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处决慈禧 第218节
所以，在在我认为中国真正具备实行宪政的条件之前，我会牢牢把握住权力不放。这需要多长时间？我这辈子能不能完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未来有无数人会说我独裁，可我不在乎，那些叫嚣的人有我的能力吗？有我用刀枪拼杀出来的威望吗？没有！既然没有，他们有什么资格对我叫嚣！”他的语气坦诚得令人心惊。
“至于传承，”周鼎甲微微顿了顿，“我现在有三个儿子，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如果他们有能力，有魄力，有手段，能够在我之后掌握住这复杂的局面，压服各方势力，带领中国继续前进，我愿意将权力传承给他们。”
他话锋一转，声音斩钉截铁，“但如果他们只是平庸之辈，甚至懦弱无能，那么就算我强行把他们扶上皇位，他们也坐不稳，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周氏王朝二代而亡？这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帅！”袁子笃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哽咽和惶恐，“臣等及革命军将士，必誓死效忠少主！何出此不祥之言！”
周鼎甲转过身，看着跪在地上的袁子笃，眼中没有丝毫感动，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冷静，他扶着袁子笃起身，然后摇摇头说道，“什么是‘天子’？古语有云：‘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压根没那么悬乎，我们都是人，压根没区别，不要再跪了！”
“这，天地君亲师……”
“好了，听我说完！”周鼎甲继续说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王朝时代，枪杆子只服从能打胜仗、能带给他们利益和荣耀的将军！
所以，中国古代的开国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杀功臣！为什么？害怕！一定要用最残酷的手段震慑住那些手握重兵的骄兵悍将。
然后呢？然后就要依靠儒生，搞出一套‘君权神授’、‘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试图用思想来控制军队，控制人心，这就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无他，光靠武力威慑，成本太高了，必须加上思想控制！”
“但思想控制真的有用吗？当控制不住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把军队牢牢捆绑在身边，削弱其战斗力！宋明两代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呢？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只能依靠庞大帝国的体量勉强支撑，最终都亡于北方蛮族之手！这就是中华二亡天下！”
“但与蒙古人不同，满清更很特别，其原来是臣服明帝国的胡人，对明帝国有异乎寻常的了解，他们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
周鼎甲的语气转为冰冷，“他们是人口极少的异族入主中原，统治者内心充满了对汉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为了维持统治，他们变本加厉地削弱中国：千方百计降低汉人的识字率，直到今天，中国的识字率还不到5%！对稍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
更可恨的是，他们害怕火器的发展会损害满蒙骑兵的优势，竟然长期压制火器技术的研发和普及，只允许八旗掌握有限的火器！靠着这一套阴险的‘弱民’政策，他们控制了中国两百多年！”
“但是！千算万算，他们没算到西方列强会开着坚船利炮打上门来！更没算到太平天国会席卷半个中国！满人那点可怜的八旗兵根本打不过，只能被迫放纵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去组建地方团练！
湘军曾国藩，现在很多人吹捧他是‘中兴名臣’、‘圣人’！可在我眼里，他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屠夫！
他每攻破一座太平军坚守的城市，就下令屠城！男女老幼，一个不留！他杀掉的汉人，比满人杀的还要多得多！
清王朝与这些手上沾满同胞鲜血的地主知识分子抱团取暖，却又互相猜忌，不断挑拨离间，制造汉臣之间的矛盾。对外，则是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赔款，苟延残喘！”
“李鸿章打甲午战争，不仅要和凶悍的日本人拼命，还要时刻提防来自清廷内部的掣肘和政治打压！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打赢？！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泱泱大国，竟然被自己过去的属国打得一败涂地！奇耻大辱！天大的耻辱！”
他目光扫过扫过被这番激烈言辞震撼得说不出话的众人：“甲午战败时，我作为工兵修建过炮台，亲眼看到清军一败涂地，当时我是彻底想明白了！
靠这个腐朽透顶的朝廷，靠那些自私自利、只会内斗的官僚地主，中国永远没有出路！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必须用铁与血开辟出一条新路！
所以，我倾尽家产拉队伍，说来也是运气，正好赶上八国联军入侵，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用一个营的力量迅速做大，一举掀翻了清王朝！然后，我带着这支革命军，一路打下来，才有了今天北方这片基业！”
“在这个过程中，我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那些阻碍中国进步的旧官僚、顽固派、大地主、黑恶势力……所有我认为，可能损害中国发展的坏分子，都必须被消灭！
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北方一亿四千万人，我最起码杀了两三百万，是最起码的。接下来，等我平定南方，这个数字翻倍都不止！”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卢森堡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约吉希斯脸色发白。莫理循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停顿，墨迹晕染开来。袁子笃等人更是噤若寒蝉，额头渗出冷汗。
周鼎甲仿佛没有看到众人的反应，“我带着手下几十万人，干了这么大的事情，手上沾满了鲜血，得罪了无数的人，砸碎了无数旧势力的饭碗，得罪的人自然遍天下！
诸位觉得，我手下这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五十万革命军将士，还有那些被我们动员起来、分到了土地、看到了希望的千百万革命群众，他们能放心吗？他们不怕那些被打倒的旧势力卷土重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吗？”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卢森堡，“所以，哪怕我知道皇帝不好当，知道这个位置是火山口，知道我的王朝很可能在我死后就二世而亡，我也必须去做！
不是为了我个人贪图那点虚名和享受，而是为了他们！为了这些跟随我流血牺牲、渴望新生活的将士和民众！
我要用这个‘皇帝’的名号，把他们牢牢凝聚在一起，同时给他们一个个爵位，让他们成为这个国家新的统治核心！这是稳他们的心，让他们团结在我身边，有了这么多人支持，我就能迅速推行各种强硬甚至可以说是残暴的改革措施！
你们这一路过来，应该看到不少，这抽大烟的，规定时间内没有戒除，就要被拉到工地上干活，但十个人过去，能有两三个活下来就不错了，但那七八个就该死吗？肯定不是！
很多很多人抽大烟是没办法，可如果我给他们搞药物，慢腾腾等待他们戒除毒瘾，我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划算吗？不好意思，我等不起，那就只能他们去死，我知道这很残暴，但我没有选择！
接下来我要修建十万公里的铁路，数百万公里的公路河道，遍布全国数以万计的水库，如此庞大的工程，国家又没有多少钱，我只能发动人力去做。
在这个过程中，又要死多少人，估计数都数不清楚，但我必须去做，这些基础工程不做，国家就没有未来，老百姓就吃不饱饭，但我一个人不行，我必须有足够的人马去执行，既然想让部下们做事，就要给他们足够的保障，让他们后顾无忧……”
周鼎甲说到这里，长出了一口气，“你们西方有句谚语，‘屠龙者终成恶龙’，我相信我们这些革命者，或者我们的后代也不例外，最终很可能也会变成新的‘恶龙’。这一点，我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周鼎甲毕竟是一个革命者！我和那些旧时代的统治者有本质的不同！我绝不会走他们那条‘弱民’的老路！那种愚民、弱民、贫民的政策，只会让国家彻底丧失活力，最终亡国灭种！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要大规模推行教育！要让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女，无论贫富，都有机会读书识字！我要让知识的光芒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
你们这些欧洲的革命者，想传播你们的主义，你们的理论，尽管宣传！我不怕！我读过一点马克思的书，他的辩证法说得好，事物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我能理解！”
“卢森堡女士，约吉希斯先生，你们不能指望中国一夜之间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天堂！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先搞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积累财富；同时，在我这个强有力的‘君主’领导下，推行全民教育，实现国家现代化！先把地基打好！”
最后，他的目光扫过莫理循的笔记本，“至于未来……如果我们的后人，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新体制，最终也变成了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变得腐朽堕落……
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更进步的革命者站出来，推翻我们！就像我当年推翻满清一样！你们可以大胆地宣传你们的理论，揭露我们的问题，批判我们的错误！
你们不做，也会有别人来做，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反抗精神！你们做了，反而是在督促我们进步，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这样，我们这个新生的政权，或许还能多活一些年！”
……
周鼎甲这番洋洋洒洒、惊世骇俗的“肺腑之言”落下了帷幕。客厅里陷入了一种近乎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沉寂。
袁子笃等幕僚满脸满眼都是震惊，周鼎甲这番话，无异于亲手撕碎了笼罩在权力核心之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家天下”的残酷本质和“不得不如是”的无奈困境赤裸裸地展示在外国观察家面前，甚至预言了自己王朝可能的覆灭。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对“君臣之道”、对“帝王心术”的理解范畴，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被颠覆了，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自处。
莫理循手中的笔久久悬停在笔记本上方，作为见多识广的记者，他采访过无数政要，听过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也见识过不少赤裸裸的权力宣言。
但像周鼎甲这样，将权力的残酷逻辑、历史教训、现实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悲观预言，如此不加掩饰、如此逻辑清晰、如此坦荡直白地剖析出来的，他是第一次遇到。
这已经不是谈话，而是一场关于权力本质的哲学宣言。他感觉自己的思维有些混乱，需要时间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和其中蕴含的爆炸性力量。他甚至有些后悔问出那个关于紫禁城的问题，因为它引出了这番石破天惊的言论。
约吉希斯则紧锁着眉头，内心的震撼远超外表。他亲身参与过俄国的革命运动，深知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周鼎甲所描绘的图景——基于暴力清洗建立政权，以“皇帝”名号凝聚核心力量，依靠强人推动现代化，同时清醒预见到未来可能的覆灭并“欢迎”新的革命——这种冷酷的实用主义和对历史循环的深刻洞察，让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寒意。
这和他所信仰的依靠工人阶级自觉革命、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路径，几乎背道而驰。然而，他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在当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中国，周鼎甲描绘的这条血腥而务实的道路，或许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
卢森堡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的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暴。从踏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她所见所闻，无不在冲击着她数十年信奉的革命理论框架。
上海纺织女工的地狱，与天津码头工人的微光；强制劳动的残酷死亡，与识字夜校、技术培训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进步；周鼎甲集权统治的铁腕，与他对现代化生活、全民教育的坚定追求。矛盾如此尖锐，却又如此真实地共存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而此刻，周鼎甲本人，这个年轻的、手握生杀大权的“革命军阀”，用一番坦荡到近乎残酷的自我剖析，将这种矛盾推向了极致。
他没有丝毫掩饰自己的野心——建立世袭权力，甚至坦然承认这是一种基于“兵强马壮”的现实需要。他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历史政权更替的血腥逻辑和自己可能面临的悲剧结局。
更关键的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成为历史车轮前进的阻碍，并对此表示了一种令人惊愕的“豁达”甚至“欢迎”。
这是一个彻底撕下所有伪装的革命者。没有理想主义的口号，没有对未来的浪漫承诺，只有冰冷的现实主义和赤裸裸的权力逻辑。
然而，在这冰冷逻辑的核心，又燃烧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想”：他拒绝走“弱民”的老路，他执着地追求现代化，他坚定地要普及教育，甚至不惧怕外来思想的冲击。
他似乎在用最不“革命”的方式，执着地追求着某种“革命”的深层目标——国家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
“辩证的螺旋式上升……”卢森堡脑海中反复回响着周鼎甲引用的这句话。多么奇特的组合！一个准备登基称帝的人，引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为自己的实用主义道路辩护。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周鼎甲的逻辑异常严密。他指出了中国在民智未开、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下，骤然实行西方式民主宪政的巨大风险。
他点明了革命力量在成功之后，为了巩固胜利果实、防止反扑和发展生产不得不走向集权的历史困境，他甚至预见到了未来革命的可能，并视之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进程，而非对自身的背叛，他堵住了所有可能的理论批判，他比所有人都清醒……
“先生们，女士们，”周鼎甲打破了客厅里令人窒息的沉默，“远道而来，想必对北京城的新貌也感兴趣。子笃，安排一下，带各位去看看我们的市政建设，特别是西城那片新城区，还有正在建设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
他的语气轻松，这巨大的转折让众人一时有些错愕，但也暗暗松了口气。刚才那番过于沉重和赤裸的对话，确实需要一些现实景象来缓冲。
“是，大帅！”袁子笃如同从窒息中被解救出来，连忙躬身领命，声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汽车驶过西直门，进入北京城。与卢森堡等人想象中破败不堪的帝都不同，眼前的景象虽然称不上繁华，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秩序感。
街道宽阔了许多，清扫得相当干净，看不到乱堆的垃圾或横流的污水。十字路口有穿着灰色制服、戴着臂章的交通警察指挥着日益增多的黄包车和马车。
道路两旁，一些原本破旧的店铺门脸被翻新，甚至出现了几栋新建的砖混结构小楼，挂着“中华盐业银行**支行”、“中华供销公司”的牌子。
“变化很大。”莫理循看着窗外，感慨道，“比我上次离开时干净、有序多了。”
“大帅将城市管理视为现代化的基础。”袁子笃解释道，“设立了专门的市政厅，组建了城管队伍，负责清洁、治安，还有新城区规划。旧城区的改造也在进行，重点是拆危房、修路、完善排水和防疫……”
汽车驶入西城区一片正在大兴土木的区域。这里显然是规划中的“模范新区”。笔直的马路已经铺就了碎石路基，两侧是整齐划一的地基线和正在砌筑的砖墙。远处矗立着几栋明显更为高大的建筑骨架。
“那边是新建的‘北京第一中学’，”袁子笃指着远处一栋规模宏大的建筑工地说，“还有新式医院和邮电局大楼……”
“那里，”李慕华指向另一个方向，那里有巨大的烟囱正在喷吐着滚滚黑烟，“是新建的‘永定门发电厂’，已经部分投入使用，给西城部分区域和官署供电。再往前一点，是正在铺设管道的自来水厂。”
“我们去看看电厂？”卢森堡主动提议。她对这种驱动现代文明的核心设施充满了兴趣。
袁子笃略作犹豫，还是同意了。一行人驱车来到永定门发电厂外围。巨大的轰鸣声和煤烟的气味扑面而来。厂区戒备森严，持枪的士兵在门口站岗。出示了袁子笃的证件后才得以进入。
厂长也是一名军人，穿着军装，旁边则是一个洋人工程师，穿着工作服，他们带着众人走进来，发现厂房内部空间巨大，巨大的蒸汽锅炉嘶吼着，粗壮的管道纵横交错，连接着庞大的蒸汽轮机。
在巨大的轰鸣和震颤中，工人们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工装，戴着安全帽，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发电机组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电流通过粗大的电缆流向城市。
“这是我们引进的德国机组。”王厂长大声介绍着，盖过机器的轰鸣，“效率比国内仿造的强多了！就是配件和维护麻烦，一坏就得停工，还得等洋师傅来修，太耽误事了！”他的语气充满了无奈和急切。
“这一次过来好些位工程师，里面就有电气技工，过两天他们就会到岗！”袁子笃补充道，“咱们的学校要培养更多的人。”
卢森堡仔细观察着工人的状态。虽然环境恶劣，噪音巨大，但他们的动作有条不紊，神情专注，没有上海工厂里那种麻木和呆滞。
她注意到厂区一角挂着“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班组月度效率评比表”，墙壁上还刷着“提高效率，支援建设”、“技术就是力量”等标语。
“工人们待遇如何？培训呢？”卢森堡问。
“待遇在北京算好的，技术工每月能拿十块以上，和革命军排长一个级别！”王厂长回答，“培训是强制性的，每周有半天技术课，厂里自己有实习车间。
学得好的，加工资，升组长；学不会或者考核不合格的……”他看了一眼袁子笃，“就得调去其他岗位，甚至辞退。”
这又是“酷烈”的效率优先。卢森堡心中暗叹。她看到几个年轻工人下班后疲惫地蹲在厂区外的空地上，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还在翻看一本《电工基础》。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发电厂时，一阵刺耳的警哨声从不远处新建的街道传来，紧接着是人群的骚动和几声模糊的呵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