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491节

　　第四，中国的不断壮大，必然引发日本的强烈不安，中日矛盾会加剧，美国可以通过政策上的差异激化中日矛盾。

　　第五，从长远看，一个拥有相当工业实力、且对西方抱有警惕，充满地区扩张野心的中国，也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巨大威胁，因此，建议在公开谴责的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对话渠道，并重新全面评估我们的远东政策。”

　　这份评估相当有道理，可惜，病中的威尔逊和深陷与国会斗争的美国政府，此时无暇也无力进行如此精细复杂的政策调整，对中国的愤怒，更多是停留在道义谴责和外交表态层面。

　　而日本也确如美国意料的那般越发疑虑，内田康哉外相召集了陆海军及情报部门的代表，紧急磋商中国声明的影响。

　　“诸君，中国的动向，越来越令人不安了。”内田面色凝重，“他们在欧洲公然支持德国，挑战凡尔赛体系，这不仅仅是外交姿态，更显示出其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扩张性世界观。这与我们‘协调外交’、试图融入西方主导国际社会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海军军令部的代表语气严肃：“更关键的是其实际动作。根据可靠情报，中国在德国不仅购买设备，更在大规模招募技术人员，范围涵盖化工、机械、光学、造船等多个关键领域。

　　德国虽然战败，但其技术底蕴深厚。假以时日，中国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和资源，消化吸收这些技术后，工业实力将飞速提升。届时，帝国在东亚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陆军参谋本部的代表补充道：“而且，中国的外交辞令极具蛊惑性。‘反对不公正条约’、‘支持民族自决’，这些口号很容易激发朝鲜人新一轮反抗，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对朝鲜人不同，他们一直把朝鲜人当成自己的国民，并无直接歧视……”

　　情报部门官员则提供了一个微妙的角度：“不过，中国此举也彻底得罪了英法美。特别是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几乎走向对立。

　　这或许会迫使英美更加重视我们在远东的价值，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强化与英美的协调，争取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在中国声索的‘历史领土’问题上，如南洋等地，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立场的认可，或者至少是默许。”

　　不过海军立刻表示不满，“诸君，美国对帝国海军的发展，一直持打压的态度，他们会支持我们？很难相信！相反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并不反对帝国加强海军，他们是鼓励的态度！”

　　“这只是暂时的，中国一定会发展海军，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会发展海军，但俄国会牵制中国，问题是英美又能给我们什么？他们很贪婪，他们从不考虑我们的困境，总是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

　　内田康哉沉吟良久，“诸位的分析都有道理。中国的行为，对帝国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即可能促使西方，尤其是英国，更加倚重日本来平衡中国。”

　　他做出指示：“第一，以外务省名义发表声明，对中国的立场表示‘遗憾和关切’，强调维护凡尔赛和约权威与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但不直接与中国激烈对抗，保持表面上的‘协调’姿态。

　　第二，加强情报搜集，特别是关于中德技术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流向。

　　第三，利用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加速我们在南洋等地的布局。

　　第四，重新审视和加速‘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必须提出比中国‘中华大家庭’更具吸引力、更符合亚洲各民族利益的远景，以争夺人心。”

　　日本的心情是复杂的，酸涩中带着警惕，危机感中又掺杂着趁乱进取的冲动。中国这步棋，打乱了东京的算盘，这个东亚最早的现代化国家发现自己可供闪转腾挪的空间越来也狭窄了！

　　而此时在柏林，国会大厦，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政府最终迫于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决定接受凡尔赛和约，但辩论过程充满了泪水和怒吼。当中国反对和约的声明内容被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宣读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右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议员站起来，挥舞着手中的中国声明译文，激动地喊道：“先生们！看看！在全世界都对我们落井下石的时候，在所谓的‘文明世界’试图将我们民族扼杀的时候，来自东方的中国，这个我们曾经帮助过的国家，却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他们指出了这份条约的不公与荒谬！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粮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良知和远见存在！”

　　左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员虽然不赞同右翼的民族主义煽动，但也承认：“中国的立场，至少揭示了凡尔赛安排中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虚伪一面。这对我们思考如何摆脱当前困境、寻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连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部，一些成员私下里也感到一丝安慰。副总理谢德曼在党内会议上疲惫地说：“中国人的话改变不了我们要签署条约的现实，但至少……它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德国活该被如此对待。这在心理上，是一点小小的支持。而且，他们的订单和粮食是实实在在的。”

　　普通德国民众的反应更为直接和感性。报纸上中国声明的节选被许多人剪下来保存。

　　“中国人说得对！战争不是我们一方的错！英国、法国、俄国，他们都想打仗！” 一个退伍士兵在酒馆里红着眼睛吼道，“那些高高在上的协约国老爷们，只想抢走我们的一切。只有中国人，还记得给我们一口吃的。”

　　一位失去了两个儿子的老母亲，擦着眼泪对邻居说：“中国皇帝是仁慈的，他反对这么严厉的条约……也许，也许这世界上还有一点点公道。”

　　汉堡港的码头工人，因为中国运来的粮食得以养家，更是对中国抱有好感。“那些中国船上的先生很有礼貌，他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抢劫的。比那些封锁我们的英国军舰好多了！”

　　当然，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对中国抱有好感。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仍然以种族主义的眼光看待东方，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一种“羞辱”。还有一些左翼革命者则因为中国对苏俄的态度仇视中国。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德国社会整体被屈辱和绝望笼罩的背景下，中国那兼具实际援助和道义声援的姿态，成功地播下了一种特殊的、带有感激和亲近感的印象。

　　德国政府高层，在被迫吞下苦果的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了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实用价值。中国不仅是当前难得的经济伙伴和粮食来源，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唯一一个敢为德国说几句“公道话”的大国（尽管动机未必纯粹）。

　　这促使德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加积极和灵活，尽量满足中国在技术转让和人才招聘方面的要求，将其视为打破外交孤立、获取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

　　一种微妙的情感纽带与利益链条，开始在德国民众和精英两个层面，同时生根发芽。这纽带的一端，系在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深刻的仇恨与对未来复仇的渴望上；另一端，则连着遥远的东方，那个似乎愿意提供一条不同出路的中华帝国。

　　就这样，长达十几年的中德蜜月期开始了，而这深刻的改变了世界！

第359章 大采购与秘密合作

　　巨大的克虏伯工厂厂区内，许多高炉已经熄灭，烟囱不再冒烟。空旷的车间里，庞大的轧钢机、锻压机静静地趴伏着，上面落满了灰尘，有些关键部件甚至被协约国监督委员会贴上了封条。穿着工装但无所事事的工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眼神空洞，或低声咒骂着凡尔赛的“强盗”。

　　就在此时，一列车队驶入克虏伯总部。从车上下来的一行人，他们穿着整洁的深色大衣，神情专注而审慎，为首的是中华帝国基础工业部副部长李维钧，陪同的是几位冶金、机械工程师，以及几名德方经济部的联络官和克虏伯的代表。

　　接待他们的是克虏伯公司一位资深的、头发花白的生产总监，弗里德里希·魏格纳，他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和屈辱，“先生们，欢迎来到埃森。如你们所见，这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埃森了。”

　　他领着中国代表团穿过空旷的厂区，手指颤抖地指向那些沉默的巨兽：“那两台1912年投产的西门子-马丁平炉，年产能各30万吨，曾经为帝国海军锻造最好的装甲钢……现在，它们已经冷了一年了！

　　还有那些轧机，可以生产从铁轨到舰炮套筒的各种型材……按照该死的条约，很多产品我们不能再生产了。

　　市场？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没了，西里西亚的煤田大部分划给了波兰，我们自己的需求暴跌，协约国又限制我们的产品出口……没有订单，没有原料，没有未来。”

　　李维钧默默地听着，仔细观察着每一台设备。他身后的中国工程师们则拿着笔记本和测量工具，低声交流，不时在设备铭牌前驻足，记录下型号、年份、产能等关键信息。他们眼中没有魏格纳的悲凉，而是一种近乎考古学家发现珍贵文物般的炽热与专注。

　　“这些设备……保养情况如何？”李维钧用流利的德语问道。

　　魏格纳苦笑：“停产后，我们尽力做了防锈和基本维护，但缺乏经费，效果有限。一些精密部件可能需要更换或大修。但底子都在，都是好东西，有些技术甚至比英美同期的还要扎实。如果……如果还能有机会运转起来的话。” 他的话语里透着一丝不甘。

　　接下来的几天，中国考察团仔细梳理着克虏伯，以及随后访问的蒂森、曼内斯曼等多家钢铁巨头旗下的闲置工厂。

　　他们看到的景象大同小异：产能严重过剩，设备大量闲置，中小型钢厂成片破产，大量二手设备被债权人以废铁价挂牌出售。整个德国钢铁工业，如同一头被抽干了鲜血、锁住了爪牙的巨兽，匍匐在地，奄奄一息。

　　在埃森下榻的旅馆里，考察团连夜召开会议，“李部长，”冶金专家王复生激动地摊开汇总的数据，“我们初步估算，仅在鲁尔区，符合我们要求（20世纪初技术、尚未过时、主体结构完好）的二手钢铁冶炼和轧制设备，如果成套拆除、运回国内重新组装，其潜在产能至少能达到300万吨！这包括高炉、平炉、转炉、各种轧机、锻造水压机、配套的焦化、耐火材料生产线等等！”

　　“300万吨……”李维钧重复着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1918年，中国的钢产量（包括土法冶炼）满打满算刚到180万吨，这已经是比较大的惊喜，中国钢铁产能总算赶上了列强拖尾巴的意大利。

　　如果能将这300万吨二手产能消化吸收，再加上国内原有厂矿的改扩建以及计划中的茂山新基地……“在1925年前后，我国完全有希望将总产能推到800万吨，虽然远不如美国，但可以接近英法，远超俄国！”

　　另一位负责机械的工程师补充：“关键是，这些设备价格极其低廉！德国人急于变现，处理‘过剩产能’，协约国监督委员会似乎也乐见德国‘去工业化’。

　　我们估算，连同拆卸、运输、保险和初步翻新费用，将这300万吨产能的设备搬回国内，总成本不超过5亿金马克。如果是在战前，或者向英美订购全新设备，这个数字可能要翻好几倍！”

　　“这是千载难逢的‘淘宝’机会。”李维钧下了结论，“但我们不能只要设备。人才，德国的人才，尤其是那些熟悉这些设备操作、维护和改良的工程师、技师，我们必须一起‘请’回去。没有他们，这些铁疙瘩就是一堆废铁。”

　　几天后，柏林，德国经济部。

　　李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向副总理谢德曼和经济部长正式提出了那份令德国人既震动又苦涩的方案。

　　“总理阁下，部长先生，”李维钧语气恳切而务实，“我们充分理解德国工业目前面临的困境。闲置的产能是巨大的浪费，也是对宝贵工业资产的损耗。

　　我们提议，由中国政府出资，购买并成套拆除德国境内总计约300万吨年产能的钢铁冶炼和轧制二手设备。这些设备将运往中国，在鞍山、本溪、茂山三个大型铁矿基地附近重建。我们将支付合理的设备价款、拆卸和运输费用。”

　　谢德曼和部长对视一眼，眼神复杂。将如此大规模的工业产能“打包卖掉”，无异于承认德国工业的衰退，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现实是残酷的。

　　“李先生，”谢德曼缓缓道，“这涉及到大量工人的安置问题，以及……某些设备可能受到条约限制。”

　　“关于工人，”李维钧早有准备，“我们愿意优先聘用那些因设备出售而失业的德国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与他们签订长期工作合同，前往中国工作。这既解决了他们的生计，也保证了设备能够顺利运转。

　　关于条约限制，我们购买的设备将全部用于民用钢铁生产，生产铁轨、建筑型材、机器零件等，我们有文件可以证明其最终用途，也可以接受监督。”

　　李维钧抛出了更诱人的条件：“作为回报，中国除了支付各种款项，还愿意以优惠价格，向德国长期供应大豆、生丝、咖啡、茶叶、橡胶等农产品以及各种德国比较稀缺的稀有金属。

　　虽然贵国目前丧失了一些工业产能，但贵国目前不清楚何时可以真正复苏，这些产能若是长期得不到利用，折旧费用会越来越多，若是现在出售给中国，未来贵国工业复苏，可以上马更先进的工厂，这实际上对贵国更加有利……”

　　谢德曼沉默了。这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德国甩掉了沉重的闲置产能包袱，换来了急需的外汇、原料和粮食，保留了技术人才的“海外储备”。虽然感情上像是“卖家底”，但在国家生存面前，情感必须让位于理智。

　　“……我们需要研究具体细节，也需要与相关企业和工会，以及……监督委员会沟通。”谢德曼最终说道，语气松动了。

　　“当然。我们期待尽快达成协议。”李维钧知道，德国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支由中国化工、农业和财政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工业部化学司司长孙学悟的率领下，来到了位于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这里是巴斯夫的总部，也是哈伯-博世法合成氨技术的诞生地。

　　与埃森的衰败不同，路德维希港的化工厂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运转，毕竟人都是要吃饭的。合成氨，作为制造化肥和炸药的关键，其战略价值毋庸置疑。

　　协约国虽然对德国军工相关技术出口严加限制，但合成氨因其对农业的巨大意义，被归类为“民用”，监管相对宽松，当然了，列强并不傻，他们这么做，也是逼着德国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移。

　　巴斯夫的高层以复杂的热情接待了中国代表团。他们渴望订单，渴望外汇，但也深知这项技术的核心价值。

　　在巨大的工厂模型和流程图前，巴斯夫的技术总监，一位戴着金丝眼镜、表情严肃的博士，向孙学悟等人详细介绍了合成氨工厂的方方面面。

　　从原料气（氮气从空气中分离，氢气从水煤气或焦炉气中提取）的制备，到高温高压（约500摄氏度、200个大气压）下在铁基催化剂上的合成反应，再到氨的分离、精制和后续加工成硝酸或硫酸铵，每一道工序都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耗和设备要求。

　　“……一个年产10万吨合成氨的工厂，其核心是这些反应塔。”博士指着模型上如同巨炮般林立的塔器，“每个反应塔日产氨约20-50吨。

　它需要承受极端条件，材料、制造工艺要求极高，配套的还有大型压缩机、热交换器、复杂的仪表控制和连锁安全系统……”

　　孙学悟一边听，一边飞速地在心中计算。皇帝陛下的要求很明确：要买，就买最先进的，而且要完整的、可复制的技术能力，而不是仅仅买产品，不仅要生产，还要会设计，会制造，这关系未来。

　　就算短时间内不能吃透，也要不断吃透，因为中国人口正在高速增长，要想让人民吃饱饭，让周氏王朝可以延续，合成氨是重中之重。

　　“博士先生，”孙学悟用德语清晰地说道，“我们计划向贵公司订购五套完整的、年产10万吨合成氨的工厂设备，总产能50万吨。但这不仅仅是设备采购。我们需要一个‘交钥匙’工程，以及彻底的技术转让包。”

　　他拿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详细到令人咋舌的需求清单，递给巴斯夫的高层：

　　技术转让包：

　　完整工艺流程（哈伯-博施法）的所有技术细节、专利许可。

　　从厂区规划到设备安装的全套工程设计图纸。

　　所有核心设备（反应器、压缩机、热交换器等）的制造图纸和材料规格。

　　核心催化剂（铁-氧化铝-氧化钾体系）的精确配方、制备工艺和活化方法。

　　从开车、运行、维护到故障处理的全套操作、维护手册。

　　为中方人员在德国和中国提供系统的培训服务。

　　设备供应包：涵盖从反应器到仪表控制、安全系统的所有关键设备。

　　人员支持包：要求巴斯夫派遣多名资深工程师在华工作至少5年，并在德国为中国培训1000名以上的工程师和技术员。

　　巴斯夫的高管们看着这份清单，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乎是要把整个合成氨技术体系连根拔起，移植到中国去，虽然他们知道没有选择，但还是无比肉疼！

　　孙学悟看出了他们的犹豫，平静地补充道：“我们理解技术的价值，中国愿意支付足够高的价格，不仅包括设备和技术转让费，还可以给一定的分成，当然，我国外汇有限，能给的只能是农矿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