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豪从抄书开始 第90节

　　申时行放下书不禁长舒一口气，他实在难以描述自己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本《国富论》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

　　申时行对于书中的种种内容感受极深，因为他曾经掌握朝堂几年时间，深深知到经济之学的重要性，按照书中许多内容的解释，再回想自己当年掌控朝堂时的作为，申时行能发现自己当初的许多想法都有违经济理论。

　　可是想来想去，却又没有再悔改的机会。

　　其实当时他的所为也并非完全出于本意。

　　申时行并不是古板的士人家庭出身。

　　他的生父申士章是长洲的富商，和尼姑私通生下了申时行，出于颜面不敢带回家去养，于是托给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收养。

　　徐尚珍又将幼小的申时行过继于自己的舅舅家，小时候申时行姓徐，他自小跟着自己做商人的养父一起做生意，因为生父养父都是商人，所以他自小是被当做一个商人后代来培养的。

　　后人以为申时行古板，但其实申时行靠着自己的聪明头脑从小就长于商业，论起做生意的本事，他比起大明的许多官员不知要强到多少去。

　　只不过申时行在学习经商的同时文人的才学却是掩都掩不住，在科举难度登天的应天府乡试，他一举就考取第三名，二十七岁赴京参加会试，又得中状元，这之后申时行才回归祖籍改姓申。

　　申时行的这段传奇经历在苏州家喻户晓。

　　此时苏州已经有小说话本《玉蜻蜓》面市，话本内容是：

　　苏州富家子弟申贵生与妻子张氏不和，在法华安与尼姑王志贞相恋，申贵生不幸病死在法华庵中，王志贞产下遗腹子送到徐家收养，取名徐元宰。

　　十六年后，徐元宰中了解元，辗转得知自己的身世，于是到法华庵认母。

　　这本《玉蜻蜓》又叫《庵堂认母》，后来成为越剧王派的传统剧目，其故事根本就是根据申时行的真实经历改编的。

　　其他改编故事之中往往会将故事的主人公所获得的功名写得更高以增加爽感，但是在申时行的故事之中却是将他所获得的功名写低了。

　　《玉蜻蜓》里的申元宰只考中解元，但实际之中的申时行二十七岁就高中状元，大概是小说家都觉得这样的改编太不真实，毕竟在南京这样的地方，二十几岁能考上举人就已经足以为人称道。

　　申时行就是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一边学习商业一边读书都能应付的过来，但是申阁老成为首辅之后照样应付不了万历内阁的复杂条件。

　　申时行担任首辅之时以和事佬而著称。

　　但其实他和沈一贯极其不同，沈阁老是真混，但申时行有相当强的道德观念。

　　在张居正倒台之后，申时行很清楚的知道张居正的许多做法都是有利于大明的。

　　但是这时的朝堂已经形成一个个小集团，张居正改革之时任用私人，得罪了天下文官集团，最终只能人亡政息。

　　申时行自己即使再来一遍，也是同样的结局，更何况当时万历皇帝已经长大，申时行也没有像张居正一样控制皇帝的机会。

　　但该做的事情毕竟还要做，张居正的刚强之法走不通，申时行就只能试另一条路径。

　　他本质上还在做着和张居正一样的事情，但是申时行极力对皇帝和百官展现自己的诚意。

　　他希望用自己的诚意居中调和，使得君臣一体上下一心，用此方式继续推行张居正当年未完成的改革方向。

　　每次万历皇帝和文官闹出矛盾的时候，申时行就主动出马：一方面帮助皇帝安抚文官，一方面也没有忘记首辅该做的事情，向文官集团表示诚意。

　　但结果是两方都不讨好。

　　万历皇帝已经对和文官的斗争烦透了，表面上的虚与委蛇也不接受，干脆长久的撂挑子，老板都主动摆烂，申时行再怎么裱糊也没有办法让文官集团满意。

　　而文官也越来越不给申时行面子，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团体，不需要依靠申时行就能够展现出文官联合的力量。

　　这时的申时行其实就已经完全失败，被皇帝和文官集团一起踢开就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在九年前，争国本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申时行还是用一套老方法。

　　公卿大臣怕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请申时行为首联名上疏，但是万历皇帝置之不理。

　　申时行当时就明白了万历的心思，知道万历想等待机会看有没有办法立朱常洵为皇储。

　　明眼人一开始都知道所谓争国本事件，根本就是党争向皇权开炮的一个借口。

　　实际上就算朱常洵当皇子又有多大分别？

　　站在内阁首府的角度上，申时行知道皇权越是被限制，想要推行改革就越不可能。

　　他只是想把事情干好，最好选择就是继续裱糊。

　　于是他在万历面前不反对废长立幼，同时在群臣面前又装作恪守礼法，两边安抚。

　　万历皇帝也表示等皇长子十五岁以后再说此事，帮忙他应付朝臣。

　　申时行高兴的以为争国本事件将就此平息，那时他自己也累得心力憔悴，所以回家休假。

　　他却没想到文官集团的力量已经远超预料，就在申时行休假之时他给万历的秘密上疏居然流传开来，上疏里头申时行直白表示：“皇上自可决断策立之事”的话瞬间引得天下哗然。

　　群臣们立刻攻击申时行首鼠两端，舆论声浪太强，申时行那时又在休假，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连万历皇帝也保不住他，申时行只能自己上疏请辞。

　　此时看到《国富论》申时行忍不住回想自己当首辅的几年时间中推行的各种经济政策。

　　他将政策的效果和《国富论》中的理论对照，愕然发现许多未成功的政策往往就是违反了《国富论》所指出的经济规律。

　　他终于感到《国富论》的实力有多强。

　　可是申时行也感觉心中无力。

　　因为回想当时制定那些政策之时，自己难道不知道有所折中？

　　只是那些折中的原因，并不是他不想做，而是做不了。

　　申时行辞官回家之后看着国势日渐变样，心中也是焦虑痛苦。

　　但他从来都是个聪明人，知道朝中文官们已经把他看作唾弃对象，要不然不会使得自己这和事佬的坏名称传扬天下。

第146章 经济学鼻祖

　　后世人提起申时行的名字，往往觉得申时行是万历朝中早期的重要人物，当发现申时行一直活到了万历末年之时不少人会大为惊讶。

　　因为辞官之后申时行在家中真没做什么事情，人生最后二十几年时光，他这个人几乎就从历史舞台上完全退场了。

　　也不是申时行不想做事，其实申时行一直在等待。

　　申时行这样的人物想要再次出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再次任用老臣。最开始申时行还真抱着这样的希望，但是看着万历皇帝日渐颓废，申时行终于心灰意冷。

　　闲居九年之后，现在的申时行精神矍铄，比自己五十几岁时精力还要旺盛。可身体再好也没用，他已经被丢到老而无用的地位。

　　申时行如今自号“休休居士”，将自己的书房也取名作“赐闲堂”，无不透出一种悲凉之感。

　　他花费了两天时间阅读《国富论》后，终于还是忍不住提笔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写信。

　　申时行的长子申用嘉早年靠着申时行的提拔以举人功名出仕，此时已经当到贵州按察副使。

　　他的次子申用懋就更厉害，二十三岁中进士，此时已经是武库司员外郎，发掘过李成梁、李如松等名将。

　　申时行摊开稿纸给二子写信，落笔飞快：

　　“近日手头得到王建阳所著《国富论》半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无一字可删改，你在外为官，要想造福百姓，需了解此经济学问，所谓劳动分工、商品货币、市场流通……今将此书共两部寄于你等，务必通读之而后写就读后感，两月之内寄回苏州，看日期上火漆印为证。”

　　能培养出一个举人一个进士，申时行的家教非常严格，虽然两个儿子都已经四五十岁，但是他依旧用教小学生的方法要求两人。

　　申时行觉得《国富论》对于经济治国实在大有用处，于是直接要求两个已经当上大官的儿子限时写出读后感，还必须要他亲自查看，方能证明两人用心读书。

　　不只是申时行，当《国富论》首部出版之后，许多高门大户都主动去找书种堂求购。

　　除去一些附庸风雅的有钱人，许多真正爱读书的读者都被《国富论》的上半部给震撼。

　　作为书坊主袁无涯自己就在接下来出版的时文选集之中下场写评述：“此书洞见经济发展之本质，不单为经商之法门，更是经世济国之要旨。”

　　这本书之中介绍的大量经济学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吸引许多读者关注的还有《国富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

　　《国富论》和这时讲述理论的书籍完全不同，夹杂着大量的逻辑推演、思想实验。

　　这都是此时写议论文的人，从来没有试用过的方法，好多读者在读《国富论》时就大为惊讶，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理论文章还可以这样写？

　　书种堂全力印刷《国富论》，以此时书坊的印刷速度，赶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两个月。

　　《国富论》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马，日夜赶工只求能够快速出版，从雕刻到印刷出品还是用了一个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销售一空，而之后书种堂的刻板都来不及维修，订书的书商和客户就已经将门槛踏破。

　　这样的大书使用蜡版印刷法卖不上价钱，对于袁无涯来说收入会减少很多，他只能继续使用雕版印刷，于是连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这样书种堂也只能赶工《国富论》的上半部，先满足市场，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国富论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来。

　　这书到底还是太复杂，哪怕王文龙写作之时已经尽量将之简化，使得大明的读书人能够读懂，最后的作品依旧有四十多万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却发现把王文龙的原作稍加删改读者就读不通，如果想翻印就只能按照原文进行。

　　可这样一来字数就太多，翻刻的利润将会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骗钱的作品，盗版的《国富论》迟迟没有发行，翻刻的书坊都在挠头想着怎么精简呢。

　　三吴市面上《国富论》的名声越传越响，但许多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弄到书籍来阅读。

　　直到袁无涯赶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国富论》，许多已经等的焦急难耐的读书人才有机会看到此书。

　　他们听说过这书的名气，以为这是一本儒学高论，但是翻开之后几乎无不惊讶——一个由严谨的逻辑思维解析出来的经济世界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震撼感实在太强，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