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武宗 第228节
整个伊利诺伊州的焦点，全部聚集在了这场听证会之中。
事实上，不仅是伊州，以亨利·福特、迈伦·泰勒为首的这些全国工业巨头们，也同样在密切关注着这场听证会。
因为消息经过这么多天的传递，他们也了解得很清楚了，劳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基本上已经是伊州工会改革的最后一道关卡了。
一旦听证会上坦纳这些议员失利，那么见风使舵的州政府必然会立刻放出那份行政命令。
而伊州的工会改革一旦成功，那么余波将会蔓延到全国各州，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跟着遭殃。
这些人此刻只能在心里默默期待，坦纳这群人能够顶住压力。
——
十一月二十日的斯普林菲尔德，天空从清晨起就压着一层铅灰色的云幕，像是有人把一整块未打磨的铁板悬在城市上空。
州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从黎明时分就开始聚集人群。
工人们举着支持工会改革的牌匾。
记者们架起了比不久前法院庭审时更多的照相机三脚架。
赫斯特旗下的广播电台甚至开来了一辆改装过的转播车，将电缆从车厢一直拉到议会大厦侧门的临时接线盒上。
骑警在大厦正门两侧拉起了护栏，但人群仍然越聚越多。
每一个挤在护栏后面的人，都仰头注视着那扇紧闭的铜质大门。
仿佛这扇门后面即将决定的不只是几个议员的去留，而是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被承诺过的那张选票，到底能不能真的投进投票箱里。
州议会的听证厅比国会山的听证厅要小得多。
但对于被传唤的人来说，压迫感却丝毫没有减少。
深色橡木镶板从地板一直铺到天花板，墙壁上悬挂着历任议长的油画像，每一幅画像上的眼睛都在昏黄的壁灯光线里俯视着证人席。
证人席是一张独立的沉重橡木桌，正对着高高在上的议长席和两侧呈扇形排列的议员席。
任何一个人坐在那张桌子后面，都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孤身面对一整面由历史和制度砌成的墙壁。
费兰和劳工部长珀金斯从侧门进入听证厅，然后被工作人员引到了二楼一处被深色帷幔隔开的特别旁听席。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听证厅的全貌，但下面的人不容易注意到帷幔后面坐着的是谁。
费兰拉开椅子让珀金斯先坐下，然后自己坐到她旁边。
珀金斯把公文包搁在旁边，扫了一眼楼下那座空荡荡的证人席，语气平静而温和：“那就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临近九点，各方人马开始入场。
坦纳和他的同僚们入场时没有带律师。
在美利坚的政治传统里，议员在面对听证会时，通常不会躲在律师身后。
因为如果缩在那些按小时计费的辩护者后面寻求庇护，就等于向全州选民承认自己无能。
反之，如果能在听证会上凭自己的口才和逻辑扛住质询，那就是一项可以写进竞选传单的政治资本。
但此刻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这个决定而感到担忧。
因为他们早就确认了，今天坐在主席台右侧那把椅子上的人，是费迪南德·佩科拉。
那个在国会听证会上，用犀利的语言把那些华尔街巨头问得额头冒汗、语无伦次的家伙。
坦纳等人在几天前听说佩科拉将会以联邦特别顾问名义抵达这儿，他们就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
但没办法。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局面上了，哪怕再不愿意也要硬着头皮上了。
思绪间，罗伊带着几名议会的议员从通道中走了出来，人群中的佩科拉落到了现场所有人的眼里，就像是黑暗中的萤火虫那般鲜明。
落座后，罗伊拿起议事槌在主席台上轻轻敲了三下，正式宣布这场关于“州议员是否利用职权干预工人自由选举”的听证会正式开始。
他的开场白简短得几乎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只重申了听证会的调查范畴，强调了传唤权的法律依据，然后便朝右侧的特别质询席微微抬手：“现在请本次听证会质询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先生进行首轮质询。”
佩科拉来到了场中央，看着坦纳：“坦纳议员，您在不久前对公众的讲话中提到，如果联邦强行推动芝加哥工会的自由选举，将会导致伊利诺伊州的用工稳定大幅恶化。”
“所以，我想从第一处细节开始询问——您在讲话中提到了‘我们有非常可靠的行业内部消息来源’，那么，您能告诉本委员会，您当时所指的消息来源具体是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吗？”
“这些来源向我反映信息的条件就是保密，作为本州民选议员，我有义务保护向我提供信息之人的隐私。”
“当然，法律是尊重公民隐私权的，那么，我们来换一个您可以正面回答的问题。”
佩科拉走回桌上拿起一页文件翻开，指尖停在某一行上：“根据伊利诺伊州现行立法备案，您在1930年至1933年间，共向州议会提交了四项与货运行业用工相关的法案修正案。”
“有意思的是，这四项修正案在提交之前，都与芝加哥货运协会的代表有过详细的条款沟通记录。”
“让我们看其中一项——1932年3月，您提交了要求降低货运司机最低起薪标准和取消全员强制投保工伤险的修正草案。”
“而在此草案被送达州议会的一个月前，芝加哥货运协会给您办公室寄去的那封附有详细底线条款参考和附注建议的信函，您当时亲自回信表示其中两条提议‘高度合理’。”
“坦纳议员，请问这些条款后来出现在您那份修正案里，是吗？”
坦纳的喉结明显地滚动了一下：“任何民选议员在起草法案时都有权听取行业意见，这是议政传统，货运协会是一个合法注册的商业团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当然没问题，在议政传统中的确如此，完全合法，也完全符合惯例。”
佩科拉点了点头，然后又翻了一页：“那我再问您另一件同样符合传统的事，在您发表那场反对工会自由选举言论的前两天，您和芝加哥货运协会主席，以及两名来自菲尔德家族旗下一家控股公司的诉讼顾问，在斯普林菲尔德市中心的一间私人包厢里共进了晚餐。”
“那次晚餐您当时没有记录在日程日志中，餐费也不是您自己支付的，能告诉本委员会那顿晚餐都谈了些什么吗？”
听到这话的坦纳眼皮跳了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答：“那是朋友之间的一次私人社交，我们吃的牛排，喝了点红酒，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被拿在听证会上审查的。”
佩科拉露出的淡笑：“那我们就把注意力从那次私人社交的菜单上移开，集中回到公开演讲中您所引用的那组‘内部消息来源’上，坦纳议员，您知道这组数据，后来被证实几乎与货运协会内部董事会统计表的格式和排列顺序一字不差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有义务为消息来源保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权不回答。”
“好，那让我们换一个问题……”
第一天的听证会，就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拉锯中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坦纳等人还算站得住，他们的回答虽然在询问中越来越谨慎，但总体上还能维持攻守平衡。
当然，这也是佩科拉没有急着出杀招，他更像是围猎者，不急于收网，只是在防线上逐寸试探。
第二天上午，佩科拉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只围绕外部利益关联展开质问，转而集中攻击他们此前公开发言中所引用的每一组数据的可验证性和其推导逻辑中的矛盾。
他首先要求坦纳确认他和同僚们在多个场合反复宣称“强制推行工会改革将导致芝加哥至少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具体数字依据。
坦纳回答时，试图将这个数字归因于货运协会提供的行业趋势预测，并补充说明这是通过多家企业人事部门报上来的综合估算。
但佩科拉当即将一份由铁路委员会备案的行业人事报告推到他面前，报告显示，同一时间段内芝加哥卡车运输量的实际数据并未呈现足以对应两万个岗位消失的萎缩迹象。
紧接着他进一步追问道，如果因为拒绝工会改革而导致全行业陷入联邦干预和消费者抵制，失业数字又会是多少——
坦纳和他的同僚们曾公开以自己不具备预测能力为由回避这类假设，但在已经自行预估过“两万个岗位流失”的前提下，这种双重标准直接暴露了他们此前所引数据的选择性和功利性。
下午，佩科拉又从另一名曾在州议会宣称自己始终独立投票、不被任何外部资本左右的议员当天上午的发言切入。
他展示了几张经由银行合规部门配合调阅。并由国税局注明索引的支票副页，该议员所在选区过去两年间曾先后收到数笔总计数千美元的捐款，每一笔都与菲尔德家族名下某控股公司的账户流水和汇款时间吻合。
当被追问这些捐款与他后来在州议会中对坦纳提案表示赞成立场的关联时，该议员先是否认二者在因果上具有任何联系，但面对支票上标明了“州议会竞选委员会”以及寄发时间与提案投票日期之间高度一致的记录，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干涩，最后只是反复强调“所有捐款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佩科拉没有趁机训诫他，只是轻轻放下支票复印件，补了一句：“我在国会听证期间发现过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不会无缘无故寄出这种数额的支票，他们通常希望你用别的方式还给他们，而你显然做到了。”
进入第三天，坦纳和他的同僚们已经明显处于完全下风。
他们的辩解从最初的自辩转为被动防御，又从被动防御沦为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我不记得”和“我需要查一下记录”。
每一次他们试图用程序性反对延时间，罗伊就在主席台上，用同一把槌子敲出果断而平稳的驳回决定。
他虽然没有对双方的‘交战’作任何表态，但每一声槌响都在无声地告诉全场：台下的这几个家伙正在被孤立。
? 第182章：他费兰算什么东西？
“议员先生，我们在过去几天里讨论过了旧合同存续权、讨论过了竞选经费、也讨论了你们与芝加哥工业界，某些关键家族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形式超越了常规选区服务的利益勾连，但这些讨论并不是今天真正的重点。”
“那么今天，让我们来进入真正的重点！”
佩科拉从那一摞新文件的最上方抽出一张名单，举在胸前：“这份名单上登记了从今年八月到十一月中旬期间，你们分别向州北区和西南区各两个工会分会辖区内，公开表态支持延缓工会改革的那些货运和加工企业的雇员。”
“名单中对每位雇员工种、在岗年限、进入工会的路径都作了详细备注，其中最底下一列加粗标注者，是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从旧工会合同中获得工伤补偿死亡抚恤的三例因公致死工人家属。”
“你们在前面这两天的每一轮回答中，反复强调合同存续原则与就业稳定，那么我想请你们告诉我，这些在菲茨帕特里克等人时代，因过度加班和省略安全投入而丧生的工人——他们当初所签的那一份存续合同’，究竟是在为他们保障什么？”
坦纳的几人嘴唇动了动。
但佩科拉没有给他回旋的时间，目光直勾勾盯着一名议员：“议员先生，您的选区内有一对夫妻——丈夫在联合牲畜场因工受伤之后，被旧工会拒绝发放工伤补偿，他的妻子在冬天抱着两个孩子到您办公室门口等了您四十分钟。”
“二十天之后您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企业用工稳定不能因联邦干预而动摇，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男人连下床站着等您的时间都没有了，而他的用工之所以还能在纸面上被称作稳定，只是因为他连被替换的力气都不剩了。”
这名议员被问得哑口无言。
佩科拉又看向了另一个人：“巴罗议员，您在工会改革的反对声明中最常用的词汇包括‘职业稳定’‘行业秩序’和‘既有商业惯例’。”
“但根据芝加哥救济署的记录，您选区中最集中接受联邦救济金的工人，正好就是那些曾经在旧工会合同机制下，‘最稳定’地以低于市场薪资干着连续夜班的人。”
“他们的稳定，不是他们自己的稳定，他们的稳定，是您在这些芝加哥家族面前所维护的经商环境的稳定，而代价是他们的工资被人从调度单上提前扣掉一笔永远不属于他们的百分之十五。”
他将目光收回，环视着所有人：“各位先生，我在此问你们的每一个问题，这些天来，全部都可以归结为同一组反复出现的核心矛盾——”
“当你们每一次强调合同稳定和工人就业利益时，你们到底是在替那些住在货运铁路沿线棚屋里，连电灯都用不上的工人说话，还是在替那些每年通过旧工会调度抽成和货运合同溢价，从工人工资里赚走成千上万美元的芝加哥资本家族说话？”
“如果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法律上雇主的契约稳定和工人的自主选举权在同一份旧合同里无法并存，你们只需要在这里，在本次听证会的速记笔录中留下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