹄声越来越近。

　　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

　　她从沟沿悄悄探头，向外望去。

　　大约二十多个骑兵，正从东面飞驰而来。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军装，戴着圆顶军帽，背着步枪，马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军装上，绣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徽章不是——他们不是该死的红军；也不是白军——白军的军装她见过，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

　　“中国人！”旁边沟里，一个同样躲藏的中年男人低声惊呼，“是中国人的骑兵！”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

　　中国人？真的是中国人？

　　骑兵队在小树林边停了下来。为首的军官——一个三十多岁、脸庞黝黑、眼神锐利的汉子——举起手，示意队伍停下。他用一种安娜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几句，然后有几个骑兵下马，开始检查周围。

　　一个骑兵向安娜躲藏的沟走来。

　　安娜浑身僵硬，抱紧了阿廖沙，闭上了眼睛。

　　脚步声停在她头顶。

　　然后，一个声音响起，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

　　“出来。不杀。”

　　安娜颤抖着，慢慢抬起头。

　　那个中国骑兵站在沟边，低头看着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审视的冷静。

　　“出来，”他重复，指了指道路，“安全。”

　　安娜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着阿廖沙爬出了沟。

　　其他难民也从各自的藏身处陆续走出来，大约有十几个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惊恐而茫然。

　　中国军官骑马走过来，目光扫过这群难民，然后对身边一个会说俄语的士兵说了几句。那个士兵上前，大声说：

　　“你们是难民？从西边来的？”

　　难民们听不懂，也不敢说话。

　　“跟我们走，”士兵打着手势向东，还做出吃东西的样子，“去营地，有吃的，有医生。”

　　难民们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

　　“真的……有吃的？”一个老妇人颤声问。

　　“有，”士兵点头，语气肯定，“但到了营地，要登记，要检查身体，要遵守纪律。愿意劳动的，分配工作。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能再回来。”

　　难民们炸开了锅。

　　“我愿意！我愿意！”

　　“带我们去吧！求求你们！”

　　“孩子病了，需要医生！”

　　安娜抱着阿廖沙，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绝处逢生的、近乎崩溃的狂喜。

　　她跪下来，对着那个中国军官磕头，用她能想到的最虔诚的话说：“谢谢……谢谢您……救救我的孩子……”

　　军官没有动，只是看着她，眼神复杂，然后，他对士兵说了几句，士兵走过来，扶起安娜，说道：“起来吧，不用跪。上马，我们带你去营地。”

　　安娜抱着阿廖沙，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坐上了一匹马的背后。马背很宽，很稳，士兵在她身后，拉着缰绳。

　　骑兵队重新出发，向东而去。

　　安娜回过头，看着身后那条她走了无数个日夜的、布满死亡的道路，看着那些还站在路边、茫然无措的其他难民，看着西边那片被旱灾和饥荒笼罩的土地，眼泪不停地流。

　　阿廖沙在她怀里，迷迷糊糊的问：“妈妈……我们去哪里？”

　　“去有面包的地方，宝贝，”安娜吻着他的额头，声音哽咽，“去能活下去的地方。”

　　马匹奔跑起来，风在耳边呼啸。

　　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

　　但她知道，无论如何，都比身后的地狱强。

　　三天后，额尔齐斯河东岸，中华革命军设立的“第三难民收容营”。

　　营地很大，用木栅栏围着，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十排帐篷。中央有食堂、医务所、登记处、甚至还有一个小学校。难民们排队领取食物——粥、菜汤，饿了太久的人只能吃稀饭。虽然简单，但足以活命。

　　安娜坐在医务所的帐篷外，抱着已经退烧、正在安静睡觉的阿廖沙，看着营地里来来往往的人。

　　有和她一样的俄罗斯难民，有哈萨克牧民，有来自更西边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还有几个犹太人。

　　大家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眼神里已经没有了路上的那种死寂，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重新燃起的生机。

　　她听到旁边两个男人在低声交谈：“……听说没有？这批难民里，有十几个原来是红军士兵，开小差跑过来的……”

　　“真的？他们敢收？”

　　“怎么不敢？登记，审查，愿意加入白军的，送去训练；不愿意的，安排去修路或者种地。反正，只要肯干活，就给饭吃。”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一直待在这里？”

　　“谁知道呢？先活下去再说吧。”

　　安娜低头看着怀里的阿廖沙，轻轻抚摸他瘦削的脸颊，先活下去，至于未来……那些都太遥远了，她现在只想让阿廖沙吃饱，穿暖，健康长大。至于她自己？她摸了摸胸口那枚圣像挂坠——那是丈夫留下的唯一遗物——闭上眼睛，默默祈祷！

第370章 困难

　　1921年9月1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正坐在书桌后，面前摆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份是伏龙芝从西伯利亚前线发来的最新战报。他看得很慢，很仔细，偶尔用红笔在某处划一下，或者写几个批注。

　　窗外，莫斯科的秋天已经有些凉意，树叶开始泛黄，而西伯利亚第一股冷空气已经南下，伏龙芝已经发布了防御的命令，今年的战事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苏军修建了140公里简易铁路，中国人提起修建，已经建成了340公里铁路，然后苏军、白军还有那些增援的中国二线军团就在两段铁路之间的500公里左右来回厮杀，战壕一道又一道！

　　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

　　走进来的是托洛茨基，红军最高领导人，以及契切林，外交人民委员，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坐，”列宁没有抬头，指了指椅子。

　　两人坐下，托洛茨基先开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西伯利亚的战事，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伏龙芝的报告您看了，堑壕战，消耗战，每天在毫无意义的土地上流血。我们的物资，我们的兵力，我们的粮食……都在被这个无底洞吞噬。”

　　列宁放下笔，抬起头，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他看起来很疲惫，眼袋很深，脸色苍白，

　　“我知道，”他说，声音有些沙哑，“但中国迟迟没有松口，只要高尔察克还在，西伯利亚这个隐患，会一直存在，随时可能爆发。”

　　“但我们有更大的隐患，”托洛茨基急切地说，“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已经蔓延到乌克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国内的问题，比西伯利亚严重一百倍！我们必须集中资源，解决国内问题，否则苏维埃政权本身都可能崩溃！”

　　列宁沉默。

　　他当然知道托洛茨基说的是事实。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苏俄现在面临的困境：内战虽然基本结束，但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农业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更要命的是，连续两年的旱灾，饥荒正在吞噬成千上万的生命。如果再不改变政策，革命真的可能被饥饿和绝望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