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55节
张培德的前车之鉴,犹如一盆冰水,浇在了每一个有过类似操作的人头上。
于铭田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的号码:
“把去年以来所有涉及社会组织募捐资质审批的档案,全部调出来,我自己先过一遍。”
“于局,审计组那边已经调走了一部分……”
“我说的是咱们自己留底的那套,赶紧。”
类似的情形,在武河市的多个单位同时上演。
市卫健委的一位处长,在听到张培德被留置的消息后,连夜回到办公室,翻出了疫情期间他经手的几份医疗物资紧急调拨单据,逐张核对,确认每一笔物资的来源、去向和签收记录是否完整。
结果有两份调拨单的签收栏是空白的。
当时物资送到医院后,对方急着拆箱使用,忘了签字。
他立刻给当时的对接人打了电话:
“老李,你赶紧把那两批防护服的签收回执补上,别拖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句不耐烦的回答:
“都快三个月了,你现在让我补签收?”
“你不补,等审计组问到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这种在审计高压下的突击补材料,自查自纠,完善台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了武河市多个政府部门的常态动作。
有人是因为确实存在管理疏漏而心虚,有人是因为看到张培德的下场而条件反射般地自我审视。
但也有人,在心虚之余,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审计组到底想查什么?
或者更准确地说,审计组背后推动这一切的人,到底想查到什么?
五月十二日。
张培德被留置后的第三天,一个微妙的变化开始在各个接受审计的单位中显现。
有些单位的配合度骤然提高。
审计组在某些单位调取资料时,以前需要催两三次的东西,现在一次就送到了。
以前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的谈话对象,现在主动要求补充说明,以前不肯拿出来的原始凭证,现在被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了审计人员面前。
有个区的财政局长,甚至主动给省级审计组的联络员打了一个电话:
“我们区在疫情期间有一笔应急采购,当时走的是紧急程序,事后复核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份比价文件缺失了,我已经安排人去补了。”
这种主动报告问题的行为,叫审前自纠。
它的本质是与其让你来查,不如我先坦白。
坦白的动机未必是良心发现,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性的计算。
在审计高压下,主动整改的政治成本远低于被动查出。
前者叫知错就改,后者叫隐瞒抗拒,两者的纪律处分力度相差甚远。
张培德的留置,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湖面上,溅起的水花淋湿了所有站在岸边的人,有些人赶紧后退两步,擦干净身上的水。
有些人却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齐腰深的水里,退无可退。
……
五月十三日上午,武河市委大院。
陈捷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
他的办公桌上,徐中原照例把文件分好了类。
今天的文件量比平时多了一些。
一部分是常规公文,市委办转来的请示件、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几份信访摘要。
另一部分是专项工作的推进材料,公务员遴选的报名情况统计、党校评估报告的排版定稿、常态化防控方案的第二轮修订意见汇总。
陈捷先处理了常规公文,逐份审阅、批注、签字。
处理完公文后,他拿起了那份公务员遴选的报名情况统计表。
截至五月十二日下午五点的最新数据显示,三百个岗位的总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一万一千人。
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在职公务员的报名人数占62%,来自北汉省内的占38%。
三十个标注了援鄂经历优先的岗位,报名人数为四百七十二人,平均竞争比约为十六比一。
陈捷的目光在统计表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翻到了附件中的报名者基本信息汇总。
这份汇总只列出了各岗位报名者的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和专业分布。
不涉及具体姓名。
秘书二处两个岗位的报名人数合计九十三人,竞争激烈程度在所有岗位中排名前五。
这并不意外。
市委办公厅秘书二处,是体制内公认的成长性最强的平台之一,在全国遴选的盘子里放出来,必然吸引大量优秀的年轻干部竞争。
陈捷把统计表放回文件夹里,在封面上批注了一行字:
“报名情况符合预期,后续工作按节点推进,资格审查环节从严把关。”
然后,他拿起了党校评估专家组提交的最终定稿。
这份报告经过贺明德团队的两轮修改和陈捷的逐条审阅批注,已经从初稿的二十八万字精炼到了二十四万字出头。
但信息含量不减反增,冗余的描述被删去了,模糊的表述被厘清了,每一个核心结论的事实依据和推理链条都被打磨得更加锋利。
陈捷最后通读了一遍综合研判报告的总论部分,确认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在报告封面的右上角写下了日期和同意印发四个字。
随后他拿起内线电话,通知秘书二处的联络员把这份评估报告送到沈非群办公室,同时准备十一套复印件,下次常委会审议时分发。
……
武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培德等三人的应声落马,只是武河市审计风暴掀起的第一朵浪花。
而省级层面掀起审计风暴中,那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带病运行的地区和单位,波及程度并不比武河小。
襄州市,便是其中之一。
襄州,地处北汉省西北部,是省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
其市委书记钱芳霖,五十六岁,在襄州主政已近五年。
此人作风强硬,长于项目运作,在任期间,襄州的GDP增速一度领跑全省,几个百亿级的工业项目相继落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政绩不可谓不亮眼。
自去年年底开始,他却以一种不寻常的频率,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省里的重要会议,他很少出席。
市里的常规活动,也多由市长代为主持。
体制内,一个主要领导干部的公开活动轨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号。
钱芳霖的半隐身,早已在北汉官场内部引起了种种猜测。
这位书记,恐怕是出问题了。
省纪委监委对他的外围调查,其实在去年秋天就已经悄然启动,只是调查工作极其隐秘,且钱芳霖在襄州经营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调查进展得异常艰难。
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打乱了原有的调查部署,在全省上下以抗疫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背景下,对一名地市级一把手的调查,就被暂时搁置了。
但搁置不等于终止。
当五月的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省委部署的专项审计工作组进驻襄州时,那柄悬在钱芳霖头顶的利剑,终于落下了。
审计组在对襄州市疫情防控财政资金的审查中,发现了一系列围绕着几个特定应急工程项目的异常资金流动。
这些项目以应急改造、紧急采购为名,绕过了常规的招投标程序,而资金的最终流向,却通过层层伪装,指向了几个与钱芳霖亲属存在密切关联的空壳公司。
省纪委监委果断收网,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于五月十四日,对钱芳霖正式采取留置措施。
消息传出,襄州官场地震。
这是自疫情以来,北汉省第一个应声落马的地市级一把手。
他的倒台,不仅是一个孤立的腐败案件,更被外界解读为省委书记陆鸿年铁腕整肃吏治,重塑北汉政治生态的标志性事件。
权力场上的每一次人事地震,都必然伴随着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一个市委书记的空缺,尤其是在襄州这样一个战略位置重要的工业重镇,由谁来填补,如何填补,这本身就是一道复杂的政治考题。
五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北汉省委大院,省委书记办公室。
此时此刻,办公室坐了五个人。
省委书记陆鸿年坐在办公桌后,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色短袖衬衫,面前放着一个茶杯和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笔记本。
在他前面,是省长周全明和省委专职副书记孙显成,以及省纪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宏涛。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书记会碰头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省纪委关于钱芳霖案件的初步调查进展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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