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抱着孩子上大学开始 第201节

　　这不是破坏，这是在绝境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力量，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和时间。

　　目的只有一个：掩护芯片项目，完成最后的攻坚。

　　只要芯片能成，我们手里就有了真正的硬筹码，现在的所有被动和危险，都可能逆转。”

　　老刘沉默了，久久不语。他当然知道谢建军说的是事实，是残酷的生存逻辑。

　　但这套组合拳的风险实在太大，对执行者的要求也太高，刘强在华东独当一面，能驾驭这么复杂的操作吗？

　　媒体那边，能找到绝对可靠、又愿意冒一定风险的记者吗？还有东海和地方，他们都不是傻子，会不会看穿他们的意图，反而联合起来，先清理掉他们这个搅局者？

　　无数个问号，无数个可能的风险点，在老刘脑海中盘旋。

　　“谢董，”老刘最终抬起头，眼中带着血丝，和破釜沉舟的决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这套方案，我同意执行。

　　但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和最周密的预案。我建议：第一，立刻和刘强进行绝密沟通，明确他的任务、权限、底线和应变方案，必须确保他完全理解，并有能力执行。

　　第二，媒体这边，我来想办法，我认识新华社一位退休的老记者，在行业内有威望，人也正派，可以尝试通过他，引荐一位靠谱的年轻记者。

　　第三，我们必须准备好，一旦任何一环，出现失控苗头，立刻启动熔断机制，不惜代价稳住东方红基本盘，绝不能让它真的炸了。

　　第四，芯片项目那边，必须给他们再加压，再提速！他们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和希望，他们越早出成果，我们的风险就越小，主动权就越大！”

　　“好！”谢建军重重一拍桌子，“就按你说的办！立刻行动！记住，保密是第一位的。

　　除了你、我、刘强，以及那位记者，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完整的计划和意图。

　　对外，我们依然是那个，在各方压力下艰难求存、努力做好自己事的未名集团。

　　但在水面之下，该动的棋子，要动了。”

　　会议结束，老刘匆匆离去，开始部署这步险棋。谢建军独自留在会议室，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灰暗的天空和冰冷的世界。

　　他知道，自己按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按钮。一旦启动，局势将不再完全受他控制。

　　可能会引来更猛烈的风暴，也可能真的制造出一线生机。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对手的忌惮、东海和地方的自利、媒体的良知、刘强的能力、还有芯片团队的速度。

　　而他，是那个将所有筹码，推上赌桌的赌徒。

　　侧翼佯动，意在沛公。风雪漫天，落子无悔。真正的生死博弈，已悄然进入中盘。

　　1988年1月12日，星期二。寒风依旧凛冽。

　　未名集团内部，一种更加微妙、更加紧张的气氛，如同冰层下悄然涌动的暗流，在少数知情人之间弥漫。

　　对绝大多数员工而言，这只是冬眠紧缩政策下，又一个普通的、充满压抑感的工作日。

　　预算被砍的抱怨，对优化裁员的隐忧，项目进度的压力，构成了日常的主旋律。

　　但极少有人察觉到，一场远比冬眠本身更加危险、更加隐秘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华东，东方红项目临时指挥部。

　　刘强在接到谢建军和老刘，长达一小时的绝密加密电话后，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出来。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上的白纸写满了，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推演。

　　谢建军那套侧翼佯动、制造变数的组合拳，其大胆、其风险、其对执行者心性，和手腕的要求，都让他感到心惊肉跳，甚至有一瞬间，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但当他想起东方红项目，从濒死到艰难重生的过程，想起谢建军在电话里那句，沉静而决绝的我们没有退路，芯片是唯一的希望，那股被逼到绝境后的狠劲和责任感，最终压倒了一切犹疑。

　　下午，他洗了把冷水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谨慎地落子。

　　第一步，针对JVC生产线谈判。他没有直接向日方摊牌，而是安排了一次，与东海派驻东方红的财务副总监，宋其昌的人和地方政府经委钱主任的非正式工作午餐。

　　席间，他看似无意地提起：“钱主任，王总监，JVC那边在技术培训范围，和关键部件显像管的保证供货协议上，还是咬得很死啊。

　　价格也死活不肯再让。陆老师芯片那边催得急，等着主板做适配。

　　我们内部评估，如果JVC条件实在谈不拢，是不是也该启动一下，备选方案的接触了？

　　我听说松下最近对国内市场也挺积极，而且他们有一条相对旧一点、但技术更成熟、价格可能更有弹性的生产线可以考虑。

　　当然，这只是最坏的打算，毕竟换供应商，时间成本太大，地方和东海这边可能也……”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到位。钱主任的脸色立刻有些不好看，项目拖延是他最怕的。东海那位王总监也皱起了眉头，东海需要东方红尽快出产品，来验证芯片和他们的投资。

　　“刘总，这话可不能乱说。”钱主任压低声音说道：“JVC这条线，是多方考察定下来的，换供应商兹事体大，会引起连锁反应。

　　日方是不是吃准了我们着急？你们谈判策略上，是不是可以再灵活一点？必要的话，市里可以出面，从更高层面，给他们一点压力。”

　　“是啊，刘总，”王总监也接口道：“东海这边希望项目能按计划推进。换供应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了。是不是你们在谈判细节上……”

　　“我明白，我明白。”刘强连忙摆手，做出为难的样子：“我们当然希望和JVC谈成。

　　只是对方现在姿态比较高，我们也是两手准备，以防万一。

　　既然钱主任和王总监，都觉得还是要主攻JVC，那我回去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在别的条款上做点让步，把核心的培训和供货保障谈下来。

　　不过，时间上……”他欲言又止。

　　“时间紧迫，这我知道。”钱主任沉吟道：“这样，我回头跟市里领导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外事部门，或者相关的行业协会，给JVC那边递个话，施加点影响。你们也抓紧谈。”

　　“好，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更有底了。”刘强适时地结束了这个话题。种子已经埋下，东海和地方感受到了压力，他们会比未名更积极地，推动JVC谈判，或者至少，在后续支持上，会更加主动。这就够了。

　　第二步，工人情绪的预期管理。这一步更加危险，需要绝对的谨慎。

　　刘强没有通过任何公开渠道，甚至没有通过安置服务中心。他找来了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原红星厂技术科科长。

　　此人姓韩，五十多岁，技术好，为人正派，在老师傅中很有威望，而且对未名接手后真心搞技术、保岗位的做法是认同的。

　　韩科长因为懂技术，被刘强吸纳进了东方红项目，前期的技术评估小组，算是自己人。

　　在一个绝对安全、没有第三者的环境下，刘强以交底和请教的口吻，对韩科长说道：“韩工，有个事，我心里不踏实，想跟您这位老前辈念叨念叨，也听听您的看法。”

　　韩科长有些诧异的说道：“刘总，您说。”

　　“就是JVC生产线引进的事。”刘强叹了口气说道：“谈判不太顺，日方要价高，条件苛刻。

　　我们和东海、地方都在努力，但万一……我是说万一，拖得时间长了，或者最后没谈成，会不会影响咱们厂子，恢复生产的进度？

　　恢复生产一拖，岗位安排、培训上岗这些，是不是都得往后延？我倒不是悲观，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咱们这么多老师傅，等着开工吃饭呢，我这心里……”他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忧虑。

　　韩科长听了，眉头也锁紧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刘总，您跟我说实话，这个万一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大，但存在。”刘强诚恳地说道：“商业谈判，变数多。尤其是跟外国人打交道。

　　所以我才想提前听听您的意见，如果真出现拖延，咱们怎么跟工友们解释，怎么稳住大家情绪？您是老厂长了，了解大家的心思。”

　　韩科长又沉默了片刻，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刘总，您放心，我老韩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这事我不会出去乱说。但如果……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觉得，与其让工人们从乱七八糟的渠道听到谣言，不如咱们提前、有限度地透点风。

　　就说是谈判遇到点困难，正在全力解决，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也相信项目组和地方政府能处理好。

　　总比突然一下子消息砸下来，大家接受不了，闹出乱子强。

　　当然，这个透风的时机和方式，得特别讲究，最好是通过我们几个老兄弟，私下里，用担心的口气说说，不能正式传达。”

　　“韩工，您真是明白人！”刘强握住韩科长的手，用力摇了摇：“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就按您说的，时机，看谈判进展。方式，绝对私下，点到为止。目的就一个，让大家理解可能有的困难，相信咱们在努力，别被别有用心的人带了节奏。拜托您了！”

　　“应该的，都是为了厂子好，为了大家有口饭吃。”韩科长郑重地点头。

　　走出韩科长的临时办公室，刘强后背已经出了一层细汗。这步棋走得太险，完全依赖于韩科长的人品，和对局面的把控力。

　　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行，且相对安全的方法。他将工人中可能出现的担忧情绪，从不可控的谣言，变成了有限度的、可引导的预期管理。

　　做完这两步，刘强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他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他回到办公室，锁好门，开始起草一份，给谢建军的绝密进展报告，只用了他们事先约定的、极其隐晦的措辞。

　　京城，未名总部。

　　谢建军收到了刘强的加密电报，只有短短一行字：“种子已播，韩公可托，静待风雨。”

　　他看完，将电报纸在烟灰缸里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紧绷的心弦，略微松了一分。

　　刘强领会了意图，并且初步执行了，没有冒进。这很好。

　　与此同时，老刘那边的媒体牌，也有了突破性进展。通过那位新华社退休老记者的引荐，他秘密会晤了《经济日报》一位三十出头、以敢于直言、文笔犀利著称的年轻记者，姓唐。

　　会面地点不在报社，也不在未名，而是在老记者位于西城的，一个僻静小院里。

　　唐记者听完老刘隐去具体名称、但细节详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遭遇全方位，不合理困扰的讲述后，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要写，而是问了几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们能保证所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夸大和虚假吗？

　　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链，如被建议的供应商名单、设备征用通知、选择性执法的相关记录等，隐去敏感信息吗？

　　你们希望达到什么效果？仅仅是诉苦，还是想推动问题解决？如果发表后引来更严重的报复，你们有预案吗？”

　　老刘按照谢建军事先的交代，一一作答，态度坦诚，证据准备充分，目标明确为呼吁公平环境、保护创新，并暗示企业背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资本，和不甘心沉默的朋友。

　　最后，他诚恳地说道：“唐记者，我们不是要对抗谁，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能更好，希望真正做事的人不要寒心。

　　这篇文章发不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我们尊重您的专业判断。我们只提供事实，不干预写作。

　　但请相信，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检验。”

　　唐记者又沉思良久，最终点了点头：“这个题材，有价值。但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特别是技术研发那部分，需要见见你们的研发人员。

　　文章不能写成单纯的诉苦，要有技术内核，有产业思考，有建设性。写成一篇反映当前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环境困境的深度调查，可能比单纯为企业叫屈更有力量，也更能保护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