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916节

极限思维四个字，让礼堂里不少人的脊背微微一紧。

“极限思维”是一个近年来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概念，它比“底线思维”更进一步，意味着不仅要防范最坏情况的发生，还要做好在最极端条件下依然能运转的准备。

陈捷对这个表述有着比台下绝大多数人更深的理解。

他在武河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从抗疫到经济重建，从化债到对抗系统性消极阻挠，每一次都是在极限条件下寻找出路。

而现在在诚都面临的局面，军工整肃叠加城投信用危机叠加金融利益集团盘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极限场景”。

总书记接下来的一段话，让几位债务大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脸色变得格外凝重。

“要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

这几句话的信息量极其密集，陈捷的笔在纸面上几乎没有停过。

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跟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完全一致。

从三月到七月，半年时间里这句话被反复强调，说明中央在化债问题上的态度不仅没有松动，反而在不断加码。

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则意味着城投平台“借新还旧”的老模式将被彻底终结。

中央不再满足于技术性地压降债务规模，而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城投平台的性质和功能，让它们要么转型为真正的市场化企业，要么有序退出历史舞台。

陈捷在诚都推动的天府新城资产重构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个改革方向的具体实践。

把一个被掏空的城投项目重新赋予真实价值、嫁接国防安全属性、吸引产业转移，这本质上就是城投平台改革转型的一种路径探索。

而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这几句话，则直指地方财政困局的深层根源。

过去多年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地方干了太多事，但能自主支配的财力有限，不得不依赖土地出让金和举债来弥补缺口。

三中全会如果真的在财税体制上动刀子，将会深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坐在陈捷前方斜对面的一位东部沿海省份的省委书记，此刻正用笔在“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这句话下面反复描画。

作为GDP排名靠前的经济大省，他的省份长期是财政净贡献者，上缴中央的税收远超从转移支付中获得的资金。

如果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能够扩大，对他的省份意味着可观的增量财力。

而另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长，此刻的心情则要复杂得多。

他的省份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自主财力薄弱，税源有限。

“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对他来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管理权限再大，税源不足也收不上来多少钱。

他更关心的是转移支付规模能不能继续增长。

同一句话，在不同位置的人听来，滋味截然不同。

随后，总书记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讲解“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思路。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也不是搞一种模式。”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因地制宜四个字被总书记念得非常清晰。

这是在给各地方松绑。

过去一段时间，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被一些地方简单化、机械化地理解和执行。

有的欠发达地区连基本的工业配套都不完善，就喊出了“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打造量子计算高地”的口号。

有的传统制造业强市，为了追赶潮流，盲目关停传统产线上马新项目，结果旧产能丢了新产能又没培育起来。

总书记的这段话等于是给这种“运动式”追新泼了一盆冷水。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不是所有地方都要搞芯片、搞大模型、搞量子，你的资源禀赋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传统产业只要升级改造到位，同样是高质量发展。

这段话让陈捷想到了诚都的产业结构。

诚都的优势很明确军，工和军民融合产业链、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集群、生物医药研发体系、文化旅游消费生态。

这些都是有根基的、有积淀的、有比较优势的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诚都不需要另起炉灶，只需要把现有的优势做深做透做强就够了。

总书记的说明在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后，进入了最后的收束部分：

“希望同志们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紧紧围绕全会主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把决定稿修改好。”

最后一句话落下的时候，礼堂里爆发出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三百六十四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同时鼓掌。

掌声持续了很久，足足有一分多钟。

陈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双手有节奏地拍着，目光穿过前方无数个西装笔挺的肩膀，落在主席台中央那个挺拔的身影上。

总书记在拿起身前的茶杯轻抿一口水的时候，嘴角浮起一丝几乎不可辨识的疲惫。

两个多小时的连续高强度讲话，对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考验。

但他的背脊仍然挺得笔直，目光依然深沉而坚定。

掌声平息后，丁昌平缓缓开口：

“同志们，上午的议程到这里结束，下午两点半，各组开始分组讨论，请同志们认真研读《讨论稿》，围绕总书记的报告和说明，结合各自领域的实际，充分发表意见。”

“散会。”

会场里的人群缓缓站起，开始向出口方向移动。

没有闲聊，没有寒暄，大多数人都面色凝重，低头快步走路，手里紧紧攥着那份红色封面的文件。

陈捷走在人流中，节奏不快不慢。

回到房间后，他在书桌前坐下，翻开那份《讨论稿》和他做的笔记。

他拿出一张白纸，开始梳理下午发言的要点。

按照全会的惯例，分组讨论是各地方、各部门代表发表意见、提出修改建议的核心环节。

发言既要体现对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又要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还要在规定时间内讲完，不能拖泥带水。

陈捷在白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化债制度化，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军民融合与城市安全，民营经济信心重建。

他思考了一会儿，又在最后加了一条：基层减负与干部激励。

这最后一条是他在诚都两个多月以来最深的感触之一。

四项机制推行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基层干部在制度性压力和考核焦虑之间的挣扎。

仅靠鞭策是不够的，还需要给干部们看到做事的意义和上升的通道。

三中全会如果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容错纠错制度方面做出制度性安排，对基层干部的激励效果将是巨大的。

……

下午一点四十分，与会代表们陆续从房间里走出来，三三两两地朝着各自被分配到的小会议室方向汇聚。

陈捷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除了那份已经被他翻得微微卷边的红色封面《讨论稿》之外，还多了一本薄薄的笔记本。

上午散会后那一个多小时，他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坐在书桌前，在这本笔记本上反复推敲下午发言的措辞。

最终，他把要说的话浓缩成了三页提纲，关键数字用红笔做了标记，几处敏感措辞被他改了又改。

走廊拐角处，聂绍衡正和贺崇序低声说着什么，看到陈捷走过来，聂绍衡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朝前走。

陈捷跟在后面半步，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按照大会秘书处的分组名单，三百六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被分成了十个小组进行讨论。

分组原则看似随机，实则经过精心安排。

同一省份的代表被打散到不同小组，部委领导与地方主官交叉编排，军队将领与地方文职穿插落座。

这种设计的用意很明确，打破任何可能形成的“小圈子”和“统一口径”，让每个人都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环境下独立表达观点。

陈捷被分在第六小组。

他翻看过分组名单，第六小组四十二人，召集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丁昌平。

这个安排让陈捷心里微微一动。

丁昌平在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主持了开幕程序，此刻又担任他所在小组的召集人，意味着这个组的讨论质量将被重点关注。

丁昌平本人就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核心人物，他坐在那里，每个发言者都会掂量自己说的每一个字。

第六小组的讨论地点设在青海厅。

下午两点十五分，陈捷走进了青海厅。

会议室很大，灯光柔和但足够明亮，空调出风口几乎无声地送着凉风，室温恒定在二十三度左右。

正中央是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桌面覆盖着深绿色的绒布，每个座位前摆着一只白瓷茶杯、一支签字笔、一本与陈捷手上同款的蓝色笔记本，以及一个红边白底的台签，上面用宋体字工工整整地印着与会者的名字和职务。

陈捷顺着桌子绕了半圈，找到了自己的台签。

他的位置在椭圆桌右侧偏中间的地方，左手边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右手边是辽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对面坐着的台签他也扫了一眼，南江省委书记、教育部部长、西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