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师之路，从科举开始 第841节

第1008章 断江南士绅的根

徐闻对这一现象洞若观火。

“今日江南，学子若不入某书院，便无登第之望；若无士族荐举，便无仕进之门，此非王朝养才，乃门第选官也！”

他深知，这样的教育体系，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割据”。

不是兵戎造反，而是“以笔为刀”，在道义与声望之下挑战朝廷威严。

书院的危害，主要体现于三端：

一、削弱皇权，坐大地方。

书院由地方豪强出资，自设规矩，常年与地方官府平起平坐。

甚至许多书院掌教，对官员指手画脚，号称“士林清议”，实则干政之举。

他们以讲学为名，实为“教育自治”，实质上架空了社学，撕裂了中央自上而下的教化网络。

二、助长党争，败坏纲纪。

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历史上的东林党人。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他们以书院为据点，鼓动“清议”，频频上疏弹劾权臣，口号响亮，却常裹挟私怨，借道德之名进行政治报复，致使朝政掣肘，台谏交恶，君相离心。

而书院之下，士子众多、门生遍布，结党成风。

“座主门生”之制在书院大行其道，导致“举贤不公、仕途成局”，破坏科举制度的初衷。

三、固化阶层，断绝寒门。

朱元璋创社学，本欲“使贫贱子弟亦能读书入仕”，然而世族书院盛行后，寒门子弟便被挤出教育体系之外。

书院以门第荐才、以族亲资助，考试内容亦趋功利，只为应试之道，不讲大义之理，更不顾下层之需。

即便后世如王阳明等高士，也尝试开办下层书院（如稽山、龙冈），广纳寒门，但终敌不过士绅财力所筑起的壁垒。

徐闻在奏疏中斩钉截铁言道：“士林党争之祸，胜于边患之兵，官学废弛，私学横行，此朝纲之蚀骨之毒也！”

“若王朝之下有‘第二讲堂’，则必有第二权柄，社学不兴，王道不立！”

于是徐闻一道政令，取缔江南三十六座大书院，拆除者、封闭者、焚毁者不一而足。

那座传承百年的“西湖讲舍”，当众捣毁；“曲园书堂”藏书五千卷，一把火烧得干净；

至于“王氏书庄”，更被指为“图谋书乱”的据点，院长就地斩首，讲生流徙西域。

百姓目睹此景，无不惊惧：

“这可真是‘书生误国，书院通敌’啊！”

紧接着，徐闻下令：“今后江南诸地学堂，须由朝廷设立，名曰‘社学’，由地方官直接监管，设教官、课程、督学使，严禁私讲。”

“所授之学，以律、法、算、农为主，儒经为辅，禁讲异议之论，禁引反政之文。”

一时间，江南大小州府，皆建“社学署”，旧日书院一夜之间成为废墟，讲席未冷便已换人。

原本讲学清议、围炉论政的士子，如今只许识字写账、学农织布。

再也没人敢问“君道”“天理”，连“孟子”都被勒令删减。

第二步，是重编学籍，划清身份。

徐闻深知，江南士林之所以根深蒂固，不在学识，而在于世袭门第、门生故旧横跨官场。

于是他设立“南籍清理司”，一一核查江南士人底册。

凡三代内与曾参与罢市抗税的江南商贾往来者、曾与旧王家、贺家通婚者，皆划为“商后”，取消读书应试资格。

更甚者，凡在书院中任教过、讲课过、参与捐资修学的士绅，一律列为“士绅胄系”，登记造册，不得再受“学仕之恩”。

这一招，等于斩断了整个江南旧士族通往仕途的路。

他们不能再出仕，不能再荐举，不许开学堂，不许出版文章，甚至不能在家中教子读书。

“读书？读了也白读，你儿子也不能应试。”

徐闻没有杀他们，却让他们从此无声。

这比砍头还狠。

第三步，是动用巨资，彻底改造学制。

此前江南查抄富商、王贺两家时，抄得财产白银数千万两、田地数万顷、金玉无数。

朝廷本打算充作国库，但徐闻力争道：

“士林废坏，须以新学重建，方不误大计。钱财多在江南，也应花在江南。”

成化帝沉吟再三，准其所奏。

徐闻随即设立“江南新学总署”，动用三千万两白银，用于以下数项：

兴建官学社学两千一百三十七所，从苏州到徽州，自设教官体系。

大修文庙、律堂、习艺所，不再主祭孔孟，而供奉“律祖”“农圣”“兵师”。

招募寒门子弟入学，规定凡贫户子弟，入学全免，每人每月发米三斗、布一匹。

刊刻新教科书三十余部，废旧章句，以律政、实用、吏治为要。

设“乡试预科班”，选拔社学优异生，直接推荐至京师太学。

从此之后，江南士人再无门第之说，皆靠学绩；

再无“书香世家”，唯有“社学新生”。

江南士绅看着曾祖父讲学之地如今变成教子识字、背律条的场所，个个心如死灰。

从士人、士绅、士气，到书院、讲堂、道统，统统被拔除，代之以“朝廷社学”“实学新道”。

整个江南，如同被掀翻重塑。

徐闻废书院、立社学，并非简单的权力争夺，而是一次深层次的文化重构：

他不是要毁灭读书人，而是要重建一批“听话的读书人”。

他要打造的，是“士不言政，民不议政”的安稳学风，是“以学辅治”的行政工具，而非“以学议政”的政治人群。

他要以此遏制士绅割据之势，重建君臣之间、士民之间“单向而不反向”的秩序。

后人评此举，有人骂他是“文祸之主”，也有人赞他“识破士林虚伪之道”。

但无论如何，在那年之后，江南再无名书院。

只余社学钟声，清晨朗朗。

那是一种经过雕琢的声音，整齐划一，忠顺无争。

但在某些风起时刻，也许，会有些少年，在社学墙角悄悄读着被禁的《孟子》，暗中铭记：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吾志也！”

第1009章 越王亲征

清剿江南巨商和士绅势力后，朝廷终于迎来了多年未有的清朗政局。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肃商之战”，以苏州王越斩贺家为开端，迅速震慑了整个南直隶。

随后各府相继整顿，顽固抗税者纷纷伏法，私运通倭的商号也被一一查封，士绅阶层原本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被彻底斩断。

随着地方秩序恢复，百姓重新拾起信心，田畴复耕，市肆再开，街头巷尾又见炊烟起伏、商贩吆喝，一切回归正轨。

在这个关键时机，朝廷顺势而为，由内阁首辅徐谦牵头，会同户部、兵部、市舶司三方，联手推出新的商税法令。

这一套新政，以“轻其赋、广其征”为指导思想，保留原有地税体系，但对流通贸易重新分类，扩大税基。

参考前朝旧例，朝廷将“商贩”按经营种类、规模、营地分为四等，设有低至三厘、高至三钱不等的比例税率。

凡有牌照商户，按月缴纳商税，税负平均分摊，既不逼良为盗，也不放纵富贾。

为鼓励正经商户经营，大明还设立“良商册”，凡五年纳税无违，记录良好者，得优先获得官方渠道货引、仓储执照，甚至有资格参与军需招标、御用供货。

对外贸易方面，朝廷则借鉴了北宋时期“榷场”制度，重设各大港口市舶司，依沿海分区设立“通番税则”，专收进出口之税。

如广州、泉州、宁波三大港口，根据商品种类、船只吨位和交易额，重新定下定额税率。

原先混乱的折冲、贿赂之风一去不返，市舶官员由朝廷亲派监察御史巡检，不得私改税额。

海外商贾初时颇感震动，担忧朝廷要收网，不料新政一出，却发现规则清晰、手续简便，反而比从前那种靠送礼打通关系、层层剥皮的旧法来得更省钱。

如暹罗国商船、琉球贡队、葡人牙行、胡商马帮，都在新税法下顺利通关，交易繁盛，国库日进银两如山。

新税法推行半年，仅南直隶一地，便为国库增银两千八百万。

若加上江浙、闽广等地的海关收入，大明国库每年稳定新增八九千万两，实为盛况空前。

朝廷因此得以拨款修河工、补军械、赈灾荒、助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