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抱着孩子上大学开始 第185节
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现出急切，而是将话题拉回到“平等互利”，和“未来可能”的层面，为自己争取了时间和主动权。
挂了电话，谢建军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芯片刚刚见到曙光，就引来了各方觊觎。
“东方红”深陷泥潭，急需输血，服装和物流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
外部是神秘资本的窥探，和行业巨头的试探，内部是捉襟见肘的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管理压力……。
他仿佛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艘多处漏水、帆缆破损的旧船的船长，不仅要应对风浪，还要提防水下的暗礁，和远处若隐若现的、不知是敌是友的其他船只。
而手中的罗盘，在迷雾中，指针摇摆不定。
八月的最后几天，就在这种内外交困、迷雾重重的沉重压力下，缓缓流逝。
盛夏的喧嚣似乎正在远去，但谢建军知道，真正的秋天尚未到来，而那个秋天，或许将决定他，和他所缔造的这一切，最终是迎来收获，还是被凛冽的寒风吹散。
前路，依然吉凶未卜。
第142章 国家队入场
九月，秋意渐起，暑热未退，但商业世界的“寒意”，已提前降临。
“东方红”项目的困境，如同一块不断下沉的巨石，拖拽着谢氏集团本就紧绷的资金链，也考验着各方的耐心和底线。
华东的局面靠着有限的输血，和高压的维稳，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平衡。
但工人中“等不起”、“要说法”的声音又开始抬头，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明显开始松动。
几次协调会上，钱主任的语气，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并肩作战”，而是多了公事公办的疏离，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推诿。
寻找“国内新婆家”的工作，依旧进展缓慢，那些有实力的国企，或投资机构，要么决策迟缓，要么条件苛刻，要求控股，或要求将芯片项目独立剥离注入，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符合谢建军底线的协议。
“野路子”方面，刘强接触的那个本地纺织老板胡总，兴趣倒是很大，但一开口就是要“占大股，说了算”，而且能拿出的现金，也远不足以覆盖需求，被刘强婉拒。
就在这几乎令人绝望的胶着中，九月上旬，东海计算机公司那位王副总，再次主动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再是隐晦的试探，而是带着一种“雪中送炭”的诚意，和不容置疑的强势。
“谢总，上回跟周工提了句，可能没说明白。我这次就直说了。”王副总在电话里开门见山的说道。
“你们在华东那个项目，遇到麻烦了，对吧？南洋信托靠不住，我们听说了。
现在缺钱，地方压力大，工人情绪不稳，再拖下去，项目黄了是小，搞出社会事件，就麻烦了。”
谢建军心中一凛，东海果然一直在密切关注，而且情报相当准确。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只是平静地问道：“王总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但有个提议，可以解你们的燃眉之急。”王副总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掌控局面的自信。
“我们东海，可以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入股‘东方红’项目。具体来说，我们出1500万，占30%的股权。
这笔钱，足够你们应付眼前，最紧迫的工资拖欠、安置补偿，重启与地方的债务重组谈判，甚至启动生产线的初步改造。
而且，有我们东海这块‘国家队’的牌子，地方的信心、银行的配合度，都会完全不一样。”
1500万！30%股权！这个条件，从单纯的数字看，比南洋信托当初的条件（35%股权，1000万），似乎更有“诚意”，出资金额更大，占股比例还略低。
而且，东海是“国家队”，信誉和资源，远非南洋信托可比。
这几乎是在“东方红”濒死的边缘，抛来的一根最粗壮、看起来也最可靠的救命绳索。
但谢建军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来自东海这样的巨头。
“王总的条件确实有吸引力。不过，”谢建军谨慎地问道：“除了资金，东海对项目还有什么要求？
比如，经营管理、技术方向、未来的发展路径？”
“经营管理，当然还是以你们未名为主，我们尊重企业家的专业能力。”王副总说得冠冕堂皇。
“但我们毕竟是第二大股东，又是‘国家队’，在涉及重大投资决策、技术引进路径、与部委的沟通协调等方面，我们希望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董事会席位，我们至少要占3席（总共7席）。另外，”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微妙：“我们非常看好你们那个‘轩辕’芯片，与WOS的整合方案。
如果未来‘东方红’的彩电能成功上市，我们希望，能够优先、甚至独家采用这套方案，作为其高端机型的核心卖点。
当然，价格可以谈。这不仅是生意，更是产业链的深度协同，能极大提升我们双方的整体竞争力。”
资金+国家信誉+产业链协同！这条件，几乎无可挑剔，直击谢建军当前所有痛点。
资金解决生存，国家队身份解决信用和政治风险，产业链协同则为芯片找到了，第一个重量级的应用出口。
这比任何“野路子”，或遥远的国内资本都要靠谱得多。
但代价是：董事会席位的实质性增加，重大决策的参与权，以及，将刚刚崭露头角的芯片技术，与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彩电项目深度捆绑，并让东海掌握了，这条技术供应链的关键一环。
这意味着，未名在“东方红”项目中的，绝对控制力将被稀释，未来在重大决策上（比如技术路线、市场策略、甚至利润分配），将不得不与东海协商甚至妥协。
更重要的是，一旦芯片与东海彩电深度绑定，未来芯片的发展路径和应用拓展，很可能会受到东海战略意图的深刻影响。
如果“东方红”彩电失败，芯片的这个“示范应用”，也可能随之黯淡。
如果“东方红”成功，东海很可能会凭借其市场地位，要求芯片技术向其倾斜，甚至谋求更深的控制。
这是用眼前的生存和快速壮大，换取未来发展的部分自主权和灵活性。
“王总的提议，非常具有建设性，也体现了东海的诚意。”谢建军没有立刻表态，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
“这涉及到我们集团，和‘东方红’项目的重大战略调整。我需要时间，和我的团队仔细研究。
也需要和华东地方，以及其他股东（指地方和红星厂方面），进行必要的沟通。
毕竟，框架协议已经签署，任何股权结构的重大变更，都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
“理解，理解。”王副总似乎并不意外，语气依旧轻松的说道：“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慎重。
不过，谢总，时间不等人。华东那边，拖一天，就多一分变数。
我们东海是真心实意想帮忙，也是看好你们这个团队，和这个项目的前景。
希望谢总能尽快给我们一个，积极的答复。我们这边，资金随时可以准备好。”
挂了电话，谢建军久久沉默。东海的条件，像一副包装精美的毒药，能解燃眉之急，却可能埋下长久的隐患。
接受，意味着暂时脱困，但将命运与巨头绑定，且让出了部分决策权，和技术主导权。
拒绝，则“东方红”很可能在近期内崩盘，引发连锁反应，拖累整个集团，芯片的产业化，也可能失去一个绝佳的跳板。
是饮鸩止渴，还是坐以待毙？似乎没有第三条路。
他将老刘、刘强、陈向东、赵建国（电话连线），再次召集到会议室，通报了东海的最新条件。
会议室里的气氛，比讨论南洋信托时更加凝重。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抉择的极端重要性。
“1500万，30%，还带国家队背书……，东海这是想趁火打劫，但给的价码又让人难以拒绝。”老刘推了推眼镜，率先打破沉默。
“从纯财务和风险角度看，接受，可能是眼下代价最小、成功率最高的选项。
至少能保住项目，稳住局面。至于未来的控制权，和技术主导权……，可以慢慢博弈。”
“我同意老刘的看法。”刘强也表态道，他在一线感受最深：“华东那边真的快撑不住了。
地方已经开始有怨言，工人情绪就像火药桶。如果再没有大笔资金注入，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还会惹上一身骚。
东海进来，能立刻镇住场子。至于董事会席位和话语权，我们可以想办法，在具体协议条款上设限，保障我们的核心经营决策权。”
陈向东则从技术角度提出了担忧：“谢董，将芯片与东海彩电深度绑定，有利有弊。
好处是有了明确的高端应用出口，能快速验证和迭代技术。
但弊端是，我们的芯片研发节奏和方向，可能会被东海彩电的产品规划，和市场需求牵着鼻子走，失去了独立探索，更广阔应用场景（如其他家电、工业控制等）的灵活性。
而且，一旦形成依赖，未来想摆脱就不容易了。”
赵建国在电话里嚷嚷：“我觉得能行！东海牌子硬，有他们加入，咱们的电视不愁卖！
先把厂子盘活，把电视造出来再说！芯片给电视用，天经地义！以后咱们自己也可以用嘛！
控制权……只要咱们还管着生产，还占着大头，怕啥？跟他们谈，把管理权写死！”
众人意见分歧，但倾向于接受的声音，似乎占了上风。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谢建军听完所有人的发言，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红星厂工人绝望的眼神，南洋信托背信弃义的嘴脸，方文山神秘莫测的微笑，东海王副总志在必得的神情，还有“轩辕”芯片，在示波器上跳动的波形……。
良久，他睁开眼，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清醒。
“东海的提议，我们可以谈。”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但绝不能按他们给出的条件谈。我们要谈，就要谈出一个既解我们燃眉之急，又不至于让我们，在未来丧失主动权的方案。”
他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资金：1500万可以接受，但支付方式要灵活，最好能分期，并与项目关键节点挂钩。
股权：30%是上限，绝不能再高。而且，这30%的投票权，在某些核心事项（如修改章程、更换总经理、重大资产处置、涉及芯片技术的合作与转让）上，必须设置限制，或需要更高比例的同意。
董事会：东海可以给2-3席，但董事长必须由我方担任，总经理必须由我方提名。
涉及日常经营和核心技术决策的委员会，我方必须占多数。
技术绑定：可以承诺“优先”采用芯片方案，但不能是“独家”。
我们必须保留将芯片技术授权，或应用于其他领域和合作伙伴的权利。
合作的具体模式和价格，需要另行签订详细的、公平的技术授权或采购协议，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