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抱着孩子上大学开始 第266节

　　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说道：“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在港城的媒体关系和行业渠道，将A公司滥用诉讼、企图用专利霸权，扼杀龙国创新企业的事件，有策略地披露出去。

　　标题可以起得尖锐些，比如《专利巨头的铁拳：一家龙国芯片初创企业的生死劫》。”

　　“舆论战？”老刘眼睛一亮。

　　“对。把商业纠纷上升到创新与垄断、规则与霸权的层面。美国不是最讲自由竞争，和保护小企业吗？我们就用他们的逻辑，打他们的脸。”

　　谢建军肯定了郑律师的策略：“这件事，老刘你配合老郑，通过芸想在港城的贸易伙伴，和我们在海外的联络人去做。

　　注意，证据要扎实，语气要克制，但立场要鲜明。我们要让业界，特别是欧洲和日本那些，也对A公司心存不满的厂商和客户，看到这件事。”

　　“明白！”老刘和郑律师同时应道。

　　“法律和舆论是防御，也是反击的一部分。但真正的战场，不在这里。”谢建军转向陈向东：“向东，你那边，研发和量产，有什么新情况？”

　　陈向东脸色更沉了几分，递过另一份文件：“应用材料公司（AMAT）的戴维·陈，发来了一份正式的合作暂停通知。

　　声称由于贵司面临的未决诉讼，及其引发的潜在合规风险，经其法务与合规部门评估，决定暂停一切关于设备销售，与技术支持的洽谈，待相关风险明朗化后再议。

　　措辞很专业，很合规。”

　　“意料之中。”谢建军冷笑道：“什么合规风险，不过是看我们被A公司盯上，怕惹麻烦，或者……根本就是他们生态链上默契的一环。

　　断了我们通过正常商业渠道，获取先进设备的念想。这是软封锁，比一纸禁令更阴险，因为它披着商业决策的外衣。”

　　“那我们轩辕-3的工艺开发和设备……”陈向东忧心忡忡。

　　“从今天起，彻底放弃对AMAT、LAM这些国际巨头，在关键设备上抱有任何幻想。”谢建军的话让众人心头一凛，但他的眼神却异常锐利。

　　“老刘，你记一下。通过北极光资本，和芸想的所有隐秘渠道，给我做以下几件事：”

　　他语速加快，思路清晰得仿佛早已在心中推演过无数遍：

　　“第一，转向日国。不要盯着尼康、佳能这些巨头，去接触那些被他们挤压的、在精密光学镜头、特种陶瓷、真空部件领域，有独门手艺的中小型供应商，甚至是家族作坊。

　　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最前沿的型号，我们需要稳定、可靠、可定制、且愿意和我们一起改进的，伙伴级设备或核心部件。

　　价格可以谈，甚至可以预付部分研发费。”

　　“第二，挖掘欧洲。特别是德国、瑞士那些有百年技术沉淀，但经营不善，或面临转型的老牌精密仪器厂、特种材料公司。

　　通过当地华人商会、留学生、甚至退休工程师协会去接触。目标不是买整机，是获取图纸、工艺诀窍（Know-how）、乃至邀请他们的专家，以私人顾问形式提供短期指导。

　　北极光可以以风险投资的名义，进行小规模参股或技术支持合作。”

　　“第三，关注苏东。这条线不能断，但要更隐秘，目标要更明确。安德烈那边，可以提出更具体的技术需求清单。

　　比如特定型号的二手电子显微镜、沉积设备的关键子系统、或者某些特种气体，化学品的纯化技术资料。

　　交换条件可以放宽，除了轻工品，可以加入一些他们急需的、我们通过其他渠道能搞到的，西方二手工业设备或备件。我们要扮演一个有办法的中间商。”

　　“第四，启动星火设备逆向与改良计划的加速版。告诉赵工，不要满足于修好那台东德磨床。要以它为基础，吃透原理，绘制出我们自己的、可用于教学和再设计的，数字坐标磨床技术白皮书，哪怕只是简化版。

　　同时，评估利用国内现有工业基础，比如沈阳机床、昆明机床，合作试制关键功能模块的可能性。

　　我们要的，不是一台能用的旧机器，是吃透这项技术，并能在国内找到替代供应链的能力。”

　　一连串的指令，精准、果决，完全跳出了，被封锁-找替代的被动思维，转而以一种主动整合全球次级技术资源、并强力培育国内备份能力的进攻姿态，来应对供应链的软封锁。

　　这背后，是谢建军重生前，对全球精密制造产业链格局的深刻认知。

　　真正的尖端被巨头把持，但在巨头之下，是无数拥有独门绝技、却在全球分工中被边缘化的，隐形冠军和技术遗珠。

　　在九十年代初这个全球化尚未彻底固化、信息极不对称的时代，挖掘这些遗珠，并用自己的市场潜力，哪怕是未来的，和诚意与之绑定，是完全可能的蓝海策略。

　　“另外，”谢建军看向陈向东，语气稍缓：“通知轩辕-3架构组和昆仑硬件组，我们的设计目标要做一个重要调整。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必须将对不完善工艺的容忍度，和对非常规供应链的适应性，作为核心设计指标。

　　比如，内存控制器要能兼容更宽泛的时序参数，时钟网络要能容忍更大的抖动，功耗管理要能应对更不稳定的供电……。

　　我们要设计的，不是一颗只能活在理想实验室，和顶级产线里的王子芯片，而是一颗能在泥地里打滚、在各种简陋条件下，都能稳定工作的战士芯片！

　　这，才是我们现阶段最核心的竞争力！”

　　陈向东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他明白了谢建军的深意，放弃对完美条件的追逐，转而追求在不完美现实下的，极致可靠与可用性。

　　这不仅是生存智慧，更可能因为适应了国内更普遍、更艰苦的工业环境，而意外获得独特的市场优势。

　　“最后，还有这个。”老刘将一份国内计算机行业，内部刊物的剪报推到桌子中央。

　　上面有一篇不点名但指向性明显的评论文章，标题是《对某些攻关项目的冷思考：是自主创新，还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文中暗讽某些项目好高骛远，浪费国家资源，在洋人早已成熟的领域闭门造车，并隐晦地建议，不如引进消化，更快见效。

　　文章的作者单位，是国内某家与国外多家IT巨头有密切合作、背景深厚的权威计算机研究所。

　　“来自自己人的冷箭。”老刘声音发苦。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这种来自国内、戴着学术和理性帽子的打击，往往比外部的明枪更让人憋闷，也更容易动摇决策层的信心。

　　谢建军看着那篇文章，脸上却没有怒意，反而露出一丝了然的冷笑。

　　“看来，有人坐不住了。我们被列入国家项目，动了某些人的奶酪，或者挡了某些人‘以市场换技术’的捷径。”

　　他拿起剪报，轻轻弹了弹：“对这种文章，不予公开驳斥，不掉价。但，要通过支持我们的部委领导，在适当的场合，以非正式的方式表达两点：”

　　“第一，感谢学界同仁的关心和提醒，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轩辕项目成败，不靠文章，靠产品，靠市场，靠用户口碑。”

　　“第二，强调在核心领域，坚持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与战略价值，引用中央领导关于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的讲话精神。

　　可以委婉地指出，真正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引进、消化、再落后，而不敢在核心技术上投入、试错、积累。”

　　“我们的回应，就是加快轩辕-2的行业应用推广，拿下几个有说服力的标杆订单。

　　就是确保轩辕-3的设计不犯低级错误，拿出扎实的阶段性成果。

　　就是让昆仑的原型机，能在部委领导视察时，稳定地跑起我们自己的WPS和图形界面！”

　　“用事实，用产品，用实实在在的进步，让所有的质疑和冷箭，不攻自破！”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劈开迷雾、坚定前行的力量，将会议室里那丝因内外压力而产生的阴郁，一扫而空。

　　会议结束，众人带着各自沉重的任务，和重新燃起的斗志匆匆离去。

　　谢建军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东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

　　真正的铁幕，并非高墙与禁令，而是由专利、标准、生态、供应链、乃至学术话语权交织成的、无所不在的高语境壁垒。

　　它不阻止你呼吸，却让你每一步都感到窒息，它不宣布你为敌，却用各种合规的绳索将你束缚。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片更广阔的战场？

　　在这里，重生者的先知优势，不再仅仅是知道某个股票会涨、某个政策会出，而是对信息技术未来三十年产业规律、技术路径、全球分工本质的深刻洞察。

　　他知道哪里是巨头铁板一块的腹地，哪里是产业链上隐秘的裂缝，哪里又有被时代忽视的技术遗珠，等待发掘。

　　这场战争，是智慧对傲慢的战争，是韧性对封锁的战争，是对产业本质的理解，对既有游戏规则的战争。

　　天，快亮了。

　　而执火者，已看清了前路真正的障碍，并准备好了在荆棘与荒漠中，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国家信息产业的生路。

　　1990年8月5日，天京，星火基地，绝密会议室。

　　这里与银河小组的静默，与昆仑硬件组的焊烟，与主厂房里机器的嗡鸣都不同。

　　绝对的安静，绝对的专注，空气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铅笔划过草稿纸的细响，以及偶尔响起的、压低到几乎耳语般的讨论。

　　室内没有复杂的设备，只有几张旧书桌拼成的长条会议桌，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大的手绘图，一幅是简化到极致的半导体制造流程方框图。

　　从沙子到芯片，另一幅则是用红蓝铅笔粗略勾勒的、名为半导体关键技术依存度，与自主路径推演的树状图，枝丫蔓延，许多末端都打着问号，或标注着资料缺失、原理待明。

　　这就是刚刚成立的铸基计划，核心小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与会者仅有七人：谢建军、赵工、宋国平（因其在射频和波动理论上的造诣被特调），沈宏（作为年轻骨干和记录员），以及三位新面孔。

　　他们是过去一个月里，通过星火原有网络，和郑律师的隐秘渠道，从国内各个不起眼角落发掘出的、背景绝对可靠、且对基础技术有近乎偏执钻研精神的专家：

　　孙启明，五十二岁，原航天部某所退休工程师，精通特种金属材料、真空技术与热力学，因性格耿直不善交际，提前退养。

　　吴敏华，女，四十六岁，原某军工光学仪器厂技术科长，国内第一批光学设计专业毕业生，对几何光学与像差理论有极深功底，工厂军转民后郁郁不得志。

　　廖永康，三十八岁，中科院某边缘研究所副研究员，理论物理出身，后转向凝聚态物理与表面科学，论文高产但不接地气，在所内被视为怪才。

　　谢建军站在那张技术依存度图前，手中拿着一支教鞭。他没有穿西装，只是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衬衫。

　　但此刻的他，在众人眼中却仿佛一位站在巨大、空白作战地图前的将军，目光所及，是常人无法看见的、未来数十年的产业硝烟。

　　“各位老师，今天这个会，没有文件，不做记录，沈宏的笔记会后由我亲自保管。”谢建军的声音平静而清晰。

　　“请大家来，不是要马上造出光刻机，也不是要立刻攻克什么材料配方。

　　我们要做的，是一件看起来更虚，但可能更重要、也更艰难百倍的事情。

　　为我们国家未来的半导体产业，绘制第一张藏宝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雷区与路径侦察图。”

　　他手中的教鞭点在从沙子到芯片的起点，高纯度多晶硅上。

　　“孙工，您是搞材料和真空的专家。我请教您，也请教大家，”谢建军看向孙启明，也环视众人说道。

　　“如果我们现在想了解，世界上最好的电子级高纯度多晶硅，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知道具体工艺参数，但我们需要搞清楚。

　　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西门子法还是流化床法？关键设备有哪些？还原炉、氢化反应器、精馏塔？这些设备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是高温、高压、还是超高纯度材料的腐蚀性？

　　最重要的，生产它所需要的，最上游的原材料和耗材是什么？石英砂、氯气、氢气？石墨电极？这些原材料，我们国内有没有？品质差距有多大？”

　　孙启明推了推老花镜，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和兴奋。他习惯了被问这个零件能不能做、那个参数达不达标，却很少被如此系统、如此本源地追问，一个材料的前世今生，和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