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合成系文豪 第418节
在历史的进程里，总有一些年份特别特殊，就像一块又大又沉的石头，“扑通”一声掉进平静的水面，溅起好多水花。
1983年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年份。
这和改开的进程也有关系。
众所周知，改开是先农村，后城市，到了今年，重心已经偏向于城镇。
今年京城四个最大的百货商场，已经和商业局签了合同：超额完成利润承包额的，超额部分国家与商场对半分成，完不成利润承包额的，差额部分由企业利润留成和浮动工资弥补。
在江弦这个“旁观者”观察中，这着实是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年份。
农民、小市民、工人、知识分子，乃至上层领导，都像一罐闷久了的苍蝇，好容易看见一丝光亮，既蠢蠢欲动又担惊受怕。
比如王硕，放着铁饭碗不要非要凑去下海经商，可惜现在还不是那个年代，私企在80年代都比较苦逼，要到90年代才能开始发力并迅速发展。
所以江弦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折腾啥啊？
这年头国内政策一会松、一会紧、一会软、一会硬，浪花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逼数。
想暴富，就一个秘诀：倒。
奈何江弦只想做个良民。
兜里这点稿费，只要不闹腾着去创业，还怕不够荣华富贵？
或者去国外碰碰机会也行。
今年江弦一直有个心思，就是再去国外转转。
但是朱琳这会又怀着孩子，江弦可不想这个时候从家里出去。
年前，江弦又收到好几封信。
他比较关注的是其中三封。
一封来自云南，是谢晋寄来的，告诉他《高山下的花环》已顺利杀青。
一封是来自西安，《延河》编辑部的，信里给他讲了《最后一个匈奴》现在在陕西有多火爆，读者们是如何如何喜欢这部小说，又是如何如何期待这部小说的下半卷问世。
最后一封是国外寄来的。
字写得古朴苍劲，全是繁体。
“江弦先生：
冒昧来信，请您见谅，首先容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聂华苓，现在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名驻校作家，你或许已经听王濛先生说起过我，说起过我和丈夫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
我一直在挑选今年的“国际写作计划”国内计划人选，邀请中国作家二人，漂泊海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多，只好麻烦国内的一些老朋友为我举荐。
非常有趣，他们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了你。
老实讲，我对你的名字非常陌生。
但是得知你的小说在国内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后非常惊讶。
如此年轻的一位作者，竟然在长篇小说领域得到文学界的认可，放眼全世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听说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一下你这名青年俊彦。
在此，诚邀您来到爱荷华做客，加入“国际写作计划”。
匆此，请代向您的家人致意，祝您全家安康快乐，并颂文祺！
聂华苓。”
毫无疑问，聂华苓的来信是让江弦最措手不及的一封。
“国际写作计划”对任何一名国内的作家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这不仅是一个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机会，更是一个出国的机会。
作家也是人，有一个公费出去玩的机会，谁能不心动？
偏偏这个机会给了江弦。
他现在，完全不想离开家里。
只想守着朱琳，等待他家的小小陛下呱呱落地。
晚上和朱琳谈起这件事情，朱琳眼前一亮。
“挺好的啊，这可是去美国的好机会，多难得啊，记得我上学那会，一个宿舍的那姑娘，费了好大力气才考去了美国来着，现在在那边可好了。”
“得了，估摸着这会在那要么是刷盘子，要么是冲厕所，要么就是当保姆，最不济，有可能已经从事了色情服务行业。”
“去你的，你不盼着人家好。”
“事实罢了，在那边儿过得可没那么容易，你给人家说话，说不定人家现在看着你说法都成了：你们中国人。”
“胡说啥呢。”
朱琳并不相信江弦的这番说辞，“总之，我还是希望你去，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行了行了，这事儿我已经有主意了。”
饭后，江弦坐到桌前，给聂华苓写好一封回信，第二天一早，出门给邮了出去。
美国，爱荷华州。
这里处于美国中北部，地理位置近似于中国的河南，农业大省，不过教育资源比河南顶，公共教育位居美国之首。
这里冬天天气寒冷，聂华苓坐在家里的客厅，披着一条毛毯，捧着一册刚从国内邮寄来的文学期刊
——《延河》
这是王濛给她寄过来的。
王濛是此前“国际写作计划”的成员，也是聂华苓非常欣赏的作家，今年她秋季的写作计划计划名额时，便征求了王濛的意见。
王濛向她推荐了江弦以后，聂华苓又听说江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立马对江弦生出很大的兴趣。
后来在她的委托帮助下，王濛寄了一些江弦的小说和作品给她，其中一册就是今年第一期的《延河》。
王濛对这篇小说的评价很高，称之为中国难得一见的“大河”小说，是陕西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理解什么意思以后，聂华苓这个翻译家本能的认为“大河”这个译词不好。
她了解过“大河”这个词汇的源流，“大河”这个词是由西语翻译成日语最后反哺给中文的。
但规范中文词汇里，又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言简意赅形容此类题材的词汇。
聂华苓仔细思考过，觉得在中文里，唯一能够与“大河”差强人意的匹配之词，应该是“史诗”。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和翻译方面的工作，并不影响聂华苓对这篇小说的阅读。
她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每天抽出一些空闲，断断续续读完了这篇《最后一个匈奴》，或者说上篇。
“真好。”
读完以后，聂华苓空虚的坐在客厅里，心头难以抑制的对陕西这片土地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向往。
这种向往近乎于眷恋亦或者冲动，吸引的聂华苓迫不及待的想要踏上陕西这片土地。
该怎么说这篇小说呢。
聂华苓虽然离开那片土地已经近三十年，但对于陕北，她是陌生的。
江弦所写的一切，那些西北的粗犷，那些酸爽的民歌，都是聂华苓很陌生、很新鲜的东西。
但在江弦的笔下，这一切都那样的富有生命力。
聂华苓就像是被吸住一样，克制不住的往下读，一直到读完，对他笔下的那片土地心驰神往。
可能这就是大河小说的魅力。
放眼世界文学，西方的“大河”小说已经基本止步。
聂华苓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日渐富裕、平淡，也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让小说家更关注凡俗、简单、内心的短章。
聂华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大河小说”这个题材。
然而江弦的这篇《最后一个匈奴》，又重新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大门。
中国正是适合“大河小说”创作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文化沉淀，决定了“大河”故事、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应处在繁盛期。
此外，“大河小说”的写作又能透露出作者的功底。
在聂华苓看来，江弦绝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学问家。
他有着太磅礴的知识底蕴，才能挥毫写出这样一部浩瀚的高原史诗。
越发期待见到江弦的聂华苓，就在这个节骨眼，收到一封来自中国京城的回信：
“尊敬的聂华苓女士:
来信敬悉，承示“国际写作计划”十分有意义，殊为钦佩。
感谢您的邀请，无奈爱人已有身孕，不便脱身，还请您再重新物色挑选一位作家，莫要浪费掉这个珍贵名额。
匆此，请代向您的丈夫及女儿致意，祝您全家安康快乐。
江弦，京城。”
放下信纸，聂华苓的眉头微微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