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73节

“在本地生产，最终成本未必会比在美国生产低多少，不过一个用来和实验室配合的小厂，还是很有必要的。”考尔说，“从安全和保密上考虑，我觉得这个小厂和实验室最好放在我的地盘上，这样绝对没人敢来捣乱。”

但是这个小厂，将来是要派上很多的特别的用处的，里面的一些机密，甚至都不能让考尔知道。所以这个厂完全在考尔的控制下可是不行的。

“不行，这在将来会涉及到很多技术上的秘密。”李谦便直接说，“这都是钱，而且是我的钱，我不习惯把我的钱放在别人的钱包里。”

“啊，李，我们是朋友，你应该相信我。”考尔道，“不过，我们不说那些了，你们家现在的确控制了一块地，但是安全性上确实是不如我的控制区的。要不这样，你还是将那个实验室建在你的地盘上，但是挂上我的名字。表面上算是我的企业，里面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但是对于出售的技术，我要有优先权。”

“如果你要有优先权，那你还要拿出更多的东西。”李谦道，“比如说，这种实验室，会需要一些很多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要是能帮忙弄到这些东西，而且价格不是太离谱，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

“好说，“考尔道，“这不是问题。”

于是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

两个人的行动都不慢，一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927年元旦，李谦的“永久自行车厂”就正式开业了。这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厂，虽然关键部件全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据说，“永久自行车厂”其实完全就是买零部件回来组装的拼装厂。不过，无论怎么说，它也是中国最早的自行车厂。而且车厂当中还是有一些机器的，比如那个咣咣乱响的蒸汽锻机什么的。另外奇怪的是，这家工厂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小爆炸。大家都说，这是李谦被洋人骗了，买了废机器，用着用着就炸了。

第八十五章 起义

国内的形势这段时间变化得格外的快，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到年底的时候，西路军已经彻底打垮了吴佩孚，夺取了武汉，在东路，蒋介石的军队也已经拿下了浙江和江苏，占领了南京，兵锋直逼上海。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和我党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了。因为此前一系列的退让，党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党的力量几乎从军队系统中完全退了出去。这使得一旦国民党有什么举动，党就脆弱得缺乏应对的手段。

于是在党内，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国民党那边，“清除TG分子“已经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了，因为我党的一些农村政策，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农会之类的组织，以“维护治安良序”的名义开始枪毙农会骨干了。

而在我当党内，一些更左一些的同志，受到这个刺激，越发地想要在农村推行相对激进的改革，他们组织农会，要求立刻实现“三民主义”当中的“平均地权”。并且加紧在乡间斗地主，分田地，以及组织农会武装。

这些同志的想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既然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那党就必须寻求能给自己支撑，成为自己的力量来源的支持者。中国的正宗的工人阶级其实是非常小，非常弱的，能够给党提供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一些同志看来，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还没有直接反革命，那完全是看在苏联人的卢布的面子上。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尽快拥有真正的能被自己掌握着的力量，所以，包括澎湃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开始在农村组织农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因为他们感到局面紧急，所以推行得也的确是有些简单粗暴。

而这个时候，北伐军的整个构成已经和东征那会儿非常不同了，随着“中山舰事件”之后，我党的人员从军中退出，北伐军的上级指挥层已经基本上都是旧军阀人员了，而基层的指挥官也都是“地主家的小儿子”之类的人物了。

尤其是蒋介石手下的第一军，更是如此。而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的扩大，这一矛盾越发的尖锐了起来。我党的一些同志，试图扩大农会的影响，在新占领的地区组织农会。而北伐军的不少军官，都是来自这些地区的“地主家的小儿子“。而这些地区的地主本身往往也有人有枪。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越发的难以控制。

一方面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甚至在很多地区，双方已经刀枪相向；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某些同志依旧希望能够弥合双方的矛盾，以免葬送了大革命兴兴向荣的好局面。

在26年底到27年，我党和国民党联合，在上海连续发动了三次工人起义。第一次实际上操之过急，结果失败了。第二次是在北伐军拿下了嘉兴，距离上海已经不远了的情况下进行的。起义队伍一度和军阀武装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但是已经逼近到上海近郊的北伐军却突然停了下来，而原定一起起义，甚至是起义种的重要主力的国民党钮永建的便衣队却突然退出了战斗。结果第二次起义再次失败。

不过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对党组织带来的破坏去也有限，因为孙传芳、张宗昌手下的那些军警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也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去追查这些事情了。毕竟，孙大帅败局已定，做事情太认真了，万一人家将来拉清单，那可怎么办？

一个月后，北伐军慢慢吞吞地对上海形成了半包围，北洋系的力量开始从上海撤退。于是蒋介石的第一军也准备要进入上海了。

而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在筹备中，党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伍豪同志任总指挥，他党的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国富一起负责领导工作。

伍豪抵达上海之后，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的汪守华同志带着一位朋友找到了伍豪。

“这不是王九爷吗？快请坐，快请坐。您深夜前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来的那个”朋友“正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斧头帮主王九光。

“伍先生，我听说您来上海是打算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王九光坐了下来，直截了当地说。

伍豪看了一眼汪守华，汪守华轻轻地摇了摇头。

“伍先生，你们此前已经有过两次起义了。如今您突然来到上海——虽然您化了装，但是既然您是从码头上过来了，我也不至于不知道——这个时候，您来上海，除了这件事情，还能有什么事情？王某身边也有一些兄弟，愿意帮革命出一把力。”

说到这里，王九光将身子往后一靠，靠在椅子背上，然后道：“永久自行车厂的护厂队，还有李校长地那个联合研究所地护卫队中都有我的兄弟。这一点，汪兄弟是知道的。

汪守华除了是中共党员，总工会的重要负责人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青帮大佬。单论辈份，他的辈份甚至比杜月笙还要高，杜月笙见了他，按道理也要叫一声师叔。李谦的护卫队中，有王九光的人，这事情他的确是知道的。

“我听说，李校长的护卫队，装备非常好，几乎是人手一支花机关，要是有你们帮忙，起义就更容易成功了。“汪守华很高兴地说到。

伍豪也点了点头，他听说过李谦在自己家里一口气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的事情，当时还真有点吓了一大跳。老实说，我党到这个时候，反帝的斗争也不少了，但是一次打死几十个外国人的事情，还真没干过。而从这一战中来看，李谦的护卫队，还是很能打的。

“李校长知道这件事情吗？“伍豪问道。

“李校长正在做一项关键性的研究，”王九光笑了笑道，“所以如果伍先生你要问李校长知不知道这些事，李校长当然是不知道的。毕竟，李校长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不想和政治弄到一起。所以，我的人都是以个人名义来帮忙的。毕竟汪先生也是混江湖的，和我也是朋友。江湖上的好汉，为朋友两肋插刀，那也是正常的不是？“

伍豪自然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李谦愿意在起义中出力，但是他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潜伏，不能显示出他和我党有什么关系。这也正常，因为伍豪知道，李谦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讲国民党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现在的局面看，伍豪觉得，李谦还真不见得是杞人忧天。

“王先生打算怎么样参加起义？“伍豪问道。

“工人纠察队有五千多人。“王九光道，”但是我估计你们手中的枪顶多也就一百来条，要不然，上次汪兄弟就不用那样依靠钮永建的便衣队了。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抢到枪。武昌起义能成功，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控制住了军火库。所以，我觉得起义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拿下军火库……“

大家商量了一番，王九光便留在上海总工会，参与起义的指挥。同时，他也从汪守华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上海的警察当中有不少人是我们青帮的人，他们也早就对北洋不满了，有几位兄弟找到我已经表示，如果我们起义攻打警察局，他们愿意作为内应帮我们打开警察局的军火库。所以这事情还真要先和九爷说说，免得打起来，误伤了自家人。”

“他们到真会找后路。”王九光笑道。

其实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警察部门的人已经在找后路了。就连北洋军阀自己都在找后路了。孙传芳已经丢下南京，跑到了徐州；而驻守上海的民国著名诗人张宗昌，也已经跑了，留下毕庶澄带着三千人马守卫上海。

三千人用来防守大上海，这根本就是个笑话。所以张宗昌把这事情丢给毕庶澄，完全就是在甩锅。毕庶澄自然也知道，就这三千人，守不住上海，于是他也在和蒋介石眉来眼去地讲条件，准备带着这三千人改换门庭。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当上海工人第三次发起武装起义的时候，上海的两千多警察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就老老实实地缴了枪，比如说南市第二警署就被工人纠察队拿着五把小手枪和几十把斧头缴了械。甚至于毕庶澄的亲卫队，表现得都不怎么样，一开始他们还抵抗了一下，但是当王九光的人提着冲锋枪赶过来之后，仅仅只是听到了冲锋枪突突突的枪声，他们就开始溃退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他们在逃跑的时候，还颇有节操的没忘记把毕庶澄带上。但是这一次，他们退得太快，以至于毕庶澄甚至都没跑过他们，被不知道是哪里飞来的一发子弹打中，顿时就了了账。

在公共租界的一栋大楼上，考尔和李谦一起眺望着正在战斗中的上海市。

“李，我相信，在今天之后，你的生意，一定会很好的。”考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