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朱元璋 第238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蹇义在两方间穿梭奔波,努力促成双方的对话,逐步引导双方走向谈判桌。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南北朝双方终于在蹇义的调停下开始了正式的和平谈判。
谈的很不顺利,但在大明使者的见证与督促下,洪武二十六年的夏天,双方还是签署了临时的停战协议。
同时,日本南北朝双方,也都获准了与大明开展更大规模的勘合贸易的许可。
至此,笼罩在整个东方的战争阴云终于短暂散去。
而朱雄英回到了吴地就藩。
整个大明,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快速发展时期。
而朱元璋为了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给朱标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也开始了对整个大明庙堂大刀阔斧的改革。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继针对全体官员的《考成法》后,朱元璋又颁行了针对教育官员的《学官考课法》,规定县学生员二十名,教谕九年任内,有举人三名,又考通经的为称职,升用;举人二名,虽考通经为平常,本等用;举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经的为不称职,黜降别用,至于州学正、府教授,以此类推。
同时,对于勋贵武臣子弟的教育问题,朱元璋也没落下。
为了给朱雄英培养更多的亲信,以便成为明军下一代的栋梁,洪武二十七年初,朱元璋诏令武官子弟习骑射,并拣选进入幼军,把幼军的考核标准作为袭爵的条件之一,通过了方可袭爵,否则虽授职而只给半俸,三年后复试,再不合格就直接罢黜.当然,若是身体残缺或者有重大疾病,是可以免除的,但一般勋贵子弟也不至于为了不去幼军,就把自己手给剁了。
是的,必须剁手这种才行,剁手指都不行。
而进入幼军,自然就会接下来调到吴王三护卫,成为朱雄英的亲信。
而除了教育方面,在整个制度层面,朱元璋的改革力度也非常之大。
为了让皇权稳固,不再受到相权的威胁,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明确下诏,“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处以重刑。”
而除了命令以后不允许宰相制度再次出现,朱元璋也亲自修订了最新版的《皇明祖训》,下列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等目,来作为以后大明皇帝的治国手册除此以外,为了防止僭越,维持大明社会的稳定,朱元璋还下令编成了《礼制集要》,重新规定了社会个等级人员在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的划分规定。
法律同样也没落下,洪武二十二年虽然编成《大明律》,但囿于当时情况并不完善,朱元璋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摄其要略,附载于《大明律》,名《大明律诰》颁行天下。
朱元璋亲自教导朱标说“咱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你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即为此理。”
而定了教育、家法、礼仪、刑律等各种制度之后,接下来传位给朱标的最后一步,就是清理功臣。
只不过,跟朱雄英所知历史上不同,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巨大变动,清理功臣并没有通过大狱的形式展开,而是显得温情脉脉了些。
洪武二十九年的新年,镇守各方的功臣宿将都回京了。
武英殿的大宴上,白发苍苍的朱元璋起身给这些同样年迈了的老兄弟们敬酒。
“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伱们奋起从龙,勋谋宜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你们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咱思起兵时,与你们皆少壮。今咱年老,你们亦年老。久不相见,心常想念,故召你们来见。所赐薄物,以资养老。你们还家,抚子孙以终天年。”
于是,翌日以已经年满七十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为首,十七位高龄公侯集体上书解甲归田,朱元璋同意,并赐予了他们跟上次汤和、李善长致仕时一样的待遇金银珠宝、田宅、铁册军、布帛。
除了六十四岁的徐达这个定海神针不能动以外,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将,也算是基本全都体面地荣归故里了。
没有流血惨案,明军开始了新老更替的阵痛。
真正身强体壮的,只有正值壮年的凉国公蓝玉和曹国公李文忠还有郑国公常茂,而李文忠也被派往了辽东,蓝玉则被再次派往西北,常茂则还在高丽不动。
而洪武开国的二十六侯爵里,其实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那就是他们的年龄非常接近,基本上到了这时候,都七十岁了。
而这里有些诸如淮安侯华云龙、济宁侯顾时、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这种早年就死了,没活到洪武末年,也有延安侯唐胜宗、临江侯陈德、荥阳侯郑遇春(非常遇春)等人,受大案牵连被杀。
而以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这些老将为代表,就算是光荣地熬过了洪武朝了。
很快,有一批新的壮年将领被提拔了上来。
本来这个事情,其实留给朱标,是最容易获得这些将领的感恩戴德的,但朱元璋不得不去亲自做这件事情,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不先确定下来,明军中为了竞争,时间久了将领们就会闹出祸事来。
而这些壮年将领的共同特点,就是同样参加了洪武开国以及之后平定天下的一系列战争,但是年龄比开国侯爵们要小十岁到二十岁,开国的时候都是打下手的小年轻,经历过这二十年的力量,如今人到中年,也有了丰富的军事经验,长期被开国侯爵们在职位上压制,得不到晋升。
其中包括之前镇守贵州的顾成,被封为镇远侯;镇守四川的何福,被封为宁远侯;镇守辽东的杨文,被封为威远侯等等水师同样也有封赏,在第三次下南洋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劳的南安侯俞通源的弟弟俞通渊,被封为了越巂侯。
除此之外,一些可堪用的二代侯爵,譬如嗣安陆侯的吴杰,作为一代安陆侯吴复之子,继承了乃父骁勇,洪武年间多次在山东、陕西、河南和北平等地驻防和出征,就被提拔了起来重用,还有一代江阴侯吴良的儿子吴高,也同样在这次新老交替中崭露头角。
清理了年迈的功臣,提拔了明军第二代的中坚力量,剩下的几位国公,魏国公徐达在主持度过这个交接时期后也会致仕,曹国公李文忠是朱标的表兄弟,凉国公蓝玉和郑国公常茂则是朱标的姻亲,军队里不会再有人能对朱标构成任何威胁了。
而在边境,朱元璋则要求在这个明军新老交替的时期,边军谨斥堠,广布置,广开屯种,检验军饷,孳养战马,不容懈怠。
周边并没有什么势力能够主动挑衅大明了,帖木儿老瘸子也在忙着向西扩张,因此,明军还算顺利地度过了这个阵痛期。
而理清了武臣和军队,接下来就是文臣和读书人。
洪武三十年二月的丁丑科殿试,南北榜案在朱雄英的提醒下,还是爆发了。
只不过这次是有意为之,为了让南北方士子不再继续割裂,直接定下分榜考试的制度。
而因为录取的五十一人全都是南方人,所以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书,告考官白信蹈偏私南方人,于是朝廷借此由头发挥,决定分榜考试,作为定制。
南北榜案使得科举制不再成为南方人跃龙门的台阶客观地说,这时候的北方士子确实考不过南方士子,因为北方胡化太久了,文教根本没得比,经济实力差距也很大,所以既然玩不过,那分开玩就成了好选择。
而如此一来,南北榜分开考试,也算是调节了南北的利益均衡,维持了教育和入仕的相对公平,让整个大明社会变得更加稳定。
大明社会现在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而从下到上阶层流动的关键就是科举,只要科举让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满意,都觉得有盼头,那大明国内就能稳定。
而大明的稳定,正是想要把皇位交给朱标的朱元璋所最需要的。
制定了各方面的规矩,完成了明军的新老交替,平衡了士子与学官的晋升考核等问题.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整个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番动荡后,出现了空前的欣欣向荣。
有能力的武将们基本上都拔了一两级,南方和北方的士子们都有了盼头,老百姓们也因为大明的工业化和对外贸易而逐渐富裕了起来,生活质量也比之前高了不少。
可以说,整个大明社会都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中获益了。
而朱雄英经过五年的就藩历练,也彻底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班底。
与此同时,因为钟山虫洞的消失,现在基本上与现代世界的交换也稳定了下来。
秦岭虫洞和太湖虫洞,都是没有时间回溯/老化限制的,所以现在大明通过秦岭虫洞输送贵金属和稀有物资,而从太湖虫洞获得先进的工业机械和技术图纸。
朱雄英通过每年数次的交换,给大明在江南建立了一套简陋但是还算完整的工业体系,水平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
大明开始通过机床和相应设备,大量地制造拿破仑时代水平的火铳、火炮,以及定装黄铜子弹。
连带着,大明的冶金、化学等工业,也有了基础的发展,甚至能够通过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蒸汽机,带动发电机进行少量的发电。
从南京应天府到中京凤阳府、东京开封府、北京北平府的一整条铁路也建成了,这条纵贯南北的铁路,成为了大明的大动脉,也成了消弭南北分裂的最好工具。
如今大明五京里面,从开封经过潼关通往西安的主要支线也在修建,等到修建完毕,大明的五京将会连成一体。
接下来,还计划修建一条从徐州到开封的铁路线。
这样,整个大明就会把东西南北由“十”字铁路线紧密联系到一起。
而在洪武三十年,完成了一切的朱元璋,已经是七十岁高龄了。
他在奉天殿,正式禅位给太子朱标,成为了太上皇。
朱标即位,年号“兴文”,与乃父之“洪武”相对应。
同时,就藩吴地五年的吴王朱雄英,也被朱标正式下诏,立为皇太子,成为大明帝国的储君,入主东宫。
第298章 导火索
大明改元的同一年,在日本潜伏已久的道衍,也接到了朱雄英的指示。
如今大明的舰队已经组建完毕,军队更是列装了大量的新式火铳、火炮,从战力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高度保密的军事机密,日本始终没能得到什么像样的情报而大明随着与日本的勘合贸易的开展,以及这些年锦衣卫间谍的探查,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日本方方面面的情报,甚至五军都督府里面的日本地图,比室町幕府自己画的还要详细。
进攻日本,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现在,就到了道衍发挥的时候了。
道衍的切入口,是日本的佛寺势力.日本的佛教,现如今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宗教,没有之一,远远压过了日本的那些本土宗教,而道衍之所以能在日本佛寺势力中取得突破,还是源于他华夏高僧的身份。
这个身份,在日本的佛教界,是非常吃香的。
因为日本的佛教兴盛,从根本上来讲,是起源于唐朝的鉴真东渡。
唐玄宗时期,鉴真大师发宏愿,要从华夏到日本传播佛教,历时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抵达日本,而那时候的鉴真已经六十六岁了,眼睛也瞎了,但就是这么一个瞎眼老僧,却在日本受到了极为惊人的尊重与追捧。
当时日本的圣武天皇将其安顿在日本规模最大的佛寺东大寺,并且在东大寺的大佛殿前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
而登坛受戒成为佛家弟子的第一人,就是圣武天皇本人。
随后,整个日本皇族都跟着受戒,佛教正式成为那个时代日本的国教。
只不过,那时候的佛教还只在皇族中被信奉、尊崇,平安时代又过了很多年,才算是广泛传播到了贵族中。
而日本佛教在平安时代有两位巨擘,也都是去大唐学习佛法归来的日本僧人。
其中一位是空海和尚,空海和尚二十三岁于东大寺受具足戒,三十二岁来到大唐,被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师惠果阿阇梨选为传人,嗣第八代祖位,号“遍照金刚”,而空海和尚佛法大成后,立誓将真言宗传到日本,最后在东大寺建立了真言院。
而另一位则是最澄和尚,跟空海和尚不同,最澄和尚虽然也去过大唐,但是他只待了一年,没学到啥真东西,乱七八糟学了一通,然后把密宗、禅宗、律宗融合到一块,搞了個日本天台宗。
不过这都不重要.有去过华夏的经历,那回来就是妥妥的高僧。
毕竟,华夏的佛教虽然是从天竺传过来的,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不仅本土化,而且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对于日本佛教来讲,那就是最好的效仿对象。
而佛教被圣武天皇抬成了国教,贵族们为了彰显身份逼格,自然也热衷于成为佛教徒,所以很多日本的大佛寺,都是在平安时代由贵族们资助建立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佛寺也逐渐沾染了更多的政治属性。
——放弃一切权力出家,就成了日本贵族们默认的最后底线。
只要出家,遁入了空门,那么就算是金盆洗手了。
当然,既然有游戏规则,那肯定就有规则破坏者,身上带着血海深仇的,也偶尔会有那么几个人,并不在乎仇敌是否出家,反正要杀了再说。
只不过宗教这种东西,甭管是什么宗教,都不可能一直维持高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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