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匪 第225节

李谦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博古和洛甫的眼睛都快要变成蚊香了，于是他赶紧停下来，然后道：“我这是有点糊涂了，一下子把你们当成是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同事了。嗯，我们换一个说法吧……”

“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同事？”博古忍不住想，“你刚才是一不小心把我们当成了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学生了吧？”

“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因为初始条件的小小区别，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相差很远。所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处理让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数据。这就像是科学研究——没有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就没有科学。

而革命更是如此，科学实验失败了，大不了损耗一些实验材料，但是革命失败了，损耗的却是我们的同志的宝贵的生命。的确，为了革命的成功，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有为之牺牲的心理准备，但是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还是必须尽可能的避免的。为此我们，恩就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革命的对象，要从经济基础上去理解。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我知道，人民党的处境，以及中国政府的无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很多关键的经济数据——这使得你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经济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判断。我这里总还是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的，你们可以……”

李谦并不想只用一个晚上就说服他们，这不现实。但是引导他们注意各种经济情报，从而让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基础形成真正的了解，也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办法了。

后面的时间，基本上就是李谦向博古和洛甫展示，如何利用统计学的知识和技巧对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情报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相当有用的信息。

“你看，我们用到的信息中，大部分甚至都是可以在公开的报纸上查阅到的。”李谦道，“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统计和分析，就能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的情况。你们看，数学和自然科学就是这么有用。我建议你们；派出一些有一定的数学基础的同志，到我这里来系统地学习一下统计学，很有用处的。”

这个时候夜色已经开始变得稀薄了，启明星已经从东边的天空中升了起来，交谈到这里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李校长，你说的关于收集公开的经济信息，并通过统计学分析的方式来发现里面隐藏着的情报的手段，真是让我们眼界大开。”博古很诚恳的说，“至于您提到的，让更多的党员到上海大学来接受统计学方面的教育。我们还要在党内再讨论一下，而且，我们党内也未必一下子能找到足够的能学习这样的高深的科学的人才。”

“啊，博古先生，您可能高估了统计学的难度，这门学科，只需要懂得四则运算，并且足够细致就够了。其中的一些工作，甚至只需要有高小水平就可以做一做了。另外上海大学和商务印书局还有一个合作项目，我们共同开办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专门用于培养一些职业技术人才，会计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财政部也在这个项目中有投资，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会计，但是国内的真正掌握了现代会计技巧的人才相当少——在这个项目中，同样要学习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你们的同志，如果原先的程度有限，也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培训。将来一方面可以自己用，一方面也可以打入国民党的财政部门，从哪里也可以得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情报。”

这个建议倒是很让博古他们心动，不过博古也没有立刻答应下来，而是一边表示了感谢，一边也表示这个事情还要在党代会上讨论。

临出门，李谦又给了他们一个建议：“其实贵党如今的几块苏区，在地理位置上都不理想。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虽然是人民基础更好的地方，但是也是敌人的力量更为集中的地区。相形之下，中国北方的一些地方，既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便于发展，也距离苏联更近。而且北方人民同样生活艰难，同样备受压迫，同样也有革命的需要。所以，我建议贵党应该尽早的在北方布局。我资助了一些地质考察项目，并且打算在陕西去建设一个以考古和地质研究为主的分校。到时候，相信也能为贵党的活动提供一些帮助……”

老实说，所谓的“距离苏联更近”，这完全就是为了增强对博古他们的说服力的一个说辞。就李谦来说，他巴不得距离苏联远一点的好。

博古和洛甫两人告辞离开，华克之亲自送他们从密道出去。两个人从上海大学出来，便在街上又转了几圈，互相掩护着证明了在他们身后没有跟踪的尾巴，便一起回到了住处。虽然一晚上都没睡觉，而且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了一晚上，但是两个人都毫无困意。这次谈话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他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基本上都没能用上。

整个谈话，与其说是谈话，倒不如说是李谦在给他们上课。李谦可能有一点着急，所以在这一个晚上的时间里，给他们灌输了太多的他们此前根本不了解，甚至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从整个国家从经济基础上的分析到整个世界从经济基础上的分析，再到基于对经济情报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的全新的情报分析方式，再到……如今他们的脑袋里被李谦一下子塞进来太多的东西，如今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脑袋里嗡嗡作响。

两个人在既当书桌，也当饭桌的桌子前面坐了下来，拿出他们的笔记本，开始细细的研究刚刚和李谦的谈话。

过了好一阵子，博古才开口道：“洛甫同志，你觉得李谦……”

“李谦和我党的合作不是一次，他应该还是可靠的。不过李谦的观点，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受到了他自己的阶级出身的影响。”洛甫想了想回答道，“他还是有一种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缺乏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勇敢，总是习惯于将敌人的力量看得太强。比如说他最后的那个建议。我不是说他最后的那个建议有问题——中国北方的工作我们当然也是要做的。但是李谦还是……还是太高估了敌人，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人类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倾向，那就是当他旁边有其他人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很容易变得偏激，或者说是变得过于勇敢。如果这个时候只有博古或者是只有洛甫一个人，他们自己翻开笔记本，认真的看看，整理一下，说不定得出的结论就要温和不少。但是在两个人都在场的时候，温和似乎就等于是不够坚定了。

“你说得对。李谦先生还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虽然和其他的民主主义者相比，他已经是非常进步了。不过他的一些提议，还是有一点意思的。”

四百五十三章 变化

送走了博古和洛甫之后，李谦后面的几天基本上都是在陪着两位外国客人到处跑。也许更准确一点，是陪着爱因斯坦到处跑。诺特女士在最初的一个星期之后，就明确表示，她不愿意浪费宝贵的时间，个那些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的人讲课。所以，她希望今后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她只需要给联合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讲课就够了，至于其他的邀请，还是都推掉比较好。

但是爱因斯坦可不是这样，爱因斯坦正缺钱，考虑到将来可能要移居美国，而爱因斯坦偏偏在股市上输光了棺材本，他在德国的那些不动产呢，现在都在跌价，完全卖不出价钱。但是李谦还劝他，不管价格如何，赶紧脱手，能收回一便士就是一便士，但是最好不要收马克，当然更不要芬尼。

“有这样紧张吗？”爱因斯坦对此还是有些怀疑的。

“这可难说。当年沙皇在驱逐犹太人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拥有的不动产，难道是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吗？”李谦说道。

“我再考虑一下。”爱因斯坦说，“而且我现在就出售这些东西，就会让人家更觉得犹太人是天生的叛国者了。”

“好吧，不过再有两天，德国新大选的结果差不多就该出来了。到那个时候，如果结果不如人意，你在德国的固定资产还要进一步缩水的。”

“希望能有个好结果吧。”爱因斯坦说。

“这可不容易。个人的看法，出现你希望的结果的可能性，可能和一杯水中自然而然的半边沸腾而另外半边结冰了一样。”

“那也没办法呀，我不能只顾我自己。”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还是有一些责任感的。

“比你有钱多了的犹太人大佬都走人了，而且都已经成功的转移了财产了。”李谦说。

“是呀，他们惹的事情，他们跑得最快。但是在德国，还有很多没钱跑的犹太人。虽然那些家伙比我有钱多了，但是我才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犹太人。就好像你，你也不见得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但是你却绝对是中国如今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人。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你就是整个民族的代表了。这也意味着你的肩膀上多了很多的担子，我想这一点你肯定深有体会。毕竟，这些年来，你已经实实在在地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了那么多。”爱因斯坦说道。

“有两点你说的不对。”李谦摇摇头说，“第一，我可能真的是最有钱的中国人了，至少是明面上的之一。第二，我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我并没能让中国出现什么变化。”

“不，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了。李，我这不是在恭维你，你知道，我以前来过中国一次，那一次中国留给我的印象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爱因斯坦说。

爱因斯坦在1922年的时候曾经来过一次上海，那一次的中国之行，给爱因斯坦留下了相当差的印象。在爱因斯坦的当视为公开的日记中，爱因斯坦可是把中国人看做是“基因上劣化”的典型的。

“那个时候，我也在上海的一些大学演讲过，但是在这些演讲中，我看到的一双双眼睛都是茫然的。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懂我讲的东西。后来他们向我提问，问出来的也都是一些根本和科学毫不相关的东西。我当时就想：‘这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水平？还不如德国的一个中学生呢。’此外，我在大街上，看到了大量的毫无表情，神色迟钝，简直就像是机器而不像是活人的人。我知道中国的经济很差，但是德国现在的经济也很差，德国底层的人也没饭吃在挨饿，但是那些挨饿的德国工人的表情却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现在发现了什么不同？”李谦问道。

“首先变化最大的还是大学里面的学生，我讲的东西都很浅，但是他们已经能听懂不少了。而且在提问的时候，他们也能提出一些有意思一点的问题了。虽然这些问题基本上本身就是基于错误的理解和想象的，但是科学本身就是在不断地排除这些错误的理解和想象。李，重要的不是他们错了，他们要是不错，那还是学生吗？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能够就相当高端的物理问题进行思考了，虽然他们也只是个本科生而已。这和此前我见到的中国大学生可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你的大学的学生，水平已经有了欧洲大学的水平了。而这还不是数学系的。这些年来，你们已经证明了，上海大学的数学，是世界最好的之一了。这和22年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此外，在中国的街道上，我看到的年轻人当中已经有不少人眼中有光芒了。这和22年也完全不一样了。李，当年你离开欧洲，返回落后的中国，整个欧洲的科学界，都在为此而遗憾，就好像拉马努金，当他为了蔬菜回到印度之后，这真是数学界和科学界的损失。大家也担心你会像拉马努金那样……但是李，你的运气要好很多，你没有得病，你还不断地做出成果，而且你还带出了一大批有天赋的学生。所以我说你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了。李，你让一个沉沦的民族重新有希望了。”

爱因斯坦的话让李谦忍不住有点得意。但是李谦也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功劳，至少他的功劳远没有爱因斯坦认为的那样大。

“这不是我的功劳，事实上如果你在25年26年来到中国，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面貌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这是无数人不怕劳累，不拍牺牲的努力的结果。我在这当中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而已。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文学家。他原本学的是医学，但是因为目睹民族的麻木，于是决定改学文学，以唤醒民众。1922年，也就是您第一次到中国的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在这部小说集的序言中，他在讲自己为什么写这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

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但他的朋友却回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于是这几个最先醒来的人，便为了这个希望呐喊起来了。而我，则是被他们的呐喊声惊醒的下一批人。然后，还有被我们的喊声，和敲击铁屋子的声音惊醒的更多的人。正是在所有的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才算是在这个铁屋子中，总算是弄出了一丝缝隙，透过了一点点的星光。爱因斯坦先生，如果你感到中国有了变化，有了进步，那是无数的觉醒者的努力，我只是这无数觉醒者中的一个而已。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努力，单靠我，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

“李，你也起了大作用的，我敢说，你也鼓舞了很多的人。我和一些学生谈过，他们都是因为你的鼓励，才走上学习科学的道路的。嗯，最近我接到了南京的几所大学的邀请，我也很想去那里看看，所以我打算和你说一声，我可能要离开上海几天了。”爱因斯坦说。