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来了个年轻人 第206节

　　“都没了。老婆孩子去年在南京……算了，不提了。”

　　对岸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是凄厉的惨叫声。两人同时抬头，看见北岸某处腾起新的火光。

　　“又在屠城了。这些天……北岸得死了多少人……当初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递烟，送鸡蛋……我们对不起他们……”

　　听到参谋自责的话，中校没有回答，只是狠狠吸了一口烟。

　　“团座，我们真的就这么……败了？”踩灭了地上的烟蒂，看着战场方向的参谋不甘心的开口问道。

　　中校沉默了很久：“上海输了，中国还没输。只要还有人拿起枪，这场仗就不算打完。”

　　说完这句话，中校扔掉烟头，用靴跟碾灭香烟：“去传令吧，让还能动的弟兄们准备转移。我们去青浦方向，那边应该还有我们的部队。”

　　参谋怔了怔：“可是南京的命令是死守……”

　　“南京的那位委员长现在想的怕是怎么迁都武汉了。执行命令吧，天塌下来我顶着。”

　　参谋立正敬礼，转身一瘸一拐地走向散兵聚集处。

　　中校最后望了一眼对岸的火光，转身走入黑暗之中。在他身后，苏州河的河水无声流淌，载着破碎的木片和模糊的阴影，向东汇入浑浊的大海。

　　第二天?凌晨 上海青浦外围

　　天还没亮透，着硝烟和焦糊味灰雾围绕在众人的身边。

　　中校靠在一段塌了半截的土墙后面，就着水壶里最后一点凉水，费力地咽下嘴里干硬的炒米。水壶壁上沾着不知是谁已经发黑的血迹。

　　吃完东西后的中校环视四周。跟着他撤到这里的，满打满算不到两百人，几乎个个带伤。军装破烂，沾满泥泞，伤兵们或拄着木棍，或相互搀扶，无声地蜷缩在断壁残垣之间的阴影里。

　　仅存的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架在砖窑入口，枪口指着他们来时的道路，副射手正在小心地擦拭所剩无几的弹夹。

　　机要参谋拖着伤腿挪过来，压低声音汇报：“团座，统计完了。能动的，一百八十七人。重伤员二十一个，挪不了窝。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手榴弹……没了。吃的，就剩下这点炒米和压缩饼干了。”

　　中校没说话，拧紧水壶盖。远处，上海市区方向的火光并未减弱，低沉的爆炸声偶尔传来。

　　“鬼子有什么动静？”

　　“侦察兵回报，鬼子主力还在市区搞清剿，外围哨卡加强了。往西去的路上，至少设了三道路卡，有鬼子的铁甲车。”

　　中校接过参谋递来的望远镜，爬上砖窑最高处。晨曦微露，能见度稍好。通往青浦的土路泥泞不堪，路旁歪倒着丢弃的独轮车、散落的行李，甚至还有几具百姓的尸体，无人收拾。更远处，一道由沙包和木栅栏组成的路卡隐约可见，膏药旗在阴沉的天空下耷拉着。

　　在心中思索片刻后，中校泄气地放下望远镜。突围？凭这点人，这点弹药，冲过几道路卡，几乎是送死。固守？这破砖窑无险可守，鬼子一旦发现，一顿炮火就能把他们全埋了。

　　“团座，怎么办？”

　　中校沉默着。他想起撤退时看到的景象：成群的溃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长官。偶尔有小股部队自发抵抗，枪声很快就被日军的优势火力淹没。

　　秩序彻底崩坏了……

　　“找几个本地人，问问还有没有小路能绕过去。通知下去，抓紧时间休息，尽量找点吃的。伤员……尽量照顾。”

　　命令被低声传递下去，人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啜泣声，很快又消失不见。沉重的疲惫和绝望抽干了所有人最后一丝力气。

　　上午八时左右，雾气稍散。派去问路的士兵带回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穿着打补丁的短褂，脸上刻满了恐惧的神情。

　　“老总……往西……走不得嘞，东洋人卡得死……”老农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往南……南面河汊子多，有个废弃的渔港，平时没人走，应该……应该能绕过去……但路难走得很，要蹚水……”

　　中校盯着自己带出来的一张皱巴巴、浸过水的上海周边简图。南面确实标注着密集的水网。

　　“有多远？”

　　“绕过去……起码多走一天一夜……而且那地方，好久没人走了，不知道现在啥样子……”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心中盘桓片刻，中校收起地图：“老乡，麻烦你带个路。到了地方，我们只有这些了……”

　　摸出两块压扁的压缩饼干，中校不由分说地塞到老农手里。

　　老农看着饼干，喉结滚动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队伍再次蠕动起来。抬着重伤员的士兵步履维艰，不时有人滑倒在泥泞里。粗重的呼吸和痛苦的呻吟是这支队伍里唯一的旋律。

　　下午，队伍进入河网地带。道路愈发难行，有时溃兵们不得不蹚过齐腰深、冰冷浑浊的河水。重伤员的状况急剧恶化，呻吟声渐渐微弱下去。但药品早已用光，卫生兵看到这样的情形，只能束手无策。

　　在一个长满芦苇的河湾处，队伍被迫停下。两名重伤员没能撑过去，停止了呼吸。士兵们用刺刀和工兵铲在泥地里掘出浅坑，草草掩埋。

　　没有时间举行入殓仪式，甚至没有多余的悲伤情绪。人们麻木地看着同伴被泥土覆盖，然后拖拽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前行。

　　中校站在新坟前，抬手敬了一个礼，然后转身，跟上队伍。

　　夜幕再次降临。队伍躲进一片茂密的芦苇荡里休整。不敢生火的众人只能挤在一起，靠体温抵御湿冷的夜气。远处偶尔有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那是日军巡逻艇在主要河道上游弋。

　　机要参谋凑过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团座，刚截听到一点零星电文。南京……好像已经在准备迁都了。武汉行营的命令很乱，有的让收容溃兵就地组织抵抗，有的又让向皖南收缩……”

　　中校闭着眼，嗯了一声。上面的混乱，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现在，他能负责的，只有身边这百来个还能喘气的弟兄。

　　“明天能到那个渔港吗？”

　　“如果顺利的话……下午能到。但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

　　“派两个人，天亮前先行侦察。发现鬼子，立刻回来报告。”

　　“是。”

　　后半夜，下起了冷雨。雨水透过芦苇丛滴落，加重了寒意。中校靠着冰冷的驳船残骸，毫无睡意。他想起了自己当初意气风发的北伐，想起了中原大战，想起了不久前上海的浴血搏杀，同仁们听说国际调停时的短暂希冀……最终，所有画面都凝固成苏州河上漂浮的尸体和北岸冲天的火光。

　　天快亮时，雨小了。侦察兵带回了消息：废弃渔港没有日军，但码头彻底毁了，只有几条破旧的小舢板歪在滩涂上。对岸，似乎有部队活动的迹象，看不清番号。

　　“准备过河。”中校下达命令，“尽量利用那些破船。会水的，先游过去建立警戒。”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浙北 长兴县境内

　　雨丝细密，落在溃兵们早已湿透的军装上。

　　中校靠在一棵半焦的槐树下，目光扫过横七竖八瘫倒在泥泞田埂上的士兵。从青浦一路溃退至此，人数又少了十几个，不是走散，就是伤重没了声息。剩下的百来人，眼神空洞，靠着最后一点求生的本能机械地挪动脚步。

　　机要参谋拖着伤腿，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来：“团座，问过老乡了。前面……过去就是长兴地界，再往西走，是天目山。说是……有别的队伍在活动。”

　　说到这里，参谋的语气顿了顿，压低了声音，“不是国军。”

　　中校眼皮都没抬：“土匪？”

　　听到中校的问话，参谋犹豫了一下：“老乡嘴紧，问不出具体名号。只说……戴八角帽，说话和气，不打人，不抢粮。”

　　中校沉默看了下来。八角帽。他知道那是谁。北边闹得震天响，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的那支队伍。

　　“地图。”

　　参谋连忙从怀里掏出简图。中校的手指在上面划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向西，深入那片连绵的山地。那里是三省交界，历来是官军力量薄弱之处。

　　“他们的规模和装备怎么样？”中校开口问着参谋。

　　“不清楚。老乡只说人不少，而且……”参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思索片刻，然后回答，“好像有……医院。能治伤。”

　　最后三个字像针一样，刺破了周围死寂的空气。几个原本瘫倒的士兵下意识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微光，又迅速黯淡下去。治伤？现在的药可金贵，这种好事哪能落到他们头上……

　　中校盯着地图思索良久，然后喊来参谋命令道：“派两个机灵点的，前出五里侦察。发现任何队伍，不准交火，立刻回报。”

　　“是！”参谋闻言转身，安排了起来。

　　队伍继续在冰冷的秋雨中缓慢向西蠕动。每一步都异常艰难，泥泞吸吮着脚上的草鞋或破布。伤员的呻吟被压抑在喉咙里，变成断续的、痛苦的喘息。

　　下午，雨势稍歇。派出的侦察兵连滚带爬地跑了回来。

　　“团座！前面……前面有岗哨！不是鬼子！也不是咱们的人！”一个侦察兵气喘吁吁地报告，“穿着灰蓝色军装，戴八角帽，背着快枪，守在进山的路口！看着……挺精神！”

　　中校的心猛地一沉。真是他们。

　　“多少人？什么配置？”

　　“就看到明哨两个，暗哨肯定有。路旁边林子密，看不清。但……他们看到我们了，没开枪，也没躲，就盯着！”

　　这不寻常……听到侦察兵的汇报，中校的眉头皱了起来，按常理，陌生的溃兵流窜过来，对方要么警惕拦截，要么干脆开火。

　　“他们有什么动作？”

　　“其中一个，对着我们这边挥了挥手，然后指了指旁边山坡下一个小棚子，好像……是让我们过去？”

　　犹豫片刻，中校下令：“停止前进。原地警戒。我过去看看。”

　　拔出了腰间的驳壳枪，检查了一下弹匣，又插了回去。中校转身对众人开口道：“你们在这里等着。如果听到枪声，或者我半小时没回来……就各自逃命吧。”

　　说完，中校整理了一下早已看不出原色的军装，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狼狈，然后独自一人，深一脚浅浅地向侦察兵所指的那个山坡下的小棚子走去。

　　距离棚子还有百来米，一声低喝从旁边的林子里传来：“站住！什么人？”

　　中校停步，举起双手，缓缓转身。看到林子里走出两个士兵，同样是灰蓝色军装，八角帽，年纪很轻，手里端着老套筒的枪口稳稳地指着他。

　　“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中校团长，李维锋。”中校报出早已打残的部队番号和自己的职务。

　　那两个红军士兵对视一眼，似乎并不意外。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战士开口：“李团长？从上海撤下来的？”

　　“是。”

　　“就你一个人？”

　　“后面还有我的兵，一百多人，多半带伤，走不动了。”

　　红军士兵点了点头，枪口稍稍放低了些。“跟我来。我们连长在前面。”

　　李维锋跟着他们走向那个简陋的茅草棚。棚子外面，果然站着几个同样装束的军人，其中一个看起来是长官，正拿着个望远镜观察着李维锋来的方向。看到李维锋，他放下望远镜，迎了上来。

　　这位红军连长很年轻，可能不到二十五岁，但手上的老茧证明这绝对是个老行伍。红军连长打量了一下李维锋，然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中国工农红军浙西游击支队，第一大队第三连连长，赵永强。”

　　李维锋下意识地回了一个礼。

　　“李团长，你们的情况，我们大概知道了。”赵永强的语气没有敌意，但也谈不上热情，只见他开门见山的对李维锋开口道，“上海打得惨，你们辛苦了。前面是我们的临时驻地，有卫生所，可以给你们的伤员处理一下。还有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