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507节

　　高攀龙自己就喜欢做制度研究。

　　他所写的《周易孔义》《春秋孔义》都是典型“六经注我”的书籍，通过解释四书五经的方式，为自己的党派学派争取话语权。

　　这种行为本质上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中历朝历代统治者根据自己利益而制定制度的方法一样。

　　高攀龙花费一下午时间看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深感认同。

　　他笑着对安希范说：“王建阳真写出一本好书也。我当在学院报刊上推广此作。”

　　东林书院也有自己的报纸，而且在江南的上层文人中影响力不低。

　　高攀龙就是报刊的重要撰稿人，他放下书本就开始想如何撰写书评。

　　万历皇帝想要东林党看一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学会做实事，不务虚名。

　　但却没想到东林党还真是同意做实事的。

　　只不过对于东林党人来说，用政治制度恶心皇帝、限制皇权就是他们要做的实事。

　　万历皇帝可谓是完全没骂到点上。

　　他主动推广的书籍反而成为东林党做舆论战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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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府大兴县。

　　方从哲也通过三党的朋友拿到了一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阅读之下十分喜欢。

　　他欣赏此书的方面则是认为此书立论足够公正。

　　钱穆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很重要目的乃是让当时的人不要武断的批评中国古代治理，立论自然要平和一些。

　　甚至很多方面在王文龙看来过于褒扬吹捧，王文龙在改写的过程中，将一些对中国古代政治吹的太夸张的地方删去不少。

　　但一本书的基调还是留了下来。

　　方从哲是个裱糊匠性格，反对激进改革，这种温吞和尚的论调瞬间击中他的喜好。

　　他甚至比高攀龙更喜欢王文龙的这本书。

　　从写作内容到遣词造句，全面欣赏。

　　方从哲在书评写道：

　　“《政治得失》一书，书名虽起的惊人，然则内容中正平和，甚得中庸之要旨。”

　　“如时人皆以为科考拘泥僵化，圣有读书人鱼跃龙门，反诬八股为‘臭篓言荃’，实不可取。”

　　“《政治得失》详查科举选人之源流，读此书方知，科举之初是真正为国取材，八股文之出现，也是为录取真名仕。”

　　“无有八股文之前，则写诗也可科考、读经也可科考、甚或字迹写得好也可科考，致使读书之人上升渠道不清，高门大官可做手脚之处极多。”

　　“八股规则既明，则上至宰相之门，下至扶犁之子，皆可同场而较技。乃是制度上一大推进也。”

　　“故而知道每个制度创制之初，虽然有偏弊有流还，但这乃是与时代不符，并非创制之人全出自私心或言愚昧不智。”

　　“若真愚昧，则何能流传数百年而不致反叛乎？”

　　“读此书可知制度之变化，教人不断、不专横，不至于手指规章律令曰：制定此条律法之人不如我远甚！”

　　“仅此一条，此书便大有可观了！”

　　万历皇帝把书籍发给东林三党本来是想气气他们，却没想到取得各党各派一致好评。

　　万历都无语了。

第927章 史学研究新纪元

　　和东林与三党不同，身处南京的焦竑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评论则是从研究者方向出发，他对于此书的反应甚至比其他人更激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讲的政治制度变化对于焦竑来说不算多难的议题，这本书读起来对他来说也略失浅显。

　　但其领导的研究方向却是让焦竑眼前一亮。

　　焦竑在《金陵丛谈》上激动地发表文章，直接用大白话写出《论历代政治得失与制度史学》：

　　“几年前，王建阳说，研究历史，不能只看古书，还要从中看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但能懂的人不多，我也不太明白……”

　　“直到看见《政治得失》这本书，真是个好榜样。”

　　“对于未曾看过此书的读者，我不得不做一番介绍，此书内容其实讲的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怎么变改的……不像以前的史学家，只关注皇帝、将军和打仗，他讨论的执行仅是制度一条。”

　　“就这一条，却写了洋洋洒洒十万字，纵横古今。”

　　“而且非但不让人觉得啰嗦，反而许多学者以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些地方讲得过于简单……”

　　“在我看来这也不算坏事，这些简单的地方，正是以后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只要把他们觉得不够的地方补充一下，就能写出新的制度研究……”

　　“它不仅让其他学者有更多可以研究的东西，还给过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和依据。”

　　“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总是从道德上判断。但做制度史研究，方可以真正看出这个人在建立制度时做了什么贡献。”

　　“比如以前认为是暴君的人，如果看看他建立的制度，可能会发现他之所以被认为残暴，是因为他在建立制度过程中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得罪了文官，所以留下了残暴的名声。”

　　“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是好君主的人，从制度史的角度看，他们把政治制度变得太宽松，导致有权势的家族崛起，为以后的混乱埋下了隐患。”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即使不研究制度史的人，按照传统的方法研究皇帝和将军是好是坏、仁慈还是残忍，也能看到更多方面……”

　　“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不仁慈的皇帝，其实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是真正的仁慈。”

　　“有些名声很好的皇帝，实际上可能是沽名钓誉的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以史为鉴，制度史研究对现实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我们过去传统的历史研究。它能直接指导未来的政治改革……”

　　“甚至于继承古代圣贤学问这方面，制度史研究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古代圣贤当时做的事情，是为了建立怎样的制度。”

　　“我们学习古代圣贤的行为，应该学习他们建立制度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摹仿他们的具体行为……”

　　“这本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其中的好处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焦竑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几乎全是夸奖。

　　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实在是太明白制度史研究的开创有多么大的意义。

　　过去王文龙所写的诸多杂书也有涉及历史的。

　　但要不然是军事史，要不然是经济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他所写的第一本不谈其他方面的历史专著。

　　而此书直接将历史研究的视角转向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的深层机制，研究的内容虽然不算深，但研究手段却直接把历史研究推向了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相结合。

　　以焦竑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对以后史学研究的发展有多么广阔。

　　王文龙在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司法、军事、选拔，而从这些方向，每一个往深了去，都足有可钻研的地方。

　　政治制度史、司法制度史、军事制度史，写都写不过来！

　　以前王文龙给焦竑介绍过考据史学，即用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去还原一个时期的历史状况。

　　焦竑对这一家的史学思想虽然尊敬，但却不太感冒，因为这种寻章摘句的研究和此时大多数史学家喜欢从大观念去总结大视角的研究方向，并不吻合。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走的制度史研究路子却一下打中了焦竑感兴趣的点。

　　这不就是最好的大方向历史吗？

　　此时凡是研究历史的，无不有大量的阅读基础做底子。

　　在大明，家中藏书没有三百卷，不要说可以读懂历史。

　　你连古人对于某个时段的历史材料都看不全，何谈从历史资料之中查漏补缺，考据征引？

　　对于史料的丰富了解，也是此时历史学家最引以自傲的功底所在，史学研究很有炫技的成分。

　　而以制度史为代表的综合研究，正是需要广泛的知识作为基础。

　　比如想要研究法律制度史。

　　那定然就要看大量的法学材料，不光要了解大明的司法律令，还得上诉到历朝历代的司法演变。

　　甚至还得了解历朝历代司法监察系统的官员关系，国家如何指导司法……

　　这旁征博引的数量，比起焦竑现在所写的史学专著还要多。

　　焦竑是真的喜欢王文龙开创的制度史研究路子。

　　不光是他，一大批江南的史学名家看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都是同样的感想：

　　眼前一亮，自己也得搞一本这样的书出来！

　　王文龙开宗立派，追随者自然对他大肆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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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甚至在普通读者之中也引起广泛反响。

　　大多数读者并没有焦竑这样深入的史学研究观点。

　　历史学家们觉得此书写的太过浅显，而读者们却正好喜欢这样简单易读的书目。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原著面对的对象本来就是中学左右水平的普通读者。

　　王文龙改写之后的版本放在大明，就是但凡参加过童生考试的人，都能把这本书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